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國同胞們!平津危機!華北危機!中華民族危機!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的口號是：武裝保衛平津華北!為保衛國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 第315-316頁)

　　在日本帝國主義將要全面侵略中國的時候，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威脅的時候，在中日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矛盾下降為次要和服從地位的時候，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毅然拋卻與蔣介石、國民黨的十年血海深仇，高舉起全民族抗戰的旗幟，與自己的生死冤家蔣介石、國民黨結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抵抗日寇的侵略”!“驅逐日寇出中國”!最終，在國共兩黨雖有摩擦但基本合作的前提下，經過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為了團結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集團，槍口對外、一致抗日，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改變了沒收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的方針和政策。這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中國的土地屬于日本人，還是屬于中國人，這是首先待解決的問題。既是在保衛中國的大前提之下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那末，由暴力沒收方法轉到新的適當方法，就是完全必要的”。(《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 第260頁)

　　但是，改變“沒收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的方針和政策，并不表明毛澤東的“三農”理論和土地革命的方針、政策的破產，一切經過一個輪回又回到了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相反，在如火如荼、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的“三農”理論有新的發展，黨的“三農”方針和政策，有調整，也有發展。這正像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總結的那樣：“農民的情況怎樣?農民抱什么態度?8年以來也好，24年以來也好，農民非常歡迎我們的政策”。(《毛澤東文集》 第三卷 第317頁)

　　二

　　毛澤東對農民的認識，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對農民的方針和政策，切合抗戰的實際。

　　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基本建立在廣大農村。要發動廣大的農民群并團結一切愛國的民主力量投入到抗日民族武裝斗爭中來，共產黨必須制定出正確的政策和策略。而要制定出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就必須首先對農村社會各階級及農民各階層做出正確的分析和估量，使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具有客觀的事實依據和群眾基礎。為此，毛澤東對農村社會各階級、農民各階層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估量，并由此進一步發展了他的“三農”理論。

　　1、對農民革命作用的認識更加全面和深刻。首先，毛澤東對農村社會各階級的關系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認為，“封建地主階級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社會基礎，而農民則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如果不幫助農民推翻封建地主階級，就不能組成中國革命的強大的隊伍而推翻帝國主義統治”。“農民在全國人口中大約占80%，是現時中國國民經濟的主要力量”。“農民的內部是在激烈地分化的過程中”。“第一是富農。富農約占農村人口5%左右(連地主一起約占農村人口10%左右)，被稱為農村的資產階級。中國的富農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貸，對雇農的剝削也很殘酷，帶有半封建性。但富農一般都自己參加勞動，在這點上它又是農民的一部分……因此我們不應把富農看成和地主無分別的階級，不應過早地采取消滅富農的政策“。”第二是中農。中農在中國農村人口中約占20%左右。中農一般地不剝削人，在經濟上能自給自足(但在年成豐收時能有些許盈余，有時也利用一點雇傭勞動或放點小債)，而受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剝削。中農是沒有政治權利的……中農不但能夠參加反帝國主義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夠接受社會主義。因此全部中農都可以成為無產階級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革命動力的一部分。中農的態度的向背是決定革命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農成了農村中的大多數的時候是如此“。”第三是貧農。中國的貧農，連同 雇農在內，約占農村人口的70%。貧農是沒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廣大農民群眾，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廣大的動力，是無產階級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軍。貧農和中農都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農民這個名稱所包含的內容，主要的是指貧農和中農“。(《毛澤東選集》 第二卷 第637、642-644頁)其次，毛澤東對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斗爭，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同上 第609頁)“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同上 第692頁)

　　2、對農民地位的認識更加全面和深刻。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對農民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地位有過多次闡述，但以毛澤東在中國七大的政治報告的闡述最為典型。毛澤東認為，“農民—— 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農民——這 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業品。農民——這是中國軍隊的來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敵。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 的主要力量。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不依靠三億六千萬農民群眾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第1077-1088頁)

　　3、中國共產黨必須代表廣大農民的利益和要求。毛澤東認為，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必須代表農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1939年，毛澤東就指出：“中國人口的80%是農民。我們將的人民主要是農民。我們是要農民還是不要農民?如果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方向一致，就是說完全做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俘虜，把老百姓當牛去擠奶汁，有這樣的共產黨嗎?可能有，但不應當有中國幾萬萬農民到底跟誰走?如果跟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走，中國仍是一個存在剝削和壓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如果跟無產階級、跟共產黨走，就可以由半封建社會進入民主主義社會，由半殖民地變為獨立的國家。”(《毛澤東文集》 第三卷 第59頁)1945年，毛澤東在七大上又進而指出：“是要農民呢?還是要地主?在這個問題上，要地主，就忘記了農民;要農民，就可以不完全忘記地主……所謂人民大眾，主要 的就是農民……靠什么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靠什么人建立新中國?力量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在這個時候弄不清楚，給忘記了。”“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兩條路線：或者堅決反對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腐敗無能，無力抗日;或者堅決贊助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獲得占全人口80%的最偉大的同盟軍，借以組織雄厚的戰斗力量。前者就是國民黨政府的路線，后者就是中國解放區的路線。”“動搖于兩者之間，口頭贊助農民，但不堅決實行減租減息，武裝農民和建立農村民主政權，這是機會主義路線”。(《毛澤東文集》 第三卷 305頁)

　　三

　　毛澤東對農民負擔的認識，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提出的解決農民負擔的方針和政策，切合抗戰的實際。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不僅絕大多數是經濟落后、人民貧困的鄉村，而且沒有可靠的外援并受到國民黨的嚴密封鎖，而且抵抗著62%以上的日寇和90%以上的偽軍，戰爭破壞嚴重，物資消耗極大。毛澤東正確地處理了抗戰與民生的關系，不僅擴展了抗日根據地、取得了抗戰的勝利，而且維持了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生。

　　1、在“大仁政”的前提下軍民兼顧、維持和改善民生。毛澤東認為，“取之于己”、“取之于友”和“取之于敵”，尤其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取之于己”，保障抗戰的物資和武器需要，取得抗戰的勝利，是“最大的仁政”。因此，毛澤東針對這樣的觀點批駁說：“有些同志不顧戰爭的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施‘仁政’，這是錯誤的觀點。因為抗日戰爭如果不勝利，所謂‘仁政’不過是施在日本帝國主義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過來，人民負擔雖然一時有些重，但是戰勝了政府和軍隊的難關，支持了抗日戰爭，打敗了敵人，人民就有好日子過，這個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第894頁)毛澤東又同時認為，竭澤而漁、不惜民力同樣也是錯誤的，“另外的錯誤觀點，就是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不已，這是國民黨的思想，我們決不能承襲。”(同上)因此，“雖在困難時期，我們仍要注意賦稅的限度，使負擔雖重而不傷。而一經有了辦法，就要減輕人民負擔，借以休養民力”。(同上 第895頁)

　　2、實行軍民兼顧、合理負擔的政策。一是提出了軍民兼顧、合理負擔的原則。毛澤東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合理負擔;“公私兼顧”、“軍民兼顧”等負擔原則。二是提出了合理負擔的政策。毛澤東認為“應當時時刻刻仔細注意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與發展，確切照顧統一戰線內各階級各階層的利益。”因此，要使社會各階級階層的負擔、各地區之間的負擔、農業和工商業之間的負擔合理。在具體政策上實行“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按收入多少規定納稅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對最貧苦者應該規定免征外，80%以上的居民，不論工人農民，均須負擔國家賦稅，不應該將賦稅完全放在地主資本家身上”。(《毛澤東選集》 第二卷 第767頁)對封建剝削切實限制，實行減租減息，“抗日經費除赤貧者外，一切階級的人民均需按照累進的原則向政府交納，不得畸輕畸重，不得抗拒不交”。(《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

　　3、建立合理有效的農業稅收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抗日敵后根據地的農業稅收制度，經歷了初創、發展和完善三個階段。1942年，毛澤東提出“依一定土地量按質分等計算稅率”后，各根據地即逐步完善了公糧、田賦和營業稅等征收制度。基本地采取累進稅制，對于不同階級和不同性質的收入區別對待。從1941年以后，中共中央制定了統一的累進稅。它融合了公糧和田賦同時采取累進稅制，使納稅人擴大到總人口的70-80%，從而使分擔到每個納稅人身上的負擔都較輕。如晉察魯豫邊區政府在實行統一累進稅時規定：地主的負擔控制在總收入的48-60之間，富農負擔控制在28%左右，中農負擔控制在13左右，貧農負擔控制在3-5左右%，最高不得超過5%。從而使最貧苦的農民得到生活保證，使富有者得到休養生息;既貫徹了共產黨的階級路線，又體現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

　　4、公平地攤派農民負擔。對此問題，當時的黨的領導張聞天有個說法，可以反映毛澤東的觀點：“在各種攤派問題上，群眾的一致要求是‘公平’!他們說，就是負擔得重也是甘心的。”“應該說，一般干部今天在各種攤派問題上，還比較能夠公平”。(張聞天：《神府縣興縣農村調查》)

　　5、整頓鄉村財政。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高度重視鄉村政權建設，另一方面又高度重視鄉村財政的官理。 如晉察冀邊區在1940年2月，就明確指出：為了杜絕浪費，實現財政收支平衡，必須“建立并健全村 概算制度”，強調“這是一件大事”。

　　6、合理負擔戰勤。對于“戰勤負擔”，一般以行政村為單位成立代耕隊、擔架隊、運輸隊、自衛軍、婦女隊等組織負擔戰勤。其種類主要有：代耕、擔架、送信、帶路、站崗、放哨等。

　　四

　　毛澤東提出的“減租減息”的政策，完全切合抗戰的實際。

　　為了推動國共兩黨的再度合作，團結抗日，毛澤東早在1837年2月，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就提出了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并立即付諸實施。減租減息，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調節農民與地主關系的最主要政策。他一方面要求地主減租減息，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另一方面又要求農民向地主交租交息，照顧地主利益。對此，毛澤東有個明確的說明;‘在抗日戰爭爆發后不久，農民很快就了解到我們用減租的新政策代替過去沒收土地的做法，具有兩大好處：一是改善了農民生活;二是吸引了地主留在鄉村抗日“。(《毛澤東文集》 第三卷 第183頁)

　　五

　　毛澤東對農村經濟的認識，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提出的發展農村經濟的方針和政策，切合抗戰的實際。

　　根據地要擴展，經濟是基礎;抗戰要勝利，經濟是基礎。毛澤東提出了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一整套方針和政策，并將其付諸了實施。

　　1、提出了恢復和發展農業的基本政策。毛澤東認為，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農業恢復和發展的原因是糾正了”左“的錯誤、提出了發展生產的號召和施行了移民政策，并認為”根據過去的經驗，下列八項政策是必須執行的“：減租減息、增開荒地、推廣植棉、不違農時、調劑勞力、增加農貸、提高農技和實行農業累進稅。

　　2、”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基本是在落后的中國的落后的農村，“取之于民 ”、“取之于敵”、“取之于友”，仍不能保障民生、支撐戰爭，毛澤東曾經真切地描述了這一狀況，他說：“我們曾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第347頁)怎么辦?毛澤東的辦法就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黨政軍機關和士兵自己開展大生產運動。實行的結果是，以陜甘寧邊區為典型，不僅將千古荒涼的南泥灣開墾成了“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陜北的好江南”，而且“耕一余一”，解決了黨政軍機關的財政和吃飯問題。對此，毛澤東曾經自豪地說：“困難不是不可征服的，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了頭，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工人日報》 1965年8月29日)

　　3、勞動互助，變工扎工。勞動互助，古已有之，但毛澤東不僅改變了它的形式和內容，而且推而廣之，成為了邊區和根據地地的一種主要的生產方式，提高了生產力，發展了生產，“陜甘寧邊區的經驗：一般的變工扎工勞動是二人可抵三人，模范的變工扎工勞動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毛澤東：《論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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