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0日，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正在審理一個震驚中外的惡性殺人案件，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親任審判長，殺人者為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黃克功。黃克功少年時加入紅軍，歷經井岡山的斗爭和萬里長征，屢立戰功，在延安任抗大第六隊隊長期間，因戀愛糾紛，將陜北公學學生劉茜槍殺，制造了一起影響惡劣的“黃克功事件”。在法院審判前夕，黃克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承認了犯罪事實，請毛澤東定奪。當高等法院依法判決黃克功死刑并立即執行，準備押赴刑場槍決的時候，審判長雷經天收到了毛澤東的信，這就是后來錄入《毛澤東書信選集》的那篇著名的《給雷經天的信》。信是這樣寫的：

　　雷經天同志：

　　你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

　　黃克功過去的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赦免他，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當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請你在公審會上，當著黃克功及到會群眾，除宣布法庭判決外，并宣布我這封信。對劉茜同志之家屬，應給以安慰與體恤。

　　毛澤東

　　1937年10月10日

　　黃克功的被處極刑，體現了法律的公正，同時也是毛澤東吏治思想的一個側影。中國的歷史，是一部官國的歷史，官民之間是一種對立的關系，官欺民，民畏官。官對民沒一聲好氣，民對官沒半點好感。看那《石壕吏》：“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看那《獄中雜記》：“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于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即先刺心;否則，四肢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即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后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即先折筋骨。”正因如此，一部中國的歷史，便充滿了官逼民反，充滿了揭竿而起，充滿了血雨腥風，也充滿了朝代更迭。然而無論歷史以怎樣的方式演進，都無法擺脫這歷史的咒符。1945年，民主人士黃炎培以國民黨政府參政員的身份造訪延安，同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就這個問題進行了一番交流，他在《延安歸來》一書中記錄了與毛澤東的“窯洞對”：

　　黃炎培：“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毛澤東：“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在這里所說的跳出周期率的新路，已不僅僅是一種理論或者想法，而是一種成功的實踐，是一種真實的存在。美國《時代》雜志記者懷特曾在抗戰時期到延安進行過采訪，他在1946年出版的《中國的驚雷》一書中曾這樣描述自己在延安的觀感：“國民黨說，延安的團結是一種極權性的，延安是靠特務，靠集中營，以及靠其它各種國民黨所有的然而他卻不承認的方式，來統治一切。但是我在延安卻找不出這種壓制性機構的任何跡象，我在那里只有短短的幾個星期，然而其他留在那兒幾個月之久的美國人，也同樣找不出中共有任何象重慶那種專制獨裁性的機構。”懷特通過自己對中國的深入采訪，獲得了這樣的認識：“至今為止，共產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國民黨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潔白;在國民黨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國民黨壓迫人民的地方，它給人民帶來了救濟。整個抗戰時期共產黨用英明的領導，不僅抗擊敵軍，保護人民，而且使人們脫離古老的苦難，這樣獲得了威權。訪問過中共區的人士似乎是逃脫了國民黨的壓迫，進入到光明的地區。”懷特作為一名自由主義記者，并沒有什么明顯的政治偏好，他的認識源于自己內心的公正和自然的感知。當1980年他的這本書再版的時候，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為他寫的序言里這樣評價：“《中國的驚雷》曾經粉碎性的一擊，今天談起來仍象當初一樣令人耳目一新，它的報道，它的判斷，以及對人物的描述經住了時間的考驗。它關于規模巨大的內戰和革命的前夜的中國景象的記敘，在近四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是生動的準確的，就好象是剛剛寫成的。”毛澤東對于這條新路同樣充滿了自信與自豪，1940年2月1日，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他作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的演講，他說：“陜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1945年，他在《七律 憶重慶談判》一詩中也頗為驕傲地寫道：“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土不黃金。”延安，是毛澤東建國大業的試驗田，在這里，他在精心地培植一株真正的“民國”的生命之樹。

　　毛澤東是一個“官國”的破壞者，是中國幾千年封建官僚體制和思想的克星。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號召：“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1925年寒秋，毛澤東在《沁園春·長沙》中直抒胸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1925年12月5日，毛澤東在《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中說：“我們是說我們已有了一個革命的權力，已有了一個肅清土匪的機會，已有了一個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作戰的力量。”1926年9月1日，毛澤東在《農民問題叢刊》序中指出：“陳炯明的故鄉，歷來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猬集的海豐縣，自從有了五萬戶二十五萬人之縣農民協會，便比廣東任何縣都要清明——縣知事不敢為惡，征收官吏不敢額外括錢，全縣沒有土匪，土豪劣紳魚肉人民的事幾乎絕跡。因此，乃知中國革命的形勢只是這樣：不是帝國主義、軍閥的基礎——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鎮壓住農民，便是革命勢力的基礎——農民起來鎮壓住土豪劣紳、貪官污吏。”1927年3月，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1927年，毛澤東在《西江月·秋收起義》一詞中寫道：“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云愁，霹靂一聲暴動。”1930年7月，毛澤東在《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一詞中豪邁地寫道：“六月天兵征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1931年春，毛澤東在《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中寫道：“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1937年8月2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提綱中指出要改革政治機構，“實行地方自治，鏟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1940年2月1日，毛澤東為延安民眾討汪大會起草通電《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其中一點為：“取締貪官污吏。抗戰以來，有發國難財至一萬萬元之多者，有討小老婆至八九個之多者⑻。舉凡兵役也，公債也，經濟之統制也，災民難民之救濟也，無不為貪官污吏借以發財之機會。國家有此一群虎狼，無怪乎國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憤已達極點，而無人敢暴露其兇殘。為挽救國家崩潰之危機起見，亟宜斷行有效辦法，徹底取締一切貪官污吏。此應請采納實行者八。”1959年6月，毛澤東在《七律·到韶山》一詩中寫道：“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毛澤東站在歷史的前沿振臂一呼，幾千年的“官國”大廈便地動山搖，呼啦啦散落一地破磚碎瓦。然而，打爛一個舊世界容易，換一個新天卻絕非那么簡單，舊的“官國”倒下了，新的“官國”也可以重新滋長，歷史“周期率”的魔咒已無數次得以應驗，既便是“流遍了，郊原血”，也難以抗拒從原點復歸原點。對于這個魔咒，毛澤東自然是再清楚不過了，可毛澤東是個降妖伏魔的高手，他在1955年3月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曾經講過這樣一段話：“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一物降一物，有一個東西進攻，也有一個東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個‘法寶’是不能破的呀?那樣多的‘法寶’都破了。我們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沒有攻不破的‘法寶’。”毛澤東自有降服這個魔咒的主意和辦法，這些主意和辦法，最核心的一點是毛澤東的人民史觀在吏治中的實踐和運用，這可從毛澤東的眾多論述和獨特的舉措中一一展現出來。

　　毛澤東史治思想的最顯著特征是官兵一致與官民平等。中國的“官國”歷史的顯著特點是森嚴的等級制度，帝王將相與達官貴人占據著歷史的舞臺，這種等級制度摧殘著人性，泯滅著良知，是魯迅筆下的“吃人的宴席”，魯迅《社戲》里的訥訥地喊著“老爺”的成年的閏土，就是這等級制度給中華民族釀下的那杯苦酒的活的標本。這種陳腐的制度，也可以從美國記者懷特的眼里窺見一斑：“幾世紀以來，中國的農民為那些控制著土地和政府的人們充當農奴，已經把自己銷蝕到絕望的境地。幾世紀以來，統治中國社會的殘酷而文雅的人士享有著一切道德、法律和權力的憑依。在擁有田產和貧無立錐者之間，以及在腦滿腸肥與忍受饑餓者之間的斗爭，也正象中國歷史那樣古老。”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帶領不足1000人的秋收起義殘部到達江西永新縣一個叫三灣村的小村子，在那里，他對這支已經失去了斗志的部隊進行了改編，史稱“三灣改編”，這次改編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在部隊實行民主主義，在連以上設立士兵委員會，士兵對部隊的政治、經濟等問題有了發言權，對軍官的不良言行可以理直氣壯的說“不”，中國的軍隊里頭一次出現了“官兵一致”的新氣象。后來被毛澤東痛惜為“國有疑難可問誰”的羅榮桓在回憶中這樣說：“三灣改編，實際上是我軍的新生，正是從這時開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如果不是這樣，紅軍即使不被強大的敵人消滅，也只能變成流寇。”紅軍從此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能夠經受任何艱難困苦歷練的鋼鐵之軍，再強大的對手也無法摧毀它。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中指出：“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余一點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192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談“怎樣做新兵及俘虜兵的特別教育”部分時說：“把紅軍的生活習慣，如(1)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間只有職務的分別，沒有階級的分別，官長不是剝削階級，士兵不是被剝削階級)，(2)三大紀律及其理由，(3)士兵會的意義和作用，(4)紅軍中的經濟制度(經濟的來源，管理經濟的組織，經濟公開主義及士兵審查制度)，(5)經濟委員會管理大隊伙食和分伙食尾數，(6)廢止肉刑辱罵，(7)優待俘虜事項，講給新兵們俘虜們聽。”193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作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報告中指出：“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每一個同志喜歡的應該是群眾化的方式，即是每一個工人、農民所喜歡接受的方式。官僚主義的表現，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的怠工現象。我們要同這種現象作嚴厲的斗爭。”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中號召進行全國軍隊的總動員，召集國防會議，決定戰略方針，統一戰斗意志，“改造軍隊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軍民一致。”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在《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中指出：“國民黨軍隊的制度不適宜于執行徹底戰勝日寇的任務，不適宜于順利地執行三民主義和革命綱領，必須加以改變，這在三個月來的抗戰教訓中已經證明了。改變的原則就是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論持久戰》的演講，講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離不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總方針，離不開全國人民的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等項政治原則，離不開統一戰線政策的良好執行，離不開文化的動員，離不開爭取國際力量和敵國人民援助的努力……軍隊應實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廢除封建主義的打罵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這樣一來，官兵一致的目的就達到了，軍隊就增加了絕大的戰斗力，長期的殘酷的戰爭就不患不能支持……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英雄大會上發表《組織起來》講話，講話指出：“國民黨就是只問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以任何一點什么東西的。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末，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的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堆上了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就得用一盆熱水好好洗干凈……官長必須愛護士兵，不能漠不關心，不能采取肉刑;軍隊必須愛護人民，不能損害人民利益;軍隊必須尊重政府，尊重黨，不能鬧獨立性……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評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不批評軍閥主義傾向，那就是愿意保存國民黨作風，愿意保存官僚主義灰塵和軍閥主義灰塵在自己清潔的臉上，那就不是一個好黨員。如果我們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去掉軍閥主義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會順利地開展，生產運動當然也是這樣。”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要求：“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執行政策，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全軍一致，不允許任何破壞紀律的現象存在。”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所作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早在嚴酷的抗日戰爭時期，在陜甘寧，老百姓甚至用普選的方式選出了一個陜甘寧邊區政府，這種權利是他們頭一次獲得的，盡管他們之中有太多的文盲，可這并沒有扼制他們選舉的熱情，他們創造了諸如投豆、畫圈、畫杠、燃香在紙上燒眼等辦法，去行使參政的權利。在一個死氣沉沉的“官國”里，延安無疑是耀眼的，延安成了中國歷史的一個導向，延安成了眾望所歸，“延安無處不黃金”，在美國記者斯諾的筆下，是“紅星照耀中國”，延安成功地創造了一個示范區，歷史的正義悄然地偏向西北一隅。

　　新國家誕生后，從制度上確立了人民民主的地位。毛澤東并沒有片刻的松懈，他一直致力于消除幾千年“官國”的思想基礎。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次會議上作《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報告，指出：“提高干部和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改善黨和人民的關系。”1952年6月14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信中說：“干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195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中要求：“七屆二中全會有幾條規定沒有寫在決議里面。一曰不作壽。作壽不會使人長壽。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系，應當如此。遵守這些規定，就是謙虛態度。”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不要逞英雄。事業是多數人做的，少數人的作用是有限的。應當承認少數人的作用，就是領導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還是群眾。干部與群眾的正確關系是，沒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廣大群眾做的，干部起一種領導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這種作用。沒有你就不得了嗎?歷史證明，各種事實證明，沒有你也行。”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非常嚴肅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針對一些干部比闊氣、比級別的情況，很尖銳地指出：“在評級過程中，有那樣的人，升了一級不夠，甚至升了兩級還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級才起床。他這么一鬧，就解決了一個問題，什么干部評級，根本不評了，工資大體平均、略有差別就是了。以前北洋軍閥政府里有個內閣總理，叫唐紹儀，后頭當了廣東中山縣的縣長。舊社會的一個內閣總理可以去當縣長，為什么我們的部長倒不能去當縣長?我看，那些鬧級別，升得降不得的人，在這一點上，還不如這個舊官僚。”1957年3月，毛澤東在濟南黨員干部會議上，要求開展一次整風運動，他說：“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拚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聽說去年評級的時候，就有些人鬧得不象樣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長著兩只眼睛嗎?兩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淚。評級評得跟他不對頭的時候，就雙淚長流……我們現在有些同志，他們也是男兒(也許還有女兒)，他們是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評級時。這個風也要整一下吧……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對于軍隊的問題，他指出：“現在實行了軍銜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級跟下級還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還是要打成一片，還是要準許下級批評上級，士兵批評干部……不要因為有了軍銜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級、官兵、軍民、軍隊同地方的密切關系受到損害。毫無疑義，上下級的關系應當密切，應當是一種同志的關系。干部跟戰士的關系應當密切，應當打成一片。軍隊跟人民、跟地方黨政組織的關系，也應當是密切的。”對于干部靠老資格吃飯問題，他說：“你資格老，幾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辦了一些糊涂事，講了一篇混賬話，人民還是不諒解你。盡管你過去做過多少好事，職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辦得不好，解決得不對，對人民有損害，這一點人民就不能原諒。因此，我們的同志不要靠老資格吃飯，要靠解決問題正確吃飯。靠正確，不靠資格。靠資格吃不了飯，索性不靠它，等于還是什么官都沒有做，就是不擺老爺架子，不擺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來，跟人民見面，跟下級見面。”

　　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干部會議上說：“不要怕群眾，要跟群眾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眾跟怕水一樣。你們游水不游水呀?……打個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樣，各級領導者，就象游水的一樣，你不要離開水，你要順那個水，不要逆那個水。不要罵群眾，群眾是不能罵的呀!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學生群眾，民主黨派的多數成員，知識分子的多數，你不能罵他們，不能跟群眾對立，總要跟群眾一道。群眾也可能犯錯誤。他犯錯誤的時候，我們要好好講道理，好好講他不聽，就等一下，有機會又講。但是不要脫離他，等于我們游水一樣不要脫離水。劉備得了孔明，說是‘如魚得水’，確有其事，不僅小說上那么寫，歷史上也那么寫，也象魚跟水的關系一樣。群眾就是孔明，領導者就是劉備。一個領導，一個被領導。”1957年7月，毛澤東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期間寫了一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的文章，文中說：“共產黨員要善于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軍隊多次整風，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實行軍事、政治、經濟三大民主，戰時班上建立互助組，實行官兵、軍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罵人，禁止槍斃逃兵。因此士氣高漲，戰無不勝。手執武器的軍隊能夠這樣做，為什么工廠、農村、機關、學校不能夠發揚民主，用說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壓服的方法去解決自己的問題(矛盾)呢?……帝國主義都不怕，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認為人民群眾不講道理，只能壓服，不能說服，這樣的人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1958年1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指出：“全黨要鼓起干勁，打掉官風，實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盡可能地糾正一切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缺點和錯誤……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1958年5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干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的講話，指出：“這個問題所以要特別提出來，是因為我們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如果大多數干部能夠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那末這少數干部就會被孤立，就可以改變官僚主義的習氣。靠做大官吃飯，靠資格吃飯，妨礙了創造性的發揮。因此，要破除官氣，要掃掉官氣，要在干部當中掃掉這種官氣。誰有真理就服從誰，不管是挑大糞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掃街的也好，貧苦的農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們手里，就要服從他們。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從你。再說一遍，要是大多數干部掃掉了官氣，剩下來的人就是有官氣，也容易掃掉了，因為他們孤立了。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則是一種高級趣味，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1958年11月間，毛澤東在武昌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一些干部搞特殊進行了嚴厲批評：“他們資產階級等級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級生活懸殊，像貓和老鼠。我們干部下放，從中央以下干部都參加勞動，將軍當兵。他們缺乏群眾路線這一條，即缺政治……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1959年11月27日，毛澤東在各中央局匯報工作時說：“我們要積極想辦法，和全國人民一道共闖難關，不要再搞‘共產風’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要瞎指揮，不要搞浮夸，干部不可以搞任何的特殊化，但是可以搞點自己市場，調整價格，注意抓輕工業……我們這些人都是全國人民大眾的公仆，不是老爺，凡是那些一心想當官做老爺的人，不關心老百姓疾苦的人，應當從共產黨人的革命隊伍中開除出去。”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間，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我們的經驗，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而且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不能以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會出現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員的創造性合作……我很擔心我們的干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要領導者采取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這些方面都是屬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徹底糾正“五風”》這一指示中指出：“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講：“橫直是有錯誤就要改，誰的錯誤誰就改。是我的錯誤我要改。中央的錯誤，有些我要直接負責，間接的我也有責任。你當主席嘛，誰叫你當主席?你怎么官僚主義?搞了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個命令，直到這次少奇同志報告搞出來我才知道。可見我的官僚主義相當可觀了。總之，要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發揚民主，讓人講話……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10個就有10個要失敗……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1963年5月9日，毛澤東為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編印的《一批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寫下了《干部參加勞動的偉大意義》的按語，指出：“干部和群眾一道參加生產勞動和科學實驗，使我們的黨進一步成為更加光榮、更加偉大、更加正確的黨，使我們的干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的好干部。”1963年5月29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論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其中指出：“官氣熏天，唯我獨尊，不可親近，望而生畏，對干部頤指氣使，作風粗暴，動輒罵人。這是官老爺式的官僚主義……官越作越大，脾氣越來越壞，房子越來越大，陳設越來越好，生活要求越高，供應越多，分配東西越多，價錢越低。這是擺官架子的官僚主義……助長歪風邪氣，縱容壞人壞事，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壓群眾，包庇壞人，敵我不分，作奸犯科。這是助長歪風邪氣的官僚主義……不作為普通勞動者，不同群眾同甘共苦，政治上空談，不老實，不負責任，不能、無用，埋頭于事務主義，搞特殊化，自私自利，鬧不團結，搞宗派，最后發展蛻化變質。”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在中宣部《關于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報告》的草稿上批示說：“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支接近工農兵，不支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1964年7月14日，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中指出：“我們黨和國家的干部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干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系。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當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武裝部隊必須永遠置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永遠保持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軍民一致，官兵一致。堅持軍官當兵的制度。實行軍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1965年1月29日，毛澤東在對陳正人關于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語和批注中說：“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1965年2月，中央軍委做出《關于改革軍官薪金制度的決定》，指出：“軍隊現行的工資標準，是全國現行的各類工資標準中較高的一種，這是由于我軍由供給制改為薪金制時，搬用了外國的一些不好的經驗所形成的。它同我軍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的優良傳統不相適應。”毛澤東對此表示贊同，他說：“我贊成走回頭路，恢復到老紅軍的樣子，只要一顆紅星，一面紅旗，其他的統統都吹了……過去搞什么將、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興趣的。”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他對江西公安廳廳長王卓超說：“井岡山時官兵生活一個樣，除了作戰指揮權以外，不分上下。現在我們官兵待遇區別比較大，上將的工資是上士的17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蘇聯上將工資是上士的30多倍，美國是20多倍，我們比蘇聯、美國好一些，但比戰爭年代區別大多了。我們高級干部有小車、秘書、小樓，還有站崗的。官做大了，錢掙多了，拉開了與群眾的距離，還愿不愿意下去當普通人……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蘇聯的政權變了顏色，蘇聯黨內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么權利的。你提意見他們不聽，還要打擊迫害。我們國家也有危險，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甚至比較嚴重，官僚主義思想也比較嚴重。打擊迫害、假公濟私的事有沒有?這樣的事情，你們知道得比我多。但報喜不報憂，這也是官僚和封建東西。做官有特權、有政治需要、有人情關系。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忽左忽右，形左實右，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蘇聯就是教訓。”新中國的吏治相對于封建吏治有著天壤之別，連末代皇帝溥儀也深有感觸。1964年4月，溥儀到井岡山參觀，他對井岡山管理局副局長孫景玉說：“昔日共產黨的官是和戰士一起挑糧上山，現在共產黨的干部是與群眾同吃、同住、同穿、同行、同戰斗，這是共產黨戰無不勝的法寶。”他還觸景生情，賦詩一首：“佇仰當年大樹風，甘棠遺愛古今同。‘五同’畢竟今逾古，六億人民仰慕中。”

　　毛澤東頑強地同歷史的“周期率”抗爭著，然而他對自己創立的國家并不滿意，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他的話里依然流露出種種的擔憂，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披露，毛澤東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初的指示中說：“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歷史上有打江山座江山的說法，在很多人的眼里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而毛澤東想的卻不是這么簡單，在他的內心深處，在他的理想世界，他不但要打破一個舊世界，更要建設一個新世界，如果這個新世界還是舊世界的翻版，那么他寧愿重上井岡山，再次把這個世界打破。在建國后的一個歷史時期里，毛澤東主導發起了一個又一個運動，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 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1963年至1966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如果不考慮到毛澤東吏治的理想，不聯系到毛澤東的“窯洞對”，就很難理解毛澤東為什么會如此頻繁、持久地通過運動這一方式來書寫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不惜以“摔得粉碎”的壯士斷腕的悲壯來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是以官僚這一階層來維護國家統治的，惟有毛澤東試圖以人民的力量來治理國家，而讓“官不聊生”。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次會議上作的《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就要求：“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952年2月10日，在“三反”運動中因貪污被揭發出來的前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劉青山、前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被判處死刑。就張子善、劉青山因貪污腐敗被槍斃事件，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語重心長地告戒全黨：“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如果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殺張子善、劉青山時我講過，殺他們兩個，就是救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啊。我說過殺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無奈，不得已啊。問題若是成了堆，就是積重難返了啊。崇楨皇帝是個好皇帝，可他面對那樣一個爛攤子，只好哭天抹淚去了喲。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楨，我們決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不過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劉青山、張子善都是官居高位的有功之臣，他們的被殺，與當年延安的黃克功案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震懾作用，它表明在新中國的天空下，沒有法外之人，它也表明，在毛澤東那里，法不容情，他決不會在原則問題上退后半步。其后的幾十年里，中國進入了一個吏治比較清明的歷史時期，惡性的腐敗案件很少發生，兩條性命挽救了無數的性命，事后看來，毛澤東行的是霹靂手段，實為菩薩心腸。毛澤東對于官員的近于苛刻的要求和鞭策，正是源于對干部的愛護，對人民的愛護，對國家的愛護。

　　1959年3月，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謝覺哉在井岡山考察時說過這樣一段話：“中國第一個在制度上打破‘官國’傳統的人是毛主席。井岡山的士兵委員會就是一個例子，當官的沒有特權了。我們就靠這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打下的天下。我們共產黨進城了，當官的特權跟著就來了。很多人感到這是天經地義。我的親戚要我幫忙安排工作，覺得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覺得坐我的小車，吃得比別人好，穿得比別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這些對我們黨來講不正常，危險。”謝覺哉從細微之處看到執政黨面臨的危險，也正是毛澤東所夙夜憂心的，對于許多人來說，只是看到了問題，而毛澤東需要的不僅僅如此，他需要解決問題，他要破解的是一個幾千年的魔咒，他要把那個叫“官國”的東西牢牢地囚禁起來，不容許它再來興風作浪。毛澤東用了很多辦法，他給這個有著根深蒂固的“官國”思想的國家下了很多猛藥，一些人會感到這藥很苦，所以當毛澤東永遠地離開他為之奮斗了一生的國家之后，他下的藥方有許多已經被棄之不用了，他的身后甚至還蒙受著一些怨毒和詰責，但是，執政黨的楣廳上，永遠都銘刻著幾個雋永、遒勁的大字：“為人民服務”。這是毛澤東賦予的靈魂，它是一種力量，它是一種象征，它更是一種根基，它凝聚了毛澤東全部的心血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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