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一個人勝過多數，因為真理往往在他一個人手里。如馬克思，

　　真理就是在他一個人手里。列寧講，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級黨委要考

　　慮多方面的意見。要聽多數人的意見，也要聽少數人的意見或個別人

　　的意見。因為，真理往往不在多數人手里，而在少數人手里。”

　　話說1959年4月2日，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錦江飯店舉行。

　　4月2日晚，毛澤東對《麻城縣萬人大會的情況》等幾個報告寫了一個批示：

　　“這幾個文件都值得看。特別是《麻城縣萬人大會的情況》，值得看，辦法很好，縣社兩級該退還的，迅速地退還給生產隊了，一身清凈，然后進而解決隊與社員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發展起來。”

　　4月3日，吳冷西根據毛澤東指示，在《人民日報》上對印度尼赫魯3月30日的講話做了詳細的報道，并著手寫相關的評論文章。

　　4月3日，毛澤東對《麻城縣萬人大會第二次報告》作了批示，他在批語中寫道：

　　“此件極好，每一個縣社都應這樣做。算賬才能團結。算賬才能幫助干部從貪污浪費的海洋中拔出身來，一身清凈。算賬才能教會干部學會經營管理方法。算賬才能教會5億農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監督公社的各級干部只許辦好事，不許辦壞事，實現群眾的監督，實現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4月3日下午6時，毛澤東在譚震林來信的批示中寫道：

　　“各縣、社4月不開大會。原定5月開社、隊代表大會，可以考慮在5月上旬或中旬到縣里開，徹底解決3月會議沒有徹底解決的權力下放、算清賬目、包產指標3個問題，然后選舉公社各級黨的領導機關和社、隊管理機關。就算帳這個問題來說，3月省、縣大會我們缺乏精神準備。鄭州說的是一般不算，應翻過來，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經翻過來了。如湖北，但也沒有翻透。說的是縣、社要向生產隊算清過去幾個月大調大抓的帳，解決大集體與小集體間的矛盾，這當然是要首先解決的。還有一個必須隨著解決的矛盾，生產隊干部與生產小隊干部、全體社員群眾間的矛盾，小集體與社員的矛盾。這個問題，如麻城縣那樣大規模解決，是最近幾天才提出來的，才進入我們的認識領域。這是一個以貪污形式無償占有別人勞動的問題，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也是一個歷史的問題，并非最近才發生，但只有在1959年才能解決，只有在現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眾監督。像這樣一個群眾性的大問題，沒有省的決心、縣的直接領導，我看是不能解決的，因此我建議5月的會到縣里開。是否如此，請你們委員會討論一下。”

　　毛澤東在會議期間看了湘劇《生死牌》，劇中海瑞剛直不阿的形象，使毛澤東感觸頗多。于是，他借來《明史》，看了《海瑞傳》。

　　4月4日上午，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首先說起了海瑞的故事，他說：

　　“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罵嘉靖是‘家家皆凈’，還把這話寫在給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氣。皇帝看了，幾次丟在地下，又幾次拾起來看一看，想一想，覺得海瑞這個人還是好人。但終究把他關起來，準備殺掉。有一天，看監人忽然拿酒菜給海瑞吃，海瑞很奇怪，便問看監的老頭，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盡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

　　明朝皇帝對臣下嚴酷，廷杖致死，還是堵塞不了言路。無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因此，要學習海瑞精神，海瑞敢說真話。”

　　毛澤東講完了海瑞的故事，接著又講了一個卞和獻玉的故事，他說：

　　“楚國有個卞和，得到一塊很好的玉石，獻給楚王。楚王不識貨，說他騙人，把他的左腳砍掉了。第2次又獻上去，還說他騙人，右腳也砍掉了。卞和堅信真理，堅信自己獻的是一塊好玉，第3次再獻上去，剖開后證明確實是一塊好玉。他由此取得了楚王的信任。”

　　毛澤東由故事引入正題，他在講話中要求黨內干部為了黨的事業，要敢于講真話，不要怕這怕那。他還說：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問她：上海的情況如何?她說：我是大學教授，不能講。我說：你不問政治?她答：不是不問，而是不敢問。我問柯慶施怎么樣?她說：更不敢講。又問她：我怎么樣?她說：你英明偉大。看來，這位大學教授對我們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

　　他又說：

　　“少奇等是在我身邊多年的戰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講話。”

　　毛澤東最后說：

　　“我的缺點，你們也要批評。現在搞成一種形勢，不大批評我的缺點，你用旁敲側擊的辦法來批評，也可以嘛。”

　　后來，毛澤東對胡喬木說：

　　“要宣傳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建議找幾位歷史學家研究一下，寫寫這方面的文章。”

　　毛澤東還向彭德懷推薦讀《明史.海瑞傳》。彭德懷后來找來了有《海瑞傳》的那卷《明史》，在他訪問東歐前，有半月時間常置案頭。

　　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討論通過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草案中對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經濟計劃指標進行了一些調整，原指標再次被壓縮，將1959年的鋼產量指標降為1300萬噸，原煤產量指標降為3.4億噸，其他工業品指標也大幅度降低。

　　會議還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

　　4月5日上午，毛澤東在在全會上講了十幾個問題。他在講到工作方法問題時說：

　　“現在有些同志不多謀，也不善斷，是少謀武斷。要多謀善斷，重點在謀字上。要多謀，少謀不行。要與多方面商量。要反對少謀武斷。多謀，過去往往與相同意見謀得多，與相反意見謀得少;與干部謀得多，與生產人員謀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斷，那事情就辦不好。謀是基礎，只有多謀，才能善斷。多謀的方法很多，如開調查會、座談會。謀的目的是為了斷。”

　　“要多謀善斷，要多聽人家的不同意見，善于觀察形勢，當機立斷，在黨內，要造成有話就講，有缺點就改進的空氣。”

　　毛澤東還說：

　　“有時候一個人勝過多數，因為真理往往在他一個人手里。如馬克思，真理就是在他一個人手里。列寧講，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級黨委要考慮多方面的意見。要聽多數人的意見，也要聽少數人的意見或個別人的意見。因為，真理往往不在多數人手里，而在少數人手里。”

　　毛澤東強調黨內民主、反對家長制。他以自己和弟弟毛澤覃的關系為例，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說：

　　“我這個人也有舊的東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澤覃同志和我爭論一個問題，他說他對，我說我正確，他不聽我的，我也沒有說服他，就要打他。毛澤覃當場質問我：‘你怎么打人?’后來，他還在一些人面前講我的閑話，說：‘共產黨實行的是家法、還是黨法?難道我不同意他的意見，他就可以打人?如果實行家法，父母親不在，他是哥哥，也可以打我。”

　　毛澤東說：

　　“對人民、對同志，不能壓服，只能說服，要以理服人，我們都是平等的同志關系。”

　　毛澤東鑒于不少人在全會上仍然堅持生產高指標，不愿意壓低1959年工農業生產的指標，而且，持這種意見的人還占了上風。他們認為，糾“左”已有半年多了，再糾下去會給群眾潑冷水，會給大躍進運動抹黑，而且，右傾大有抬頭之勢。對此，他說道：

　　“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行。1959年不搞“馬鞍形”是不行的。“馬鞍形”將來還會有，做計劃要留有余地，給下面留點積極性。不給下面留有余地，也就是不給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處。如農村包產，指標定為2000斤，這就沒有余地了。過去打仗留預備隊，現在搞生產忘掉了。工作計劃一定要留有余地，不能滿打滿算。保證重點是重要的，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我們要按政策辦事情。”

　　“要善于觀察形勢，腦筋不要硬化。形勢不對了，就要有點嗅覺，嗅政治形勢，嗅經濟空氣，嗅思想動態。北戴河會議以后，我們的經濟計劃一直被動，自己毫無主動。武昌會議被迫由3000萬噸鋼搞成2000萬噸。

　　北戴河會議決議是大會通過的，通過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責任，我沒有提出意見，因為我那個時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3000萬噸。但到武漢，我就改了，我說不行了。我經過河北，經過河南，特別是經過河南鄭州會議，形勢不對了，我就提出降低1000萬噸，只搞2000萬噸，或者還少一點。”

　　毛澤東很不滿意幾個會議文件的起草工作，他說：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你寫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寫古文，許多問題不交代給人家，人家怎么會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結果忘記了，不懂心理狀態。我是贊成朱自清的風格的。朱自清是清華大學一個教授，他的文章寫得好，另一個側面不好，就是不神氣。第一個神氣的是魯迅，他的話是口語。魯迅的雜感，你看那個《阿Q正傳》不是口語?‘和尚動得，我動不得?’什么‘兒子打老子’之類都是口語。對這個問題，我講了一萬次了，但是許多同志沒有改過來。也許從今天起還是改不過來，但是我有生之年，沒有見閻王，我就要整這件事。六億人民，1300萬黨員，你要給他們閱讀，你寫古文，你寫半文半白結合的文，又不交代問題，又不使人看了通順，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來。你拿出來，我就要反對，立即頂回去。一望之下，你這個東西不行，就要頂回去。”

　　毛澤東還講了海瑞批評嘉靖皇帝的故事，他說;

　　“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銳，非常不客氣。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們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樣勇敢。我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了。”

　　他轉對周恩來問道：

　　“同時也勸你看，你看了沒有?”

　　周恩來回答：看了。

　　4月5日下午，毛澤東從上海到了杭州，住在杭州西湖西南岸的劉莊別墅里。

　　這天晚上，毛澤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如果有可能，我就游歷黃河、長江。從黃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質學家、生物學家、文學家，只準騎馬，不準坐車，騎馬對身體實在好，一直往昆侖山，然后到豬八戒的那個通天河，翻過長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從金沙江到崇明島。我有這個志向，現在開支票，但哪一年兌現不曉得。我很想學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禎時江蘇江陰人，他就是走路，一輩子就是這么走遍了，主要力量用在長江。《徐霞客游記》可以看。”

　　毛澤東為了實現這個愿望，他讓中央警衛局在北京西山組建了一支秘密騎兵大隊，以備考察之用。由于形勢很快就發生了重大變化，他的這一愿望就沒有能夠實現。

　　且說4月6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譚震林、陳伯達、胡喬木、楊尚昆，還有田家英、吳冷西、李友九，也來到了杭州，參加毛澤東主持的會議，討論、修改周恩來準備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李先念副總理的預算報告。

　　4月7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汪鋒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汪鋒同志：

　　我想研究一下整個藏族現在的情況。1、金沙以西，構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據說有120萬人，是不是?2、面積有多少平方公里?3、農奴制度的內容，農奴與農奴主(貴族)的關系，產品雙方各得多少?有人說二八開，有人說形式上全部歸貴族，實際上農奴則瞞產私分度日，對不對?4、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說8萬，對否?5、貴族對農奴的政治關系，貴族是否有殺人權?是否私立審判，使用私刑?6、喇嘛廟對所屬農奴的剝削壓迫情形。7、喇嘛廟內部的剝削壓迫情形，有人說對反抗的喇嘛剝皮、抽筋，有無其事?8、西藏地方各級政府及藏軍每年的廣大經費從何而來?從農奴，還是從貴族來的?9、叛亂者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有無5%?或者還要多些，或者少些，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為是?10、整個剝削階級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有多少?左派有無三分之一，或者還要少些?中間派有多少?11、云南、四川、甘肅、青海4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有人說，4省共有200多萬至300萬，對否?12、這4個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積多少平方公里?13、青海、甘肅、四川喇嘛廟訴苦運動所表現的情況如何?有人說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屬實?

　　以上各項問題，請在一星期至兩星期內大略調查一次，以其結果寫成內部新聞告我，并登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如北京材料少，請分電西藏工委，青海、甘肅、四川、云南4個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動員新華社駐當地的記者幫助搜集，并給新華總社以長期調查研究藏族情況的任務。

　　毛澤東

　　4月8日，毛澤東在劉莊別墅里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了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毛澤東又談到了西藏叛亂事件，他說：

　　“此事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估計這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中大家要議論。《人民日報》要著手準備一篇比較充分的、把問題展開來講的社論。現在英國、美國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華大合唱，支持西藏叛亂集團，反對我們平叛。我們要沉著迎戰，要準備在宣傳上加以反擊。你們回北京后就著手準備。”

　　4月12日，毛澤東離開杭州，乘專列經濟南、天津回到北京。

　　4月13日，周恩來回到北京后，讓吳冷西著手起草有關西藏問題的評論。為此，還成立了一個以吳冷西和外交部部長助理喬冠華為負責人的專門小組，成員有中央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張彥，中宣部國際宣傳處長姚溱，周恩來的外事秘書浦壽昌。周恩來說：

　　“你們這個小組直接歸我和小平同志領導，每周或半月在《人民日報》社開會，討論有關國際問題的報道和評論，有問題直接向我請示。目前集中力量研究和起草有關西藏叛亂和印度當局態度的報道和評論。”

　　這一天，毛澤東乘車從中南海出來，突然看見表哥文澗泉正在路上徘徊，就示意秘書停下來，把文澗泉接到車上，拉回家中。毛澤東問道：

　　“十一哥，你來了多久了?”

　　文澗泉怏怏不樂地說：

　　“來了幾個月了。”

　　毛澤東又問：

　　“住在哪里?”

　　文澗泉有些生氣地說：

　　“人還沒死，就攤了門板。”

　　文澗泉說攤了門板，是指鄉下有個習俗，死了人之后，尸體要在門板上攤1天，然后再入棺。這顯然是氣話，埋怨他住的地方不好。毛澤東笑著說：

　　“火氣還不小嘛。我從武漢回來剛幾天，前天才知道你來了。”

　　原來，文澗泉這位老農在家鄉做了幾十年的田，對水稻的栽培和管理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他認為水稻要合理的密植，才能增產。可是，他的觀點在大躍進高潮中遭到了批判，說他是經驗主義，是保守，大門上還被插了白旗。文澗泉一氣之下，在1959年初來到了北京，要找表弟討個說法。他住在一個條件較差的招待所里，要見毛澤東，可是每次都被擋了駕，回答是：“主席外出視察，不在家。”就這樣，他在北京一直等了將近半年之久。

　　這一天，文澗泉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毛澤東在北京會見了一位外賓，就知道毛澤東回到了北京。于是，他就向中南海走去，結果，還是被當了駕。正在他不知所措時，被毛澤東看到了。

　　毛澤東聽了表兄受冷落的經過，就說：

　　“原來是這么回事啊，住宿差，好吧，馬上給你換個地方。看樣子，十一哥有什么不稱心的事啊?”

　　文澗泉說：

　　“能稱心得起來么?我挨了批，還插了白旗。”

　　毛澤東不勝驚訝，問道：

　　“你為什么挨批插白旗了?”

　　文澗泉說：

　　“開頭是為隊里密植。后來是為大煉鋼鐵，砍了黃土嶺的油茶林。你不是說過，油茶是個好東西么?”

　　毛澤東嘆息著說：

　　“黃土嶺的油茶林也砍啦，可惜，可惜!你頂住了瞎指揮，是功臣嘛!怎么還插白旗呢?應該戴大紅花才對!”

　　毛澤東看著文澗泉掏出手帕擦眼淚，長長地噓了一口氣，說：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看來你的怨氣不小。我向你賠不是，給你戴大紅花。”

　　文澗泉說：

　　“我這次來的目的，是要解決一個問題。”

　　“什么問題?”

　　文澗泉便把為密植挨批的事情說了一遍。毛澤東認真地聽著。文澗泉似乎還沒有消氣，他說：

　　“我認為政府的政策不行，種田不能搞密植，要合理密植。我作了一輩子的田了，還沒有看到如今這么個‘密法’。政府有人說我是保守派。我說，人雖然老了，但還可以看水，這么密植會要減產的。”

　　毛澤東只好以好言相勸。文澗泉說：

　　“沒用。縣官不如現管。政府的政策不改變，我回去還得挨批。我要在北京住下去，等政府改變了態度，等我的孫子寫信來，我才回去。”

　　毛澤東知道表哥心直口快的脾氣，也難怪他為密植問題如此惱火，就留他吃晚飯，安慰了幾句，說：

　　“‘忠言逆耳利于行’，難得你有這番好意啊!十一哥熄熄火，在北京住幾天，再回家去。”

　　文澗泉經毛澤東這么一勸說，氣消了，心平了，在北京飯店呆了幾天，便又回到鄉下繼續種田。

　　4月15日，《人民日報》以觀察家名義，發表了吳冷西修改好的、經周恩來審定的評論文章，題目是《不能允許中印友好關系受到損害》。評論披露了帝國主義和印度非官方攻擊中國平叛的言論。評論中說，對尼赫魯演說中所說的“不可讓中印關系惡化”，表示歡迎。評論中引用了《印度快報》對尼赫魯演說的評論，說尼赫魯“在送鮮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鮮花，左手向中國大扔鮮花”，說尼赫魯要“保持這兩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顯然是他最為難的時刻”。

　　4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16次會議。會議主要討論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和第三屆人民政協第1次會議的議程。

　　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他說：

　　“從去年8月起，出了兩件事，都跟我們有關。一個是臺灣問題，一個是西藏問題。”

　　在講了炮擊金門以后，毛澤東又說：

　　“我們要奮斗下去，什么威脅我們都不怕。《聊齋志異》有一個故事，說有一個書生，晚上坐著看書，有個鬼嚇他，從窗戶口伸進舌頭來，這么長，它以為這個書生就嚇倒了。這個書生不慌不忙，拿起筆把自己的臉畫成張飛的樣子，畫得像我們現在戲臺上的袁世海的樣子，然后把舌頭伸出去，沒有那么長就是了。兩個人就這樣頂著，你望著我，我望著你。最后那個鬼只好悻悻地走了。《聊齋志異》的作者告訴我們，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它就要跑進來把你吃掉。我們不怕鬼，所以炮擊金門、馬祖。這一仗打下去之后，現在臺灣海峽風平浪靜，通行無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關于西藏叛亂問題，他說：

　　“中國共產黨并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3封信。這次人民代表大會，周總理的報告里頭要講這件事。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只有25歲。假如他活到85歲，從現在算起還有60年，那個時候21世紀了，世界會怎么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59年不回來，第60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長于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采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而現在看來，一下子要他回來也難。他如果是想回來，明天回來都可以，但是他得進行改革，得平息叛亂，就是要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面來。看來，他事實上一下子也很難。”

　　關于國家領導人的調整問題，毛澤東說：

　　“為什么國家主席候選人是劉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什么是這個，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主持工作，我算一個，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是多年了。在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已經又10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慶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擔任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我說，你們對調一下，把少奇同志過去的工作(委員長)請你做，他很高興。在上海會議，在七中全會，就決定這樣做。宋副委員長改任國家副主席，還有董必武同志擔任副主席，一正兩副。”

　　4月15日這一天，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長尼.費德林到達北京訪問，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熱烈歡迎。

　　中共中央在先農壇體育場舉行了有10萬人參加的歡迎伏羅希洛夫一行的大會。先期到達會場門口的周恩來對伏羅希洛夫一行表示歡迎。毛澤東在大會上領導全場群眾高呼口號：

　　“蘇聯中國團結萬歲!”

　　后來，周恩來曾陪同伏羅希洛夫一行到杭州和廣州訪問。

　　4月17日，周恩來將反映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5省春荒缺糧的報告和中央救災委員會辦公室關于15省春荒情況統計表，送到了毛澤東那里。毛澤東立即將這兩份材料批示給周恩來，并擬出一個很醒目的標題：《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作為中央文件下發。他在批示中寫道：

　　“在3日內，用飛機送到15省委第一書記手收，請他們迅即處理，以救2517萬人的暫時(兩個月)緊急危機。由你找人大代表中15省在京開會代表談一次(著重5省)，每人分發文件一份。”

　　4月18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在北京開幕。周恩來作了《政府工作報告》，李富春作了《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李先念作了《關于一九五八年國家決算和一九五九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

　　全國政協第三屆1次會議也在京同時舉行。周瘦鵑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周恩來在180多位老年委員團聚的茶話會上說：

　　“毛主席非常關懷各位老人，他說下次開會時，你們可以帶著老伴同來，好照顧得更周到一些。如果沒有老伴而有必要的話，就是帶一個兒子或一個女兒也好。”

　　毛澤東設想這樣周全，這樣無微不至的關懷，使老委員們非常感動。

　　4月19日，這一天是個星期日。吳冷西和家人一起到香山郊游，中午在香山飯店吃過飯，正準備午休，服務員來說讓他接電話。吳冷西心中有些納悶：什么人打電話到香山來找我呢?他一接電話才知道是中南海總機打來的，說是毛澤東的秘書羅光祿找他說話。羅光祿的電話很快就接通了，他通知說：

　　“毛主席要你馬上回城參加會議。”

　　吳冷西不敢怠慢，馬上帶領家人坐車回城。待他來到中南海，已經是下午3點多了。

　　吳冷西走進頤年堂，毛澤東沖著他說：

　　“一說曹操，曹操就到。你到哪里去了?上午通知下午3點開會，找了半天才找到你。”

　　吳冷西趕緊解釋說：

　　“我一清早上香山去了，剛才接到開會的通知就馬上回來。”

　　毛澤東說：

　　“昨天印度官員散發了一個達賴喇嘛關于西藏叛亂的《聲明》，我們要抓住這個機會開始反擊。找你來是要你立即起草一篇評論。”

　　吳冷西問：

　　“評論著重講哪些觀點?”

　　毛澤東說：

　　“剛才同總理他們議了議，可以著重從3個方面批駁所謂‘達賴喇嘛聲明’：第一，《聲明》從‘西藏獨立’說起，反映了英帝國主義歷來的夢想，要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第二、《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在西藏違反1951年關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議，但又舉不出任何事實。我們要指出，過去8年中，西藏地區的一切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樣，沒有任何改變。西藏的內部事務，幾乎沒有一件不是經由原西藏地區政府負責進行的。中央人民政府還宣布1962年以前不進行民主改革。第三、《聲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發動叛亂的經過，我們可以根據達賴喇嘛3月10日以后給中央駐藏代表譚冠三將軍的3封信來說明：達賴喇嘛是被反動分子包圍，并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聲明》中也說是‘顧問們認識到’達賴喇嘛以及家屬和官員‘離開拉薩成為十分緊迫’。”

　　周恩來補充說：

　　“《聲明》行文不是用第一人稱‘我’，而是用第三人稱‘他’，完全不是西藏文體，而是像英皇誥示那樣的文體。《聲明》用的某些觀念和詞句也是外國的。散發這聲明的又是印度官員。我們要指出，這些都表明《聲明》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而是別人強加于他的。評論中可以揭露這一點。”

　　劉少奇說：

　　“評論要提出質問：現在發表這個聲明，究竟想干什么?可以點出他們這樣做是下決心同中國對抗。”

　　與會者還談到了有關西藏叛亂和中印關系的一些其它意見。毛澤東說：

　　“時間不早了，會議到此結束。你要在今天晚上把評論起草出來，我夜里等著看。”

　　4月20日凌晨3點多，吳冷西將評論稿打出清樣送到了中南海。

　　這天下午，毛澤東把吳冷西和胡喬木叫到他家里，將他修改過的評論清樣給吳冷西二人看。毛澤東主要是在上面加上了這樣一段話：

　　“現在西藏的這一個叛亂班子，完全是英國人培養起來的。印度的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的這一份不光彩的遺產，所以這個班子中的人們的心思，是里通外國，向著印度，背著祖國的。你看，他們雙方是何等的親熱呵!簡直是卿卿我我，難舍難分。”

　　毛澤東要吳冷西和胡喬木對評論中的某些措詞再行斟酌修改。胡喬木和吳冷西當場做了一些修改，就請毛澤東審定。毛澤東看了一遍，就說：

　　“這篇評論要今天馬上發表，可以署名為‘新華社政治記者評論’，這樣的形式會引起人們的重視。題目仍然是《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由新華社今晚先發，《人民日報》明天登在第一版頭條位置。以達賴名義發表的《聲明》也全文發表。”

　　吳冷西立即回新華社布置翻譯和發稿。

　　4月20日這一天，毛澤東還接見了意大利共產黨訪華代表團。

　　4月22日，毛澤東召集幾個常委在他家里開會，吳冷西也列席會議。毛澤東說：

　　“現在宣傳上集中反擊印度的反華言行。《人民日報》的版面要調整，集中反映有關西藏叛亂的問題，宣傳我們迅速平定叛亂以及目前正在采取的民主改革措施。印度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在西藏叛亂問題上的反華言行，都要陸續發表。國際上支持我們的言論也要發表。從3月17日起，尼赫魯僅在議會上就發表了五六次講話，我們一直保持沉默，為的是看看他要走多遠，有意后發制人。現在可以回答他了。”

　　毛澤東又提到了他在4月初杭州政治局常委會上，交代吳冷西準備寫文章的事，他說：

　　“《人民日報》要抓緊寫出評論尼赫魯講話的文章，經中央討論后發表。”

　　4月24日，毛澤東在一份關于福建沿海發生沉船事故的報告中批示道：

　　“唐人詩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再接再厲，視死如歸，在同地球開戰中，要有此種氣概。”

　　4月25日，毛澤東給胡喬木、吳冷西和彭真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喬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國主義、蔣匪幫及外國反動派策動西藏叛亂，干涉中國內政”，這個說法，講了很久，全不適當，要立即改過來。改為“英國帝國主義分子與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狼狽為奸，公開干涉中國內政，妄圖把西藏拿了過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閃。全國一律照20日政治記者評論的路線說話。今日請喬木、冷西召集北京各報及新華社干部開一次會，講清道理，統一規格。請彭真招呼人大、政協發言者照此統一規格，理直氣壯。前昨兩天報紙好了，聲勢甚大。也有缺點：印度、錫蘭、挪威3國向我使領館示威，特別是侮辱元首這樣極好的新聞，不擺到顯著地位，標題也不甚有力。4月24日兩篇短評好，不用“本報評論員”署名，則是缺點。昨天評論，《人民日報》的評論《予誹謗者以打擊》，不如光明日報評論《清醒點，印度擴張主義者》有力。一個是女孩子，一個是青壯年，我有這種感覺。請注意：不要直接臭罵尼赫魯，一定要留有余地，千萬千萬。但尼赫魯24日與達賴會面后放出些什么東西，我們如何評論，你們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緩一二天發表。

　　毛澤東

　　1959年4月25日上午6時

　　彭真、胡喬木、吳冷西在上午讀到毛澤東的信后，立即分頭行動。胡喬木、吳冷西召開了宣傳干部會議，統一宣傳口徑。胡喬木、吳冷西還研究了達賴和尼赫魯的談話內容。據印度報業托拉斯報道：達賴告訴尼赫魯說，他寫給譚冠三的3封信是真的。尼赫魯說，印度仍然實行和平共處原則。

　　4月25日晚，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反擊印度反華言行問題。胡喬木、吳冷西列席了會議。毛澤東一開始就問吳冷西：

　　“文章寫得怎么樣啦?”

　　吳冷西回答說：

　　“正在修改。”

　　毛澤東說：

　　“我們反擊印度的反華活動，著重同尼赫魯大辯論。現在我們對尼赫魯要尖銳地批評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鬧翻，要斗爭到底。其實也不會完全鬧翻。我們的方針是以斗爭求團結。現在形勢對我們有利，叛亂已迅速平定，他再鬧也鬧不到哪里去，他對西藏的局勢無能為力。

　　這次斗爭只是筆戰、舌戰，但對澄清是非極為重要，對內對外都是如此，大辯論有極大好處。但是，斗爭要有理、有利、有節。有理，就是對尼赫魯的幾次講話要加以分析，反駁他時要充分講道理，把西藏叛亂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質、印方過去的干涉、我們為維護中印友好關系的努力等等，都講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實真相，有利于圍繞西藏叛亂事件的國際斗爭，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亂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維護中印友好關系和爭取尼赫魯同我們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節，就是要留有余地，對尼赫魯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評他不好的，不要把話說絕。還要講究必要的禮貌，既尖銳又委婉，不謾罵，要給尼赫魯下樓的臺階。為了表明我們的忍耐和后發制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要充分發表印方的反華謬論，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對平叛和改革的熱烈擁護。要發表讀者來信和歷史資料，充分說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確和外國干涉的無理。

　　尼赫魯原來對形勢估計錯誤，誤以為我們對叛亂沒有辦法，有求與他。確實，我們駐藏部隊數量很少，入藏時連地方干部共有5萬人。1956年撤出3萬多人，只留下1萬多人。西藏地方很大，邊境線很長，沒有那么多軍隊駐守，也很難全都守住，叛亂分子自由進出。但人民解放軍還是頂用的，這次駐藏部隊稍微增加一點，很快就把叛亂平息了。所以現在印度當局很被動，我們很主動，是反擊的好時機。人大、政協正在開會，會上發言理直氣壯，聲討西藏上層叛亂集團，反對英帝國主義分子和印度擴張主義分子干涉中國內政。但我們不是執意要跟印度鬧翻，不怕鬧翻不等于以鬧翻為目的，我們是以斗爭求團結。對達賴也不是當作叛國者，還是采取爭取他回來的方針，人大還要選他當副委員長，跟班禪一樣。他是否回來，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們表示這樣的態度對國內國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報》的文章還是要高舉團結的旗幟，這樣對內對外都有利無害。”

　　常委們都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大家要求抓緊時間把文章寫出來。

　　毛澤東決定，起草小組加以擴大，由胡喬木領頭，要吳冷西先修改出一個稿子，然后交胡喬木修改，再提交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4月26日，吳冷西、喬冠華領導的國際宣傳小組在討論毛澤東寫于25日上午6時的信時，大家都說：

　　“在形勢轉換的關鍵時刻，我們的思想總趕不上毛主席。《人民日報》如此，外事部門也未能例外。”

　　4月26日，毛澤東接到了內務部的一個報告，報告中說：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經停止發展，山東的農民外流現象大部分已經停止，浮腫病現象開始下降，但少數地區春荒仍在發展。毛澤東在這個報告的批示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務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過春荒，安全地接上麥收和早稻，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閑時少吃，忙時多吃。千萬不可大意。”

　　4月27日，《人民日報》根據尼赫魯會見達賴前后的幾次談話，以“本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題為《讀尼赫魯總理的談話》的評論。

　　在全國人大二屆1次會議結束前夕，毛澤東審閱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名單，他突然問道：

　　“常委里怎么沒有曾志呀?曾志工作得不錯嘛!她可以參加人大常委。”

　　說著，他大筆一揮，將曾志的名字加了上去，還自言自語地說：

　　“曾志是一個善良的同志，善馬任人騎，善人任人欺呀。”

　　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參加了這次人大常委名單審定會議，他回到家里問曾志說：

　　“主席推薦了你當人大常委，還說什么‘善馬任人騎，善人任人欺’，這話是什么意思呀?”

　　曾志說：

　　“我怎么知道!”

　　4月2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屆第1次會議結束。

　　會議同意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職務。選舉劉少奇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副主席。選舉朱德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林伯渠、李濟深等16人為副委員長。

　　會議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

　　4月29日，毛澤東寫出了第5個《黨內通訊》，他寫道：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產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500斤的，今年增產200斤、300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3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3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10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6億5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擴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10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10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3年以內，大部不可行。3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10年時間。4年以內小解決，7年以內中解決，10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4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肥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6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10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毛澤東寫好后，先征求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林彪、朱德、譚震林、彭真的意見，又征求了在京參加人代會的幾位地方負責人柯慶施、曾希圣、周林、劉仁的意見。

　　正是：黨內通訊世少有，同志部下似朋友。娓娓道出心里話，細細思量為民謀。

　　良師良友良配方，誰聽誰信誰接受?可憐毛公費苦心，披肝瀝膽如對牛。

　　再說1959年5月2日下午，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吳冷西和胡喬木先后修改過的稿子。毛澤東提出了6點意見，他說：

　　“1、文章應以評論尼赫魯4月27日的講話為主，他此前在議會中發表的6次講話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2、要高屋建瓴，從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農奴制講起，一下子把尼赫魯置于反對社會進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當文字分析西藏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蠻和落后。3、要揭穿尼赫魯打著“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國內政，說明我國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8年來執行十七條協議。4、要指出印度歷來對中國地區的野心和干涉，著重揭露1950年我們進軍西藏時和這次叛亂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為，并聯系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歷史以及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人的衣缽。5、要指出尼赫魯本人前后自相矛盾，肯定他說過的好話，批評他的壞話，指出他一時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一時又把西藏變為中印緩沖區;一方面同中國一起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另一方面又以種種借口干涉中國內政。6、評論全篇貫徹維護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

　　周恩來見毛澤東說完了，就補充了一句：

　　“要引用尼赫魯1954年訪華時說的好話。”

　　毛澤東最后說：

　　“我同意大家對文章題目提出的意見，把題目改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喬木和冷西今晚好好想想大家的意見，明天用1天的時間修改，4日再送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5月4日下午，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再次討論由胡喬木、吳冷西和浦壽昌修改的《人民日報》評論尼赫魯講話的文章。與會者只是提了一些有關個別提法和詞句的意見。毛澤東最后宣布：

　　“政治局原則上通過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兩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一樣，寫明是‘《人民日報》編輯部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寫成的文章’。為慎重起見，你們明天再認真從頭到尾通改一遍，隨修改隨送我看。”

　　5月5日，胡喬木、吳冷西和浦壽昌經過1天的通改，隨改隨送毛澤東審閱。一直到晚飯前，毛澤東最后審定了全文。

　　這一天晚上，《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這篇文章由新華社用中、英文同時播出。第二天上了《人民日報》。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一文的發表，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應。一位外國報紙駐北京記者在報道中評論說：

　　“這是一篇馬列主義的杰作，它抓住了問題的本質，態度鮮明而堅定，又始終貫徹中印友好的方針。”

　　印度《政治家報》的社論評論這篇文章說：

　　“大部分是以溫和的和相當說理的態度來說明中國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

　　印度《國民先驅報》的社論說：

　　“《人民日報》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國人在西藏問題上的爭論，它的語氣是友好的。”“中國人保證說，民主、繁榮的西藏自治區，必然會成為鞏固和加強中印友誼的一個因素，而不會成為、也不可能成為對印度共和國的任何威脅。這種保證將會為人們所接受。”

　　英國《泰晤士報》的社論說：

　　“尼赫魯不會再來反駁，而會注意中國方面關于恢復友好關系的說法。”

　　香港一家報紙評論這篇文章說：

　　“說情又說理，委婉又強硬，確是使尼赫魯頗難回答的。”

　　5月6日下午，毛澤東、周恩來、陳毅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蘇聯、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朝鮮、越南和蒙古11個國家的訪華代表團和這些國家的駐華使節。周恩來、陳毅在談話中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政府對西藏叛亂和中印關系的態度。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還是不怕它好?中國的小說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們的小說里也會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說編成一本小冊子。經驗證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

　　“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動派。

　　尼赫魯是個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資產階級的中間派，同右派有區別。整個印度的局勢，我估計是好的。那里有4億人民，尼赫魯不能不反映4億人民的意志。西藏問題是很大的事，要大鬧一場，要鬧久些，鬧半年也好，鬧1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們的策略是使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勞動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這些國家的共產黨也學會不怕鬼。”

　　5月6日夜，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對吳冷西說：

　　“毛主席指示：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從5月7日起，一律暫停發表印度和其他外國對西藏問題的言論，也一律暫停發表批評印度、英國等的反華言行的評論，看看印度及其它方面的反應再說。全國各報也照辦，由你告訴中宣部發出通知。”

　　從5月7日起，國內輿論界一片風平浪靜，外交部則開始了一連串的中印之間的“照會戰”。

　　欲知后來中印關系如何發展，達賴叛國集團情況怎樣?請諸君慢慢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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