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向前按：這篇文章是作者不久前應邀在國內某左翼團體紀念十月革命98周年的一次座談會上所作的發言。我們將它鄭重推薦給《紅色中國周刊》的各位讀者，原因有三：

　　一、作者為我們還原了真實的俄國革命——之所以說是“還原”，是因為他將我們以往從教科書上通常讀到的，似乎已被固化而遙不可及的俄國革命搬到了活生生的現實舞臺。歷史上的各色演員都能在今天對號入座，實力雄厚的?；庶h、立憲派，自稱代表了工人階級和農民利益、實際依附于資產階級，控制了蘇維埃大多數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政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列寧所領導的一直屬于少數派的布爾什維克……由勝利者記述的宏大革命在后人眼中總是多了幾分轟轟烈烈的史詩般的神圣和浪漫，讓我們不由自主地感嘆革命條件的不可復制和革命領袖的不可企及，在今天看來，“沒有革命的人民”何嘗不是困擾革命者的最大難題，同時也是形形色色的改良主義者免談革命的最堅實的盾牌?但98年前的列寧沒有因為這個與今天一模一樣的門檻而被“目光短淺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義者”絆住腳步，那個時代最終改天換地的無產階級其實也并不比今天的我們擁有更多歷史賜予的資源和優勢。

　　二、作者對俄國革命的回顧使我們再次明確了，暴力革命永遠是奪取政權的唯一選項，但往往不是第一選擇。對于今天向往社會主義的人們來說同樣如此，不管是“保黨救國”還是“左右合流”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在他們所有的“和平手段”嘗試失敗之前，即便是列寧也無法替他們包辦革命。但資產階級會用現實教育他們，逼迫他們追隨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更重要的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者不能等待他們來追隨，而必須為自己認定的方向積極準備，同時只有在現實斗爭中表現出來自己“比平時大一百倍的斗爭力量”，才能真正爭取到這些小資產階級中的大多數，讓他們不在階級斗爭最尖銳的時候去做反革命的參與者和幫兇，而是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成為革命的力量。

　　三、作者在這篇文章中提到了新革命遇到的老問題，但并未展開論述。依我們的理解，應該是在未來資產階級遭遇重大危機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將資產階級的統治危機轉化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時機，首先開創“兩個政權同時并存的局面”，并由此過渡形式而最終奪取中央政權，重建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我們期待張耀祖同志對此重大問題的進一步思考，同時更希望一切有志于探索未來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同志參與討論。

夢回俄國革命

張耀祖

　　由十月革命開創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已經被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猶大們顛覆殆盡。我們今天在這里，不是要來詛咒已經病入膏肓的資本主義，遭受折磨的底層人民早已經詛咒它了;我們也不是來為社會主義舉行葬禮的，那些社會主義的叛徒們早已經在這個葬禮上發財致富了。對于中國無產階級來說，四萬萬工人階級隊伍已經聚集在這里，新一輪的階級斗爭已經開展起來，我們所要迎接的必將是它的浴火重生。

　　革命高潮“有到來之可能”嗎?滿是疑慮的人還很普遍，但信仰革命的人必定是充滿信心的，因而是不會懷疑這一點的。

　　1930年，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結尾處寫道：“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20年后，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便誕生了!

　　有時候它比人們預計的還要快一些。

　　俄歷1917年1月9日(公歷是1月22日，比俄歷推后13天)，是俄國1905年革命12周年紀念日，流亡國外的列寧在為瑞士青年工人作報告時最后講道：“我們這些老年人，也許看不到未來這次革命的決戰。但是我認為，我能夠滿懷信心地表示這樣的希望，那就是現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出色地工作著的青年們，會有幸在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不僅參加斗爭，而且取得勝利。”40余天后(俄歷2月23日，公歷3月8日三八婦女節)，俄國二月革命正式爆發，八天后沙皇即被打倒!再八個月后，十月革命爆發。

　　時年列寧47歲，于今日當屬中年，在一百年前的封建俄國，這個年齡的人已是三世同堂的老年人了，有幸在有生之年于那場“無產階級革命中不僅參加斗爭，而且取得勝利”，的確超出了他本人的預料，這是列寧幸遇革命的“偶然性”;同時，他自17歲參加革命，歷經30年的夢想與磨難，這是他選擇革命的“必然性”。

　　事實上，正如新生命的孕育總是要歷經慢慢長夜，經歷無數次的妊娠反應，無數次的騷動，直到新生命降臨的那一刻，還要經歷一次巨烈的陣痛一樣，革命也總是這樣的。

　　今天我們在這里借紀念十月革命勝利98周年，回顧并討論三個問題，一是俄國革命是如何被孕育的;二是布爾什維克關于“兩個政權同時并存的局面”有可能使國家政權和平過渡到無產階級手中的主張，為什么最終還是通過暴力革命才得以實現;三是新革命遇到的老問題。

　　一、從“沒有革命的人民”到孕育了革命的人民

　　俄國推翻沙皇的民主革命斗爭是從1905年開始的。

　　列寧在該報告開篇第一句就強調說，他有充分的理由把1905年革命看作俄國革命的開端。換句話說，這次革命畢竟是從爬行到站立，不可避免地失敗于敵強我弱，但失敗乃成功之母，它卻由此孕育了十月革命。事實也正是如此，1905年革命為十月革命作了總演習，是十月革命的彩排，是日后革命成功的必要條件。這是十月革命勝利后得出的最普遍的結論。

　　1905年的俄國革命剛一發生，并不是像事后人們看到的那樣，堪稱一件偉大的事件。它僅僅是由看似愚昧無知的工人請愿活動“意外”引起的，持續一年的反復斗爭和較量，又把這些平日里軟弱可欺的人，教育和錘煉得堅不可摧，并使他們后來具備了改天換地的能力。這是什么力量或者魔法作用的結果?我們還要進一步關注，這些被資本家任意驅趕的奴隸，正是在這一事件中完成了蘇維埃這一后來成為國家政權組織形式的俄國工人的偉大創舉(即由罷工工人作為罷工委員會組織起來的代表會議，其代表可以隨時選舉并隨時更換，類似于巴黎公社式的政權形式)，使得“無產階級能夠發揮比平時大一百倍的斗爭力量”(列寧語)，并表現出了沖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限制，而越發具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對這一事件我們關注的重點無疑是“蘇維埃”!但我們同時應當注意到，如果說蘇維埃是這場運動形成的革命種子，那么，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正是它的基因，由此才生長出十月革命的參天大樹。

　　1905年，初次登上俄國政治舞臺的、“沒有受過教育的”、“大部分往往還沒有同自己在鄉間的農民家庭完全割斷聯系”的俄國工人，何曾被人想到他們的怒吼會劇烈震撼了俄國的封建王朝。是的，沒有人天生是綠林好漢!

　　革命爆發前，資產階級自由派以及左派改良主義者一再斷言，俄國還沒有革命的人民，“民主的政治理想”只能緩慢推進。在這些清高的知識分子看來，人民還是些沒有教養的“歪瓜裂棗”，如果能教會他們投票就已經實屬不易了。乍看這個結論是符合俄國當時民情的，只不過再往后看，它就成了一個鼠目寸光的結論。誠然，1905年的那個星期天，工人們到冬宮廣場是向沙皇請愿的，而不是要革命的，是要懇求沙皇降旨，實行大赦，實現輿論自由，發給正常的工資，逐步把土地轉交給人民，根據普遍的平等的選舉召開立憲會議。結果工人們的乞求和愚忠收獲的卻是沙皇政府射出的子彈。列寧講道：

　　“成千上萬的工人——他們并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是信仰上帝、忠于皇上的人——在加邦神父的率領下，從城內各個地方前往首都中心區，前往冬宮前的廣場，以便向沙皇呈遞請愿書。工人們舉著圣像前進，而他們當時的領袖加邦已經上書沙皇，保證他的人身安全，請求他出來接見人民。

　　軍隊調來了。輕騎兵和哥薩克揮舞軍刀撲向人群，開槍掃射跪下來央求哥薩克放他們過去謁見沙皇的手無寸鐵的工人。根據警察局的報告，當場死了1000多人，傷了2000多人。工人的憤怒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這就是1905年1月22日流血星期日的大致情況。”

　　革命發生前，俄國的各革命黨派又是怎樣的呢?列寧講道：

　　“1905年1月22日(俄歷9日)以前，俄國的各革命黨派都是由很少的一群人組成的，而當時的改良主義者(也正像現在的改良主義者一樣!)罵我們是“宗派”。幾百名革命組織者，幾千名地方組織的成員，每月最多不過出版一次的半打革命小報(這些小報主要是在國外出版，經過重重困難，付出重大代價，輾轉寄到俄國)，這就是1905年1月22日以前以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為首的俄國各革命黨派的情況。這種情況就給既目光短淺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義者提供了一種表面上的理由，斷言俄國還沒有革命的人民。”

　　可見，這是一場在加邦神父率領下(而不是由革命黨領導下)，由工人們向沙皇的請愿活動所“意外”引發的革命。之所以稱之為“意外”，是因為工人還沒有革命的主觀意愿，之所以引發為革命，則是階級斗爭的客觀必然。

　　俄國老百姓歷來把沙皇視為仁慈的“小父親”，“流血星期日”卻無可挽回地打碎了它。俄國工人從此同沙皇政府勢若水火，俗話說，結下了梁子。憤怒激發行動，一年來，工人罷工斗爭此起彼伏，工兵農運動四處蔓延，直至向武裝起義發展。與此同時，運動中產生的進步分子加入到了革命黨的隊伍，使得被這場突如其來的革命拋在外圍的革命政黨同運動產生了直接的聯系，反過來，政黨和領袖的存在又使工兵農運動的目標變得清晰可見。

　　列寧在報告中講道：

　　“在幾個月之內，情況就大變了!幾百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突然’增加到了幾千名，這幾千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又成了兩三百萬無產者的領袖。無產階級的斗爭在五千萬至一億農民群眾當中引起了巨大的風潮，在有的地方還引起了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得到了軍隊的響應，又引起了軍人的起義，并且使得一部分軍隊同另一部分軍隊發生武裝沖突。于是這個擁有一億三千萬人口的大國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這個昏睡的俄國就變成了革命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俄國。”

　　莫斯科的十二月起義標志著1905年革命達到了頂點，直到1906年1月1日，8000名武裝的工人同沙皇政府軍戰斗了9天后被鎮壓，革命才漸入低潮(1905年秋沙皇為鎮壓國內革命，倉促簽訂了日俄停戰協定，抽調回部隊進行鎮壓的同時，從英法貸款4億美元補充中央財政，支撐沙皇中央集權的兩根支柱勉強豎立了起來。美英法等民主國家最初是支持俄國民主革命的，后期由于恐懼工兵農的政治激進、反對社會主義轉而支持沙皇鎮壓)。

　　那些把所謂列寧的“灌輸論”奉為圭臬的自大的“救世主們”，應該注意體會列寧對一場真正的革命做了實事求是的總結后，所說出的下面這一段話：

　　“離開群眾本身的獨立政治斗爭特別是革命斗爭，在這種斗爭之外，永遠不可能對群眾進行真正的教育。只有斗爭才能教育被剝削的階級，只有斗爭才能使它認識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擴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能力，啟迪它的智力，鍛煉它的意志。因此，甚至連反動派也不得不承認，1905年這個斗爭的一年，這個‘瘋狂的一年’，把宗法制的俄國最終埋葬了。”

　　二、兩個政權同時并存，是革命武裝奪取國家政權的一種普遍的過渡形式

　　擁有武裝暴力是擁有政權的最顯著標志。

　　今天的一般民眾普遍都不假思索地認為，民主是通過多黨選票競爭、圓桌會議或和平的談判而得到的。如果在議會里打架，那是要遭人恥笑的，因為民主是排斥暴力的，哪怕是打打架也罷。這種誤解的形成，一方面是因為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后有意淡化暴力，以避免無產階級使用暴力的結果;另一方面，在我國沒有經過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人們習慣性地接受了資產階級文人提供的材料。其實，所謂民主革命，就是打碎王冠，消滅地主，把農民從土地雇農中解放出來，使他們成為人身自由，可以在市場上隨意買賣的勞動力商品，為資本主義的更大發展開辟道路。為此，習慣于坐享其成，坐地收租的地主貴族必然是要堅決鎮壓上述企圖的。別無他路，新興資產階級只有聯合隨時隨地可以武裝起來的農民，采用暴力手段打碎他們共同的枷鎖，才能解放自己。因此，傳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馬克思稱它為政治革命)，幾無例外地都是資產階級通過武裝暴力變革政治上層建筑而實現的。但這種革命不同于在所有制上變私有為公有的全面變革的社會革命，它只要完成國家政權從以君主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手中轉移到資產階級手中(即便保留君主虛位)，建立共和制，革命即告成功。

　　今天，議會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最高立法機關，但在早期資產階級弱小的時候，它只是君主與貴族、僧侶、騎士和市民(主要是資產階級)的議事機構(俄國議會是1905年俄國革命的產物，在俄國稱杜馬)，本身沒有多少實際權力，資產階級在其中更沒有什么地位和發言權。隨著資產者在人數和財力上的壯大，議會便成了他們同君主進行權力角逐的場所，兩種力量此消彼長，直至資產階級以議會為支點掀起暴力革命。典型的如英國1640年革命和1789年法國大革命，直接誘因都是中央財政枯竭的國王召開議會，再次把手伸進了資產者的錢袋子，導致矛盾激化，接著在議會中圍繞王權與議會權力分配展開激烈斗爭(此時通常是非暴力的)，最后引發了資產階級與國王的內戰，經過數次復辟與反復辟斗爭，資產階級最終站穩了腳跟，確立了以議會為最高立法機關的立憲民主制的政治統治形式。這里，王權與議會兩種政權形式此消彼長，可以看做是兩個階級政權并存的初始形式，誰勝誰負一般在于兩個階級力量的對比在武力上較量的結果。

　　在存在殖民統治的情況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采取了以民族民主獨立解放戰爭的形式反抗殖民統治，最后建立了共和制政府，典型代表就是1566年至1609年40余年間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尼德蘭革命和發端于1775年的反抗英帝國的美國獨立戰爭。近現代亞非拉廣大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獨立解放運動，就是這種類型的民主革命。這里，殖民地人民民族獨立解放運動與宗主國是兩個并存的政權。

　　由此可見，暴力革命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普遍適用的形式，即便少數采用和平過渡的形式實現共和，也是在以暴力為后盾的情況下實現的(對抗雙方綜合力量對比的結果)。

　　我們熟悉的發生在中國的著名農民起義(先稱王稱霸)，1925年國民黨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后進行的北伐，中國共產黨蘇區的武裝割據，首先都是要建立一個與中央政權相抗衡的地方革命政權，進而發展壯大，直至最終奪得國家政權。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并沒有出現像英法早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那樣的結果，即由資產階級獨掌國家政權的局面，而是出現了俄國歷史上罕見的兩個政權同時并存的局面(且都在首都彼得格勒)：一個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一個是工兵代表蘇維埃，即列寧所稱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穿軍服的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政權。按照通常的歷史經驗，這種并存的局面不能夠持續，其結果要么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解除蘇維埃的武裝，要么蘇維埃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但這兩種情況在實際中都沒有出現，而是出現了與發生在我國的辛亥革命中，革命黨人推舉舊臣黎元洪為都督一樣類似的現象，掌握武裝的“后者自愿把政權奉送給資產階級，自愿做資產階級的附屬品。”(見列寧選集1972年版第三卷27頁)這是為什么呢?

　　我們現在來簡單回顧一下這一過程。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首先發生的是二月民主革命，革命首先是由工人階級掀起的。

　　十二年前的俄歷1905年1月9號“流血星期日”(公歷22日)，是俄國工人同沙皇政府決裂的日子，這一天已經深深地銘刻在俄國工人的頭腦中了，只要有可能，俄國工人都會在這一天走上街頭向沙皇示威(比如1916年當日彼得格勒就有10萬工人罷工游行)。1917年這一天，首都彼得格勒工人在萬人兵工廠普梯洛夫工廠工人的牽頭下走上街頭示威，成為二月革命的前奏。

　　俄歷1917年2月23日(公歷3月8日)是“三八”國際婦女節，彼得格勒50家工廠約13萬男女工人舉行罷工和游行，拉開了二月革命的序幕。第二天，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委員會散發傳單，號召工人在“打倒沙皇君主制度!”“以戰爭反對戰爭!”“臨時革命政府萬歲!”的口號下舉行示威游行。參加罷工示威的群眾增加到20萬，運動不可逆轉地成為政治性總罷工。

　　尼古拉二世慌了手腳，連忙詔令彼得格勒軍區司令哈巴洛夫：“著令于明日，將京都騷亂悉行制止”。沙皇政府首先逮捕的是領導運動的激進的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委員會的各級領導人和其他一百多名革命積極分子，同時在屋頂和角樓架起了機關槍，向示威的群眾射擊。但是，沙皇的血腥鎮壓反而激起人民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俄歷2月25日，罷工開始發展為武裝起義。工人攻占軍火庫，奪取槍支彈藥，筑起街壘，與沙皇軍警展開戰斗。同時，革命黨人和工人跑進軍營，宣傳和感召士兵，贏得數萬名士兵公開站到革命的一邊，并同武裝起義的工人一道，占領了沙皇的巢穴冬宮和政府各部，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將軍。沙皇尼古拉二世為挽回敗局，立即從前線調軍隊企圖奪回首都，但沙皇軍隊在革命大潮的影響下也發生了兵變。，俄歷2月27日，彼得格勒武裝起義勝利。

　　沙皇尼古拉二世失去了軍部、官僚和資本家的支撐，于俄歷3月2日被迫退位，欲傳位其弟弟米哈伊爾大公企圖保留王權，其弟不敢繼位。這樣，僅僅歷時八天，統治俄國達304年之久的羅曼諾夫王朝就被二月革命沖垮了。俄國民主革命完成了。

　　在二月革命中，工人和士兵是反對沙皇的主力軍，大地主和資產階級因拒絕暴力而沒有領導這場令他們驚恐的暴力革命。有產階級要的只是一場政治革命，把政權從沙皇手里拿過來，然后交給他們，就像美國或法國那樣，建立一個憲政共和國，或者像英國那樣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但是在俄歷2月27日彼得格勒武裝起義勝利的當天，工人和士兵就組織了自己的領導機構——蘇維埃，并由士兵蘇維埃掌握了首都的主要武裝力量。俄歷3月2日沙皇宣布退位后，國家機關的要害部門，如電報局、廣播局、車站、鐵路等都掌握在蘇維埃手中。地主資產階級在蘇維埃中沒有任何權力，所掌握的武裝力量也極其微弱，沒有也無法對蘇維埃施加暴力。

　　兩個政權同時在首都并存，是因一戰俄軍失利和工兵起義推翻沙皇從而武裝了蘇維埃才最終形成的。那么，為什么工農階級不能像資產階級當初革命一樣，在王權和議會此消彼長時，依托蘇維埃(蘇維埃就是工農的議會)武力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反而是去支持資產階級去獨立組閣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進行決戰時，介于其中的小資產階級是左右雙方力量對比變化的關鍵因素，而俄國士兵就是穿軍服的農民。列寧認為，在農民同資產階級實行了階級合作的時候，武裝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條件是不存在的，而只能借用兩個政權同時并存的條件，促進政權和平過渡到工農階級手中，即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這是對工農階級，對無產階級革命最有利的一種嘗試。列寧解釋道：“這種現象絲毫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因為我們向來知道，并且屢次指出，資產階級所以能夠支持，不僅依靠暴力，而且依靠群眾的不覺悟、守舊、閉塞和無組織。”(見列寧選集1972年版第三卷27頁)

　　二月革命成功后，俄國存在著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一個是以立憲民主黨為政治代表的資產階級(沙皇被打倒后，貴族和各色?；庶h人要么進行地下活動，要么加入了立憲民主黨)，他們在經濟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組織上又有很大發展，擁有地方自治機關、國民教育機關、各種全國性代表大會、杜馬、軍事工業委員會等合法陣地，并有強大的報紙、刊物等輿論工具，相當于承繼了除王權以外沙皇政府統治時期所有的經濟遺產;一個是以幾個“溫和派”社會主義政黨(主要以由左翼知識分子和工人上層擔任黨的領導，宣布代表工人階級的孟什維克;由“關懷”“心系”農民的知識分子和富裕農民擔任黨的領導，宣布代表俄國農民的社會革命黨兩黨為主)控制的蘇維埃;另一個是以布爾什維克為首的幾個較小的革命派社會主義政黨以及主張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部分底層工人和士兵。

　　掌控蘇維埃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盡管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其本質上都是小資產階級政黨(其群眾基礎是小資產階級，而往往有什么樣的群眾基礎就會造就什么樣的領袖)。他們認為，俄國在經濟上還不到社會革命的成熟階段，俄國大眾所受的教育還不足以接管政權。他們相信，俄羅斯必須經歷歐美那樣的政治經濟發展階段，最后才能同世界其他國家一道，建立完全成熟的社會主義。同時他們斷言，就俄國當時民主革命后的現狀而言，如果同資產階級形成對立，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內戰。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這兩個政黨，用當時的話說都是“溫和派”社會主義者，是“護國派”。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左右合流派”、“二次革命派”或“強國派”、“保黨救國派”。作為小資產階級，由于它的階級的經濟地位，必然會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搖擺不定，表現在領袖方面，由于他們更多地受到統治階級思想意識的熏陶，對資產階級還要再多一份一廂情愿。而“革命歷史教訓始終表明，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斗爭尖銳化的時候，小資產階級政黨總是軟弱無力的”(列寧語)。結果就是根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力量大小對比，小資產階級最終要么依附于資產階級，要么追隨無產階級，沒有第三條道路。沒有哪個小資產階級能夠獨掌政權的，這是迄今為止的歷史事實已經證明了的(包括農民革命)。

　　我們再考察一下二月革命期間蘇維埃是怎樣建立的。俄歷2月27日彼得格勒武裝起義勝利的當天，主要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兩黨聯合召開了首都蘇維埃代表大會，參加大會的絕大多數代表都是由兩黨所委派。工人蘇維埃代表成員中，孟什維克占大多數;在士兵(就是穿軍裝的農民，當時農民占全俄人口的80%以上)選舉出的蘇維埃中，社會革命黨人則占了大多數(社會革命黨人在農民中的傳統威信歷來較高);由于是首都彼得格勒的市蘇維埃代表大會，純粹的農民代表還不存在，且也不是推翻沙皇的主力軍。最終蘇維埃選舉的結果是：孟什維克、國家杜馬代表齊赫澤當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和孟什維克斯柯別列夫當選為副主席。

　　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成為少數派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俄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小資產階級最多的國家(俄國當時經濟排名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位列第五)，工人階級比例較小;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城市市民的成份發生了變化，大批傳統城市工人被征調到了前線，代替他們的是“農民工”和一些小私有者、手工業者、小業主等，他們成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影響工人隊伍的社會基礎;三是由于在戰爭中遭受鎮壓，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還在監獄或被流放，列寧此時在瑞士，斯大林還在流放地;四是召開首都蘇維埃代表大會時，追隨布爾什維克的工人和士兵正在同沙皇的軍警作戰而不能參加會議;五是由于布爾什維克長期處于地下秘密工作狀態，缺乏開展有廣泛群眾參與的合法選舉的經驗，從會議通知到選舉僅僅數小時里，布爾什維克無力應變。

　　當推翻沙皇成為既定事實時，大地主和資產階級盤踞的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便向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建議，就成立新政府問題進行協商。在沙皇退位的當天，資產階級與蘇維埃達成協議，第一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成立，且臨時政府的所有主要部門都掌握在了資產階級手中。大地主李沃夫任臨時政府總理兼內務部長，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首領米留可夫任外交部長，資產階級右翼?；庶h首領古契柯夫任陸海軍部長，勞動派克倫斯基任司法部長。蘇維埃則把自己確定為檢查和監督臨時政府行動的機關，充當起資產階級早年通過議會監督國王一樣的角色?！驹?917年2月底，當人民剛取得勝利，沙皇政權剛被推翻的時候，資本家的臨時政府就把克倫斯基當作“社會主義者”拉到政府中去了。其實克倫斯基從來都不是社會主義者，他不過是個勞動派分子，直到1917年3月才成為“社會革命黨人”，因為這在當時已經沒有危險了，而且還有好處?？藗愃够敃r是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副主席，資本家的臨時政府馬上就通過他來盡量拉攏和軟化蘇維埃。而蘇維埃，也就是在蘇維埃中占多數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果然給軟化了，他們在資本家的臨時政府成立后馬上就同意“支持它”，“只要”它履行自己的諾言。——見1917年7月列寧《革命的教訓》第五節】

　　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成立后因為繼續推行沒有沙皇的沙皇政策，導致多次發生政權危機，而它企圖通過軍事上的一次勝利來擺脫危機。于是在俄歷1917年6月18日冒險向德奧帝國軍隊發動進攻，結果遭到慘敗，十天內俄軍損失六萬人。消息傳來，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憤怒，尤其是士兵。7月3日，首都第一機槍團自發走上街頭示威，接著，別的部隊和工人也同他們匯合在一起，在示威有可能變成反對臨時政府的冒險的武裝起義的時候，布爾什維克緊急做出勸阻發動的決議，但沒能奏效，起義還是發動了。接著布爾什維克又做出第二天進行和平示威游行的決議，目的在使游行示威成為和平的有組織的運動。

　　乍一看來，布爾什維克突然變得“不革命”了。其實，自從二月革命推翻王權后，布爾什維克就一直主張，兩個政權并存，在實際上由蘇維埃一直起著主導作用的有利條件下，如果通過各種和平手段而不是強制措施，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這架力量不穩定的天平上，使農民小資產階級這顆砝碼加載在無產階級這一方面來，實現“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蘇維埃掌握全部政權，那么小資產階級各階層的主要缺點、主要毛病，即對資本家的輕信態度，就會在實踐中得到克服，就會被他們的實際工作經驗糾正;在蘇維埃獨掌全部政權的基礎上，執政的各階級和各政黨的替換在蘇維埃內部是有可能和平地進行的;蘇維埃內部的一切政黨同群眾的聯系還是可以牢固的，還是不會削弱的。必須時刻注意到，只有蘇維埃內部的各個政黨同群眾的這種最密切的、可以自由地擴展和深入的聯系，才有助于和平地消除那種同資產階級妥協的小資產階級幻想。政權歸蘇維埃這一事實本身，不會改變而且也不能改變各階級間的相互關系;也絲毫不能改變農民的小資產階級性。但是它會及時地大大促使農民離開資產階級而接近工人，并且同工人聯合起來。”(引自列寧《論口號》一文片段)。這是布爾什維克關于兩個政權并存期間，革命可能通過和平手段過渡的一個基本認識。

　　7月4日，和平示威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下，高呼“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50多萬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水兵參加了游行。當日下午，彼得格勒軍區司令以“維護市內秩序”為名下令部隊向示威群眾開槍，造成400余人傷亡。臨時政府宣布首都戒嚴，解除工人武裝，封閉《真理報》并通緝列寧。這就是著名的七月事變。

　　七月事變成為兩個政權并存局面的終結點，資產階級已經舉起了刺刀，和平過渡的通道已經被關閉，自此政權基本上已經轉到反革命的臨時政府手中，蘇維埃成了它的一個軟弱無力的附屬品，革命和平發展的可能性不復存在。兩個政權并存條件下和平過渡的試驗失敗了，布爾什維克希望通過呼喚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靠攏的政策以失敗而告終，“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的口號也從此終止。擺在布爾什維克面前的任務是，在等待敵人把小資產階級推向無產階級懷抱中來的同時，積極組織新的蘇維埃(由最底層參與選舉的全俄工兵蘇維埃代表大會。實際上，公歷11月7號起義當天，成功召開了第二屆全俄工兵蘇代會)并準備武裝起義，訴諸暴力革命，推翻臨時政府。

　　七月事變后，列寧在《論口號》一文中總結道：“在小資產階級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同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妥協的基礎上，這兩個小資產階級政黨的發展演變使它們實際上成了反革命屠殺的參與者和幫兇。由于小資產者不自覺地輕信資本家，他們在黨派斗爭的發展進程中就墮落到自覺地去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地步。各黨派關系發展的一個周期已告結束。2月27日，各階級是一起反對君主制的。7月4日以后，反革命資產階級同君主派和黑幫勾結在一起，半拉半嚇地把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拉了過去，把實際的國家政權交給了卡芬雅克分子（1848年殘酷鎮壓巴黎工人六月起義的一位法國將軍——筆者注），交給了在前線槍殺違抗命令者和在彼得格勒殘殺布爾什維克的那幫軍人。”

　　七月事變實際上起到了把小資產階級推向無產階級一邊的作用(這不是誰的聰明和愚蠢的問題，這是階級斗爭發展的規律)，資產階級為保住政權，調整并緩和與蘇維埃之間的矛盾，對臨時政府進行了改組，大地主和資產階級退居幕后，推舉小資產階級政黨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出任總理，同時兼任陸海軍部部長?？藗愃够吓_后，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參加內閣，卻無力切實有效地解決工兵農強烈要求的“和平、土地和面包”等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和平即停戰議和，士兵不愿再做帝國強盜們的炮灰;土地即分給農民土地，不再做雇農;面包即城市工人工作生活問題，工人要主導生產和分配)。

　　八月底，克倫斯基任命的俄軍最高總司令、沙皇將軍科爾尼洛夫發動了一起俄國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亂。叛亂者聲稱是要清除二月革命的參與者，真實目的是要消滅革命力量，解散蘇維埃，在國內建立反動的軍事獨裁，為恢復君主制作準備。立憲民主黨在這一反革命陰謀中起了主要作用，臨時政府首腦克倫斯基是叛亂的同謀者。但是在叛亂發動后，他既害怕科爾尼洛夫在鎮壓布爾什維克黨的同時也鎮壓小資產階級政黨，也擔心人民群眾在掃除科爾尼洛夫的同時也把他掃除掉，因此宣布同科爾尼洛夫斷絕了關系，稱其為反對臨時政府的叛亂分子。

　　叛亂于俄歷8月25日開始?？茽柲崧宸蛘{動第三騎兵軍撲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內的反革命組織也準備起事。布爾什維克黨是反對科爾尼洛夫叛亂斗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按照列寧的要求，布爾什維克黨在反對科爾尼洛夫的同時，并不停止對臨時政府及其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仆從的揭露。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和水兵響應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的號召，奮起同叛亂分子斗爭，三天內有15000名工人參加赤衛隊。叛軍推進處處受阻，內部開始瓦解。8月31日，叛亂正式宣告平息。在群眾壓力下，臨時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爾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審判。

　　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暫時保住了，但這一事件實際上嚴重損害了其政治威信。二月革命以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總是一直受到大部分人民的信任的，七月事變已經使他們失去了一部分工人和士兵群眾，這次無論是叛亂還是內訌，客觀上更加重了小資產階級政黨政權的信任危機。

　　二月革命發生以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把小資產階級拉去同資產階級結盟的政策正在遭到可恥的失敗，現在人民受到了教育，貧苦農民即大多數渴望土地的農民已經開始同無產階級結成聯盟了(參見布爾什維克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彼得格勒蘇維埃在俄歷8月31日，莫斯科蘇維埃在俄歷9月5日都轉到了布爾什維克方面來了。俄歷9月10日在彼得格勒舉行的社會革命黨市代表會議上，趨向于同無產階級聯盟而拒絕同資產階級聯盟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占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數。小資產階級迅速向無產階級靠攏了。

　　俄歷10月25日(公歷11月7日)，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上一聲炮響吹響了起義的號角，冬宮被占領，臨時政府被推翻，政權掌握在了布爾什維克人手中。

　　歷史在敘述這一革命時刻時，著力表現了它的革命浪漫主義精神，畢竟“起義和戰爭一樣，是一種藝術”(馬克思語)。但真正的細節卻是驚心動魄的。只要翻閱一下《列寧選集》第三卷中關于起義的相關文章，讀者就會自然地感覺到這一點。俄國在此后四五年的反抗外國武裝干涉以及俄國內戰中，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等小資產階級政黨便一個一個地相繼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暴力革命終歸是被壓迫者獲得解放的真理，列寧也沒有能夠超越它。

　　2015年11月12日

　　(本文是在紀念十月革命98周年座談會發言稿的基礎上修改而成。原發言稿標題是：十月革命的當代意義)

　　【附】

列寧：關于1905年革命的報告

　　編者按：這篇文章是列寧在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40余天前給瑞士青年工人所作的報告。報告簡明扼要又生動地總結了發生在12年前的1905年俄國革命。演講者根本不會想到偉大的十月革命就會在當年爆發。這里引用列寧在報告的最后一段文字，大家就會看出這場革命發生的“意外”，連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也未曾料想到：“我們這些老年人，也許看不到未來這次革命的決戰。但是我認為，我能夠滿懷信心地表示這樣的希望，那就是現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出色地工作著的青年們，會有幸在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不僅參加斗爭，而且取得勝利。”當年列寧47歲。

　　(——后均為引用列寧的報告段落)

　　——“俄國還沒有革命的人民”，——當時俄國自由派的領袖彼得·司徒盧威先生在“流血星期日”前兩天這樣寫道，他那時在國外辦了一個自由的、秘密的刊物。在這位“受過高等教育的”、高傲自大的和愚蠢透頂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領袖看來，認為沒有文化的農民國家能夠產生革命的人民，這種想法是荒謬絕倫的!當時的改良主義者正如現在的改良主義者一樣，深信不可能發生真正的革命!

　　維基百科解釋1905革命的時候說到：這場革命沒有組織，沒有目標，也沒有單一原因，主要歸咎于幾十年的國家動亂和對羅曼諾夫王朝的不滿。俄國國內改革不利以及少數民族要求解放也是起因。沙皇指揮不力，導致軍隊在日俄戰爭中慘敗是最直接的導火線。

　　1905年革命爆發前俄國各革命黨的狀況是怎樣的呢?

　　——1905年1月22日(俄歷9日)以前，俄國的各革命黨派都是由很少的一群人組成的，而當時的改良主義者(也正像現在的改良主義者一樣!)罵我們是“宗派”。幾百名革命組織者，幾千名地方組織的成員，每月最多不過出版一次的半打革命小報(這些小報主要是在國外出版，經過重重困難，付出重大代價，輾轉寄到俄國)，這就是1905年1月22日以前以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為首的俄國各革命黨派的情況。這種情況就給既目光短淺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義者提供了一種表面上的理由，斷言俄國還沒有革命的人民。

　　革命在短時間內掀起的浪潮，是和平時期的人們所無法想象的。

　　——但是，在幾個月之內，情況就大變了!幾百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突然”增加到了幾千名，這幾千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又成了兩三百萬無產者的領袖。無產階級的斗爭在五千萬——一億農民群眾當中引起了巨大的風潮，在有的地方還引起了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得到了軍隊的響應，又引起了軍人的起義，并且使得一部分軍隊同另一部分軍隊發生武裝沖突。于是這個擁有一億三千萬人口的大國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這個昏睡的俄國就變成了革命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俄國。

　　——離開群眾本身的獨立政治斗爭特別是革命斗爭，在這種斗爭之外，永遠不可能對群眾進行真正的教育。只有斗爭才能教育被剝削的階級，只有斗爭才能使它認識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擴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能力，啟迪它的智力，鍛煉它的意志。因此，甚至連反動派也不得不承認，1905年這個斗爭的一年，這個“瘋狂的一年”，把宗法制的俄國最終埋葬了。

　　后面的情況大家看報告全文吧。罷工如何震撼了全國，工兵如何武裝起來，又是如何創建的蘇維埃，并實際成為革命領導機關的。

　　中國未曾有過這樣的工人運動，如果您對中國工人階級還缺乏信心，還不了解革命的人民如何武裝起來，請看列寧這篇報告吧，他一定會給您以極大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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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1905年革命的報告

列寧(1917年1月9日[22日])

　　青年朋友們，同志們!

　　今天我們紀念“流血星期日”十二周年，我們有充分理由把這一天看作俄國革命的開端。

　　成千上萬的工人——他們并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是信仰上帝、忠于皇上的人——在加邦神父的率領下，從城內各個地方前往首都中心區，前往冬宮前的廣場，以便向沙皇呈遞請愿書。工人們舉著圣像前進，而他們當時的領袖加邦已經上書沙皇，保證他的人身安全，請求他出來接見人民。

　　軍隊調來了。輕騎兵和哥薩克揮舞軍刀撲向人群，開槍掃射跪下來央求哥薩克放他們過去謁見沙皇的手無寸鐵的工人。根據警察局的報告，當場死了1000多人，傷了2000多人。工人的憤怒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這就是1905年1月22日流血星期日的大致情況。

　　為了使你們更清楚地了解這個事件的歷史意義，我不妨把工人的請愿書念幾段給你們聽聽。請愿書的開頭是這樣的：

　　“我們，住在彼得堡的工人，特來求見陛下。我們是些不幸的、受到侮辱的奴隸，我們備受專橫暴政的欺壓。當我們忍無可忍的時候，我們停止了工作，請求我們的廠主哪怕是給我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東西。但是這個要求被拒絕了，因為廠主認為這一切都是不合法的。我們這里成千上萬的工人也像全俄國的人民一樣，沒有一點人權。由于陛下的官吏之故，我們已變成了奴隸。”

　　請愿書列舉了下面的要求：實行大赦，實現輿論自由，發給正常的工資，逐步把土地轉交給人民，根據普遍的、平等的選舉召開立憲會議。請愿書最后寫道：

　　“陛下!請不要拒絕幫助您的人民!請消除陛下和人民之間的隔閡吧!請陛下降旨，并宣誓實現我們的請求，那時陛下將使俄國變成一個幸福的俄國;否則，我們就準備死在這里。我們只有兩條道路：不是自由和幸福，就是墳墓。”

　　現在人們讀這份由神父領導的沒有文化教養的工人的請愿書的時候，會產生一種特殊的感覺。人們不禁會感到，這份天真的請愿書同那些想以社會主義者自居、實際上不過是資產階級清談家的社會和平主義者目前作出的各種和平決議，頗為相似。革命前俄國的沒有受過教育的工人不知道：沙皇是一個統治階級即大地主階級的首腦，這些大地主已經同大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并且準備用一切暴力手段來維護他們的壟斷、特權和利潤。今天的社會和平主義者總想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自居——可不是開玩笑的!——但是他們不知道，期待正在進行帝國主義強盜戰爭的資產階級政府來實現“民主的”和平，正如以為通過和平請愿能推動血腥的沙皇實行民主改革的想法一樣，是非常愚蠢的。

　　盡管這樣，他們之間仍然有很大的區別：今天的社會和平主義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偽君子，他們企圖通過心平氣和的勸說使人民脫離革命斗爭;而革命前俄國沒有受過教育的俄國工人，卻用事實證明了他們是正直的人，他們第一次覺醒過來，開始具有政治覺悟。

　　而1905年1月22日的歷史意義，恰恰在于廣大人民群眾的這種覺醒：他們開始具有政治覺悟并且起來進行革命斗爭。

　　“俄國還沒有革命的人民”，——當時俄國自由派的領袖彼得·司徒盧威先生在“流血星期日”前兩天這樣寫道，他那時在國外辦了一個自由的、秘密的刊物。在這位“受過高等教育的”、高傲自大的和愚蠢透頂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領袖看來，認為沒有文化的農民國家能夠產生革命的人民，這種想法是荒謬絕倫的!當時的改良主義者正如現在的改良主義者一樣，深信不可能發生真正的革命!

　　1905年1月22日(俄歷9日)以前，俄國的各革命黨派都是由很少的一群人組成的，而當時的改良主義者(也正像現在的改良主義者一樣!)罵我們是“宗派”。幾百名革命組織者，幾千名地方組織的成員，每月最多不過出版一次的半打革命小報(這些小報主要是在國外出版，經過重重困難，付出重大代價，輾轉寄到俄國)，這就是1905年1月22日以前以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為首的俄國各革命黨派的情況。這種情況就給既目光短淺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義者提供了一種表面上的理由，斷言俄國還沒有革命的人民。

　　但是，在幾個月之內，情況就大變了!幾百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突然”增加到了幾千名，這幾千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又成了兩三百萬無產者的領袖。無產階級的斗爭在5000—10000萬農民群眾當中引起了巨大的風潮，在有的地方還引起了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得到了軍隊的響應，又引起了軍人的起義，并且使得一部分軍隊同另一部分軍隊發生武裝沖突。于是這個擁有13000萬人口的大國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這個昏睡的俄國就變成了革命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俄國。

　　必須研究這次轉變，了解它的可能性，它的所謂方法和道路。

　　這次轉變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群眾性的罷工。俄國革命的特點就在于：按其社會內容來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按其斗爭手段來說卻是無產階級革命。這次革命之所以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為它直接追求的而且依靠自己的力量所能夠直接達到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沒收大量的貴族大地產，即1792年和1793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大部分已經實現了的一些措施。

　　俄國革命同時也是無產階級革命，不僅因為無產階級是運動的領導力量和先鋒隊，而且還因為無產階級特有的斗爭手段即罷工，是發動群眾的主要方法，是種種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波浪式前進中的最突出的現象。

　　俄國革命是世界歷史上群眾性的政治罷工起了非常巨大作用的第一次——但決不是最后一次——偉大的革命。是的，如果不根據罷工的統計材料來研究俄國革命的種種事件以及革命的政治形式更換的基礎，那就永遠也不能了解這些事件以及政治形式的更換。

　　我很清楚地知道，干巴巴的統計數字是非常不適合作口頭報告的，是會把聽眾嚇跑的。但是為了使你們能夠估價整個運動的真正客觀基礎，我還是不能不引證幾個化成整數的數字。俄國在革命前10年內，罷工者的人數平均每年為43000。所以在革命前整整10年里，罷工者的總數為43萬。1905年1月，即革命的第一個月內，罷工者的人數為44萬。這就是說，在僅僅1個月之內就比在過去整整10年中還多!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甚至在最先進的國家如英國、美國和德國，都沒有發生過像1905年俄國那樣大規模的罷工運動。罷工者的總數為280萬，比工廠工人總數多一倍!這當然不是說，俄國城市工廠工人比他們的西歐弟兄教育程度更高、更有力量或斗爭能力更強。其實恰好相反。

　　但是，這表明無產階級的潛力是多么巨大。這表明，在革命時期——根據俄國歷史上的最確切的材料，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肯定說——無產階級能夠發揮比平時大一百倍的斗爭力量。這表明，人類直到1905年還不知道，當要真正為了偉大目標而斗爭、真正革命地進行斗爭的時候，無產階級的力量可以并且一定會增加到多么令人吃驚、多么了不起的程度!

　　俄國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最英勇不屈、最奮不顧身地進行斗爭的，正是雇傭工人的先鋒隊，雇傭工人的精華。工廠的規模愈大，罷工就進行得愈頑強，在同一年內罷工的次數就愈多。城市愈大，無產階級在斗爭中的作用也就愈大。在工人覺悟程度最高和人數最多的三個大城市——彼得堡、里加和華沙，罷工的人數，按工人總數的比例來說，要比其他一切城市的罷工人數多得多，更不用提農村了。[2]

　　俄國的五金工人——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大概也一樣——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這里我們看到一個富有教益的事實：在1905年，俄國全國每100個工廠工人當中，罷工者有160人次。而在同年，每100個五金工人當中，罷工者有320人次!據統計，在1905年，每一個俄國工廠工人因為罷工平均要損失10個盧布(按戰前匯率，約合26個法郎)，可以說這是為了斗爭而作出的犧牲。如果我們只拿五金工人來說，那么我們所得到的數目就要比這大兩倍!工人階級最優秀的分子走在前面，吸引動搖者，喚醒沉眠者，鼓勵軟弱者。

　　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在革命時期經濟罷工和政治罷工交織在一起。毫無疑問，只有把這兩種罷工形式緊密結合起來，才能保證運動具有強大的威力。如果被剝削的廣大群眾不是每天都直接看到一些例子，說明各個工業部門的雇傭工人怎樣迫使資本家立即直接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那么要把這些群眾吸引到革命運動中來是不可能的。這個斗爭使全俄國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新。只是到這個時候，農奴制的、沉睡不醒的、宗法制的、虔信宗教的、恭順的俄國，才真正從自己身上拋掉了舊亞當[3];只是到這個時候，俄國人民才受到了真正民主的、真正革命的教育。

　　如果說資產階級先生們以及他們的俯首貼耳的應聲蟲，即社會黨內的改良主義者，也裝模作樣地談論“教育”群眾，那么他們所謂的教育通常是指擺出一副老師架子，搞學究式的東西，腐蝕群眾，向群眾灌輸資產階級偏見。

　　離開群眾本身的獨立政治斗爭特別是革命斗爭，在這種斗爭之外，永遠不可能對群眾進行真正的教育。只有斗爭才能教育被剝削的階級，只有斗爭才能使它認識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擴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能力，啟迪它的智力，鍛煉它的意志。因此，甚至連反動派也不得不承認，1905年這個斗爭的一年，這個“瘋狂的一年”，把宗法制的俄國最終埋葬了。

　　現在我們進一步來看看1905年罷工斗爭時俄國五金工人和紡織工人的對比情況。五金工人是工資最高、最有覺悟、最有文化的無產者。1905年，俄國紡織工人的人數，比五金工人多一倍半以上，他們是最落后的、工資最低的群眾，他們往往還沒有同自己在鄉間的農民家庭完全割斷聯系。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的非常重要的事實。

　　在整個1905年當中，特別是在年底，五金工人的罷工表明，政治罷工超過了經濟罷工。反之，我們看到，在紡織工人當中，1905年初，經濟罷工占壓倒優勢，只是到年底才轉變為政治罷工占優勢。因此，顯而易見，只有經濟斗爭，只有為爭取立即直接改善其生活狀況的斗爭，才能喚醒被剝削群眾最落后的部分，才能給他們真正的教育，并且——在革命時代——在短短幾個月之內把他們組成政治戰士的軍隊。

　　要做到這一點，當然必須使工人的先鋒隊不要把階級斗爭理解成為少數上層分子謀利益的斗爭，如同改良主義者經常蒙騙工人的那樣，而要使無產者真正成為大多數被剝削者的先鋒隊，引導這大多數人本身參加斗爭，如同在1905年的俄國曾經發生的情形那樣，如同在即將到來的歐洲無產階級革命中無疑應當發生而且一定會發生的情形那樣。[4]

　　1905年初，在全國出現了第一次罷工運動的巨大浪潮。同年春天，我們看到第一次大規模的，不僅是經濟的而且是政治的農民運動已在俄國興起。這個轉折具有什么樣的劃時代的意義，只有記得如下情況的人才能了解，這種情況就是：俄國的農民只是在1861年才擺脫了最惡劣的農奴制度，他們大部分人都是文盲，生活極其貧困，受地主壓迫，被神父愚弄，由于相隔很遠，交通幾乎完全閉塞，他們互相不通往來。

　　1825年俄國第一次發生了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運動，參加這次運動的幾乎全是貴族[5]。從那時候起，到1881年亞歷山大二世被恐怖分子刺死時止，站在運動前列的都是中間等級的知識分子。他們發揚了高度的自我犧牲精神，并且以自己英勇的、恐怖主義的斗爭方法震驚了全世界。毫無疑問，這些犧牲并不是枉然的，他們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以后俄國人民的革命教育。但是他們的直接目的，即喚起人民革命這個目的，并沒有達到而且也不可能達到。

　　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才達到了這個目的。只有蔓延全國的群眾性罷工浪潮，加上日俄帝國主義戰爭的慘痛教訓，才把廣大的農民群眾從沉睡中喚醒。“罷工者”這個詞在農民中間獲得了新的意義：它的含義同叛逆者、革命者之類的詞相近，而這以前是由“大學生”這個詞表達的。但是“大學生”屬于中等階層，屬于“有學問的人”，屬于“紳士”，所以他們對于人民是異己的。相反，“罷工者”卻來自民間，本身也是被剝削者;他們被趕出彼得堡之后，常?；氐睫r村，向自己的農村同志們講述那已經燒遍了城市的、既反對資本家也反對貴族的烈火。在俄國農村中出現了新型的人——青年農民，即所謂“有覺悟的人”。他們同“罷工者”聯系，他們讀報紙，向農民講述城里發生的事件，向農村的同志們解釋政治要求的意義，并且號召他們去進行反對貴族大地主、反對神父和官吏的斗爭。

　　農民成群地聚集起來，討論自己的處境，逐漸地加入了斗爭：他們成群結隊地起來反對大地主，燒毀他們的邸宅和莊園，或者搶劫他們的財物，奪取他們的糧食和其他的生活用品，打死警察，要求把貴族的土地即大地產轉交給人民。

　　1905年春天，農民運動還只是處于萌芽狀態，它所波及的縣份還只是少數，即1/7左右。

　　但是，城市無產階級的群眾性罷工和農村農民運動的結合，已足以動搖沙皇政府最“牢固的”和最后的支柱。我指的是軍隊。

　　海軍和陸軍中的軍人起義開始了。在革命時期，每次罷工運動和農民運動浪潮的高漲，都伴隨著全國各地的軍人起義。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起義就是黑海艦隊“波將金公爵號”鐵甲艦的起義。“波將金公爵號”鐵甲艦落入起義者手中之后，參加了敖德薩的革命，這次革命失敗后，曾企圖占領其他港口(如克里木的費奧多西亞)，也沒有成功，終于在康斯坦察投降了羅馬尼亞當局。

　　現在我來跟你們詳細談談黑海艦隊這次起義中的一段小插曲，使你們能夠具體了解事件發展到高潮時的情況：

　　“革命的工人和水兵舉行會議，這些會議日益頻繁起來。因為不準軍人參加工人的群眾大會，所以工人就成群結隊地開始來參加士兵的群眾大會。參加會議的有成千上萬的人。共同起事的主張獲得了熱烈的響應。在一些進步的連隊里選出了代表。

　　于是軍事當局決定采取措施。有些軍官企圖在群眾大會上發表‘愛國的’演說，可是結果很慘：那些善于爭論的水兵迫使自己的長官抱頭鼠竄。由于這種辦法不靈，便決定完全禁止召開群眾大會。1905年11月24日早晨，把一個全副武裝的戰斗連布置在海軍營房的大門口。海軍少將皮薩列夫斯基厲聲命令說：‘不準任何人走出營房!違者槍斃!’水兵彼得羅夫從接受命令的這個連里走出來，當眾把子彈上了膛，第一槍打死了比亞韋斯托克團里的上尉施泰因，第二槍打傷了海軍少將皮薩列夫斯基。一個軍官指揮說：‘逮捕他!’可是大家一動也沒有動。彼得羅夫把自己的槍丟在地上說：‘你們干嘛站著不動?把我抓起來吧!’彼得羅夫被逮捕了。水兵們馬上就從四面八方蜂擁而上，激烈地要求釋放彼得羅夫，并且表示他們愿意給他擔保。激憤的情緒達到了頂點。

　　——彼得羅夫，開槍是因為走火，對嗎?——為了打開僵局，一個軍官這樣問道。

　　——怎么是走火呢?我走了出來，裝上子彈，瞄準開槍，難道這是走火嗎?

　　——他們都要求釋放你……

　　彼得羅夫終于被釋放了。但是水兵們并不以此為滿足，于是逮捕了所有的值勤軍官，解除了他們的武裝，并且把他們押送到辦公室…… 約有40人的水兵代表商討了一個通宵。決定釋放這些軍官，但是不準他們再到營房里來……”

　　這段不長的描述形象地告訴你們，多數軍人起義事件是怎樣發生的。人民中間的革命風潮不能不影響到軍隊。值得注意的是，運動的領袖都是海軍和陸軍中的那樣一些分子，他們主要是從產業工人中征募來的，他們有高度的技術素養，例如工兵。但是廣大的群眾都還太幼稚，太溫和，太寬大，太富有基督教徒式的情緒。他們很容易激動，只要有一點不平，或者長官態度粗暴，伙食不好等等，都能引起他們的憤怒。但是缺乏堅毅的精神，對任務沒有明確的認識。他們不了解，只有堅決繼續進行武裝斗爭，戰勝一切軍事當局和民政當局，推翻政府和奪取全國政權，才是革命成功的唯一保證。

　　廣大的海陸軍士兵群眾很容易嘩變。但是他們也很容易做出像釋放被捕軍官這樣幼稚的蠢事;他們輕信當局的諾言和勸說;這樣當局就贏得了寶貴的時間，獲得了援兵，瓦解了起義者的力量，最后就實行極其殘酷的鎮壓，并且把領導者處死。

　　把1905年俄國的軍人起義和1825年十二月黨人的軍人起義對比一下是特別有趣的。在1825年，領導政治運動的幾乎全是軍官，即由于在拿破侖戰爭期間接觸到歐洲的民主思想而受了感染的一些貴族軍官。當時還是由農奴組成的士兵群眾抱消極態度。

　　1905年的歷史向我們表明的情形卻完全相反。當時的軍官，除少數人外，不是具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改良主義情緒，就是具有直接反革命的情緒。而身穿軍裝的工人和農民則是起義的靈魂：運動成了人民性的運動，它在俄國歷史上第一次席卷了大多數被剝削者。當時所缺少的東西，一方面是群眾缺乏剛毅果斷的精神，極容易犯輕信的毛病，另一方面是身穿軍裝的革命社會民主黨工人還缺乏組織，他們不懂得要掌握領導權，要領導革命的軍隊并且向政府的權力發動進攻。

　　順便說一說，這兩個缺點不僅會被資本主義的一般發展而且會被目前的戰爭所消除，——這也許比我們所希望的要慢一些，但那是確定無疑的……[6]

　　無論如何，俄國革命的歷史，同1871年巴黎公社的歷史一樣，使我們得到了一次無可爭辯的教訓：除非通過人民的軍隊的這一部分反對其另一部分的勝利斗爭，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場合下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方法，都不可能戰勝和消滅軍國主義。光靠指責、咒罵、“否定”軍國主義，批評和證明它的危害性是不夠的，和平地拒絕服兵役是愚蠢的，我們的任務在于牢牢保持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并且不僅一般地而且具體地培養它的優秀分子，使他們在人民中一旦發生大風潮的時候能領導革命的軍隊。

　　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每天的經驗，都是這樣教導我們的。這些國家所經歷的每個“小”危機，都小規模地向我們顯示戰斗的因素和萌芽，而這些戰斗在大危機中不可避免地要大規模地反復進行。比如，任何一次罷工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小危機又是什么呢?普魯士內務大臣馮·普特卡默先生說過一句有名的話：“在每一次罷工中都潛伏著革命這條九頭蛇[7]。”他說得難道不對嗎?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里，甚至在所謂最和平、最“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里，一發生罷工就調動軍隊，這不是向我們表明，在真正的大危機中，事情會是怎樣的嗎?

　　現在我必須回頭談俄國革命的歷史。

　　我已經向你們說明，無產階級的罷工怎樣震撼了全國，震撼了最廣大、最落后的被剝削者階層，農民運動是怎樣開始的，它怎樣得到軍人起義的配合。

　　1905年秋天，整個運動達到了最高點。8月19日(6日)，沙皇頒布了成立帝國代表機關的詔書。所謂布里根杜馬應當根據選舉法建立，可是這個選舉法規定只有少得可笑的人數有選舉權并且沒有賦予這個特殊的“議會”任何立法權，而只是給它以咨議協商的權力!

　　資產階級、自由派、機會主義者都準備用雙手來接受嚇得魂不附體的沙皇的這份“禮物”。同所有的改良主義者一樣，1905年俄國的改良主義者也同樣不能了解：在某種歷史情況下，改良特別是關于改良的諾言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平息人民的風潮，迫使革命的階級停止斗爭，或者至少是要放松斗爭。

　　俄國革命社會民主黨非常清楚地了解1905年8月欽賜、施舍假憲法這種做法的真正性質。因此它及時地提出了口號：不要“咨議性”杜馬!抵制杜馬!打倒沙皇政府!繼續進行革命斗爭，以便推翻沙皇政府!在俄國召集第一個真正人民代表會議的不應當是沙皇，而應當是臨時革命政府!

　　歷史證明了革命社會民主黨人是正確的，因為布里根杜馬始終沒有召集起來。它還沒有召集就被革命的風暴掃除了;革命的風暴迫使沙皇頒布新的選舉法，這個選舉法大大增加了選舉者的人數，并且承認了杜馬具有立法的性質。[8]

　　1905年的10月和12月，標志著俄國革命上升線的最高點。人民的革命力量的一切源泉比從前更廣泛地涌現出來了。參加罷工的人數，正像我已經告訴你們的，在1905年1月是44萬，1905年10月超過了50萬，請注意，這僅僅是一個月的數字!并且這只是工廠工人的罷工人數，幾十萬鐵路工人、郵電職員等尚未計算在內。

　　俄國的鐵路總罷工使鐵路運輸中斷了，使政府權力嚴重地陷于癱瘓。大學的大門被打開了，講堂在平時是專門用教授的哲理麻醉青年人的頭腦、使他們成為資產階級和沙皇政府忠實奴仆的地方，現在卻變成千千萬萬的工人、手工業者、職員公開地、自由地討論政治問題的集會場所了。

　　出版自由爭到了。書報檢查干脆被取消了。任何一個出版者都不敢向當局呈送審查樣本，而當局也不敢采取任何措施來加以干涉。在俄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自由地出版革命的報紙。僅僅在彼得堡就有社會民主黨的三種日報，印數在5萬份到10萬份之間。

　　無產階級走在運動的前列。他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用革命手段爭取八小時工作制。那時彼得堡無產階級的戰斗口號是：“八小時工作制和武器!”愈來愈多的工人認識到，只有武裝斗爭才能決定而且將決定革命的命運。

　　在斗爭的烈火中一個特殊的群眾組織——著名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即各工廠代表的會議建立起來了。在俄國若干城市中，這些工人代表蘇維埃日益起著臨時革命政府的作用，起著起義的機關和領導者的作用。當時曾經試圖建立士兵和水兵代表蘇維埃，并且把它們和工人代表蘇維埃聯合起來。

　　在這些日子里，俄國某些城市經歷了一段各種地方性的小“共和國”的時期，在這些地方，政府的權力被推翻了，工人代表蘇維埃真正發揮了新的國家政權的職能。遺憾的是，這段時期太短了，“勝利”太脆弱、太孤立了。

　　1905年秋天，農民運動發展到更大的規模。當時，所謂的“農民騷動”和真正的農民起義席卷了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縣份。農民放火燒毀了約2000個莊園，分掉了貴族強盜從人民那里搶走的生活資料。

　　可惜這件事情干得很不徹底!可惜農民當時只消滅了全部貴族莊園的十五分之一左右，只消滅了要從俄國土地上徹底洗刷掉封建大地產的污點就應當全部予以消滅的東西的十五分之一?？上мr民的行動太分散、太無組織、太缺乏攻勢，而這也是革命遭到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

　　民族解放運動在俄國各被壓迫民族中如熊熊烈火燃燒起來了。在俄國，半數以上，幾乎五分之三(確切地說：57%)的居民遭受著民族壓迫，他們甚至沒有使用母語的自由，他們被強制實行“俄羅斯化”。例如，占俄國幾千萬居民的穆斯林，當時以驚人的速度——一般說來，那正是各種組織大發展的時代——組成了穆斯林同盟。

　　為了向到會的人，特別是向青年說明當時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怎樣隨著工人運動高漲起來，我不妨給你們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1905年12月，在幾百個學校里，波蘭學生燒毀了所有的俄文書籍、圖片和沙皇的肖像，毆打了俄國教員和俄國同學，把他們趕出了學校，并且喊道：“滾回俄國去!”各中學的波蘭學生還提出了如下的要求：“(1)所有的中等學校必須歸工人代表蘇維埃領導;(2)在各學校召開學生和工人聯席會議;(3)準許在各中學穿紅色短衫，作為學校屬于未來無產階級共和國的標志”，等等。

　　運動的浪潮愈高，反動派在反對革命的斗爭中就武裝得愈賣力、愈堅決。1905年的俄國革命，證實了卡·考茨基于1902年在他的《社會革命》一書中所寫的東西(順便說一下，他當時還是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為社會愛國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作辯護)。他寫道：

　　“……今后的革命……恐怕不會是突如其來的反對政府的起義，而多半是持久的國內戰爭……”

　　事情果真如此!在今后的歐洲革命中，事情也必將如此!

　　沙皇政府對猶太人特別仇視。一方面，在革命運動的領袖當中猶太人占的百分比(同猶太居民總人數相比較)特別大。順便說一下，即使現在猶太人還有這樣的功勞：在國際主義派的代表中他們所占的百分比比其他民族大得多。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很善于利用最無知的居民階層對猶太人的最卑劣的偏見。于是發生了多半受到警察支持的、甚至由警察直接領導反猶暴行——在這個時期，100個城市里有4000多人被打死，10000多人被打成殘廢——這種對猶太平民以及對他們的妻子兒女所進行的駭人聽聞的摧殘，引起了整個文明世界對血腥的沙皇政府的強烈的反感。我所指的當然是文明世界真正的民主分子的反感，這樣的分子只能是社會主義的工人，即無產者。

　　資產階級，即使是西歐最自由的共和國里的資產階級，也善于巧妙地把反對“俄國的野蠻行為”的虛偽詞句同最無恥的現金交易結合起來，特別是同在財政上支持沙皇政府以及通過資本輸出對俄國進行帝國主義的剝削等結合起來。

　　莫斯科的十二月起義是1905年革命的頂點。一批人數不多的起義者，即一批已經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的工人——他們總共不超過8000人——同沙皇政府進行了9天的戰斗，沙皇政府非但不能信賴莫斯科的衛戍部隊，反而必須把他們禁錮起來，只是由于從彼得堡調來了謝苗諾夫團，才算把起義鎮壓下去。

　　資產階級喜歡把莫斯科的十二月起義叫作什么“人為的東西”而加以嘲笑。例如在德國的所謂“科學”界麥克斯·維貝爾教授先生就在一部論俄國政治發展的巨著中稱莫斯科起義為“盲動”。這位“博學的”教授先生寫道：“……列寧集團和一部分社會革命黨人早就準備了這次愚蠢的起義……”

　　要估價這位膽小的資產階級教授的智慧，回憶一下枯燥的罷工統計數字也就夠了。1905年1月，在俄國參加純政治罷工的人數只有123000，在10月份有33萬，在12月份達到了最高點，就是說，參加純政治罷工的人數僅僅在一個月之內就有37萬!回憶一下革命的增長，回憶一下農民和軍人的起義，我們馬上可以斷定：資產階級“科學界”對十二月起義的評價不僅是荒謬的，而且是膽小的資產階級代言人的無可奈何的遁詞，因為資產階級把革命的無產階級看作是自己最危險的階級敵人。

　　實際上，俄國革命的整個發展，必然導致沙皇政府同具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之間的武裝決戰。

　　我在上面的論述中已經指出了俄國革命遭到暫時失敗的弱點在哪里。

　　從十二月起義被鎮壓時起，革命就開始走下坡路。在這段時期中也發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情況，特別是工人階級中最有戰斗精神的分子曾經兩次企圖中止革命的總退卻，并且把這種退卻變為新的進攻。

　　我作報告的時間快要完了，我不想多耽擱聽眾的時間。對于了解俄國革命最重要的東西，如革命的階級性質、革命的動力和它的斗爭手段這樣的大題目，我認為，在一個簡短的報告中一般所能談到的，我都談了。[9]

　　關于俄國革命的世界意義，我還想作幾點簡單的說明。

　　俄國在地理上、經濟上和歷史上不僅屬于歐洲，而且還屬于亞洲。因此我們看到，俄國革命不僅徹底地把歐洲最大最落后的國家從睡夢中喚醒過來，造就了由革命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人民。

　　不僅如此。俄國革命使整個亞洲動起來了。土耳其、波斯、中國的革命證明，1905年的強大起義留下了深刻的痕跡，它在數以億萬計的人們的前進運動中發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俄國革命也間接影響了西方各國。不應忘記，當關于沙皇的立憲詔書的電報于1905年10月30日到達維也納的時候，這個消息對普選權在奧地利的最終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會議上，當埃倫博根同志——那時他還不是社會愛國主義者，而是一位同志——在作關于政治罷工的報告的時候，有人把這份電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討論立刻就停止了。我們到街上去!這個呼聲響徹奧地利社會黨代表集會的大廳。于是接連幾天，在維也納發生了幾次大規模的街頭游行示威，在布拉格出現了街壘。普選權在奧地利的勝利被決定了。

　　經常可以聽到西歐人這樣評價俄國革命：似乎這個落后國家中的事變、過程和斗爭方法很難同西歐的條件相比較，因此未必會有什么實際一樣。

　　沒有比這種看法更錯誤的了。

　　毫無疑問，在未來的歐洲革命中，未來的斗爭形式和導火線，在很多方面都會與俄國革命中的不同。

　　但是，盡管這樣，俄國革命——正因為具有我說過的那種特殊意義的無產階級性質——仍然是未來歐洲革命的序幕。毫無疑問，未來的這次革命，也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并且是在更深刻得多的意義上，即按其內容來說也只能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未來的這次革命將在更大得多的范圍內表明：一方面，只有嚴酷的斗爭，即國內戰爭，才能把人類從資本壓迫下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只有具有階級覺悟的無產者才能成為而且一定會成為絕大多數被剝削者的領袖。

　　我們不要為歐洲目前死氣沉沉的靜寂所欺騙。歐洲孕育著革命。帝國主義戰爭的奇災大禍，物價飛漲的痛苦使得到處都在產生革命情緒，而各國的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及其代辦即各國政府愈來愈陷入絕境，如果沒有極大的震動，它們是決不能找到出路的。

　　如同1905年在俄國興起了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反對沙皇政府、爭取民主共和制的人民起義一樣，在最近幾年內，正是由于這次強盜戰爭，歐洲也會發生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反對金融資本權力、反對大銀行、反對資本家的人民起義，而這些震動只能以剝奪資產階級和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告終。

　　我們這些老年人，也許看不到未來這次革命的決戰。但是我認為，我能夠滿懷信心地表示這樣的希望，那就是現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出色地工作著的青年們，會有幸在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不僅參加斗爭，而且取得勝利。

　　載于1925年1月22日《真理報》第18號

　　譯自《列寧全集》德文版第23卷P244—262

　　錄入自《列寧全集》第28卷P313-333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

　　編譯者：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

　　[1] 這個報告是1917年1月9日(22日)列寧在蘇黎世民眾文化館用德語向瑞士青年工人作的。為準備這個報告，列寧曾于1916年12月7日(20日)寫信給當時住在日內瓦的維·阿·卡爾賓斯基，向他索取所需要的參考書(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47卷)。本卷《附錄》中載有這個報告的提綱(見P395-399)。報告的其他準備材料見《列寧文集》俄文版第26卷。

　　[2] 手稿上這一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編者注

　　[3] 舊亞當 意為舊的人。《舊約全書·創世紀》說，亞當是上帝造的第一個人。

　　[4] 手稿上以上四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編者注

　　[5] 指1825年12月14日(26日)俄國貴族革命家領導的彼得堡衛戍部隊武裝起義，十二月黨人即由此得名。在起義前，十二月黨人建立了三個秘密團體：1821年成立的由尼·米·穆拉維約夫領導的、總部設在彼得堡的北方協會;同年在烏克蘭第二集團軍駐防區成立的由帕·伊·佩斯捷利領導的南方協會;1823年成立的由安·伊·和彼·伊·波里索夫兄弟領導的斯拉夫人聯合會。這三個團體的綱領都要求廢除農奴制和限制沙皇專制。但是十二月黨人害怕發生廣泛的人民起義，因而企圖通過沒有人民群眾參加的軍事政變來實現自己的要求。1825年12月14日(26日)，在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當天上午，北方協會成員率領約3000名同情十二月黨人的士兵開進彼得堡參議院廣場。他們計劃用武力阻止參議院和國務會議向新沙皇宣誓，并迫使參議員簽署告俄國人民的革命宣言，宣布推翻政府、廢除農奴制、取消兵役義務、實現公民自由和召開立憲會議。但十二月黨人的計劃未能實現，因為尼古拉一世還在黎明以前，就使參議院和國務會議舉行了宣誓。尼古拉一世把忠于他的軍隊調到廣場，包圍了起義者，下令發射霰彈。當天傍晚起義被鎮壓了下去。據政府發表的顯系縮小了的數字，在參議院廣場有70多名“叛亂者”被打死。南方協會成員領導的切爾尼戈夫團于1825年12月29日(1826年1月10日)在烏克蘭舉行起義，也于1826年1月3日(15日)被沙皇軍隊鎮壓下去。

　　沙皇政府殘酷懲處起義者，十二月黨人的著名領導者佩斯捷利、謝·伊·穆拉維約夫-阿波斯托爾、孔·費·雷列耶夫、米·巴·別斯圖熱夫-留明和彼·格·卡霍夫斯基于1826年7月13日(25日)被絞死，121名十二月黨人被流放西伯利亞，數百名軍官和4000名士兵被捕并受到懲罰。十二月黨人起義對后來的俄國革命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列寧在《紀念赫爾岑》一文(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21卷P261-268)中評價了十二月黨人的革命活動。

　　[6] 手稿上以上三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編者注

　　[7] 九頭蛇 是希臘神話中的一條非常兇猛而且生命力極強的怪蛇。

　　[8] 手稿上以上四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編者注

　　[9] 手稿中，本段從“對于”起至末尾被勾去了。——俄文版編者注

　　【理論學習】列寧：革命的教訓

　　編者按：這篇文章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因發生七月事變，俄國兩個政權同時存在的局面不復存在，革命和平過渡到無產階級手中的可能性已經消失的情況下，撰寫的一篇總結二月革命以來五個月里革命教訓的論文。字里行間都能看出這位理智的革命家的深深傷感。

　　前三節，列寧用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制度的最一般要求質問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人民革命以后所應得到的自由和民主，落地的東西究竟都是什么。揭露了資產階級本質上是在“民主”的畫皮下，實行的是沒有沙皇的沙皇統治。資產階級熱愛的真正東西只有利潤，無論戰爭、掠奪還是什么民主自由，只要能保證自己的利益，否則，再好的東西對他們可能都是最壞的。

　　從第四節開始(其實第四節只寫了個標題，一時有說服力地總結出人民為什么會跟著小資產階級奔跑，的確有些困難)，主要是總結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是怎樣同資產階級實行妥協的。入木三分，分析精辟，使你不能不聯想到今天中國的政治生態。你看那克倫斯基，是不是特像一直以來深受農民“愛戴”的于建嶸?當然還可以找到更多的我們今天左派隊伍里的“大佬”的原型。

　　同時，列寧作為革命的當事人，又是一位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敘述的二月革命以來五個月的歷史是真切的，他所總結的革命教訓應該是后來者深刻汲取的。

革命的教訓

列寧(1917年7月底)

　　一切革命都是廣大人民群眾生活中的急劇轉變。這種轉變如果沒有成熟，便不能發生真正的革命。每一個人生活上的任何轉變，都會使他學到許多東西，使他體驗和感受許多東西，革命也是一樣，它能使全體人民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最有內容最寶貴的教訓。

　　在革命時期千百萬人民一個星期內學到的東西，比他們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學到的還要多。因為當全體人民的生活發生急劇轉變時，可以特別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間什么階級抱有什么目的，他們擁有多大的力量，他們采用什么手段進行活動。

　　每一個覺悟的工人、士兵和農民都應當仔細考慮俄國革命的教訓，特別是現在7月底，在已經清楚地看出我國革命的第一階段以失敗而告終的時候，更應當如此。

一

　　我們看一看，工農群眾進行革命究竟是要得到什么?他們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大家知道，他們期待的是自由、和平、面包和土地。

　　現在我們看到的情況又怎么樣呢?

　　不是給人們自由，而是開始恢復從前的專橫。對前線士兵實行死刑[1]，把擅自奪取地主土地的農民送交法庭審判。搗毀工人報紙的印刷所。非法查封工人報紙。常常甚至沒有提出任何罪名，或提出顯然是誣告的罪名，就逮捕布爾什維克。

　　也許有人會反駁說，懲辦布爾什維克并不是破壞自由，因為這只是根據一定的罪名懲辦一定的人。這種反駁顯然是故意胡說，即使個別人犯了罪，即使這種罪名已經由法庭證明和認定，那也不能因此而搗毀印刷所和查封報紙。如果政府公布一條法律，確認整個布爾什維克黨以及它的方針和觀點都是違法的，那就另當別論了。但是誰都知道，自由俄國的政府根本不能這樣做，也沒有這樣做。

　　地主和資本家的報紙因布爾什維克進行反對戰爭、反對地主、反對資本家的斗爭而瘋狂地謾罵布爾什維克，甚至在還沒有找到一條指控任何一個布爾什維克的罪名時，就公開要求逮捕和懲辦布爾什維克，這是揭穿對布爾什維克的指控純屬誣陷的主要證據。

　　人民要求和平。而自由俄國的革命政府，卻依然根據從前沙皇尼古拉二世為了讓俄國資本家掠奪別國人民而同英法資本家簽訂的秘密條約，又重新恢復了侵略戰爭。這些秘密條約一直沒有公布。自由俄國的政府借詞推托，始終沒有向各國人民提議締結公正的和約。

　　糧食沒有了。饑荒又要來了。大家都看到，資本家和富人靠軍事訂貨喪心病狂地盜竊國庫(現在戰爭每天要耗費人民5000萬盧布)，靠抬高物價榨取空前多的利潤，但是，在讓工人認真地計算產品的生產和分配方面，簡直什么也沒有做。資本家愈來愈猖狂，把工人趕出大門，而且正是在人民苦于商品匱乏的時候。

　　大多數農民在許多次代表大會上響亮而明確地發表聲明，宣布地主占有土地是不合理的，是一種搶劫。但是自稱為革命的和民主的政府卻一連好幾個月都在愚弄農民，用諾言和拖延手段欺騙農民。資本家一連好幾個月不讓切爾諾夫部長頒布關于禁止土地買賣的法律。而在這個法律終于公布出來之后，資本家又對切爾諾夫進行無恥的誹謗性攻擊，并且直到現在還在攻擊。政府在保護地主方面是這樣的卑鄙無恥，竟開始把“擅自”奪取土地的農民送交法庭審判。

　　愚弄農民，勸他們等待立憲會議。資本家則一再拖延，推遲召開這個會議。現在，在布爾什維克的要求下，這個會議已定于9月30日召開，可是資本家又公開叫嚷，說這個期限“過于”短促，要求延期召開立憲會議……資本家和地主的政黨“立憲民主”黨即“人民自由”黨的一些最有勢力的黨員，如帕寧娜，就公然鼓吹把立憲會議召開的日期推遲到戰爭結束之后。

　　解決土地問題要等到立憲會議召開。召開立憲會議要等到戰爭結束。結束戰爭要等到完全勝利。結果就是這樣。在政府中占多數的資本家和地主簡直是在嘲弄農民。

二

　　在推翻了沙皇政權的自由國家里，怎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在不自由的國家里，管理人民的是未經任何人選舉的沙皇和一小撮地主、資本家與官吏。

　　在自由的國家里，管理人民的只是人民自己選舉出來的人。在選舉時，人民分屬于不同的政黨，一般都是每一個階級分別組成自己的政黨，例如，地主、資本家、農民和工人都各自組成自己的政黨。因此，在自由的國家里，管理人民是通過政黨的公開斗爭以及它們之間的自由協議來進行的。

　　1917年2月27日推翻沙皇政權以后，在將近4個月中，俄國作為一個自由的國家，是通過各個自由組成的政黨的公開斗爭以及它們之間的自由協議來進行管理的。因此，要了解俄國革命的發展，首先必須研究主要政黨的情況，這些政黨維護哪些階級的利益，所有這些政黨的相互關系怎樣。

三

　　在推翻沙皇政權以后，國家政權轉到第一屆臨時政府[2]手中。這個政府是由資產階級的代表即資本家所組成，而同他們連成一氣的還有地主。資本家的主要政黨“立憲民主”黨占最重要的地位，它是資產階級的執政黨或者說政府黨。

　　政權落到這個政黨手中并不是偶然的，雖然當時同沙皇軍隊斗爭、為爭取自由而流血的根本不是資本家，而是工人和農民，水兵和士兵。政權之所以落到資本家政黨手中，是因為這個階級擁有財富、組織和知識這些力量。在1905年以后，特別是在大戰期間，俄國的資本家階級以及同它勾結在一起的地主階級在本身的組織方面取得的成績最大。

　　立憲民主黨一直是君主派政黨，1905年是這樣，從1905年到1917年還是這樣。在人民戰勝沙皇暴政以后，這個黨就宣布自己是共和派政黨了。歷史經驗表明，當人民戰勝了君主制的時候，資本家的政黨總是愿意成為共和派政黨的，只要能夠保住資本家的特權和它對人民的絕對統治。

　　立憲民主黨在口頭上擁護“人民自由”，實際上它擁護的是資本家，于是所有的地主、君主派和黑幫分子馬上就站到它那邊去了。報刊和選舉都證明了這一點。在革命以后，所有資產階級的報紙和所有黑幫的刊物都同立憲民主黨人唱起了一個調子。一切君主派政黨還不敢公開活動，于是在選舉中，例如在彼得格勒的選舉中，就支持立憲民主黨。

　　立憲民主黨人在取得政府權力以后，便想方設法繼續進行掠奪性的侵略戰爭，這個戰爭是同英法資本家簽訂掠奪性秘密條約的沙皇尼古拉二世開始進行的。根據這些條約，俄國資本家在戰爭勝利后可以占領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亞和亞美尼亞等地。對于人民，立憲民主黨政府則用種種空洞的托詞和諾言支吾搪塞，把對工農來說至關重要的一切問題都推給立憲會議去解決，但是又不確定召開立憲會議的日期。

　　人民利用獲得的自由，自動地開始組織起來。占俄國人口壓倒多數的工人和農民的主要組織是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這些蘇維埃在二月革命時已開始形成，二月革命以后過了幾個星期，在俄國多數大城市和許多縣城中，工人階級和農民中間的一切有覺悟的先進分子就通過蘇維埃聯合起來了。

　　蘇維埃的選舉是完全自由的。蘇維埃是真正的人民群眾的組織即工農的組織。蘇維埃是真正的大多數人民的組織。工人和穿著軍服的農民已經武裝起來了。

　　不言而喻，蘇維埃能夠而且應當把全部國家政權掌握到自己手里。在立憲會議召開以前，除了蘇維埃以外，國家不應該有任何其他的政權存在。只有這樣，我國革命才能成為真正人民的、真正民主的革命。只有這樣，真正爭取和平、真正厭惡侵略戰爭的勞動群眾，才能夠開始堅定不移地實行結束侵略戰爭和實現和平的政策。只有這樣，工人和農民才能制裁那些大發“戰爭”橫財而使國家遭到經濟破壞和饑荒的資本家。但是，在蘇維埃中，只有少數代表擁護革命工人的政黨，即擁護要求全部國家政權歸蘇維埃的布爾什維克社會民主黨人。多數代表則擁護反對政權歸蘇維埃的孟什維克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這兩個政黨不但不主張推翻資產階級政府并用蘇維埃政府來代替，反而主張支持資產階級政府并同它妥協，同它組織共同的政府。獲得多數人民信任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的這種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就是革命從開始以來整整5個月內全部發展進程的主要內容。

四

　　我們首先看一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是怎樣同資產階級妥協的，然后再來探討多數人民信任他們的原因。

五

　　在俄國革命的各個時期，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總是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同資本家妥協。

　　在1917年2月底，當人民剛取得勝利，沙皇政權剛被推翻的時候，資本家的臨時政府就把克倫斯基當作“社會主義者”拉到政府中去了。其實克倫斯基從來都不是社會主義者，他不過是個勞動派分子[3]，直到1917年3月才成為“社會革命黨人”，因為這在當時已經沒有危險了，而且還有好處。克倫斯基當時是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副主席，資本家的臨時政府馬上就通過他來盡量拉攏和軟化蘇維埃。而蘇維埃，也就是在蘇維埃中占多數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果然給軟化了，他們在資本家的臨時政府成立后馬上就同意“支持它”，“只要”它履行自己的諾言。

　　蘇維埃認為自己是檢查和監督臨時政府行動的機關。蘇維埃的領袖們成立了所謂“聯絡委員會”[4]，也就是同政府聯絡、接洽的委員會。在這個聯絡委員會中，蘇維埃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領袖經常同資本家政府進行談判，實際上他們已經成了不管部部長或非正式的部長。

　　整個3月間和幾乎整個4月間的情況就是這樣的。資本家一再拖延，支吾搪塞，竭力爭取時間。在這個時期中，資本家政府沒有為發展革命采取過任何一項比較認真的措施，連召開立憲會議這個由它直接承擔的任務，政府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完成，沒有向各地提出這個問題，甚至還沒有成立中央的籌備委員會。政府所關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暗中恢復由沙皇同英法資本家簽訂的掠奪性國際條約，盡量小心謹慎、不露形跡地阻撓革命，什么都答應，什么都不執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聯絡委員會”里當了傻瓜，他們被動聽的詞句、諾言和“明天就辦”的空話喂飽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就象一篇著名寓言中的烏鴉[5]一樣，經不起阿諛奉承，高興地聽信資本家所作的保證，說什么他們高度尊重蘇維埃，未經蘇維埃同意決不采取任何措施。

　　實際上，時間一天天過去，資本家政府并沒有為革命做任何事情。但是為了反對革命，它在這個時期恢復了掠奪性的秘密條約，更確切些說，就是確認了這些條約，并且還同樣秘密地同英法帝國主義的外交官進行談判，使這些條約“起死回生”。為了反對革命，它在這個時期為作戰部隊的將軍和軍官建立反革命組織(至少使他們互相接近)奠定了基礎。為了反對革命，它在這個時期開始把工業家、廠主組織起來，這些人在工人的壓力下不得不一再讓步，但同時又開始暗中破壞生產，準備一到適當的時機就停止生產。

　　但是，把先進的工人和農民組織到蘇維埃中去的工作在不斷地向前發展。被壓迫階級的優秀分子已經感覺到，盡管政府同彼得格勒蘇維埃達成了協議，盡管克倫斯基吹得天花亂墜，盡管有了“聯絡委員會”，這個政府仍然是人民的敵人，革命的敵人。群眾已經感覺到，如果不粉碎資本家的反抗，和平、自由、革命的事業就必然遭到失敗。群眾已經愈來愈憤怒了，愈來愈不能忍耐了。

六

　　群眾的這種情緒在4月20—21日爆發了。運動是自發產生的，誰也沒有作過準備。這個運動非常猛烈地反對政府，有一個團甚至全副武裝出動，到瑪麗亞宮去逮捕各部部長。大家都非常清楚，政府已經維持不下去了。蘇維埃本來可以(而且應當)把政權拿到手，不會遇到任何方面的任何反抗。可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支持搖搖欲墜的資本家政府，由于同政府妥協而更加束縛了自己，采取了更加危險的斷送革命的步驟。

　　革命迅速地深刻地教育了各個階級，這種速度和深刻程度在平時，在平靜時期是不曾有過的。組織得最好、在階級斗爭和政治方面經驗最多的資本家學得最快。他們看到政府已經無法維持，于是就采取了其他國家資本家在1848年以后的幾十年中用來愚弄、分裂和削弱工人的手段。這種手段就是組織所謂“聯合內閣”，即由資產階級和背叛社會主義的倒戈分子聯合組成共同的內閣。

　　在自由、民主和革命工人運動同時并存最長久的國家，如英國和法國，資本家曾多次利用這種手段，而且收到很大的效果。“社會黨人”領袖們加入資產階級內閣后，必然成為資本家的傀儡、玩物和擋箭牌，成為欺騙工人的工具。俄國“民主共和派”資本家所運用的正是這種手段。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馬上就上了鉤，于是切爾諾夫和策列鐵里之流參加的“聯合”內閣也就在5月6日成了事實。

　　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的傻瓜們歡天喜地，沐浴在領袖入閣的榮耀的光輝中洋洋自得。資本家也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他們得到了“蘇維埃領袖”這些反人民的幫手，得到了這些人支持“在前線發動進攻”即恢復已經中斷的帝國主義掠奪戰爭的承諾。資本家知道這些領袖外強中干，知道資產階級關于監督生產以至組織生產、關于實行和平政策等等諾言是永遠不會兌現的。

　　結果正是這樣。在革命發展的第二階段，即從5月6日到6月9日或18日，完全證實資本家的算盤打對了，他們的確毫不費力就愚弄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

　　當彼舍霍諾夫和斯柯別列夫宣稱要把資本家的利潤100%拿過來，說資本家的“反抗已經被粉碎了”等等，用這些花言巧語欺騙自己又欺騙人民的時候，資本家卻在不斷地鞏固自己的力量。實際上在這段時間內根本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制裁資本家。那些背叛了社會主義的部長已經成了轉移被壓迫階級視線的留聲機，而整個國家管理機關實際上仍然操在官僚(官吏)和資產階級手中。臭名昭著的工業部副部長帕爾欽斯基就是這類機關的典型人物，他對任何反對資本家的措施都加以阻撓。部長們專事空談，一切仍然照舊。

　　策列鐵里部長更是資產階級用來反對革命的工具。當喀瑯施塔得的革命者大膽地起來撤換政府任命的委員時，策列鐵里就被派到那里去做“安撫”工作。資產階級在自己的報紙上對喀瑯施塔得大肆進行惡毒的瘋狂的造謠、誹謗和攻擊，給它加上企圖“脫離俄國”的罪名，并且用各種各樣的調子重復這種無稽之談，來嚇唬小資產階級和庸人。而策列鐵里就是被嚇壞了的愚蠢庸人中最典型的一個，他比誰都“老實地”落入了資產階級攻擊的圈套，比誰都賣力地“抨擊和安撫了”喀瑯施塔得，可是就不明白自己是當了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奴仆。結果他成了同革命的喀瑯施塔得成立如下一項“協議”的工具：喀瑯施塔得的委員不能簡單地由政府任命，而是由地方選舉，政府批準。背離社會主義而投靠資產階級的部長們就是把時間花在進行這類可恥的妥協上面。

　　凡是資產者部長不能出面替政府講話的地方，如在革命工人面前或在蘇維埃中，“社會黨人”部長斯柯別列夫、策列鐵里和切爾諾夫等便出面講話(確切些說，是資產階級派去的)，他們忠實地執行資產階級的任務，拚命替內閣辯護，粉飾資本家，一次又一次地用諾言欺騙人民，勸大家等待，等待，再等待。

　　切爾諾夫部長尤其忙于同自己的資產階級同僚作交易，直到7月間，直到在7月3—4日的運動后新的“政權危機”發生，直到立憲民主黨人退出內閣，切爾諾夫部長一直忙于辦一件有益的、有趣的、深孚眾望的事情，即“開導”自己的資產階級同僚，勸他們至少要同意禁止土地買賣。禁止土地買賣的諾言是在彼得格勒全俄農民代表大會(蘇維埃)上極其莊重地向農民宣布的。但是諾言仍舊是諾言。切爾諾夫無論在5月或6月都沒有能履行這個諾言，直到7月3—4日，由于革命的浪潮自發地起來了，恰好立憲民主黨人又退出內閣，這樣他才有可能實行這項措施。但是就在當時，這也是一項孤立的措施，不能使農民奪取地主土地的斗爭真正得到改善。

　　人民痛恨的古契柯夫未能完成的帝國主義反革命的任務，即恢復帝國主義掠奪戰爭的任務，這時由社會革命黨新黨員“革命民主派”克倫斯基在前線順利地出色地執行了?？藗愃够谛蕾p自己的口才，而那些把他當作小卒任意擺布的帝國主義者則恭維他，奉承他，崇拜他，因為他死心塌地為資本家服務，勸導“革命軍隊”同意恢復戰爭，以履行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資本家簽訂的條約，使俄國資本家能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利沃夫，得到埃爾澤魯姆和特拉布宗[6]。

　　俄國革命的第二階段即5月6日到6月9日這個階段，就這樣過去了。反革命資產階級在“社會黨人”部長的掩護和保衛下，加強和鞏固了自己的力量，準備好了進攻，既要對外部敵人發動攻勢，又要向內部敵人即革命工人進攻。

七

　　6月9日，革命工人的黨，布爾什維克黨，準備在彼得格勒舉行示威，使群眾中日益增長的不可抑制的不滿和憤怒有組織地表現出來。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的領袖被自己同資產階級達成的協議所牽制，被帝國主義的進攻政策所束縛，感到自己在群眾中失去了威信而非常恐慌。到處都發出反對游行示威的狂吠，而且這一次是反革命立憲民主黨人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沆瀣一氣。由于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實行同資本家妥協的政策，在他們的領導下，小資產階級群眾轉向同反革命資產階級聯盟的形勢就完全確定了，并且非常明顯。6月9日危機的歷史意義和階級意義就在這里。

　　布爾什維克取消了這次示威，他們決不愿意在這個時候引導工人去同聯合起來的立憲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作殊死的斗爭。可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為了多少保持一點群眾的信任，不得不定于6月18日舉行總示威。資產階級怒不可遏，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倒向無產階級方面的表現，于是決定在前線發動攻勢來麻痹民主派的行動。

　　果然，6月18日使革命無產階級的口號即布爾什維主義的口號在彼得堡的群眾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而6月19日資產階級和波拿巴主義者克倫斯基莊嚴宣布，就在6月18日前線發起了進攻。

　　這次進攻實際上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違背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意志而恢復掠奪戰爭。因此，進攻一方面必然使沙文主義大大加強，使軍權(因而也使政權)轉到波拿巴主義者這一幫軍人手中，另一方面必然對群眾采取暴力，迫害國際主義者，取消鼓動自由，逮捕和槍殺反對戰爭的人。

　　如果說5月6日是用繩索把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綁在資產階級勝利的戰車上，那么6月19日則是用鎖鏈把他們當作資本家的奴仆鎖住了。

八

　　由于重新挑起掠奪戰爭，群眾的憤怒自然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地增長起來。7月3—4日，群眾的憤怒爆發了，布爾什維克試圖制止這種爆發，而且理所當然應該設法使它采取最有組織的形式。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這些被主人鎖住了的資產階級奴隸同意一切照辦：同意把反動軍隊調進彼得格勒，同意恢復死刑，同意解除工人和革命軍隊的武裝，同意非法逮捕、緝拿人犯和查封報紙。于是資產階級在政府中不能完全掌握的而蘇維埃又不愿意掌握的政權，就落到波拿巴主義者這一幫軍人手中，當然，立憲民主黨人和黑幫分子、地主和資本家是完全支持他們的。

　　一級一級滾下去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既然躺在同資產階級妥協的斜坡上，就不能不往下滾，一直滾到底。2月28日，他們在彼得格勒蘇維埃答應有條件地支持資產階級政府。5月6日，他們拯救了要垮臺的資產階級政府，甘愿做它的奴仆和衛士，并且同意實行進攻。6月9日，他們同反革命資產階級一起對革命無產階級大肆進行惡毒的攻擊、造謠和誹謗。6月19日，他們贊同重新挑起掠奪戰爭。7月3日，他們同意把反動軍隊調來，這是向波拿巴主義者徹底交權的開端。一級一級地滾下去了。

　　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落得這樣可恥的下場決不是偶然的，這是小業主即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造成的結果，歐洲的經驗已經多次證明了這一點。

九

　　當然，誰都看見過小業主怎樣拚命掙扎，想“出人頭地”，想做真正的業主，想上升到“大”老板的地位，即資產階級的地位。在資本主義統治下，小業主或者是自己成為資本家(在100個小業主中，至多有1個能達到這個目的)，或者是破產，成為半無產者，最后成為無產者，別的出路是沒有的。在政治上也是一樣：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特別是它的領袖們，總是想跟著資產階級跑。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袖們總是用諾言和保證來安慰自己的群眾，說同大資本家達成協議是可能的，可是，他們頂多能在極短的時間內使資本家對勞動群眾中的少數上層分子作些小小的讓步，而在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在一切重要問題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總是做資產階級的尾巴，成為資產階級的軟弱無力的附屬品，成為金融大王手中的順從的工具。這是英國和法國的經驗多次證明了的。

　　俄國革命的事態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及它所造成的極深刻的危機的影響下發展得非常迅速，俄國革命的經驗即1917年2月到7月的經驗，非常明顯地證實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小資產階級地位不穩定這一條老真理。

　　俄國革命的教訓是：勞動群眾要掙脫戰爭、饑荒和地主資本家奴役的鐵鉗，就只有同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完全決裂，認清他們的叛徒嘴臉，拒絕同資產階級實行任何妥協，堅決站到革命工人這邊來。只有革命工人(如果貧苦農民支持他們的話)才能粉碎資本家的反抗，引導人民無償地奪取土地，獲得完全的自由，戰勝饑荒，消除戰爭，達到公正的持久的和平。

后記

　　從文章內容可以看出，這篇文章是在7月底寫的。

　　8月間革命的進程完全證實了本文的論點。后來在8月底發生了科爾尼洛夫叛亂[7]，造成了革命的新轉變，從而向全體人民清楚地表明，立憲民主黨人勾結反革命將軍是想解散蘇維埃，恢復君主制。革命的這一新轉變的勢頭究竟有多大，它能不能結束同資產階級妥協的有害政策，不久即可見分曉……

　　尼·列寧

　　1917年9月6日

　　正文載于1917年8月30日和31日(9月12日和13日)《工人日報》第8號和第9號

　　后記載于1911年波濤出版社出版的尼·列寧《革命的教訓》一書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53—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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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俄國臨時政府于1917年7月12日(25日)在前線恢復死刑。按照沙皇時代戰地法庭的樣式，軍隊在師一級建立了“軍事革命法庭”，其判決在公布以后立即生效，并必須立即執行。

　　[2] 指1917年3月2日(15日)成立的俄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這個政府是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同把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領導人協議成立的，起初稱“第一屆社會內閣”，3月10日(23日)定名為臨時政府。這個政府的組成是：總理兼內務部長格·葉·李沃夫公爵(立憲民主黨人)、外交部長帕·尼·米留可夫(立憲民主黨人)、陸海軍部長亞·伊·古契柯夫(十月黨人)、交通部長尼·維·涅克拉索夫(立憲民主黨人)、工商業部長亞·伊·柯諾瓦洛夫(進步黨人)、財政部長米·伊·捷列先科(無黨派人士)、教育部長亞·阿·曼努伊洛夫(立憲民主黨人)，農業部長安·伊·盛加略夫(立憲民主黨人)、司法部長亞·費·克倫斯基(勞動派)、正教院總監B.H.李沃夫、國家監察長И.B.戈德涅夫(十月黨人)。

　　[3] 勞動派分子是俄國國家杜馬中的農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識分子代表組成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集團勞動派的成員。勞動派于1906年4月成立，領導人有阿·費·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在國家杜馬中，勞動派動搖于立憲民主黨和布爾什維克之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勞動派多數采取了社會沙文主義立場。二月革命后，勞動派積極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1917年6月與人民社會黨合并為勞動人民社會黨。十月革命后，勞動派站在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方面。

　　[4] 聯絡委員會是1917年3月8日(21日)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把持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建立的，成員有馬·伊·斯柯別列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尼·蘇漢諾夫、B.H.菲力波夫斯基和尼·謝·齊赫澤(后又增加維·米·切爾諾夫和伊·格·策列鐵里)。聯絡委員會名義上是要“影響”和“監督”臨時政府的活動，但實際上它的作用卻是幫助臨時政府利用蘇維埃的威信來掩飾其反革命政策，并制止群眾進行爭取政權轉歸蘇維埃的革命斗爭。1917年4月中，聯絡委員會被取消，其職能由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執行。

　　[5] 指俄國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烏鴉和狐貍》。狐貍看到烏鴉噙著一塊乳酪停在樹上，就用各種贊美的詞句誘騙它唱歌。烏鴉被恭維得忘乎所以，不禁張嘴大叫。乳酪立時從烏鴉嘴里掉了下來，被狐貍叼走。

　　[6] 埃爾澤魯姆即埃爾祖魯姆，是土耳其東部山區的最大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被俄國軍隊占領。

　　特拉布宗是土耳其東北部的一個城市，黑海東岸的一個港口。

　　[7] 科爾尼洛夫暴動是發生在1917年8月的一次俄國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亂。叛亂的頭子是俄軍最高總司令、沙皇將軍拉·格·科爾尼洛夫。叛亂的目的是要消滅革命力量，解散蘇維埃，在國內建立反動的軍事獨裁，為恢復君主制作準備。立憲民主黨在這一反革命陰謀中起了主要作用。臨時政府首腦亞·費·克倫斯基是叛亂的同謀者，但是在判亂發動后，他既害怕科爾尼洛夫在鎮壓布爾什維克黨的同時也鎮壓小資產階級政黨，也擔心人民群眾在掃除科爾尼洛夫的同時也把他掃除掉，因此就同科爾尼洛夫斷絕了關系，宣布其為反對臨時政府的叛亂分子。

　　叛亂于8月25日(9月7日)開始。科爾尼洛夫調動第三騎兵軍撲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內的反革命組織也準備起事。布爾什維克黨是反對科爾尼洛夫叛亂的斗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按照列寧的要求，布爾什維克黨在反對科爾尼洛夫的同時，并不停止對臨時政府及其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仆從的揭露。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和水兵響應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的號召，奮起同叛亂分子斗爭，三天內有15000名工人參加赤衛隊。叛軍推進處處受阻，內部開始瓦解。8月31日(9月13日)，叛亂正式宣告平息。在群眾壓力下，臨時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爾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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