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于流寇，后世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其實，從軍事的角度講，流寇并不可怕，只是把王朝的痼疾深刻的暴露出來。如果不加及時處置，就會有身死國滅的下場。漢朝的黃巾起義、唐朝的黃巢起義、宋朝的宋江起義、明末農民大起義都導致了長久的動亂，甚而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這其中的關鍵點就是安內沒做到位。

　　流寇式的農民起義只是事情的表象，隱藏在背后的是王朝政治經濟建設的深刻危機。簡單式的圍剿非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讓潛藏的不安定因素以最大破壞力的形式出現，只能治標不治本。在明末就是起義鎮壓下去一撥，另一撥又起，直到同歸于盡。流寇是不能成事的，因為他們沒有信仰，只是為了要求最起碼的生存權。因而他們的戰斗力是不強的，計劃是不縝密的，自身提高是不夠的。最終，達到流寇巔峰的李自成也是一敗而根基全無，被人一路趕到九宮山，兵敗身亡。

　　流寇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根據地建設的意識，因而他們面對的每一場戰斗都可能成為決戰，這也是李自成無法打敗滿清的原因。

　　中國歷史上兩次成功的農民起義，一次是劉邦領導的，一次是朱元璋領導的。劉邦“有天下苦秦久矣”的悲憫，因而能夠戰斗到底。再加上有關中這塊根據地，因此雖然屢戰屢敗，但一戰而定鼎天下。朱元璋則面臨反也死，不反亦死的困境，所以抱定滅亡暴元的決心，以南京為根據地，終成大事。這種農民起義才是王朝徹底敗落的標志。但明朝的張居正變法，顯然使得明末的農民大起義有了不同以往的特色。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將實物地租變為貨幣地租，這使得農民變成了無產者，只能自己救自己。像明朝中期的土地兼并問題，歷史的走向一般是權臣、地方豪族實力大增，最終取而代之。但明朝卻是滿清入關。清兵入關實際上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使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決整整推后了300多年。

　　《五百年來誰著史》也講到，明朝中后期中國的市場經濟高度發達。中國的很多地方不種糧食了，而種收益較大的棉麻等經濟作物。明朝政府也是最好的無為而治的政府，不干涉經濟事務，讓看不見的手發揮巨大作用。明朝政府還解散了官辦的驛站，讓廣大職員獲得自由，下崗再就業。明朝也在最大限度內廢除了對人員流動的限制，鼓勵各地經濟文化的交往。最終的結果是中國南方的經濟異常發達，中國的北方卻貧苦不堪。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功能無法實現，使得北方的流民前仆后繼，無法根除。后來，俄國解放農奴的改革實際上和張居正改革有很多相似之處，在市場經濟下被解放出來的那些曾經不自由的人，最終落得個一無所有的下場，只能揭竿而起，反抗社會不公。

　　如果沒有滿洲人，我相信中國會迎來封建勢力、市場階級、流民勢力的大對決。即使是滿洲人也沒有完全的控制整個國家。中國的南方實際上游離于國家的體系之外，廣大的鹽商在當地有著強大的影響力。這些人也成為皇帝、大臣計劃外收入的重要來源。明末，是北方的滿族人攪局，而清末則是歐美人從南方打入中國。中國這種相互制衡的體系實質上是很脆弱的，稍有異動就會關乎大局。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起義也就應運而生了。但和明朝亡于流寇不同，太平軍的鋒芒指向了南方士大夫階層的核心利益區域，遭到了他們的強烈阻擊，最終失敗。我是同意舊式農民起義沒有前途的斷言的。因為他們已落后于資產階級的發展，從此，更加沒落下去了。

　　最終，清朝是被南北議和，共同滅亡的。而新式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結盟則打敗了中國的老式軍閥。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對決也是解決中國從李自成以來被壓抑的矛盾的唯一出路。我是相信歷史有著自身的規律和無法擺脫的宿命的。在南方，中國資產階級的大本營，當時的共產黨人無法與之爭鋒。流寇主義、冒險主義這樣的階級通病也不能根除，因此，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也是一種必然。在當時的情形下，攘外必先安內還是符合上層階級的利益的。共產黨人在四川的立足將面臨封建勢力和大資產階級的聯合絞殺，也會為未來的國共和解帶來麻煩。中國共產黨人的命運之地就是陜西，這個李自成們起事的地方。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意義在于，它宣告了中國的封建軍閥勢力決定維護這個國家，要共御外辱了。因為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下，中國的封建士大夫們還是有些骨氣的。蔣介石的認賬，也在于他沒有獨立的力量來到陜北解決共產黨了。中國的南北完成合流。

　　中國的資產階級具有天然的缺陷，不但在于他們的依附性，更根本的在于他們文化建設上的缺失，這使得他們只能單純的依靠武力，帶有極大地封建殘余。但正是這一點，使得蔣介石無法投降日本，否則他就會被無數的敵人所吞噬。而這也成為了汪精衛投靠日本的理由，在這里，他將用他所謂的儒雅建設一個資產階級的王國。蔣介石的缺陷在國共內戰時集中暴露了，他無法團結更多的人，勝在武力，也敗于武力。

　　共產黨最大的功績就是完成了整個國家的整合，中國又成為了一個真正團結統一的共和國。但共產黨人的階級基礎——農民階級，也沒有完成改造，無法承擔起領導國家的重任。當共產黨的上層想要轉向的時候，歷史的車輪也是無法逆轉的。毛澤東只是做了天才的預言與預演，但他無法力挽狂瀾。終究，中國避免了蘇聯式的悲劇。那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文化建設不足的原因。但近來，“民主”的訴求越來越強烈，各地的群體性事件也越來越多，中國又迎來了一次歷史大輪回。這是中國新一輪爭斗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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