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論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但有確切文字記載的歷史是從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始，至今約三千年。在這三千年的信史中，前一部分即始皇帝開大一統中央集權社會之前的西周東周社會，有約一千年歷史，之后，是朝代更迭頻繁的后二千年。二千年間，先后在中國大地上出現過對中國歷史進程有過較大影響的王朝，有如秦、漢、曹魏、晉、南北朝、隋、唐、宋、明、清等。這些王朝的建立都是順應了歷史發展的節奏，對歷史進程有過較大推動作用，比如其中的秦漢、隋唐兩個歷史節點，都是由天下大亂走到天下大治，漢唐兩代對中華民族做出了燦爛的文明成就，至今還影響著我們這個民族。

　　對比中外歷史，中國歷史一個很突出的特征就是王朝更迭頻繁。最盛的漢唐時期，漢朝雖有四百多年的歷史，但也分為了前漢后漢，大唐也只有二百多年，并不算長久，其他王朝的壽命也都不算長，短命王朝則更多。在亞洲，以日本朝鮮作比，朝鮮李朝歷五百多年算是較長久，而日本沒有朝代更迭，天皇一脈統治日本從始至今據說有三千多年，但也有類似于中國王朝更迭的日本各時代的更迭史。與西方歷史作比，西方雖也有時代的衰亡和新興，但類似于中國朝代更迭的幾乎不多。遍觀世界，只有中國歷史的現象比較獨特，分析之后，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文化本身產生的一個現象。

　　孔夫子之前，從有確切紀年以來大部分處于東周時期的一段歷史內，中國文化注重周天子的“以德配天”思想，即說周天子之所以為天下共主，是因為周天子有德，平民百姓對天子之位是不敢窺探的，視天子之位為神圣不能侵犯。東周戰國時期之前，雖然已經禮崩樂壞，但在社會思想里，普通之人還不敢窺視天子之位，即使各諸侯封國、春秋五霸，都是打著“尊王”維護周天子的旗號會盟各封國，以討伐不尊周禮的國家。楚國依仗國闊人眾勢大，藐視了一次周天子，揮兵至洛陽城下，欲問周天子的“九鼎”的輕重，被公孫滿答以“在德而不在鼎”退去了楚師。春秋中后期，禮崩樂壞加劇，人的思想多元化混亂化起來，尤其在戰爭中表現的尤其明顯，如著名的泓水之戰中，宋襄公固守“禮義之兵”“成列而鼓”，不施“詐戰”，而敗于楚軍，隨后又有城濮之戰，中原新的霸主晉文公再次面對楚軍，采取“退避三舍”的計謀，用以“詐戰”，打敗了楚軍。泓水之戰終結了商周以來的“仁義道德”，城濮之戰開啟了“兵者詭道也”的先河。是故《淮南子》總結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于古為義，于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之后歷史進入戰國時期，“德”的思想完全由“實力”所取代了。

　　當年孔子面對東周社會的周室衰微，禮樂崩壞，群雄分起、相互攻伐，詭道盛行，重彈“復禮”，以期歸攏人心，秩序社會，但是孔子不愿看到商周以來的經濟基礎——井田制已經遭到了破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新興地主階級的土地兼并已經出現，有秩序的井田制正在一點點地被瓦解。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也在被諸侯國逐漸地架空。孔子周游列國，“仁”、“禮”的施政綱領只會遭到各國無情的抵制，以失敗告終。到戰國時期，周赧王完全被架空成了一個擺設，任意被幾個大國玩弄于鼓掌之上。新興地主階級終于站上了統治舞臺。

　　秦始皇終結了東周以來的混亂局面，也徹底終結“以德配天”天子之位神圣不能侵犯的思想，打開了中國走向地主階級統治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社會的局面。統治階級的秦王朝以法家思想強國，并以法家思想建國，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重視統治實力，這也是秦國稱雄一統天下的依靠，也是秦國暴政產生的根源，也是秦朝因暴政而迅速滅亡的根源。由此，秦朝之后的中國歷史，走入了一個個政權循環的軌道，一直循環走下去了兩千年，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獨有的歷史周期律。

　　秦王朝結束了宗周之禮的八百年的周王朝，改換了天子姓氏，而十二年之后，一場農民起義的暴動又終結了贏姓的秦朝。在分析陳勝吳廣起義之前，有必要提及發生在西周時期的“國人暴動”。如果從根源上說，因為信史的依據，現在只能說“國人暴動”是有記錄的底層人民反抗的第一次，但是“國人暴動”的歷史意義遠低于陳勝吳廣起義的。國人暴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周厲王伙同榮夷公搞“專利”政策，致使國人謀生艱難，還強力壓制國人的不滿，“道路以目”的成語就是源自于這次的不滿情緒。壓制久了，國人被逼迫得只得為了生存而起來反抗周厲王，最終將周厲王趕出了鎬京，周厲王逃到彘，直到病死也沒有再回到鎬京。也許這次暴動是夏商周以來的第一件“犯上”“趕跑天子”的大事，不能不引起統治者的重視，也可能因此不得不以文字記錄下來，這一記錄，便出現了中國歷史文字紀年的開始，同時對西周政治體制上的沖擊，就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體制的出現，直到周宣王即位。自有了國人暴動而且成功地趕跑周厲王，在底層勞動人民的思想里，打破了一次王權神圣的地位，樹起了通過反抗可以維護自己利益的造反意識。現在不得不說，如果要給中國歷史周期律找個起點的話，那么“國人暴動”應該是這個起點。站穩了反抗的起點，就直接影響到了周朝的統治從此進入了禮崩樂壞走向衰弱的時期了。“國人暴動”成功沖擊、動搖人們的王權神圣的思想的波浪，一直沖擊到如秦始皇出巡渡浙江時，項羽見其車馬儀仗威風凜凜，便對項梁說：“彼可取而代也。”這又是自國人暴動之后，動搖王權神圣延續六百多年(注：古代歷史發展進程緩慢)后的一次重要歷史記錄。假設如果國人暴動失敗了，沒有觸動周厲王的地位，可能華夏民族后繼的歷史就是另外一種樣子了。

　　秦二世的暴政，直接導致了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掀起農民起義。起義雖然失敗，但起義第一次將“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思想推進了社會最底層，這是繼國人暴動之后的又一次深入的思想解放運動。國人暴動觸動的是天子神圣地位，而陳勝吳廣的起義口號又將最上層天子的神圣可以“侵犯”往下拉到了“王侯將相”一層，即不僅天子可以趕跑，就是天子之下的“王侯將相”們也不是天生有種的，同時，底層人們從來不曾也不敢窺望的算不上最高的“王侯將相”一級，也是可以由底層人造反獲得，應當說這是中國底層勞動人們在歷史進程中追求平等思想的一大進步。這一口號已經深入人心，緊隨其后的各地起義終將秦王朝推翻，來自最底層的劉邦翻身坐上了漢高祖的皇帝位，實現并且超過了這一口號的目標。大澤鄉起義和劉邦的上位，對其后中國歷史進程無疑是有誘惑力的。同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思想在中國社會成了共識，這也是致中國歷史上除了孔家比較特殊之外，自此不再出現世襲貴族的一個來自于思想上的源頭。

　　還需要進一步補充的是，夏商周三代，雖然處于奴隸社會，但中國的奴隸社會不同于其他文明。人，即使最底層的勞動者也有一定的自由，不完全是隸屬于奴隸主階層的勞動工具，而一旦淪為奴隸主完全意義上的勞動工具，也就斷絕了起來反抗上層壓迫的通道了。周朝的井田制就是這一現象最直接的表現。西周時期，全國的土地歸周王所有，但每一塊土地按照井字形將土地分成九塊，除了中間一塊屬于公田外，外圍的八塊土地收成是歸耕戶所有，中間的公田由八戶共耕，收成歸入封邑貴族。因此中國勞動者自古以來就有比較高的人身自由度，進入鐵器時代之后，勞動者的自由比周朝時更增多了一些，這是產生中國歷史周期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人身自由條件。相比于印度，印度自雅利安人入侵之后到吠陀時期，形成了非常固定的種姓制度，四個種姓之間的溝通通道基本是斷絕的，種姓越低，通道斷絕越徹底，在四個種姓之外，還有一個龐大的賤民群體，賤民只能世世代代做賤民，因此在這種“人沒有未來”的社會制度下，才會也只能在印度產生不重現世而只重來世的佛教和印度教。印度不可能出現類似于中國的改朝換代的歷史，印度各王朝的更迭只能實現于外力的侵入，印度的歷史也正是這樣一個事實。

　　中國在自從由最底層的農民階級開啟了改換天地的歷史之后，也就走入了朝代更迭的一個個圓圈。歷數秦之后進入一個個圓圈的各王朝，直接或間接引起舊王朝滅亡新王朝誕生的農民起義的有：大澤鄉起義——西漢，綠林赤眉起義——東漢，黃巾起義——三國，隋末農民起義——唐朝，黃巢起義——五代，元末農民起義——明，李自成起義——清等。雖然沒有觸發舊王朝滅亡但給予了舊王朝極大沖擊破壞的農名起義的有：東晉孫恩盧循起義，北魏破六韓拔陵起義，唐朝王仙芝起義，北宋王小波李順起義、宋江方臘起義，南宋鐘相楊幺起義，明朝劉六劉七起義，清朝的白蓮教，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其中后來的太平天國起義的規模和歷時最大最久。其他的王朝更迭，多是統治階級內部之間不同勢力之間的權力轉移致使王朝更迭，這種更迭沒有或少受農民起義的影響，這樣的王朝有：王莽新朝，西晉，南朝(宋齊梁陳)，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五代(梁唐晉漢周)十國等，外族直接入侵建立的王朝有：北魏，元，清等為例外。

　　中國歷史王朝的更迭并不都是由農民起義來實現，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必然會對王朝造成致命性沖擊或直接導致王朝覆滅，這種規模的農民起義對社會的沖擊和破壞力更大，它對歷史進程的推動和貢獻也是巨大的，而統治階級內部不同勢力之間的權利轉移引發的政權更迭，帶給社會的破壞力比較少，對歷史進程的貢獻也比較小。結合前述全部內容，以上各時期的起義和王朝更迭，在人的思想上都應該來自于第一次的大澤鄉起義，以及受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鼓舞。再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后來歷朝的農民起義的口號也在不斷變化，但主線總是向更加平等的思想上靠攏。比如，北宋的王小波李順起義，第一次提出了“均貧富”的口號，這是從“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底層人也可以追求“王侯將相”地位的低層次的平等思想，進步到了不論地位高低的一律“均貧富”的泛平均主義思想，無疑從思想上直接觸及到了反對剝削和社會分配制度的問題。再至明末李自成起義，提出了“均田免糧”的口號，第一次直接觸及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這一根本制度，直到最后的一次更大規模的太平天國起義，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是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等綱領性文件，也是第一個分配土地的具體方案，《資政新篇》是順應歷史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以農業立國的社會，農業在國家政權中起主導性作用。土地是農民的根本，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因此體現在王朝的更迭中，農民必然會成為主體。在以農業為根基的中國社會，在兩千年封建社會中，由于農民與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較淺，一直存在著小農經濟與地主經濟并存且有此消彼長的關系。一個新王朝建立，在其初期，社會關系經新調整后，原來舊的地主經濟在很大程度上處于被削弱了的地位，而小農經濟生長環境則較為寬松，這時小農經濟處于相對上升的繁榮期，新的地主經濟還沒有形成，不占主導地位，新興王朝是向上走的穩定時期。隨著政權穩定，王朝的官僚集團逐漸壯大，其地位得到鞏固，并對經濟利益的追求開始膨脹、上升，與他們相依附的新地主經濟開始了新一輪的擴張，逐步蠶食兼并小農經濟，多數土地集中到了少數地主階級手中，當發展到一定的度之后，地主經濟又開始了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而小農經濟者和手工業者卻遭受著地主階級的盤剝和壓迫而日益加重。同時，統治階級因其自身經濟利益的需要，在上層建筑領域的制度建設上只能是有利于地主經濟利益的而非小農經濟的。如此，整個社會的主要矛盾必然集中到了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斗爭中了。直到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只能為了生存而反抗時，加之官僚集團日益腐敗的誘因，一場新的農民反抗斗爭甚至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斗爭的發生就成為必然，不可阻擋。不過，還需要說明的是，即使壓迫日益加深，如果沒有在思想上的解放，或者在文化上有允許反抗的因素，有可能反抗不會發生。還是以印度為例：在印度則沒有這種允許反抗的文化存在，其文化如種姓制度是不允許反抗的，但在中國文化中，社會普遍共識是反抗天經地義。正因為有著這樣的文化土壤，在有的王朝，一些開明君主及其僚屬還是比較注重維護農民利益的，這樣的例子歷史上也比較多，著名的一個是唐太宗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觀點。

　　在以上分析中，可能有人會問，文化上允許反抗的思想和經濟上剝削壓迫的加重，對于改朝換代的作用哪個更占主要作用?無疑還是馬克主義的回答是正確的：經濟是基礎。但是，馬克思主義也從來沒有回避體現在生產關系之中上層建筑領域里的意識的能動作用。反抗的思想助推和擴大了反抗行為的力量，反抗成功，就是新一輪分配(從官爵地位的分配，到平均財富的分配，再到土地所有權的分配，再到不僅土地還有政治、經濟、軍事領域的平等，主線是在不斷前進的，對于將來，確切地說，也還要不斷前進的!)的開始，也有了完成新一輪分配的可能。即使反抗沒有成功，反抗的思想也會延續到下一次可能成功的希望中。如果連反抗的思想都不存在的話，反抗的行為可能無從談起。反抗精神自國人暴動開始直到今天，就深深地扎根在中國勞動人民心中了，這也是中國文化蘊育的一朵燦爛的文明之花。之所以燦爛，是因為中國勞動人民對于自己的命運總是永遠充滿希望的，而面對在自己追求希望的征途上的一切障礙，無論多大多難，都有十足的勇氣和強大的力量予以推翻和鏟除，這一點是中國人民最可寶貴的地方。

　　現在完全不能說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改朝換代總是在原地上打圈，甚至對于這一中國現象，如黑格爾所言：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千百年來在廣闊的土地上不斷重復著莊嚴的毀滅，而在本質上毫無變化……。在黑格爾的眼中，他所說的重復，只不過僅看到的是君主，而沒有看到勞動人民。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哲學家，他是不可能看到勞動人民的歷史貢獻的。所以事實并非如黑格爾的結論。對于歷史的發展，還是導師毛澤東主席總結的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

　　在政治上正式提出中國周期律問題的，是1945年7月初，在延安的窯洞中，民主人士黃炎培向毛澤東問道“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胸有成竹地答到：“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破解周期律的問題，自此正式進入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上來，不久后，毛澤東率中共機關從西柏坡進北京的路上，他的“進京趕考”“不當李自成”就是對這個歷史周期律的第一步破解。

　　建國后，毛澤東十分注意如何破解這個周期律問題，他施行了很多的措施和手段，應該說在他的時代，毛澤東給予了人民更多更廣泛的權利和民主，最后在他的晚年，他所發動的最廣泛權利最大的人民大眾民主運動，并以最高的憲法形式，來保證“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奈何天不假年，毛澤東還是離開了人民。他的去世直接就有了周期律中的“人亡政息”的一種憂患。之后，中國的歷史進程拐進了一個很大的彎，直到2012年年底，在拜訪民建中央時，習近平總書記重提了毛澤東和黃炎培當年的“歷史周期律”的對話。

　　時間從西周走到今天，我向來不以最忌憚的心情揣測中國歷史的進程，可是我知道通過我對以上的歷史分析中，也還知道這個“歷史周期律”是完全符合馬列主義的，是充滿唯物辯證法準則的。無論中國還是全世界的歷史舞臺上，表演最突出的演員是誰，只要臺下的觀眾不滿意了，不喜歡看了，更不愿意看了，那么演員只有下臺退出表演的份兒了，不管他愿意還是不愿意。

　　意到如此，不得不說，“歷史周期律”應該是客觀存在的，誰想避免也避免不了。如果不管它的存在，而依然我行我素，它就要重新來管理管理社會了，如果演得好點，它出來的時間就能推遲一點，但是也總免不了它終于會出來，而它的終于出來，對于臺下的觀眾們來說，未免就不是一件好事!如果真想徹底跳出這周期律的循環，只有華山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正確回歸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路上來，還是毛澤東給出的答案最正確：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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