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和《前線》是毛澤東在1944年春天讀到的。經他推薦，這兩部作品在中國共產黨從抗戰勝利前夕到新中國成立這段時間，發揮了其他書籍難以替代的普遍教育作用。

　　《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簡稱《甲申》)是郭沫若紀念明末李自成起義三百周年寫的長篇歷史論文，連載于重慶《新華日報》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副刊。該文分析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幾起幾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最后又陷于失敗，結果只待了48天便失敗退出北京的過程和原因，著重敘述了起義軍攻入北京后一些領導人腐化并發生宗派斗爭的情形，總結了其功敗垂成的歷史教訓，闡明一條極為重要的歷史經驗：一切以革命為宗旨的階級或社會集團，在勝利的情況下要防止驕傲，同時也指出，李自成農民起義即使成功，“他的代表農民利益的運動早遲也會變質”。《甲申》因其強烈的現實意義，一問世便引起廣泛關注。

　　毛澤東從《新華日報》上讀到《甲申》，立即看出這篇史論對處于歷史轉折關頭的中國共產黨的警省作用。經他親筆批示，4月18、19兩天的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甲申》，5月，延安新華書店總店又出版了單行本。5月20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第一部所作的講演中，專門強調：“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1944年8月下旬，周恩來托人給遠在重慶的郭沫若帶去延安出版的《甲申》和《屈原》(郭著歷史劇)單行本。郭沫若收到后分別給毛澤東、周恩來寫信，感謝他們的鼓勵和鞭策。毛澤東11月21日給郭沫若回信中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于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

　　毛澤東高度評價《甲申》，具有強烈的現實考慮。在即將取得抗戰勝利的時候，能否保持清醒頭腦，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新考驗。經過7年抗戰，當時確實存在著希望早日獲得勝利以松一口氣的思想苗頭和厭戰情緒。《甲申》所述李自成起義軍進北京后，一些領導人生活腐化，不注意鞏固邊防，不講究政策和策略，脫離群眾，忘記潛在的危險等等，似乎對應了當時的現實。毛澤東在給郭沫若的回信中還說，自己“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么地方跑來”，真誠地表達了這種憂慮。《甲申》這樣的史論，確實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警省作用，因此“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毛澤東提議郭沫若再寫一篇太平軍的經驗教訓的文章，也是因為洪秀全、楊秀清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入南京建立“天朝”后，幾乎犯了和李自成同樣的錯誤：生活腐化、內部不和、脫離群眾。

　　毛澤東1944年4月提議延安《解放日報》轉載《甲申》后，又讀到同樣反映李自成起義的手抄本章回小說《永昌演義》，作者是著名的李鼎銘先生的陜北同鄉李健侯。4月29日，毛澤東給李鼎銘寫信說：“《永昌演義》前數年為多人所借閱;近日鄙人閱讀一過，獲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為將來之用。”所謂“以為將來之用”，也是從李自成身上總結經驗教訓的意思。

　　無獨有偶，毛澤東閱讀推薦《甲申》的同時，還讀到蘇聯劇作家考涅楚克的話劇劇本《前線》。該劇本發表于1942年，最早的中文譯者是從蘇聯回國的詩人蕭三。1944年春，他把中譯本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讀后立即推薦給《解放日報》連載，時間是1944年5月19日到26日。一個月前，《解放日報》剛剛轉載了《甲申》。

　　《前線》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劇中的兩個人物。一個是反法西斯戰爭前線的總指揮，老資格的布爾什維克戈爾洛夫將軍。他有功勞，對黨忠誠，打仗勇敢，但卻故步自封，驕傲自大。年輕的歐格厄夫軍長提出，“今天沒有真正的無線電聯絡，就不能指揮作戰，這不是內戰”，戈爾洛夫講了一段經典臺詞：“胡說，他懂得什么國內戰爭?我們打敗十四個國家的時候，他還在桌子底下爬哩。戰勝任何敵人，不是靠無線電通信聯絡，而是憑英勇、果敢。‘不能指揮作戰’?好吧，我們來教訓教訓他。”劇本結尾是，這位總指揮沒能經受住反法西斯戰爭的考驗而被撤職。

　　《前線》中另一個典型人物，是脫離實際、靠捕風捉影甚至編造事實來寫報道的記者客里空。他聽說戈爾洛夫的兒子在前線犧牲了，沒有采訪便在報道中寫道：“老將軍知道他的愛子陣亡了，垂下頭來，久坐不動。然后抬起頭來，他眼睛里沒有眼淚。沒有，我沒有看見!他的眼淚被神圣的復仇的火焰燒干了。他堅決地說：‘我的孩子，安眠吧，放心吧。我會報仇的。我用老軍人的榮譽發誓。’”有人對他憑空虛構的寫法提出質疑，客里空辯解說：“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寫我所看見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寫文章了。我就一輩子也休想這樣出名了。”

　　把《前線》劇本推薦給《解放日報》發表后，毛澤東似覺不甚盡意，讓人寫了一篇題為《我們從考涅楚克的〈前線〉里可以學到什么》的社論，發表在6月1日的《解放日報》，全文約3600余字。初稿不知何人所寫，卻為毛澤東詳細修改，從保存下來的他的改稿看，他改得密密麻麻，整個社論完全體現了毛澤東的想法。

　　社論說，蘇聯在德國軍隊圍困斯大林格勒的緊張局勢中發表《前線》，目的是要教育紅軍中大大小小的“戈爾洛夫們”，應該“緊緊的同著時代一起走”。中國共產黨“所處的環境，是長期農村分割的游擊戰爭環境，在這種客觀環境中，容易產生戈爾洛夫這樣的人”。因此，以戈爾洛夫為戒，將幫助我們提高在已經到來和將要到來的新情況下，“勝任愉快地運用新條件來工作的能力”，“將幫助我們教育出很多才德兼備、智勇雙全的干部”。社論還說：“有價值的批評，像《前線》這樣的批評，乃是每個革命者應有的責任。學會贊揚好的，這是很重要的，學會批評不好的，這也同樣重要。像《前線》中的新聞記者客里空那樣，倒是不好的。”

　　1944年6月，毛澤東明確把《甲申》和《前線》作為整風學習后期的文件。這年6月7日，中央宣傳部和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將兩書翻印，在干部中散發，并開展評論，在有條件的根據地可排演話劇《前線》。通知還說，《甲申三百年祭》和《前線》“都是反對驕傲的”。李自成之失敗在于進北京后脫離群眾，“紛紛然，昏昏然”，實為明末農民革命留給我們的一大教訓;戈爾洛夫則“粗枝大葉，喜人奉承，壓制批評，而不去虛心向新鮮事物學習”，因此，“這兩篇作品對我們的重大意義，就是要我們全黨，首先是高級領導同志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與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萬萬不可沖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與戈爾洛夫的覆轍”。這年7月28日，毛澤東在為中宣部起草的給各地各級黨委電報中，又鄭重地要求把《解放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連同《前線》劇本一道，均作為各地黨校、軍校、訓練班、整風班及普通中學以上學校的教材”。

　　毛澤東和《甲申》、《前線》的故事還沒有完。

　　如何避免一勝利即驕傲從而吃虧的錯誤，并非毛澤東偶爾憂慮之事。1949年春，奪取全國勝利和建立新中國已成定局，毛澤東最為憂慮的，依然是黨內容易出現的驕傲自滿情緒和革命到頭的思想。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他說得很集中和透底：“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這個時候，毛澤東頭腦中的鏡鑒，依然是戈爾洛夫和李自成。據《楊尚昆日記》記載，毛澤東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講話中還提到：“要提出新任務，使全黨同志來不及驕傲!不要出戈爾洛夫。”3月23日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時，毛澤東對其他中央領導人說：“今天是進京‘趕考’。”周恩來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當即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絕不當李自成。”

　　毛澤東在抗戰勝利前夕和新中國成立前夕這兩次歷史轉折關頭，都借助《甲申》和《前線》，告誡黨員干部防止驕傲，使它們發揮了其他理論宣傳文章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篇中國史論，一部外國話劇，講的道理相得益彰，給人的印象鮮明生動，也確實容易普及。從抗戰勝利到新中國成立前后，“李自成”和“戈爾洛夫”、“客里空”，經常出現在各級領導干部的講話和文章當中。人們常常聯系身邊的情形，把那些脫離實際、不求進取、驕傲自大的人稱為“戈爾洛夫”;把那些不顧實際情況，吹牛拍馬、說空話假話的人稱為“客里空”。而《前線》中的另一個人物歐格厄夫軍長，則成為勤于學習使自己適應新形勢的典型。“絕不當李自成”、“不要出戈爾洛夫”也成為比較普遍的口號，促進了奮發進取、實事求是的時代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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