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們不要把自己看輕了，要讓

反動派嘗上苦頭，叫他們知道我們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

話說在1922年11月1日，毛澤東在新河主持召開有新河、岳州、株萍和徐家棚4個鐵路工會參加的粵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

粵漢鐵路總工會是中國鐵路工人建立得最早的一個統一的工人組織。

11月1日會議通過了發起組織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的決議。隨即，省工團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代表粵漢鐵路總工會出席，并被推為會議主持人。

11月5日，省工團聯合會第二次代表會議召開，討論通過了由毛澤東等人起草的《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章程》；選舉毛澤東為工團聯合會干事局總干事，郭亮為副總干事，任樹德、羅學瓚等為各部正副主任。

代表會議將工團聯合會的成立情況，通告全國。

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是全省統一的工人組織，下轄工團15個，會員30000多人；它和湖北省工團聯合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兩大地方組合”。自此，湖南工人階級緊密地團結在以毛澤東為總干事的全省工團聯合會的周圍。

湖南工團聯合會的成立，工人運動的不斷高漲，使趙恒惕政府越來越感到不安，他們散布謠言，不斷制造挑釁事件，想方設法破壞和鎮壓工人運動。工人中的少數落后分子，也發生了動搖，他們害怕發生新的黃愛、龐人銓事件。

毛澤東提出必須力爭主動，采取先發制人的辦法，利用趙恒惕的省憲法，與趙恒惕進行正面的說理斗爭。

中共湘區委員會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決定派出代表和省政府及趙恒惕談判，迫使趙恒惕在工人運動和集會、結社等問題上，公開重申他在粵漢鐵路罷工時所立下的“不予干涉”的諾言；同時，就勢解決具體糾紛事件。

11月11日，省工團聯合會總干事毛澤東，率領聯合會所屬15個工團的代表郭亮、任樹德、羅學瓚、張漢藩、仇壽松等23人，會見了長沙縣知事周灜干、警察廳長石成金。

11月12日，毛澤東等人會見了省政務廳長吳景鴻。

11月13日，毛澤東等會見了省長趙恒惕。

毛澤東等人和趙恒惕政府交涉、談判的主要內容有10項：1、政府對工界的態度；2、工人集會結社自由問題；3、工界的態度；4、工界與政府應時常接觸，免生誤會；5、建議組織勞資裁判所；6、人力車工人問題；7、理發工人問題；8、制筆業工人問題；9、機械工人問題；10、縫紉工人問題。

毛澤東依然以趙恒惕的“省憲法”為武器，嚴正責備趙恒惕非法殺死黃愛、龐人銓。他手里拿著“省憲法”，義正詞嚴地說：

“省憲法不是明文規定了‘不得無故捕人，逮捕后24小時以內應送司法機關審訊、處理么？’工人方面被殺一兩個人，被封閉一兩個工會，固然是損失，但并不能停止他們的必需的活動。而政府方面受通國的責難，名譽上、法律上所受的損失，真不可數計呵。”

毛澤東一番話說得趙恒惕啞口無言。他又指著省憲法說：

“關于結社，官廳常有不允許之事，總說先要立案，才可結社。‘省憲法’第12條說：‘人民在不抵觸刑事法典之范圍內有自由結社、及不攜帶武器和平集會之權，不受何種特別法令之限制’；并無規定要經官廳準許才可結社。若需準許才可結社，則許可與否，官廳大可自由，‘省憲法’大可自由，‘省憲法’第12條就根本取消了。

集會亦然。近來集會常有暗探到場，多方阻撓，或竟用武裝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攜帶武器之和平集會，‘省憲法’規定有完全自由，斷不宜隨意干涉。”

毛澤東的話有理有據，無懈可擊，終于迫使趙恒惕不得不承認“憲法當然完全有效”，“只要人民是守法的，政府當然不干涉。”

這次說理斗爭是毛澤東和湖南工人階級進行合法斗爭的一個典范。毛澤東以他特有大智大勇，徹底斗敗了趙恒惕之流。趙恒惕事后對他身邊的人說：

“湖南再來一個毛澤東，我便不能立足了！”

是年11月間，毛澤東寫信給在學術上已有名聲的李達，邀請他來長沙，擔任自修大學校長。李達欣然應允，并親自講授馬列主義。

11月21日，鉛印活版工會邀請各印刷公司經理談判，要求將鉛印活版工人每日工作時間減少至8小時，正式排字工人工資增至每月12元，其余各種工人另定合理的工資標準。

在此之前，印刷工人每月最高工資才8元，最低工資只有4元，平均每日勞動時間長達12小時，非常辛苦。

毛澤東為了幫助鉛印工會工人代表與各公司談判，親自擬出了一個生活表，他在這張表格上注明一個工人家庭每月生活所需：煤1元，米6元，油鹽醬醋1元，房租3元，應酬1元，小菜1元5角，共計15元5角。談判代表們根據此表提供的數據，提出要求將工資增加到12元。

談判的結果未能使工人們取得滿意，工會負責人找毛澤東商議。毛澤東指示立即罷工。

11月25日，印刷工會宣布所有印刷工人開始罷工，全城10余家印刷公司立即同時休業，10余家報紙雜志當天停刊。

第二天，長沙市已經看不到一張新報紙了，全城為之震動。

省政府一開始還以為工人不能堅持下去，所以就不聞不問。殊不料印刷工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一是讓罷工工人在湘鄉中學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集會，集資辦伙食，以防雇主分化瓦解；二是在罷工群眾中選舉總代表、秘書、總糾察，又設立東南西北4區糾察主任，使“團體頗固，秩序頗佳”；三是通過文化書社，兩次借款大洋80元給予支援，解決罷工工人們的生活困難。

罷工已經堅持8、9天了，工人們仍無復工的消息，這時候省政府才慌了手腳，他們一面派出軍警強迫工人上工，一面聯合報業資方，聲言要“把印刷品轉到湘潭付印”。

“當時一小部分工人攝于軍警的武力，又恐怕官方和資方真的把印刷品轉至湘潭去”而失去工作，所以就動搖了。毛澤東及時告訴大家說：堅持斗爭就是勝利，不能中途妥協；湘潭工人已經聯絡好了，資本家企圖轉送湘潭付印也是不可能的。

聽了毛澤東的勸告，“動搖的工人才穩定下來”，工人的“力量更堅強了”。罷工堅持到第14天，社會上各界人士因為久無報紙，怨聲益大，出版部門對各印刷公司亦催促甚急，要求他們從速解決。

省政府和資方被迫找工人代表談判。毛澤東邀請報界知名人士及有關工會代表從中調解，最后雙方議定：排版工人工資每月增加到11元，日工作時間也作了修改。

1922年12月11日，各印刷公司陸續接受調解，印刷工人們先后上崗工作，罷工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這次印刷工人的罷工斗爭，可能損害了毛澤東與《大公報》編輯部的關系，此后，毛澤東很少或者再也沒有在這份報紙上發表過東西。

在此前后，毛澤東和中共湘區委員會還發動和領導了長沙理發、縫紉、織造、筆業、人力車、鞋業、洗衣等工人的罷工斗爭，這些罷工斗爭均獲得了勝利。 

此前，毛澤東對于9000多名人力車夫的艱苦生活尤為關切。他在給人力車夫上課的夜校課堂上，先在黑板上寫一個“工” 字，再在旁邊寫一個“人”字，把這兩個字組成“工人”一詞，然后再寫一個“天”字。他微笑著告訴人力車夫們說，我們把“人”字放在“工”字的下面，就構成了一個“天”字。他進一步解釋說，我們工人團結起來就是天，就可以當家作主。

有些人力車夫具備了入黨的條件，毛澤東就在南門外為他們舉行簡短的入黨儀式。他把中國共產黨的旗幟掛在榕樹上，車夫們一個一個地來到旗下，舉起右手隨著毛澤東宣誓：

“犧牲個人，階級斗爭，嚴守機密，服從紀律，努力工作，永不叛黨！”

毛澤東還給每位新黨員發一份黨員證書和一些學習材料。

毛澤東拿出一些黨的活動經費，幫助車夫罷工，要求全市3100輛人力車的車主降低了車租，罷工取得了勝利。

1922年冬，毛澤東第6次來到安源視察工作，了解工人的思想狀況，總結罷工斗爭的經驗。他在安源工人俱樂部，對工人代表們說：

“安源大罷工的勝利，只是斗爭的第一步。我們的目標是要推翻整個反動階級的統治，建立勞動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政權，最終要實現共產主義。我們的責任重大，必須加強團結，不要散漫，要防止毒蚊子咬。不團結，散漫了，就會被毒蚊子咬傷，毒蚊子咬了就會發爛，又會做牛馬。我們要團結一致，才不致再做牛馬。”

毛澤東離開安源的時候，指示安源黨支部，要趁著安源大罷工勝利的形勢，積極慎重地發展一批黨員，將在罷工斗爭中的優秀工人吸收入黨，穩步壯大黨的組織，以迎接更嚴峻的斗爭。

12月間，毛澤東回到長沙后，把何葆貞叫到清水塘22號的辦公室里，他鄭重地對何葆貞說：

“安源路礦從去年9月大罷工勝利以來，工人們都踴躍參加俱樂部，工作非常緊張，那里迫切需要女同志去，經湘區委研究，認為你去是最合適的，你的意見怎么樣？”

何葆貞說：

“我愿意到工人中去鍛煉，只是沒有工作經驗，怕辜負了湘區委的重托。”

毛澤東說：

“不要緊的，在實踐中學習吧！你必須記住，要當群眾的先生，必須先當好群眾的學生。自己虛心一點，與工人打成一片，大家一定會歡迎你的。”

何葆貞連連點頭，說：

“我一定遵照您的教導去做。”

毛澤東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

“很好，那里的工作很緊張，你現在去辦好組織手續，準備行李。”

1923年2月，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發生后，在毛澤東和中共湘區委員會的領導下，2月8日，粵漢鐵路全體工人舉行了同情罷工。

省工團聯合會先后4次發出通電，揭露吳佩孚、蕭耀南是一伙“萬世之罪人，人類之公敵”。

“二七”慘案后，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安源路礦當局也揚言要取締俱樂部，遣散原有的路礦工人。毛澤東在這危急關頭，立即召集李立三等安源的負責人到長沙開會，他分析了敵我形勢和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指示安源黨組織和俱樂部，采取穩重步驟，暫避敵人鋒芒，不輕易舉行罷工，但又要擺出“盤馬彎弓”之勢，做好隨時可以罷工的準備，這樣，就能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安源的負責人們回到安源后，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很快就去找路礦當局談判，揭露他們準備派軍隊解散俱樂部、鎮壓工人群眾的陰謀；聲明只要當局保證本地工人不受壓迫，工人就盡可能不罷工。同時，他們深入發動群眾，加強工會組織，號召工人做好罷工的準備。

路礦當局早已知道工人力量的雄厚，如果出現罷工，只能給他們自己造成更大的損失。他們終于不敢干涉工人的活動。此后安源的黨團組織，到1923年就發展到了13個黨支部和26個團支部，還建立了安源黨的地方委員會。到1923年3月，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還創辦了工人“消費合作社”，把俱樂部同工人們切身利益密切第聯系了起來，使加入俱樂部的工友們逐漸增多，已經由罷工時的700名會員發展到1萬多人。

毛澤民是在22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被派到安源路礦從事工人運動的。此時，他是工人“消費合作社”的負責人之一。毛福軒擔任工人“消費合作社”的營業員。后來，合作社大整頓時，毛澤民專任營業部主任。成立總社時，毛澤民出任總經理。

再說毛澤東為了落實中共中央1922年8月西湖會議精神，作為中共湘區區委書記，他計劃從組織國民黨入手，進行政治活動。

1923年3月，毛澤東委托夏曦、劉少奇負責在湖南籌組國民黨的工作。

3月底，毛澤東因水口山鉛鋅礦工人在22年11月已經成立了俱樂部，中共湘區黨委和毛澤東決定派小弟毛澤覃和朱舜華等，去水口山加強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毛澤覃和朱舜華等幾個青年，乘坐去衡陽的小火輪離開長沙。毛澤東親自到碼頭為小弟等人送行，他再三囑咐毛澤覃，到水口山以后，要好好鍛煉和改造自己，要到敲砂棚去敲砂，要到礦井里去勞動。

還不到18歲的毛澤覃，第一次離開哥哥外出獨立工作，他聽著哥哥的囑咐，頻頻點頭，眼含著激動的淚花，向哥哥揮手告別。

后來，毛澤覃到水口山以后，果然不負哥哥所望，他除了擔任工人俱樂部教育股委員、工人夜校教員以外，還經常參加勞動，體驗工人生活。

1923年4月，毛澤東派水口山鉛鋅礦工人共產黨員劉東軒、謝懷德回到他們的家鄉衡山岳北農村發動農民。

后來劉東軒在1923年5月6日利用回家機會，在衡山、衡陽、湘鄉交界的白果一帶，同農民進行了廣泛的聯系。這一年9月，白果一代建立了湖南第一個農民組織——岳北農民工會，加入者3000多戶，萬余人。農民工會領導農民進行平糶、阻禁地主富農谷米運出的運動，斗爭了地主。但是，岳北農民工會很快遭到軍閥趙恒惕的殘酷鎮壓，農民被殺70多人，農民工會會址和部分農民房屋被燒毀。

由于毛澤東和中共湘區委員會在湖南及時采取了“彎弓待發”的方針，保存和積蓄了革命力量，工人運動得到繼續發展。到1923年底，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所轄的工會達3兩個，會員約4萬人。此是后話。

4月10日，毛澤東和李達為了加強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研究和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二大”綱領，在湖南自修大學創辦了《新時代》月刊，由擔任自修大學的校長李達任主編。毛澤東為《新時代》寫了“發刊詞”。他寫道：

“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雜貨店，本刊卻是有一定主張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獨立自強的精神，都有堅苦不屈的志氣，只因痛感著社會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機關的不備，才集合起來，組織這個學問上的‘亡命之幫’，努力研究致用的學術，實行社會改造的準備”。

創刊號上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澤東寫的《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他寫道：

“把國內各派勢力分析起來，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動派。革命的民主派主體當然是國民黨，新興的共產派是和國民黨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進步黨，進步黨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適、黃炎培等新興的知識階級派和聶云臺、穆藕初等新興的商人派也屬于這派。反動派的范圍最廣，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雖和國民黨合作，但這是不能久的，他們終究是最反動的東西）。三派之中，前兩派在稍后的一個期內是會要合作的，因為反動勢力來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識派和商人派都會暫放棄他們非革命的主張去和革命的國民黨合作，如同共產黨暫時放棄他們最急進的主張，和較急進的國民黨合作一樣。所以，中國的政治形勢將成為下式：一方最急進的共產派和緩進的研究系知識派商人派都為了推倒共同敵人和國民黨合作，成為一個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動的軍閥派。中國政治的結局是民主派戰勝軍閥派，但目前及最近至將來一個時期內，中國必仍然是軍閥的天下：政治更發黑暗，財政更發紊亂，軍隊更發增多，實業教育更發停滯，壓迫人民的方法更發利害。質言之，民主的臉面更發抓破，完全實行封建的統治，這樣的期會要有十年幾年都說不定。”

毛澤東在文章中還寫道：

“這時期內是外力和軍閥勾結為惡，是必然成功的一種極反動極混亂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動愈混亂的結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國人民的革命觀念，國民的組織能力也會要一天進步一天。一面西南各省終不能為北方統一，雖然也不免是些小軍閥，但終究還是革命分子存匿之地。這個期內，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組織一天一天強固。結果是民主派戰勝軍閥派，中國的民主獨立政治在這個時期才能完成。

我們只知道現在是混亂時代，斷不定和平統一時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動更混亂的；但這是和平統一的來源，是革命的生母，民主獨立的圣藥，大家不可不知道。”

毛澤東這篇文章初步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預言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主要政治勢力的消長趨勢。

正是：身在草莽，洞觀天下。條分縷析，入骨三分。

言之鑿鑿，后果成真。斯文為證，料事如神。

再說《新時代》還刊載了李達的《何謂帝國主義》、《馬克思學說與中國》、《中國商人階級應有之覺悟》；李維漢的《觀念史觀批評》等。這些文章對于幫助中國共產黨提高理論水平，指導中國革命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毛澤東和李達的文章，受到廣大青年的歡迎，引起了湖南當局的恐懼和仇視。

4月的一天晚上，毛澤東正在清水塘草擬工作計劃，忽然傳來“砰砰砰”急促的敲門聲，毛澤東打開房門，一位在趙恒惕政府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滿頭大汗地闖了進來，他急促地說：

“趙恒惕派兵抓你來了，那些家伙快到村口了，你趕快轉移吧？”

毛澤東立即收拾好重要文件，從屋后翻墻出去，沿著坎坷漆黑的小路，悄悄地離開了清水塘22號。

趙恒惕沒有抓住毛澤東，惱羞成怒，便在長沙城遍貼布告，懸賞緝拿“過激派”毛澤東，賞格出到1萬大洋。

毛澤東并不驚慌，他從容不迫地布置和安排好湖南的全盤工作，由李維漢接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毛澤東把領導工農運動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分別交給郭亮和夏曦。

后來中共湘區委員會又先后增加郭亮、夏曦、夏明翰等人為委員。他們繼續領導湖南的工農運動。這是后話。

有一天，新民學會會員鄒某在街市上買東西，忽然遇到了毛澤東，他大吃一驚，連忙拉著毛澤東的衣襟，來到一個僻靜無人的小巷，說：

“潤之，你看見布告了嗎？趙恒惕要通緝你，你快走吧！”

毛澤東神色自若，他說：

“我早知道了，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再說，長沙人多，我頭上又沒有毛澤東3個字，敵人怎么那么容易抓住我？”

此時，毛澤東不能帶楊開慧一起出走。因為當他決定拋家舍業去上海時，毛岸英才剛剛半歲，而楊開慧又懷上了第二胎，只好由她的母親向振熙來照顧她們母子。昔日聚在清水塘小屋的那些革命青年，相繼離去，楊開慧也不得不帶著小岸英，暫住別處。

即將離開丈夫又離開革命集體的楊開慧，不免感到格外的孤獨寂寞。是啊！為革命，為毛澤東，楊開慧犧牲了很多。自從結婚以后，她既要工作，又要照料孩子和家務，一天到晚忙個不停，簡直就是應接不暇。而毛澤東卻是長年在外奔波，回到家里便伏案疾書，兩人難得有交流的時間。可是，楊開慧覺得自己有時候并不能得到毛澤東的理解。時間一長，夫妻之間難免為生活瑣事產生小矛盾。現在，丈夫又要離去了，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上的負擔，將會更加沉重了，怎能不使她愁腸百結呢？

毛澤東結束了和楊開慧在一起生活的最長的兩年時間，依依不舍地告別了愛妻和幼子，他要先到安源去安排工作。

這時候，毛澤建已經轉為共產黨員。毛澤東臨行前，把毛澤建找來，叮囑她也馬上離開長沙，到衡陽去，住在夏明翰家里，一面繼續學業，一面從事革命工作。

4月下旬，毛澤東化妝離開長沙，第7次來到安源，隨行的還有蔣先云。毛澤東在俱樂部向工人代表們介紹了全國工人運動的形勢。朱少連、任弼時、陸沉、袁達時、劉少奇、李立三、何葆貞參加了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

“我們工人應該跳出水井，眼光看到全國。現在，反動派端起了刺刀，我們不少的群眾領袖被殘害，不少的工會被封閉。但是，這嚇不倒我們工人階級。他們鎮壓得越厲害，我們反抗得越堅決，他們今天在這里掏槍，我們明天就在那里展開斗爭。”

毛澤東大聲問工人代表們：

“你們記得這句話嗎？東方不亮西方亮。反動派搞鎮壓，他搞他的，我們搞我們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們不要把自己看輕了，要讓反動派嘗上苦頭，叫他們知道我們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

毛澤東還強調說：

“團結就是工人階級的武器。安源的情況也很復雜，你們要提高警惕，加強團結，很好保存俱樂部。無產階級的解放要靠無產階級自己的努力。過去，全國工人支援了安源，我們取得了大罷工的勝利。現在，我們一定要支援全國，要支援京漢鐵路的工人。”

毛澤東還指示中共安源地委，把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

在全國工人運動處于低潮的時候，毛澤東親自領導的安源工人運動，沒有受到任何損失，工人俱樂部依然“巍巍獨立”，被外界稱為“小莫斯科”。

毛澤東得知何葆貞不但已經入了黨，而且在4月中旬剛剛和劉少奇結了婚，非常高興。會后，他來到劉少奇、何葆貞的住室看望他們，關心地詢問他倆的工作生活情況。何葆貞說：

“我們一切都好，請您放心吧。”

毛澤東說：

“你們倆志同道合，奮斗目標一致，結婚后更要互相鼓勵，把革命工作做好。”

何葆貞想起毛澤東、楊開慧一直對自己的關懷備至，她非常感激地說：

“我一定永遠記住您對我的教導，在革命的道路上奮斗終生！”

何葆貞自此再也沒有見到她崇敬的毛澤東。從1925年到1932年間，她隨同劉少奇先后在上海、長沙、廣州、武漢、天津、沈陽、哈爾濱等城市工作。1932年冬，劉少奇從上海到江西蘇區工作，黨組織把何葆貞留在上海擔任互濟總會營救部部長，化名王芬芳，以教師身份作掩護，營救被捕人員，可是她在33年3月底也不幸被捕，與帥孟奇等人一起被關押在南京“模范監獄”女監，此時尚未暴露身份。34年秋，何葆貞被互濟會的一個叛徒出賣，受到了嚴刑逼供，但她始終堅貞不屈。面對敵人的刑具，何葆貞耳邊時時響起毛澤東的教誨：“你要永葆革命的貞節啊！”所以，她始終回答敵人的都是這樣一句話：“要口供，沒有！要命，有一條。革命者是殺不盡的！”34年深秋的一個清晨，何葆貞高呼著“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在南京雨花臺英勇就義，年僅32歲。一個童養媳出身的青年學生，在毛澤東的教育下，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的一代女杰，令人可敬！

這正是：自古巾幗多豪杰，敢叫須眉不丈夫。

欲知毛澤東后來行蹤如何？且看下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面斗趙恒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據理力爭，使雄霸一方的諸侯也無可奈何，徒嘆：“湖南再來一個毛澤東，我便不能立足了！”面對趙恒惕的重賞緝捕，毛澤東臨危不懼，先后安排好長沙和安源的工作，從容離去，非大智大勇之人斷不能如此也！

第26章

“洋大人打一個屁都是好的‘香氣’，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閣議就把禁棉

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紙煙來，閣議就‘電令各該省停止征收紙煙稅’。

再請4萬萬同胞想一想，中國政府是洋大人的賬房這句話到底對不對？”

話說在1923年4月底，毛澤東在趙恒惕下達通緝令半月之后，這才從安源化妝秘密赴上海。

1923年5月，陳獨秀調已經到達上海的毛澤東參加中共中央局的工作。

1923年6月上旬，毛澤東會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人自上海提前到達廣州，參加中共“三大”的準備工作。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到廣州。

陳獨秀主持了“三大”預備會議，李大釗、張國燾、譚平山、毛澤東、蔡和森、羅章龍及馬林出席了會議。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關于國共合作問題的意見，報告了國際形勢。會議討論了中央委員人選和起草“三大”的各個決議案問題。

6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東山恤孤院后街31號一座兩間兩層小樓里開幕。

出席三大的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李達、張國燾、毛澤東、蔡和森、瞿秋白、羅章龍、張太雷、項英、孫云鵬、何孟雄、譚平山、王荷波、鄧培、向警予、林育南、王仲一、羅綺園、于樹德、金佛莊、劉仁靜、阮嘯仙、劉爾崧、陳為人、王用章、王俊、陳潭秋、徐梅坤、朱少連、馮菊坡、袁達時。他們代表著全國423名黨員。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出席了會議。

陳獨秀主持了會議。他總結了黨在“二大”以來中央和各地區的工作，他說：

“就地區來說，我們可以說，上海的同志為黨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黨的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難。湖北的同志沒有及時防止沖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在湖南幾乎擁有30000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控制之下。”

“三大”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國共合作問題。會議在討論這一問題時，與會者之間依然存在著嚴重分歧。馬林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他說：

“只要孫中山能接受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什么東西都可以歸國民黨。”

馬林堅持全體共產黨沒有例外地都要加入國民黨，他說：

“一切低估國民黨和夸大工人階級力量的說法，都是左傾的空談。”

陳獨秀、張太雷是這一意見的主要支持者。

張國燾則強調勞工運動的獨立性，堅決反對全體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他說：

“擔任中共各級領導工作的中共黨員，擔任與國民黨無關的工作如職工運動等的中共黨員，則不必加入國民黨或加入而不必在國民黨內擔任實際工作，否則，共產國際訓令中所謂‘保留組織獨立’的話，就毫無疑義了。”

蔡和森、劉仁靜是這一種意見的主要支持者。他們認為：產業工人是共產黨的基礎，產業工人不應當加入國民黨內去，工人應該在自己政黨的旗幟下參加民族革命，若加入國民黨，便不免有混亂無產階級思想的危險。

多數代表在討論中既不贊成馬林、陳獨秀“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主張”，也不同意張國燾獨立的勞工運動觀點。

毛澤東也多次發言，他依據自己領導安源路礦、長沙泥木工人罷工中注意團結各方人士的經驗，論證工人加入統一戰線的必要性，贏得多數代表的支持。毛澤東還說：

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農民。我們黨不應只看見處于廣州一隅的國民黨，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共產黨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不難形成像廣東這種局面。”

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重視，使他成為大會上《農民問題決議案》的起草人之一。后來張國燾回憶說：毛澤東提出農民的問題，是他“對于中共極大的貢獻”。

6月15日，也就是在“三大”進行期間，瞿秋白在他主編的《新青年》季刊上發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他在新宣言中說：

“無產階級在社會關系中，自然處于革命領袖的地位。”

瞿秋白，譜名懋淼，號熊伯，乳名雙，學名瞿雙，后又改瞿爽、瞿霜，改號為秋白。1899年出生于江蘇常州的一個“仕宦之家”，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專修館，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10月至1922年作為北京《晨報》特派記者，在蘇俄考察、采訪兩年。1922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兩次受到列寧的接見。1922年11月，擔任參加共產國際第4次代表大會的陳獨秀的翻譯，會議結束后，于1923年1月隨陳獨秀等人回國工作。1923年4月，在陳獨秀推薦下到上海主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前鋒》，并參加編輯中央機關報《向導》。

6月20日，經過充分的討論，大會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以黨內合作的形式，建立各民主階級的革命統一戰線。

會議通過了瞿秋白起草的黨綱；通過了毛澤東、譚平山起草的《農民問題決議案》。

大會選出了新的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9人，他們是：陳獨秀  李大釗  蔡和森  毛澤東  王荷波  羅章龍  項英  譚平山  瞿秋白

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5人，他們是：李漢俊  徐梅坤  鄧中夏  鄧培  張連光

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廣州東山新河浦路“春園”舉行會議，又推選出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譚平山、羅章龍為中央局委員，組成5人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羅章龍為中央局會計。

“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并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執行委員會之一切會議，須由委員長與秘書召集之。”

按照上述組織法的規定，陳獨秀和毛澤東實際上成了中共中央的核心。此后，毛澤東就協助委員長處理中央局日常事務，起草、簽發文件，掌管全黨的組織工作。

三大結束后，中共中央機關暫留廣州。蔡和森負責黨的機關刊物《向導》；瞿秋白擔任中央教育宣傳委員會委員。

李達在中共“三大”后，由于對國共合作政策的嚴重不滿，中斷了和陳獨秀的聯系，脫離了中共黨組織。

李大釗和毛澤東利用“三大”結束后的機會，專門到國民黨左派廖仲愷先生家中，商談兩黨合作的有關問題。

毛澤東在工作之余，還常去譚延闿的住處。譚延闿擔任孫中山帥府建設部長，并被孫中山任命為湘軍總司令兼湖南省長，正在為討伐趙恒惕做準備。毛澤東一方面通過譚延闿加強對國民黨的了解和聯系，另一方面為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采取聯譚倒趙的決策創造條件。

6月25日，毛澤東同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譚平山以國民黨員的身份，致信孫中山，建議國民黨在上海或廣州建立強有力的執行委員會，希望孫中山不要輕信南方諸省的軍閥，離開廣州到上海，建立一支國民革命軍隊。

1923年7月1日，毛澤東以“石三”為筆名在廣州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前鋒》月刊創刊號上發表《省憲下之湖南》一文，詳細分析了湖南政界及教育界各種勢力斗爭和消長變化情況，他總結說，從去年8月到12月，有組織的新式工人團體23個，約3萬人；罷工10次，勝利及半勝利9次；“工人的運動，大引起社會之注目”。

7月下旬，毛澤東離開廣州去上海。

1923年8月，參加三大的湘區黨員代表袁達時回湖南時，毛澤東托他捎話給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李維漢，指示要注意在安源產業工人中發展國民黨組織。張國燾在三大上反對工人參加國民黨，估計張國燾可能到湖南活動，要他注意。

毛澤東還通過國民黨元老覃振的關系，將唯一留在湖南的國民黨員邱維震，介紹給中共湘區委。后來中共湘區委書記李維漢接受毛澤東的建議，與何叔衡、夏曦、劉少奇與邱維震共同商量在湖南籌建國民黨事宜，決定組織籌備組，由何叔衡負責。

1923年8月5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區（江浙）執行委員會召開第6次會議，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會議，指導工作。

沈雁冰來到會議室，毛澤東起身跟他打招呼：

“你好！沈雁冰同志，我是毛澤東。”

沈雁冰，筆名茅盾，時任上海地方兼區執委會委員、國民運動委員會委員長，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望著眼前這位身材高大魁偉的中年人，心情異常興奮，緊緊地握著毛澤東的手，笑著說：

“啊！毛澤東同志！久仰，久仰。”

毛澤東說：

“我是《小說月報》的老讀者，對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呀！”

出席這次會議的還有徐梅坤、王振一、鄧中夏，一共是5個人。會議討論了江浙區軍事等4個大問題，其中有一個救援在獄同志的問題，決定派沈雁冰通過孫中山的得力助手汪精衛，聯系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何豐林設法保釋。還有一個問題是討論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因不滿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而要求退出共產黨的問題。邵力子3人都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上海的年輕黨員對他們也很不滿意，在背后議論他們，說他們投機革命，有的甚至說他們是叛徒。毛澤東代表中央發言說：

“對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的態度應當緩和，要勸他們取消退出黨的意思。”

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派沈雁冰去向邵力子、陳望道做解釋，請他們不要退出黨。散會后，毛澤東對沈雁冰說：

“雁冰同志，會議分工由你去找他們3人做工作，有困難嗎？”

沈雁冰說：

“困難一定會有的，我盡力去克服吧。”

第二天，沈雁冰去找陳望道、邵力子，勸他們不要退出黨。邵力子當即表示愿意留在黨內，陳望道卻堅持要退黨，他說：

“雁冰，你和我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的為人，我既然反對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而要退黨，現在陳獨秀的家長作風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黨呢？我信仰共產主義終生不變，愿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我的力量，我在黨外為黨效勞，也許比在黨內更方便。”

沈雁冰不好再往下說，便道：

“那好吧。我去看一看沈玄廬同志。”

陳望道說：

“不必去了，勸也沒有用。”

沈雁冰還是去找了沈玄廬，說希望他認真考慮退黨問題。沈玄廬雖然發了一通牢騷，但他最終接受了矛盾的勸說，答應不再退黨。沈雁冰向毛澤東匯報說，他只完成了三分之二的任務。毛澤東卻鼓勵他說：

“能完成三分之二，就很好嘛。”

可沒想到沈玄廬后來在第二年春天還是退了黨。

8月15日，毛澤東在《向導》周報第36期發表《省憲經與趙恒惕》一文，歷數湖南省長趙恒惕2年來戴著省憲的假面具與人民為敵的罪行。

8月，毛澤東聞知戰友陳子博在組織工人罷工時，孤身一人，要用炸彈去炸趙恒惕。在敵人全城戒嚴時，他躲入糞池，中毒犧牲。文化書社在長沙開了3天的追悼會，“各方送哀挽聯300余幅”。毛澤東也沉痛地為陳子博題寫了挽聯：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8月29日，毛澤東在《向導》周報第38期上發表了《英國人與梁如浩》、《論紙煙稅》兩篇短文，前一篇文章揭露北京政府督辦梁如浩喪權辱國同英國人簽訂“續租”、“水租”威海衛草約，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國主義面前發抖，搖尾乞憐于外國勢力。后一篇文章揭露北京政府屈從英美兩國的壓力，取消浙江等省的紙煙稅；他在文章的結尾寫道：

“中國政府的‘閣議’，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個屁都是好的‘香氣’，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閣議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紙煙來，閣議就‘電令各該省停止征收紙煙稅’。再請4萬萬同胞想一想，中國政府是洋大人的賬房這句話到底對不對？”

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機關由廣州遷往上海，中央局設在閘北里三曾里。毛澤東同蔡和森、向警予、羅章龍住在中央局機關。

毛澤東為促進第一次國共合作盡快實現，經常通宵達旦地審閱和起草各種黨內文稿。他同時還在黨的機關刊物《向導》周報上不斷發表文章，號召建立全國各階層的聯合戰線，同心協力來進行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他在《北京政變與商人》一文中寫道：

“這次政變發生，驚動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頭來注意政治，這是何等可喜的消息。”“中國現在的政治問題，不是別的問題，是簡單一個國民革命問題；用國民的力量來打倒軍閥并打倒和軍閥狼狽為奸的外國帝國主義，這是中國國民歷史的使命。”

毛澤東在文章的末尾呼吁道：

“大家要相信只有國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國家唯一的道路。歷史上許多的革命事業都可以做我們的參考或指導。我們的環境已經引導我們做歷史的工作，我們不可再懈怠！用革命的方法開展一個新時代，創造一個新國家；這就是中華民族歷史的使命，我們且不要忘記！”

9月16日，毛澤東為貫徹中共三大關于國共合作決議，接受此時擔任國民黨本部總務部副部長職務的共產黨員林伯渠的委托，以國民黨籌備員的名義，專程回到湖南長沙，指導中共湘區委籌組國民黨湖南地方組織的工作。

毛澤東一忙完公務，就回到家中看望楊開慧母子。夫妻見面，楊開慧沒有了往日的熱情，對丈夫沒說幾句話，便自個忙家務去了。

原來，毛澤東這一年為革命日夜奔波，很少顧及妻兒老小。楊開慧不禁滿腹愁緒，幾次寫信向毛澤東細訴苦衷，希望能和他比翼齊飛，一起到上海去，和他一起工作。同時也希望他今后能抽點時間幫她照料家庭。不料，毛澤東卻并不理解妻子的心，他在回信中說：

“大都會生活費用大，我自己經常東奔西走，并不能照顧你們母子，倒不如在長沙親戚朋友多，熟人熟地來得方便。”

毛澤東還抄錄了唐朝元稹一首詩《菟絲》贈給楊開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絲蔓，依倚榛與荊。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縱橫。樵童砍將去，柔蔓與之并。”

毛澤東是借此勸楊開慧要自強，不可太依賴丈夫。他又在另一封信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我自欲為江海客，更不為昵昵兒女語。”

性格孤傲的楊開慧看了丈夫的來信，大失所望，又感到無比的委屈，自尊心受到了嚴重的傷害，甚至一度賭氣，不再給毛澤東寫信了。

毛澤東見楊開慧如此冷淡，也不知出了什么事，還以為是楊開慧為家務所累，沒有情趣，也不以為意，兀自忙他自己的工作。

9月27日，毛澤東同夏曦具體商定了發展湖南國民黨組織的3個步驟。

9月28日，毛澤東致信國民黨黨務部部長彭素民、副部長林伯渠，關于在湖南發展國民黨的工作，他寫道：

“關于本黨在湘發展，雖在軍事時代仍應努力進行。昨與夏曦同志（夏曦極能做事，在學生界有力量）商議分三步辦法：第一步組織長沙支部；第二步組織常德、衡州及其它可能的分支部；第三步再組織湖南總支部。關于長沙支部，現決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籌備機關（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義及有活動能力的人入黨，然后，開成立會，推出候補支部長，呈請本部委任。”

毛澤東還在信中說：經費問題是采用“邀集熱心同志設法捐集應用”的辦法。他最后又交代說：

“此信托人帶漢寄上，因檢查極厲害，來信請寫交毛石山，莫寫毛澤東。”

1923年10月初，在毛澤東的推動下，中國國民黨長沙支部成立。

10月間，毛澤覃在水口山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他被毛澤東調回長沙，擔任共產主義青年團長沙地委書記處書記。

1923年深秋，毛澤東來到衡陽，聽取了夏曦關于湖南省立第三師范在春夏間爆發的轟動全省的驅逐反動校長劉志遠的學潮情況的匯報。

毛澤東召開了該校百余人的黨團員及積極分子會議，他肯定了學潮的成績，同時也說，這次學潮的缺點是沒有團結大多數同學和教師，把頑固勢力孤立起來。他希望黨團員要深入群眾，多看進步書籍，注意斗爭策略。他還要求黨團員回鄉發動農民革命。

毛澤建參加了這次會議，聆聽了毛澤東在會上所作的關于團結多數、深入工農的指示。

兄妹二人在衡陽重逢，自然十分高興。毛澤東十分關心毛澤建的學習、工作和生活，詢問了小妹的各方面情況。

原來毛澤東將毛澤建安排在夏明翰家里，她在夏明翰指導下復習功課，在這年秋期，改名為毛達湘，以優異成績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這所學校，創立于1912年，是辛亥革命的產物。毛澤東、鄧中夏、何叔衡、惲代英都曾到女三師宣傳馬列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進行社會調查，開展建黨建團工作，指導和組織學生運動。

此時的女三師可謂是人才薈萃，不僅擁有一批學識淵博、思想進步、品德高尚的教師，而且還招收了一批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學校的設備也好，僅圖書館的藏書，就有3萬余冊。學生入校，除交一些學雜費外，伙食費全由學校包起來，是個理想的學習場所。

毛澤建進入女三師后，一頭扎進知識的海洋，如醉如癡。自修室里，她總是最后一個離開；圖書館里，她一坐就是幾個鐘頭，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很快，毛澤建成了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受到老師們的喜愛和同學們的愛戴。

毛澤建沒有忘記三哥的諄諄教導，也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她積極地進行革命活動。毛澤建擔任女三師學生中黨支部書記和湘南學聯女生部部長。她教育黨員選擇思想進步、家境貧苦、勤儉好學的同學做朋友，啟發她們仇恨舊社會，激發其革命熱情，并及時吸收其入黨，以壯大黨的組織。

毛澤建除了緊張的學習之外，還把自己平日喜歡閱讀的進步書刊，如《向導》、《新青年》和《吶喊》等，介紹給同學們，鼓勵她們閱讀這些書刊。她先后發起組織了“旅衡同學會”、“旅郡勵進會”和“品學勵進會”等組織。她還經常和同學們上街宣傳，發動婦女剪發、放腳，反對“三從四德”，反對夫權，反對納妾。

毛澤東了解了小妹在衡陽的情況，非常高興，說：

“你小小年紀，就做了這么多大事，了不起啊！”

毛澤建聽了三哥的稱贊，謙虛地說：

“這里還有好多事等著我們去做，我真擔心做不好。”

毛澤東勉勵她說：

“只要你努力學習，能團結同學和進步力量，依靠群眾，什么事都可以做成。”

毛澤東的話對毛澤建啟發很大。她反復體會三哥的教誨，深切地感到，學校并不是世外桃源，關起門來埋頭讀書，是根本無法救國救民于水火。這時，她的耳邊仿佛又響起三哥的話：

“不革命就沒有別的路可走。”

后來毛澤建發動同學們，到工人中做宣傳，做調查；到附近菜農家里走訪，了解他們的疾苦；她團結進步同學，要在國民革命的大潮中，揚起那滌蕩污泥濁水的狂風大浪。

毛澤建在擔任湘南學聯女生部長期間，結識了湖南省立第三中學學生、共產黨員、湘南學聯負責人陳芬。1925年冬，他們結為革命伴侶。

再說湖南自修大學及其補習學校的創辦，《新時代》的出版，引起湖南軍閥省長趙恒惕的不安。

1923年11月，趙恒惕以“所倡學說不正，有害治安”為由，封閉了湖南自修大學及其補習學校。《新時代》在出版第4期以后，亦被迫停辦。

湖南自修大學自創辦以后歷時2年零3個月，培養了來自湖南34個縣和外省4個縣的200多名革命知識青年和知識青年中的先進分子。他們經過學習，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和政治基礎，成為共產黨有力的后備軍。他們中的優秀分子由教員介紹入黨、入團。許多學員后來成為中國革命的骨干和著名社會活動家，如夏明翰、郭亮、蔣先云、黃靜源、賀爾康、柳直荀等等，都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11月20日，自修大學和附屬補習學校的部分教職員，在中共湘區區委書記李維漢的領導下，重新成立了公開、正規的湘江中學，公推毛澤東為名譽校董，何叔衡、陳昌等11人為校董。

再說11月23日，毛澤東的第二個兒子出生了，取名叫毛岸青，譜名毛遠義。此時，毛澤東又不在楊開慧身邊，他已經到上海開會去了。

原來毛澤東受命離開湖南，回上海參加中共三屆一中全會。毛澤東回到家中，與楊開慧辭行。直到夜深人靜，夫妻敞開心扉，談到了彼此之間的誤會。毛澤東這才從枕邊了解到妻子的心事。楊開慧含著眼淚，傾訴了自己的委屈，毛澤東震驚了，他這才知道，妻子承擔了繁重的家庭擔子，自己不僅沒有予以重視，反而在以前的信中責怪妻子兒女情長。想到此，毛澤東內心充滿了自責。然而革命任務在身，他不能在家中久留，又要出發了。

第二天清早，天還沒有亮，毛澤東就在清冷的月色下，走出家門，乘火車趕赴上海。這一次，楊開慧破例沒有送行。

在向南疾馳的列車上，毛澤東回想起婚后的生活，想起昨晚楊開慧那清冷的眼淚，離愁別緒，一時涌上心頭，久久不能平靜，滿腹苦情，凝聚成一首千古絕唱《賀新郎.別友》：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云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凄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

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臺風掃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楊開慧接到毛澤東寫給她的《賀新郎.別友》詞后，一遍又一遍地讀著，不禁淚如泉涌。“算人間知己吾與汝”，她知道丈夫已理解了自己的心意，轉悲為喜，破涕而笑，誤會完全消除了。

這正是：天降大任難顧家，四海飄萍走天涯。

一曲別友催人淚，人間知己心花發。

欲知毛澤東上海之行有何要務，請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自古亂世出英雄。群雄并立，自吹自擂，稱王稱霸，一時難分雌雄。在中共三大上，馬林拿著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占據了大會的主導地位，他提出“一切工作歸國民黨”，陳獨秀等人不得不同他保持一致。張國燾與他們相反，主張保持勞工運動的獨立性。不管張國燾當時的動機是什么，應該說，這可能是現在所能見到的資料中，是他一生中唯一提出的一個正確主張。毛澤東則在服從組織紀律的情況下，一方面強調農民運動的重要性，同時也強調統一戰線的必要性，所以，他的意見被大會采納了。毛澤東首次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而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達則一怒脫離了組織，張國燾也被排斥在中央領導層之外了。毛澤東后來曾經說過：“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 此言用于個人也完全適用，后來人不可不汲取這一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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