關于中國近代史的起始于何時，史學界沒有任何爭議：那就是發生于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及因此而簽訂的《南京條約》，包括香港的割讓。中國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兩個鮮明的特征：其一是中國無力保衛自己免于侵略;其二是中國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條約。

　　那么中國的近代史終于何時?中國現代史開始于何時?卻有著不同說法。

　　新中國成立后的1954年，胡繩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引起了近代史學界的強烈關注和熱烈討論。在文章中，胡繩非常明確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間，也就是說，以五四運動為分野，在此之前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為近代史;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開始取代民族資產階級成為民主革命的領導階級，此后則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是為中國現代史。

　　胡繩的這一主張，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可。從這時開始，中國歷史學界出現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明確分界，分界線就是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

　　胡繩的斷限方法，應該說頗有其道理，但缺點似乎在于過于重視近代中國的“革命的性質”，而忽視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因此這一劃分雖然被學界所接受，但也有許多學者明確表達過不同意見。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就提出，應該按照社會性質來劃分歷史時期，他認為，1840—1949年的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近代史應該包含1840—1949年的整個時期，1949年才應該算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不過，盡管有不同的聲音，在1980年代以前，這種看法并沒有成為主流，無論是教學、研究或者撰著中國近、現代歷史，全部都是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界的。

　　這種狀況在1990年代以后得到了改變：1999年以來，已經有數種中國近代史著作采用了1840—1949年的分期方式。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這本書是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重點教材，是全國高等學校本科生的必修教材，該書開篇的第一句就是：“中國的近現代史，是指1840年以來中國的歷史。其中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的歷史，是中國的近代史;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是中國的現代史。”這句話非常重要，它標志著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新的分期方式，已經寫進了大學教材，開始成為學術界的共識。

　　但是，如果按照筆者在本文開頭所指出的關于中國近代史的兩個特征來衡量的話，我們就會發現，1949年仍然不能作為近代史的終結點，原因有兩點：第一，中國仍然不能證明她有沒有能力保衛自己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盡管在解放戰爭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表現出了無堅不摧的戰斗力，但這畢竟僅是國內戰爭);第二，中國也還沒有證明她有沒有能力擺脫不平等條約——中國此時還受著“雅爾塔協定”的束縛，能不能順利擺脫尚屬疑問。況且，僅就社會性質而言，中國的土地改革是到1953年才全面完成的，而直到這時，我們才能說，中國社會擺脫了“半封建”的性質。

　　也許有人會質疑，1945年抗日戰爭的勝利，難道也沒有終結你所說的那兩個特征嗎?

　　筆者的答案是肯定的。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時，日本在中國大陸還駐有200多萬軍隊，占領著中國中東部地區的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包括當時中國的首都南京，而擔負正面戰場抗戰任務的國民黨軍隊，卻躲在西南一隅，并沒有開始戰略反攻，也沒有收復一座被日軍占領的城市。在敵后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雖然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抗擊了侵華日軍的主力，但也仍然沒有達到能夠獨立開展反攻，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程度。簡言之，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結果，中國作為反法西斯陣營中的重要一員，雖然為最后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但這并不能自然證明，中國就具備了主要靠自己的力量來保衛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能力。

　　再說不平等條約。盡管在抗日戰爭期間，舊的不平等條約先后被宣布廢除，但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隨即和美國簽訂了新的不平等條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1946年11月4日，由國民黨政府外文部長王世杰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簽訂)。

　　《中美商約》共三十條，它規定：美國人有在中國“領土全境內”居住旅行，從事商務、制造、加工、科學、教育、宗教和“慈善事業”，勘探和開發礦產資源的權利，并為此可以在中國保有、建造、租賃土地及房屋，從事各種職業。美國的“法人及團體”與中國的“法人及團體之待遇相同”。美國商品在中國征稅、銷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國和中國商品的待遇。中國對美國任何種植物、出產品或制造品的輸入，以及由中國運往美國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國船舶可以在中國開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內自由航行，其人員和物品有經由“最便捷之途徑”通過中國領土的自由。美國船舶，包括軍艦在內，可以在遇到“危難”時，開入中國“對外國商務或航業不開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

　　《中美商約》以彼此“平等”、“互惠”的形式掩蓋著不平等的內容及實質，實際上是中國對美國的單方面全面開放，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土地上可以為所欲為。條約簽訂后，駐美大使顧維鈞竟無恥地宣稱：“全中國領土均向美國商人開放”。

　　《中美商約》一經公布，立即受到全國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上海各界名流馬敘倫、馬寅初、茅盾、千家駒等紛紛發表意見，抨擊譴責《中美商約》。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發表聲明說：“《中美商約》是絕對不利于中國的片面獨惠的喪權辱國的新的不平等條約”。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評蔣美商約》，指出它是“蔣政府把中國作為美國附屬國的重大標志之一，是中華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國恥”。延安各界人士建議以11月4日為新的國恥紀念日，1947年1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接受了這一建議。

　　《中美商約》之外，損害中國權益的“雅爾塔協議”，是被強加在中國身上的另一個不平等條約。

　　“雅爾塔協議”是美國、英國和蘇聯三個大國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間，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島上的雅爾塔皇宮內舉行的一次關于制定戰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強利益分配問題的一次關鍵性的秘密首腦會議上簽訂的。其中關于中國的部分內容如下：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

　　對1904年由于日本背信攻擊(日俄戰爭)所受侵害的帝俄舊有權利，應予恢復如左：(a)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的一切島嶼均須歸還蘇俄;(b)維護蘇俄在大連商港的優先權益，并使該港國際化;同時恢復旅順港口俄國海軍基地的租借權;(c)中蘇設立公司共同經營合辦中長鐵路、南滿鐵路，并保障蘇俄的優先利益。同時維護中華民國在滿洲完整的主權。

　　千島群島讓與蘇俄。

　　在“雅爾塔協定”的問題上，蘇聯表現出了民族利己主義的傾向，違背了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應該遵循的基本外交準則，印證了人們當初關于“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必然導致社會主義被民族主義所綁架的擔心;美國為了減少自己的戰爭成本，換取蘇聯出兵遠東，不惜出賣自己正在浴血奮戰的戰時盟友，更讓人們看到了盎格魯-撒克遜白人資本集團的精明勢利，刻薄寡恩——在強調了這兩點之后，筆者想指出的是，蔣介石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決心搭美國的“便車”，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把抗戰變成了一項有利可圖的買賣，遲遲不肯發動反攻，同時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表現太爛，尤其是在1944年日軍為了打通“大陸交通線”而發起的豫湘桂戰役中的大潰敗，也是導致中國在雅爾塔被出賣的一個重要原因。

　　需要強調的是，“雅爾塔協定”中關于中國的部分，本是美、蘇、英等大國背著中國政府單方面簽訂的協定，對中國并無約束力，但蔣介石政府在美國的壓力下，以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方式確認了這些條款，主要包括：蘇聯政府聲明，一切援助給予國民政府，并重申尊重中國在東三省之完全主權及領土的完整。中華民國政府聲明，日本戰敗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證實其獨立的愿望，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另外，此條約還規定：中蘇共管長春鐵路三十年，旅順為共享海軍基地三十年，大連為自由港，蘇軍進入東北后，收復區內由中華民國派員設立行政機構并派軍事代表和蘇聯聯系。日本投降后最遲三個月內蘇軍全部撤出東三省。條約有效期為三十年。

　　1949年11月，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首次訪蘇，和斯大林的談判之所以進行的困難重重，甚至一度很不愉快，原因就在于，毛澤東不得不和斯大林清算蔣介石留下的這筆爛賬：要求蘇聯放棄通過“雅爾塔協議”在中國獲得權益。在毛澤東、周恩來的艱苦努力下，斯大林答應放棄除外蒙古之外的大部分權益，尤其是在東北的權益，但手段老辣的斯大林又不馬上把這些權益交還給中國，而是采取“拖幾年，走著瞧”的態度。

　　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使這兩個問題同時得到了解決——

　　首先，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戰場上的勝利，證明中國完全有決心，有能力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來保衛自己不受侵略。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雖然蘇聯后來向中國提供了一些軍事援助，但這些援助是在志愿軍已經取得節節勝利的背景下提供的，其意義近似于錦上添花，并不是志愿軍勝利的決定性因素，而其動機則近似于股市上人們去追捧一只價格正在飚升的股票;

　　如果用足球來做比喻，則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勝利，相當一支一向被視為弱旅的球隊，不僅連續踢敗了世界冠軍巴西隊，而且還踢敗了巴西隊和世界杯16強組成的聯合球隊——這樣的球隊還有誰敢說它是弱旅嗎?

　　1951年元旦剛過，中國人民志愿軍第50軍就占領了漢城——這是近代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占領別的國家的首都(中國自己的首都，近代以來曾以每隔40年左右就陷落一次的頻率，連續三次被外國軍隊占領，最后一次，還發生了南京大屠殺)，志愿軍前衛部隊的一個副團長，還大搖大擺走進了李承晚的總統官邸，在浴缸里痛痛快快地洗里一個澡。

　　其次，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使得蘇聯關于放棄在中國東北權益的承諾，由“承諾”變成了“落實”：旅順軍港，中長鐵路等，都很快被順利、無償地交還給了中國。同時，由于中國人民志愿軍成功地把美軍阻止在自己的東北國境線之外500公里左右的現實，蘇聯也失去了任何在軍事上染指中國東北的借口。

　　中國由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擺脫了“雅爾塔體系”的國家，成為世界上地一個可以和美蘇平起平坐的國家——隨著抗美援朝的勝利，美蘇再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中國了——無論是歐洲的傳統強國，還是日本，到現在都還不能完全做到這一點。

　　擺脫“雅爾塔體系”是不容易的，歐洲距離這一天還要等40年，直到蘇聯解體之后才做到這一點，在東北亞，日本和朝鮮半島，至今還在繼續品嘗著“雅爾塔”牌的苦酒：美國在日本、韓國的駐軍，俄羅斯對日本北方四島的占領，朝鮮半島的分裂等，都是“雅爾塔體系”的遺產。

　　為了這一切，中國人民獻出了14萬優秀兒女的生命，其中包括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

　　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從這一刻開始，中國作為擁有全部權利的平等一員走入國際社會——中國真正的現代史開始了，中國的近代史真正被終結了。

　　所以我認為，中國近代史、現代史的分界線，應該定在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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