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中國農業合作化，這場“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就像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一樣，又起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天壤之別、云泥之判的爭議——不同的是這個爭論的對象有很大不同罷了：大革命時期說農民運動“好得很”的是中國共產黨內堅持正確路線的領導、國民黨的“左”派，說“糟得很”的是國民黨的右派和共產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農業合作化的“好得很”和“糟得很”之爭則主要表現為中國共產黨內正確路線與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之爭——而且，這個爭論，不是發生了一次，而且發生了三次;不僅是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發生了爭議，而且事實上演變成了改革開放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世紀之爭”。這場爭論還遠沒有結束。但是，正像毛澤東當年的自信：“會不會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們認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們搞的這一套將來統統要翻，說我們并非馬克思主義，而是機會主義。但是據我看，大勢所趨，這個案是翻不了的”。(《毛澤東選集》 第五卷 第216頁)——因為中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農業史證明了毛澤東的中國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的正確，證明了毛澤東的中國社會主義合作化道路的正確。新中國既往的歷史已經向毛澤東低頭，新中國未來的歷史還在向毛澤東低頭。

　　一

　　幾乎與全國性的土地改革同時，中共黨內就爆發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第一次爭論。這次爭論的主要問題是：要不要、能不能和什么時候開展農業合作化的問題。

　　這場爭論可以看做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直接交鋒。

　　1950年1月，劉少奇在答復東北局 關于黨員雇工問題的信中指示：“在今天農村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村資本主義的一定限度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黨員向富農發展 ，并不是可怕的事情，黨員變成富農怎么辦的提法，是過早的，因而也是錯誤的”。當天，劉少奇又對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說：“現在的變工互助組能否發展成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由個體生產到集體農莊，這是生產方式的革命。沒有機器工具的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上卷 第197頁)1951年7月，劉少奇又做了這樣的判斷：“在土地改革后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 有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圖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和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 逐步地動搖 、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提高到農業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建 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 第42頁)

　　1951年6月，薄一波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加強黨在農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文章認為：個體農民經過互助合作到集體化的道路，“是一種完全的空想，因為目前的互助組是以個體經濟為基礎的，它不能在這樣的基礎上逐步發展到集體農場，更不能經由這樣的道路在全體規模上使農業集體化”。這完全體現了劉少奇的上述思想和觀點。針對薄一波的這一反映和體現劉少奇的思想和觀點，毛澤東明里狠批著薄一波暗地里也在狠批著劉少奇：“關于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實行合作化的問題，二中全會決議分明說：‘這種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中國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沒有合作社傳統，使得我們的合作社運動的推廣和發展大感困難;但是可以組織，必須組織，必須推廣和發展。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上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國家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的決議，但是相當多的同志不注意，當作新聞，其實是舊聞。”“這是違反黨的決議的”。(《毛澤東選集》 第五卷 第93頁)

　　毛澤東更是多次不點名地批評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這股右傾機會主義勢力。例如毛澤東在1953年10月，就曾做了這樣的批駁：“各級農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這件事看作極為重要的事。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我們不搞資本主義， 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 (同上 第117頁)“‘確保私有財產’，‘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農和富裕中農的。為什么法律上又要寫呢?法律是說保護私有財產，無‘確保’字樣。現在農民賣地， 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們要做工作，阻止農民賣地。辦法就是合作社”。(同上 第117-118頁)

　　對于這一次農業合作化的爭論，1951年12月試行的《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和1952年2月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1952年農業生產的決定》，似乎在政策上給這次爭論畫上了句號 。但是，這僅僅是在政策上畫上了句號，而根本沒有從認識和行動上解決問題，否則，就沒有毛澤東對薄一波的直接批判和后來的巨大分歧了。

　　二

　　1954年至1955年，在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即將大規模到來的時候，中共黨內爆發了第二次農業合作化的爭論。這次爭論的焦點是，是“大辦”還是“大砍”農業合作社的問題。

　　這次爭論，表現的是毛澤東與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交鋒，但實際上還是以某某為代表的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的交鋒。

　　1954年冬和1955年春，全國農村掀起了建立了農業合作社的第一次浪潮。到1955年3月，全國農業合作社發展到67萬個，經過整頓，農業合作社仍然達到65萬個。

　　快速發展的農業合作社，自然不可避免地發生這樣那樣的問題。主要的問題就是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干部短缺;二是缺乏財會人員;三是經營管理問題。這些問題本來就是在建社整社的過程中才能解決的問題，但是，鄧子恢確提出了農業合作化運動“控制發展，著重鞏固”的方針。這一方針的實質，就是大砍合作社。單一個浙江省在1955年的春夏之交，就將農業合作社猛砍了15607個，解散了近三分之一的合作社。這自然極大地引起了基礎干部和合作社群眾的不滿。與此同時，毛澤東外出視察，并于5月17日在杭州召開了15個省市委書記會議。毛澤東發現不少地方干部對合作化是積極的，大家認為農業社“好得很”，農業生產也并不像農村工作部認為的那樣糟糕。這實際上是黨內那股右傾機會主義勢力在反對農業合作化。毛澤東不得不對此進行嚴厲的批評：“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毛澤東選集》 第五卷 第168頁)

　　毛澤東對這一次農業合作化的爭論，當時更做了一個全面、系統的總結：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群眾的許多發明，破除了許多迷信，打破了許多錯誤觀點。這次討論，解決了在幾個月以前很多人還是不明了的許多問題。

　　首先，是大發展好還是小發展好的問題。這是一個主要問題，爭論很大，現在解決了。群眾要求大發展，過渡時期的總任務要求農業適應工業，所以那種主張小發展的觀點是錯誤的。

　　其次，是晚解放區能不能發展的問題，山區、落后鄉、災區能不能發展的問題，現在解決了，都能發展。

　　第三，少數民族地區能不能辦社的問題。現在證明，凡是條件成熟了的地方，都可以辦合作社。有一部分地方，比如西藏、大小涼山那些地方，現在條件還不成熟，就不能去搞。

　　第四，沒有資金，沒有大車，沒有牛，沒有富裕中農參加，能不能辦社的問題。現在證明也是可以辦的。

　　第五，“辦社容易鞏固難”，這一條迷信也破除了。辦社也不是那么十分容易，鞏固也不是那么一定困難。一定要講辦社就容易鞏固就難，這實際上是主張不要辦社，或者少辦為好。

　　第六，沒有農業機器能不能辦社的問題。一定要有機器才可以辦社的空氣現在不大了，可是也還有這個觀點。這一條迷信也是能夠完全破除的。

　　第七，辦得壞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問題。當然有某些少數確實不能辦下去的社，可以退到互助組，但一般的所謂壞社，是不應當解散的，經過整頓是可以變好的。

　　第八，所謂“如不趕快下馬，就要破壞工農聯盟”，這大概是中央農村工作部傳下去的一個“道理”。中央農村工作部不僅出謠風，還出了許多“道理”咧。 我看這一句話大體“正確”，只改一個字，把“下”字改為“上”字就行了。你們農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觀，你們給我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個字。一字之差，我們的爭論就是一個字，你要下馬，我要上馬。“如不趕快上馬，就要破壞工農聯盟”，的確是要破壞的。

　　第九，所謂“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這種說法是不完全合乎實際情況的。耕牛死亡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而是由于水災，牛皮價格過高，飼料不夠，還有一些是老了，應當殺了。

　　第十，所謂“農村緊張根本由于合作社辦得太多了”，這么講是錯誤的。我們今年春季農村的緊張情況，主要是由于糧食問題引起的。所謂缺糧，大部分是虛假的，是地主、富農以及富裕中農的叫囂。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對廣大農民還沒有來得及進行充分的教育，同時我們的糧食工作也有缺點。去年究竟購多少適當，那個時候我們還不摸底，多購了七十億斤。現在我們就來一個調整，準備減購七十億斤，加上今年又豐收，這樣，農村情況也就可以緩和下來。

　　第十一，還有一種什么“合作社只有三年優越性”的說法，這是悲觀主義。我看合作社的優越性決不止三年，社會主義會繼續一個很長的時間。到了將來社會主義不能代表優越性的時候，又有共產主義的優越性來代替它。

　　第十二，應不應當在最近一個時期辦一些高級社?這個問題在過去是不清楚的，這次大家提出來了。應當辦一批高級社。至于辦多少，你們去研究。

　　第十三，所謂“木帆船、獸力車不能辦合作社”，這也不對。今天看起來，從事木帆船、獸力車這類運輸業的幾百萬勞動者，也應當組織合作社。

　　根據大家的討論，我們解決了這許多問題，這是這次中央全會的重大收獲。

　　三

　　1956年至1957年，在如何鞏固高級社的問題上，中共黨內又爆發了第三次爭論。這次爭論的主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高級社能不能鞏固和發展的問題。

　　這次站在臺前的是農業部部長廖魯言，而站在其背后的仍然是以某某為主要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勢力。

　　從1955年7月毛澤東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1956年1月毛澤東主編出版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后，中國農村合作化有如排山倒海、迅猛發展。到1956年3月，入社農戶占到全國總農戶的90%，到年底則達到了97%，全國不僅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合作化，而且基本實現了全國農業初級合作社向高級合作社的轉化，即基本實現了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集體化。

　　在這樣一個巨大的社會變革中，自然還會產生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是：經營管理中的浪費問題、生產計劃脫離實際的問題和副業下降的問題。這些問題，也只能在今后農業社的經營管理過程中不斷地加強解決。但是，面對這些問題，黨內一些人表示了無窮的憂慮，感到合作社“不行”、“沒有希望”。對此，毛澤東自然會有理有據地進行駁斥：“農業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還是沒有希望?是合作社好，還是個體經濟好?，這個問題也重新提出來了。去年這一年，豐收的地方沒有問題，重災區也沒有問題，就是那種災而不重、收而不豐的合作社發生了問題。這類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許的愿大了，后頭沒有那么多，社員收入沒有增加，甚至還有減少。于是議論就來了：合作社還好不好，要不要?這種議論也反映到黨內的一些干部中間。有些干部說，合作社沒有什么優越性。有些部長到鄉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氣不妙，說是農民無精打采，不積極耕種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潰滅亡之勢。有些合作社社長抬不起頭來，到處挨罵，上面批評，報紙上也批評。有些黨委的宣傳部長不敢宣傳合作社的優越性。農業部的部長廖魯言，又是黨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副部長，據他講，他自己泄了氣，他下面的負責干部也泄了氣，橫直是不行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也不算數了。泄了氣怎么辦?這個事情好辦，你沒有氣，給你打點氣就是了。” “ 前年反右傾，去年反‘冒進’，反‘冒進’的結果又出了個右傾。我說的這個右傾，是指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主要是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的右傾。我們的干部中間刮起了這么一股風，象臺風一樣，特別值得注意。我們的部長、副部長、司局長和省一級的干部中，相當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農和富裕中農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爺是地主，現在還沒有選舉權。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講那么一些壞話，無非是合作社不行，長不了。富裕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層，他們的單干思想現在又在抬頭，有些人想退社。我們干部中的這股風，反映了這些階級和階層的思想”。 (同上 第331頁)

　　四

　　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爭論，表面看是中國能不能、要不要合作化的問題，合作化的數量和質量問題，但實質是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主義”之爭。

　　對此，毛澤東有著深刻的認識，并做了具體、深刻的闡述。

　　1953年10月，毛澤東就指出：“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 就必然會去占領。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同上 第117頁)

　　1955年10月，毛澤東更指出：“在土地改革后，農民發生了分化。如果我們沒有新東西給農民，不能幫助農民提高生產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來，那些窮的就不相信我們，他們會覺得跟共產黨走沒有意思，分了土地還是窮，他們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變成富農的或很富裕的，他們也不相信我們，覺得共產黨的政策總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結果兩下都不相信，窮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末工農聯盟就很不鞏固了。要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窮的要富裕，所有農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過現在的富裕農民。只要合作化了，全體農村人民會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來，商品糧和工業原料就多了。那個時候，資產階級的嘴巴就被堵住了，資產階級將發現自己處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同上 第196頁)“農業合作化使我們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基礎上，而不是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基礎上，鞏固了同農民的聯盟。這就會使資產階級最后地孤立起來，便于最后地消滅資本主義。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么兇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么馬克思主義。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很有意義的好事。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要使它在地球上絕種，變成歷史的東西。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總是要消滅的。世界上的事物沒有不是歷史上發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資本主義這個東西是歷史上發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個土里頭去”。(同上 第198頁)

　　以農業合作社為前進基地，消滅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吸收資本主義生產的合理因素，發展社會主義，建成社會主義，最后消滅資本主義，“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要使它在地球上絕種，變成歷史的東西。”這就是毛澤東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思路和結論。

　　以個體農業經濟為陣地，“確保私有財產”“四大自由”，搞一段資本主義——不知多長的一段資本主義，讓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再以此為前進基地，搞社會主義——但這顯然是很遙遠的事情，搞不搞、搞不搞得成功那只能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這就是黨內那股右傾勢力的思路和結論。

　　五

　　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

　　毛澤東時代，對農業合作化(集體化)雖然有否定、反對的聲音，但是，由于農業合作化(集體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由于毛澤東的巨大威望，這些聲音只能躲在陰暗的角落，自泣自訴、自怨自艾。

　　改革開放后，由于農村改革之初的成功，掀起了一股否定農業合作化(集體化)的巨大逆流。從農業合作化“搞早了”、“搞糟了”的議論，到“集體化是一個罪惡的制度”、“人間正道私有化”的謬論，不一而足。仿佛他們就是真理，仿佛中國取得的一切成就就是在他們的謬論指導下取得的。

　　但是歷史的風，會刮去堆在毛澤東身上的垃圾，會刮去堆在中國農業合作化身上的污泥濁水——因為新中國既往的歷史已然證明了毛澤東的中國社會主義農業合作理論的正確，農業合作制度的偉大;未來的中國歷史還會證明：毛澤東的中國社會主義農業合作理論的正確，農業合作制度的偉大。這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專門的文章闡述，也值得用專門的篇幅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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