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習近平同志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再次提到毛澤東所說的“不當李自成”思想。筆者就毛澤東這一思想也談幾點粗淺認識。

　　一、毛澤東“不當李自成”思想的提出和科學含義

　　1944年，毛澤東談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書時就有“不當李自成”思想的萌芽，但直接提出是1949年率領黨中央離開西柏坡進京之前。毛澤東對周圍的人說：同志們，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他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來笑著接過話題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摘自新華社2006年9月28日《紅色記憶：“進京趕考”—我們不當李自成》)

　　李自成本是明末著名的農民起義領袖，在率領起義軍攻占北京后，很短時間又退出來，最終全軍覆滅。毛澤東這里提到“不當李自成”中的“李自成”已經不是那個歷史上的具體的作為農民起義領袖的個別的“李自成”了。這里的“李自成”已經從一個具體的歷史的人物轉化為一種文化符號。搞清楚“不當李自成”的含義首先搞清楚“李自成”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的含義。而其文化符號的含義又直接源于作為個別的“李自成”人物的思想、經歷、特征。作為個別的“李自成”其實有兩個典型的特征和經歷。一是作為推翻明朝制度的農民起義領袖的“李自成”，二就是退出北京，最終失敗的“李自成”。第一種個別的“李自成”轉化為文化符號其含義就是“反抗剝削壓迫、造反有理”。也曾經有些人在這個意義上使用“李自成”這個文化符號。筆者記得上世紀90年代末有這樣一種傳說：當時的黨中央主要負責人到農村視察，問農民最需要什么，農民說，我們最需要“李自成”。顯然這里的李自成是在“反抗斗爭、造反有理”的意義上使用的。二就是作為個別的退出北京、最終失敗的“李自成”所轉化為文化符號的含義。毛澤東這里所說的“李自成”是在第二種意義上使用的。第二種含義筆者結合毛澤東的有關論述，認為主要有二點內容：第一是驕傲自滿。毛澤東1944年4月在《學習與時局》一文中談到驕傲自滿給革命事業帶來危害性時說：“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以鑒戒。”緊接著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書：“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以鑒戒，不要重犯勝利后驕傲的錯誤。”(《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48頁)同年11月，毛澤東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27頁)七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再次提到要防止“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8頁)的出現。第二是貪圖享受、腐化墮落。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講話中不僅指出革命勝利之后，會出現驕傲和功臣自居情緒，而且還會生長“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8頁)這兩點是作為個別的李自成退出北京最終喪失政權的內在原因。毛澤東作為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從對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中能夠預言到中國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后，仍然會出現這兩種情緒和傾向。作為歷史上個別的“李自成”的失敗是退出北京城。中國共產黨人“退出北京城”則意味著千百萬革命志士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革命成果最終喪失掉，意味著剝削制度的復辟。所以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他特別強調中國共產黨人不能重蹈歷史的覆轍，不能再犯李自成的錯誤。這就是他向全黨提出的極其重要的兩個“務必”思想。而居功自傲、不求進取、貪圖享受、腐化墮落恰恰就是對共產黨人宗旨和最終目標的根本背叛，是變質變色的典型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所說的“不當李自成”的科學含義就是不能驕傲自滿、居功自傲，不能不求進取、貪圖享受、腐化墮落，不能變質變色，不能忘記共產黨人的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的共產主義的理想目標，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完結，還要“繼續革命”。整個黨如果變成“李自成”就意味著整個黨變質變色，整個國家資本主義復辟。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當李自成”與“兩個務必”完全是同一思想、同一含義。其區別是前者是從總結歷史經驗的反面角度闡發，而后者是從正面意義上直接闡發。其共同點就是對奪取政權后的共產黨人提出的新的要求和新的標準。

　　二、為什么共產黨人奪取政權之后也會出現“李自成”現象？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現象都有其產生的原因。這種原因是多方面的。相同的現象必然有相同的原因。研究中國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后出現的“李自成”現象就要與歷史上的“李自成”現象的原因進行共性個性的比較。

　　作為歷史上的具體“李自成”現象，導致其最終失敗其內因就是起義軍隊伍內部進北京后出現的驕傲自滿、貪圖享受和腐化墮落現象。其外部原因就是清軍入關。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外部勢力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已經推翻明王朝、奪取政權的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盡管也高舉反清旗幟，勇于抵抗外來入侵，因內部出現的情況導致其戰斗力急劇下降，最終退出北京，喪失政權，徹底失敗。也許有人這樣認為，如果李自成進北京時，沒有外來敵人入侵，就不會退出北京，不會失敗。筆者認為這種假設有一定道理。沒有清軍入關，即使李自成起義軍內部出現驕傲自滿、貪圖享受和腐化墮落現象，也有可能不會退出北京，而是如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一樣，他所建立的大順王朝也許會在中國歷史上存在數十甚至數百年。但即使出現這樣的結果，能夠說農民起義真正成功了嗎?顯然不能。其實，中國歷史的農民起義無非有兩大結果：一是被地主階級用武力鎮壓下去，如黃巾起義、太平天國起義。李自成農民起義軍被清軍最終消滅本質上還是被代表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清王朝統治階級消滅。再就是農民起義后建立了所謂的農民政權，但最終成為地主階級改朝換代的工具，典型的就是秦末農民起義、隋末農民起義和元末農民起義等。后者本質上仍然不能歸結為農民起義的成功，因為沒有根本消滅封建剝削和壓迫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民起義盡管嚴重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社會歷史的進步，其最終不管以什么樣的具體狀況出現，都必然是失敗的結果。這種失敗的共同原因是農民自身的局限性：一是農民不是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的代表，二是沒有科學的理論做指導，三是沒有遠大的科學的理想目標。李自成起義軍進北京后出現的“李自成”現象是所有農民起義軍共同出現的現象，特別是在掌握一定的政權包括局部的政權后，這種現象尤為突出。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定都南京改名天京之后，出現的楊秀清驕傲自滿、洪秀全腐化墮落，并由此導致的“內斗”現象等等同“李自成”現象難道不是完全一樣嗎?而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前邊提到的農民自身的三個根本局限性，這也是歷史的條件和歷史的局限性。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根本不同于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其一有科學的理論做指導。其二是革命性質不是單純反封建的農民性質革命，而是以推翻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三是革命的領導者不是處在小生產方式地位的仍然存在私有觀念的眼光狹窄的農民階級，而是代表社會生產力、大公無私、有組織紀律性、有遠大理想目標的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但為什么在奪取政權之后，革命隊伍內部仍然會出現“李自成”現象呢?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中國革命與歷史上農民起義有許多共同點。

　　其一，中國革命性質雖然不是單純農民階級的革命，但革命的發生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參加中國革命的大多數人員是農民階級。他們參加革命的目的同歷史上農民起義的目的基本上是相同的，其大多數人仍然是處在小生產的小農方式，也同樣不同程度地帶有私有觀念。他們參加革命的目的大多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他們沒有更高的徹底消滅剝削壓迫制度的目標。當他們奪取政權之后，就認為大功告成，目的實現，他們頭腦中存在的私有觀念就開始膨脹，就開始重蹈以往勝利者利用勝利的資本和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貪圖享受來。中國革命進程中，盡管我們黨在革命進程中一再對這些人員進行共產主義理想、信仰教育，也確實有相當多的農民出身的革命者由于自覺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改造世界觀，克服了其自身的局限性，但總是有那么一些人沒有根本改變舊有的革命動機不純的觀念，一旦條件成熟，特別是掌握權力之后，必然在行動上表現出“李自成”現象。建國初期出現的天津的張青山、劉子善，湖北的劉介梅等就是這種現象的典型表現。

　　其二，中國革命與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是反抗剝削壓迫制度，本質都是利益上根本對立、沖突的階級斗爭。有剝削壓迫，就有反抗斗爭，同樣也會遭到統治階級軟硬兩方面的進一步鎮壓。硬的一手即直接的武力鎮壓，軟的一手即拉攏腐蝕。古今中外的反動統治階級無不離開這兩手對付革命的人民。中國歷史上統治階級對付革命者在殘酷鎮壓的同時，用金錢、權力、美女進行物質引誘和思想滲透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由此導致一些革命者不僅生活上腐化墮落，而且政治上叛變投敵。尤其是在統治階級政權丟失之后，更多采用后者這種方式。中國革命也是如此，如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講話中所講到的資產階級利用糖衣炮彈向共產黨人的進攻。而革命隊伍中相當多的人在拿槍的敵人面前不愧為英雄的稱號，但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這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仍然在革命隊伍內部出現“李自成”現象的根本原因。

　　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中國革命畢竟不是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應該說，無論是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建國以后相當長的時間內，黨始終用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和階級斗爭的思想教育全黨同志。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既預言到革命勝利以后可能會出現的“李自成”現象及其原因，也指出了克服這種現象的正當途徑。毛澤東特別突出強調：第一，強調革命勝利之后，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27頁) 所改變的只是階級斗爭的表現形式，如資產階級的捧場和糖衣炮彈的進攻。因此毛澤東特別強調：“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27頁)第二，強調奪取全國勝利，不是革命的最終目標，它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長劇中一個短小的序幕”，“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8頁)第三，強調共產黨人要自覺改造、提高和發展自己，要繼續革命。他闡述的兩個“務必”就是這一思想。

　　毛澤東畢竟是一個精通馬克思主義的偉大領袖。他深知，造成“李自成”思想的農民階級的局限性歸根結底是農民自身程度不同存在的私有觀念。而私有觀念的經濟基礎是私有制。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無論其結局多么所謂的“好”，都必定產生程度不同的“李自成”現象而最終失敗，根本原因就是農民起義所建立的新王朝仍然是封建私有制，仍然是私有觀念支配起義軍領導者的全部行為。而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不是建立一種新的私有制，而是消滅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因此建國初期，把地主土地分給農民后不長的時間，就開始把農民組織起來，通過合作化逐步建立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在城市也實現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由私營經濟過渡到公有經濟。但是黨內有那么一些人卻竭力反對農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主張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實質是鞏固原有的私有制。即使消滅了私有制，殘存的私有觀念還會對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度發生反作用，如果共產黨人建立自己的政權之后還要維持相當長時間的私有制度，私有觀念對共產黨人的腐蝕作用將會更嚴重，“李自成”現象也進一步嚴重。因此這種所謂“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論斷實質是維護產生“李自成”現象的經濟根源。且在一定的意義上，毛澤東多次批評過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現象也是“李自成”現象。毛澤東同這種思想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因此，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最終確立也是毛澤東制止和克服“李自成”現象發生的根本措施。

　　此外，建立和強化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也是防止、克服、根治“李自成”現象的政治措施。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的談話中也正是從李自成喪失政權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問題，自信地回答說：“我們己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949年中《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澤東又說：“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對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并將在長時期內存在著，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人反對派指引的錯誤道路上去，并繼續前進，向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前進。”((《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6頁)

　　伴隨著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認識的加深，毛澤東的“不當李自成”思想有了進一步發展。尤其是60年代以后，“李自成”現象也已經從單純的個人驕傲自滿、貪圖享受發展為經濟制度上主張私有化，意識形態領域竭力擴大和傳播各種剝削階級觀念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毛澤東更加意識到，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和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尖銳激烈性，意識到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因此他的“不當李自成”思想就發展為他全部思想中最閃光、最精華、最杰出的內容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或者說，“不當李自成”思想是他繼續革命理論的萌芽和雛形。應該說，毛澤東這些思想在他去世前的近三十年實踐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證明和檢驗。實踐中我們黨內確實出現了大量“李自成”現象，而且在毛澤東“不當李自成”思想的指導下，也相當大的程度上克服了“李自成”現象的蔓延，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已經或有可能滑向“李自成”現象的領導干部和普通黨員。

　　習近平同志講話評價毛澤東時說，其光輝一生“表現出一個偉大革命領袖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毛澤東能夠在中國共產黨人剛剛奪取政權之時，預見到黨內會出現“李自成”現象，且具體分析了其產生的根源和提出了各種防止“李自成”現象的種種措施，強調革命不能停止下來，就是他老人家“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的具體體現。他晚年繼續革命理論的提出和系統闡發更是他“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的突出、典型表現。他去世前后的六十多年的實踐不僅證明他的“不當李自成”思想和繼續革命理論的真理性，而且進一步證明毛澤東“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的最顯著的特征。王震同志去世前所說的毛澤東比我們早看五十年，以及原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就是對他這一顯著特點的最好詮釋。可是我們黨內有些人明明跟不上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的步伐，反而以燕雀之眼光對鴻鵠之遠見橫加指責、歪曲和污蔑，給毛澤東扣上“驕傲自滿”、“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破壞黨內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等各種莫須有的帽子，充分暴露其“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當代“李自成”的面目。

　　三、究竟如何防止和根治當代“李自成”現象？

　　習近平同志講話中提到毛澤東的“不當李自成”思想，實際上就是承認中國當代社會和我們黨內仍然存在“李自成”現象，也就是黨內相當多的領導干部和黨員存在驕傲自滿、貪圖享受、腐化墮落、忘記和背叛共產黨人根本宗旨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現象。甚至可以說，這種現象達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狀況，且愈演愈烈，一些黨員干部和部分政權已經變質變色。這類實例太多了。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不僅從報刊網絡上，也能夠從自己的周圍切實感受到這種現象的客觀存在。堅持毛澤東實事求是的思想，就必須正視和承認當代“李自成”現象的嚴重性。習近平同志既然再次強調“全黨要牢記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深刻警示”，那么我們就應該認真思考，究竟如何防止和根治當代“李自成”現象?

　　第一，必須堅持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毛澤東的“不當李自成”思想本質上是對“想當李自成”思想的人的批判與否定，必然要觸及“想當李自成”人的既得利益和遭到其強烈的反抗。毛澤東“不當李自成”思想繼續深化發展為繼續革命理論，并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但這種理論和實踐一開始，就始終遭到“想當李自成”人的抵制和反對。毛澤東在世時，還不敢囂張，毛澤東去世后，就利用權力形成《決議》給予徹底否定，且把這種理論完全排除于毛澤東思想體系之外。前邊已經指出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講話談到奪取政權之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的思想后，特別強調“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否定繼續革命理論，就是否定毛澤東這次講話的基本精神，必然導致犯極大的錯誤，必然引發“李自成”現象的進一步蔓延和擴大，同時也使我們黨根本喪失了克服和根治“李自成”現象的理論武器。因此，防止和根治當代“李自成”現象，就必須為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平反昭雪，必須把繼續革命理論看作毛澤東思想中的核心和最精華的內容。以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必須自覺運用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認識和解決中國當代各種社會問題，包括愈發嚴重的“李自成”現象。

　　第二，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本義即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調整。

　　改革開放以來，把社會主義的改革偷換為改制，由此造成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已經名存實亡，如此強化和發展私有經濟，必然進一步強化和擴大私有觀念的泛濫，也必然影響到掌握權力的各級領導者身上而形成更多更嚴重的“李自成”現象。同時，又借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的一些問題，根本否定計劃經濟體制，建立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體制，以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實質是掌握社會資源的少數人決定資源的配置。由此必然導致掌握權力的人也把權力作為資源與他人進行市場交換。權錢交易、權學交易、權名交易、權色交易等現象就是市場經濟導致的必然結果，也是當代“李自成”現象產生和擴大的最主要的經濟根源。目前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發展下去，絕對不可能克服和根治“李自成”現象，只能是愈發嚴重。只有回到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本義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調整，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經濟體制，限制、消弱和鏟除當代“李自成”現象產生、擴大的經濟根源，才有可能把當代“李自成”現象的發生和危害性減小到最低程度。

　　第三，必須強化人民群眾的主體意識和深化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

　　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窯洞對話中強調最重要的一條措施和新路就是“民主”。這一思想仍然適用于當代中國社會。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主要包括兩項內容：一是強化人民群眾自覺做社會主人、社會主體的意識。由于受長期的“權力至上”的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也是中國特色的英雄史觀思想的影響，大多數普通人缺乏社會主人、社會主體意識。魯迅作品中揭露和批判的拜倒在權力腳下的奴才意識在相當多的中國人中根深蒂固。建國以來，盡管我們黨一再通過多種方式對群眾進行“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群眾史觀教育，并從制度上努力保障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但由于種種原因，特別是一些權力者利用種種方式打擊人民群眾做社會主人的現象比比皆是，由此導致現實生活中的人民群眾的主人意識、主體地位與理論和憲法的要求相距甚遠。而沒有絕大多數人民群眾自覺的主人和主體意識，就不可能真正形成克服、制止和根除當代“李自成”現象的物質力量。二是強化和完善以人民群眾做社會主人為核心內容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實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專政。實際生活中人民群眾作社會主人的權利始終沒有完全落實。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義上就是通過“四大”方式具體落實人民群眾的主人地位和和各項具體權利。但隨著文革的徹底否定，人民的民主權利又只是停留在理論和法律條文上。盡管黨的文件和領導人講話還在繼續高喊“民主建設”，但實際生活中各級權力者打擊、壓制、踐踏人民群眾行使社會主人權利的現象達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時期。這些年來就連人民群眾自發紀念毛澤東的各種活動都受到嚴重的限制和壓制，更談不上其它的表達自己愿望、要求的各項具體權利了。任何真正有強烈社會責任感意識、自覺做社會主人的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最大的苦惱就是沒有真正的途徑和方法行使黨章和憲法賦予自己的對各級領導者的批評、建議和監督權利。如此這種狀況，談何打破歷史周期律?從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的改革必須把人民群眾真正做社會主人為核心內容的政治體制改革提到極其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必須加大和采取更多的具體措施落實人民群眾的主人地位和權利，必須阻止和打擊任何破壞人民群眾行使主人權利的錯誤行為。沒有這種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也不可能制止和根治當代“李自成”現象的發生。

　　第四，自覺把人的自我改造、發展、提高作為社會發展的核心內容。

　　關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馬克思、恩格斯在談到《共產黨宣言》的核心思想時說，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歸結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毛澤東在他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整個一生中，都特別重視塑造一代真正的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新人。毛澤東“不當李自成”和兩個“務必”思想本質上是對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和歷史任務面前對如何做共產黨人的新的要求和標準。他的關于革命和建設的任何重大戰略措施都沒有忘記和離開人的發展。他的繼續革命理論及其文化大革命本質上是挽救和教育思想和行動上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的領導干部，是培養和造就一代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因此，今天的共產黨人要防止“李自成”現象的發生，要牢記兩個“務必”，就必須要求全黨任何一個同志都要把自覺改造、發展、提高自己提到極其重要的日程上來。

　　一是必須承認當今中國社會仍然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根本對立，它必然程度不同地影響到黨內每一個人身上，影響到對社會一系列問題認識的基本立場。因此就特別應該強調和要求每一個共產黨員包括中央在內的各級官員一定要重視自己的世界觀改造，正視、承認和自覺消除、抵制各種封建和資本主義文化糟粕性內容特別是“人本性自私論”對自身的影響和腐蝕。“不當李自成”和“想當李自成”本身就是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體系的斗爭。這些年來，黨的建設存在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不敢理直氣壯地講“世界觀改造”，自覺不自覺地把“世界觀改造”看作一個貶義詞。這種極端錯誤的觀念不批判和清除，不努力加強全黨和領導干部的世界觀改造的自覺主動性，談何兩個“務必”?談何“不當李自成”?

　　二是必須強化全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基本原理的學習。習近平同志講話中強調要用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認識和解決問題。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實際就是要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認識問題。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筆者感到近些年來，全黨的學習風氣較差，尤其學習馬列的風氣更差，導致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言論甚囂塵上，導致各種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思潮猖獗。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學習研究，真正搞清楚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繼續革命理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內在聯系，認識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由此才能真正用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加強各級官員的世界觀改造。

　　三是不能忘記共產黨人“消滅私有制”和兩個“決裂”的根本目標。《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的最主要代表作，《共產黨宣言》就是共產主義宣言，共產黨人的最高綱領是“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的含義就是同傳統的私有制決裂，同私有觀念決裂。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講話中講到，奪取全國勝利不是革命的最終目標，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長劇中一個短小的序幕”，“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里所說的革命的最終目標就是實現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主義制度。毛澤東一再強調“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但是今天許多人忘記了毛澤東這一而再、再而三的諄諄教導。如果離開共產主義的總目標，單純或只是把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界定在中華民族的復興上，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四是進一步增強全黨的憂患和居安思危意識。黨的十八大就已經提出要努力增強憂患意識，本次習近平講話中又提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古訓。李慎明同志主編的總結蘇共亡黨教訓的書名就是《居安思危》。那末中國共產黨人當今究竟憂患什么?思危什么?這是必須搞清楚的一個大問題，筆者認為，我們不是憂患、思危經濟上不去，而是憂患、思危黨變質、國變色，憂患、思危資本主義復辟，憂患、思危“李自成”現象的出現和擴大，以及由此帶來的貧富懸殊、社會不公、道德墮落、信仰喪失、腐敗成風、財富浪費、環境惡劣、普通百姓上不起學、看不齊病，住不起房，社會矛盾加劇等等，而且這種憂患、思危的內容已經大多從可能性變為現實性。但是有那么一些權力者沒有憂患、思危意識，如果有的話，只是憂患、思危GDP，憂患、思危自己的權力地位。同時，憂患和思危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正視、承認問題及其發展趨勢，防微杜漸，增強改變現狀的社會責任感意識和實踐能力。不樹立正確的憂患和思危內容就不能做到共產黨人的真正發展。

　　五是強化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的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建設。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首要的基本的觀點。毛澤東晚年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就是系統闡發實踐第一的思想，強調人的正確思想歸根結底只能來自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階級斗爭實踐是中國當代社會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也是推動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推動力。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絕對不能否認和回避階級斗爭的實踐。堅持實踐、認識、再實踐的認識路線，也就是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各級領導干部真正放下架子，拜群眾為師，拜小人物為師，把自己真正擺在仆人的地位，自覺和虛心接受主人的監督和批評。同時去努力發現和挖掘人民群眾在實踐中創立的真正推動社會主義改革的積極、進步、閃光的因素，并努力發揚光大。如大家所熟悉的真正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帶來人民共同富裕，物質、精神文明雙豐收的河南省南街村和江蘇省華西村。但是非常遺憾，這兩個典型始終沒有進到主要領導者的眼界之內。不堅持毛澤東思想中真正意義上的認識路線和群眾路線，就不能真正凝聚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積極因素和正義力量，也不可能真正克服和根治當代“李自成”現象。

　　六是強化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改變黨內一直存在的表揚自我表揚的壞風氣也是促進共產黨人的真正發展，根治當代“李自成”現象的重要措施。

　　提出要牢記毛澤東“不當李自成”思想容易，但真正落實和轉化為全黨的實際行動還需要走很長的路程和做更多的腳踏實際的工作。但愿全黨能夠真正落實習近平強調的毛澤東“不當李自成”的思想，保障我們黨和國家永不變質，永不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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