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筆者為《甲午戰爭與中日大分流》書稿準備的材料，將發表于《管理學刊》或《海派經濟學》2015年第2期。《甲午戰爭與中日大分流》如果明年不能完成和出版，書名將更改。本文完成于2014年9月19日，全文3萬字，將分三次陸續貼出(略去了主要的文獻出處)。

　　摘要：晚清腐敗、軍事體制落后等目前人們所談論的甲午戰敗的原因并不是其根本原因，這些原因只是滿清領導集團毫無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理念及其戰略的具體體現。甲午戰敗的根源在于滿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勢，在于他們毫不知曉日本明治政府深得其精髓的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是指導英國、美國和德國崛起的民族國家建設的政治和經濟學說，其精髓就是一國的內政外交戰略及其政策制定都必須遵循“出口工業制成品并進口原材料”的國家致富原則。正是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保護民族經濟、與外資作斗爭、建立獨立自主工業技術體系和重構東亞秩序的“李斯特式”自主道路，而滿清政府則走的是自由貿易、在國內市場“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須和戎”的依附西方列強的買辦道路。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改革開放觀的本質不同導致了中日兩國發展道路的“大分流”，并最終決定了其截然不同的命運。與流行的看法相反，甲午戰爭并沒有打醒中國人，無論是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大陸時期的國民黨政府都沒有探索到導致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李斯特式”改革開放的道路，因而，即使資產階級革命取得成功，它也無法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的命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當代世界，“出口工業制成品并進口原材料”已不再是國家致富的基本原則，“出口高端產品并進口低端產品”已經成為國家富強的根本性道路，然而，我國卻陷入了與之背道而馳的“出口低端產品并進口高端產品”的陷阱之中，并形成了與洋務運動驚人相似的“自由貿易、依賴外資和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模式。我國目前這種發展模式的形成是新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支配中國知識界的結果，這說明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至今仍未探索到國富國窮的真理。值此紀念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之際，我們有必要對我國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戰略進行深刻的反思，重讀世界經濟史，探索新的發展戰略和新的發展模式，避免重蹈歷史覆轍，迎接近年來我國面臨的歷史新變局。

　　關鍵詞：甲午戰爭;洋務運動;明治維新;改革開放;中國模式　

　　中國人毫不知曉的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根本原因

　　記者：賈教授，您好!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大敗中國是日本明治維新獲得成功的標志性事件。一年多以來，我國一直在反思甲午戰爭慘敗的歷史教訓，但很少有人通過對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和滿清洋務運動失敗的比較來探討這個問題。您在2012年3月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1]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集體接受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是其成功的關鍵性因素。據我所知，這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從未有人提出過的一個全新觀點，你能具體談下你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嗎?

　　賈根良：我所謂的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包括在英國、美國和德國分別指導其成功崛起的重商主義、美國學派和李斯特經濟學，這種經濟學揭示了后發國家工業化和經濟崛起的客觀歷史規律，它并非單純的經濟學說，而且也是建設現代國家的政治學說。在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不久，日本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就以迅猛之勢展開，這與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在日本被其國家精英們所普遍接受具有根本性的聯系。我們知道，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主宰了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內政外交政策，但我們并不知道的是，這兩位領導人以及明治維新的絕大部分國家精英們完全接受了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我可以舉出這方面的四個歷史事實作為證明。

　　第一個是，日本明治維新政府大藏省官員若山則一(Wakayama Norikazu)在 1870年就出版了宣傳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的《保護稅說》，在該書中，他提出日本必須實行貿易關稅保護政策，并在該書的《附錄》中大量引用了第二代美國學派代表人物亨利•凱里有關貿易保護主義成功的歷史事實，這種保護主義思想得到了當時任內務部部長 (相當于現在的總理)的大久保利通的支持。大久保利通寫到，“現在是最適當的時機，政府和官員們應該采取保護性政策，旨在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已經開發的產業必須予以保護，尚未開發的產業必須予以建立”;在上呈天皇的備忘錄中，大久保利通顯然對亞當•斯密不屑一顧，因為他向天皇推薦效法的是遭到亞當•斯密大力批判、但卻催生了震撼世界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重商主義時期的保護主義經濟發展戰略。

　　第二個歷史事實是第二代美國學派的綜合者帕申·史密斯在1871年至1877年曾擔任日本天皇的顧問，當他離任返回美國時，“美國的保護主義經濟理論體系已經在(日本的)政治家、政府官員以及學者中達成了普遍共識。”帕申·史密斯何許人也?邁克爾•赫德森的書中寫到，帕申·史密斯是美國內戰以前最有成就的經濟學家，對他同時代的著名李斯特主義者、林肯的經濟顧問亨利·凱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還是曾擔任林肯與約翰遜總統兩屆政府國務卿蘇厄德的追隨者和顧問，曾一度在蘇厄德國務卿任期內的國務院中是排名第三的人物，“帕申·史密斯的《(政治經濟學)手冊》出版于1853年，比共和黨成立還要早一年。該書為這個新政黨的以下綱領提供了理論基礎，即保護性關稅、工業化戰略、內部改善以及廢除黑奴制度——所有這些政策在美國內戰的重建時期一直在實行。”蘇厄德在訪問日本時，與日本結下了特殊的友誼，日本要求美國為其天皇派駐國際法律顧問，帕申·史密斯因此就擔任了這一職位。作為堅定和充滿激情的李斯特主義者，帕申·史密斯極力促使日本的國家精英們采納李斯特經濟學和美國學派的國家發展戰略，在長達六年多的時間里，他最終實現了以其經濟學說作為“帝王師”的人生目標。

　　第三個是1870年11-12月間，日本政府派遣大藏省少輔伊藤博文前往美國考察財政金融制度，由于受到美國高關稅保護制度的啟發，1871年3月，在美國考察的伊藤博文在給政府的意見書中指出，“尚未臻于完全開化之國如我國者”，關稅保護乃是最合適的制度，英國之所以富強也是由于“初借此法大興產品之制造”，現在英國人主張自由貿易，“并謀誘導我國亦行此法”，“此乃彼國謀求自利之術，對我國有大害;我國應如同美國設置關稅保護，以發展我國內之生產”，當伊藤博文回國時，他已經成為以關稅保護、國家銀行和內部改善為核心的“美國制度”在日本的堅定推行者。正是根據美國學派經濟學家帕申·史密斯的建議和伊藤博文這次考察的建議，日本政府決定中央銀行采用由國家控制的美國國家銀行體系模式，而非采用私人控制的英格蘭銀行模式，1872年頒布國家銀行條例，并在1882年建立日本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的建立排除了西方列強對日本金融體系的控制和支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工業化提供了關鍵性的國家信貸支持，后面我們還要談到這一點。

　　第四個歷史事實是巖倉具視使節團對美歐國家立國之道的大規模考察。明治維新之后，通過廢藩置縣、消除割據勢力，日本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但在選擇什么樣的國家發展道路上，明治政府的領導者們卻仍然沒有明確的戰略，因此，他們決定派出被稱為“幾近日本行政部門的全體出動”的大規模使節團考察西方列強的經濟發展戰略及其模式。1871年12月23日，巖倉具視率領使節團從橫濱出發，踏上了“考察美歐”之途，1873年9月回到日本，歷時一年零9個月。在美國的半年時間里，他們積極地閱讀美國學派先驅漢密爾頓及其支持者如美國將軍和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1822-1885)的論著;然后，他們到了德國，在當時的德國，正如俄國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寫道的，“德國所有大學都在學習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而且此書還是俾斯麥的案頭書”，所以，他們閱讀李斯特的著作，并在柏林的許多場合會見俾斯麥，俾斯麥向他們指出了19世紀國際社會中強權政治的活生生現實，指責英法的殖民統治，現身說法地講述了弱小的普魯士如何成長為德意志帝國的艱苦奮斗的歷史，這不僅給使節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對日本崛起道路的選擇產生了重大影響。

　　英國、美國和德國崛起之路：民族國家建構的普遍道路

　　記者：賈教授，我記得您曾引用馬克思的名言，“思想的閃電一旦真正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為人”指出，在日本，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就是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迎接西方挑戰的這種思想閃電。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有這么大的威力?為什么說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集體接受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是其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性因素呢?

　　賈根良：這是因為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揭示了落后國家崛起的客觀歷史規律，它不僅是指導英國、美國和德國崛起的經濟學說，而且它也是以這三個國家崛起的歷史經驗為基礎的，所以，我們首先要看一下英國、美國和德國的崛起走了一條什么樣的道路。

　　由于英國在1750年以前在制造業上落后于東方的印度和中國，而美國和德國是英國崛起之后的追趕型國家，所以，英國、美國和德國崛起的道路實際上就是落后國家的崛起之路，它具有三個核心的特征。首先，拒斥自由貿易理論，通過關稅保護建立起本國與發達國家競爭的高端產業，這種高端產業在當時就是制造業或者說工業。從13世紀中葉到17世紀中葉長達四百多年的時間里，英國經濟先后受到漢撒同盟和低地國家的支配和剝削，在反抗這種命運的失敗、成功、再失敗、再成功的反反復復的斗爭中，英國的國家精英們終于摸索到了“出口工業制成品、進口原材料”這種重商主義的國家致富原則。1721年，在英國議會開幕時，英國國王喬治一世經人授意，把這種重商主義的國家致富原則確定為國家戰略：“輸出制成品并輸入原料，對于公共福利的促進顯然是再有利也沒有的。”正是按照這種國家致富的基本原則，英國通過對當時印度次大陸占據世界統治地位的“高科技”棉紡織品的禁止性關稅保護，在進口替代戰略之下，最終催生了震撼世界的“工業革命”的爆發。[2]英國在大機器工業占據世界壟斷地位后，轉而詆毀貿易保護，大肆宣揚自由貿易，但正如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指出的，英國自由貿易理論是“建立在英國應該成為農業世界的唯一大工業中心這樣一個假設上的，”[3]其目的正如李斯特指出的，踢掉英國攀高時貿易保護的梯子，以免別的國家跟著他上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和德國接受英國經濟戰略家的洗腦，他們將面臨著在長期內淪為其殖民地的命運，因此，政治經濟學的美國學派經濟學家們和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奮起反擊，制定美國和德國后發崛起的新戰略，最終促成了美國和德國通過保護主義工業化道路在1900年崛起為超越英國的工業強國。

　　其次，通過軍事擴張重構世界經濟版圖是國家崛起的基本條件，這是不依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任何國家的崛起都無法擺脫與他國的國際經濟關系，英國的崛起標志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誕生，這種體系與以往西歐封建帝國對他國的軍事統治以及滿清帝國的朝貢體系存在著一個本質上的不同：后者是建立在同質經濟結構基礎之上的支配與臣服的關系，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則是建立在工業國和原材料供應國的異質經濟結構基礎之上，這就是伴隨著資本主義興起而誕生的殖民主義時代的來臨，所謂殖民地在經濟學上的經典定義就是成為宗主國的原材料來源地和工業制成品的銷售市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舊殖民主義時代，在保護本國市場的同時，通過武力建立殖民地并強制其實行自由貿易是國家崛起的必由之路，雖然這并非是正義之路。所以，處于崛起過程中的英國，作為軍事財政國家，[4]通過戰爭將制造業比其先進的印度次大陸置于其殖民地的命運;美國在高關稅保護的同時，派遣海軍中將佩里在1851年率領艦隊強迫日本簽訂“自由貿易”的不平等條約;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在1878年召集帝國主義列強簽訂瓜分世界市場的《柏林條約》。在這種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如果那個國家試圖“和平崛起”，無異于癡人說夢，最終必將陷入任人宰割的命運。

　　最后，英國、美國和德國崛起的道路就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用目前流行的術語來說，它是國家治理結構的現代化和治理能力根本性提高的必由之路，沒有走過英、美、德崛起道路的國家是不可能完成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重任的。從重商主義到李斯特經濟學，其經濟學說的核心就是這種民族國家建構的指導原則。現在，人們一談起這些學說，只知道其保護主義學說，但實際上，正如李斯特和19世紀下半葉的德國著名經濟學家古斯塔夫·施穆勒指出的，重商主義的本質“在它的核心深處，并不在于關稅壁壘、保護性關稅或者航海法案，而是在于某些遠為重要的事情——即在于(它所產生的)社會及其組織、國家及其制度體系的整體性轉變，在于用民族國家的經濟來替代區域性和地方性的經濟”，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實質上就是這樣一種國家建構的經濟學說和實踐活動成功經驗的總結。就民族國家建構的經濟戰略而言，在落后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自由貿易將破壞這種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所以對外貿易保護是其民族國家建構的前提條件，但并不是經濟崛起的充分條件。正如李斯特指出的，國內市場與世界市場并不是同質的，“一國范圍以內的貿易自由與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自由……這兩者的性質與作用都截然不同，猶如天淵之別，”重商主義、美國學派和李斯特經濟學都把市場劃分為國內市場與世界市場，在國內市場上強調自由貿易與自由競爭，而在世界市場上則強調貿易保護和對國際市場的各種干預。

　　以上是我對英國、美國和德國崛起道路核心特征的概括，在我看來，英國、美國和德國的崛起道路就是落后國家崛起的普遍道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政者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國家精英深得這三個國家崛起經驗的奧秘，在理論上深刻地領悟了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的精髓，這就是我為什么說明治維新必然要取得成功的原因。正是在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的指導下，日本明治政府通過大力扶植和保護民族經濟，到甲午戰爭前，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以紡織業為中心的輕工業的工業化;甲午戰爭后，日本開始了以機械和鋼鐵為中心的重工業化，到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前，日本已能大規模生產汽車、坦克、飛機和大炮，而國民黨政府在這些戰爭必需的重化工業產品上一件也不能生產，中國因此而差點亡國，是否尋找到并接受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富國強民的真理深刻地影響了中日兩國截然不同的命運。

　　日本“明治維新”的強力崛起

　　記者：賈教授，明治初年，日本繼續受到幕末以來對外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和當時的中國一樣，日本也喪失了關稅自主權，不能運用關稅控制權自主地保護它的新生工業，直到明治時期(1868-1912)末期的1911年，日本才最終獲得了關稅自主權，它怎么可能保護其民族經濟，在明治時期就走出一條類似于英國、美國和德國的崛起道路呢?

　　賈根良：這正是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所苦惱的問題，我在這里先講一下自稱為“東洋俾斯麥”的大久保利通的故事。在巖倉具視使節團的考察過程中，“坐在疾駛的英國火車上，看著外面的工業化景象，大久保利通……陷入了沉思：英國曾經是與日本一樣的小的島國，但它系統地實施了保護主義的自強戰略。……英國曾經堅決維護貿易保護政策，直到它取得工業領先地位以后才放棄了這一做法而主張自由貿易。日本沒有17世紀的英國所享有的控制關稅和商業貿易的自主權。更令人苦惱的則是歐洲拒絕有關不平等條約的重新談判。”怎么辦?!巖倉具視使節團這次出使美歐國家的任務之一就是試圖修改西方列強強迫日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但其失敗給他們帶來了深深的挫敗感。

　　然而，正當巖倉具視使節團為此而苦惱的時候，“鐵血宰相”俾斯麥和德國參謀總長毛奇的一席話使日本明治維新的領導集團茅塞頓開。俾斯麥告訴他們，“方今世界各國, 雖皆以親睦禮儀相交, 然全屬表面現象, 其于陰私則強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謂公法, 雖云保全列國權利之典常, 然一旦大國爭利, 利己則執公法不動, 若不利則翻以兵威相見, 固無常守”;德國參謀總長毛奇也說，“法律、正義、自由之理,不足以保護國內,也不足以保護境外,非有兵力不可。萬國公法,也是系于國力強弱,局外中立而唯守公法者,乃是小國之事,至于大國則無不以其國力來實現其權力。”[5]

　　俾斯麥和毛奇的話使巖倉具視使節團的成員們興奮不已：弱小的普魯士不就是依靠“振興國力”即發展經濟軍事實力，成為新興軍事強國的嗎?再往前說，英國不也是通過三次英荷戰爭、英法戰爭、武力占領印度以及鴉片戰爭，從一個孤懸歐洲大陸之外的落后島國變身為“日不落帝國”的嗎?英國和德國能夠做到的，日本也能做到!在日本身邊，大清帝國還在沉睡，琉球和朝鮮這兩個滿清的藩屬國不就可以首先變成日本的殖民地，進而臺灣、滿洲和中國大陸不就可以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嗎?這真乃天賜良機!日本暫時惹不起西方列強，身邊的肥肉怎能放過?大久保利通為此興奮不已，他給西鄉隆盛寫信說，聽過俾斯麥的一席話之后，我開始感到日本的前途大有希望了;[6]他還說，來到德國, 最有意義的是見到俾斯麥, “經營國家不可不如彼……用俾斯麥的強權, 締造英國式的富強……(為此)即使我一個人, 也要維持這個國家!”[7]

　　對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來說，自對外開放以來，歐美各國一直侵略日本，被強加各種不平等條約，日本實力不夠，暫時無法直接對其反擊，所以，他們認為，通過侵略琉球、朝鮮和中國找回這種損失，并通過這種侵略強大起來，才能實現與西方列強們平起平坐乃至最后進攻他們的目標，“鐵血宰相”俾斯麥和德國參謀總長毛奇的一席話為他們從前已接受的侵略鄰國戰略提供了根據。“這種以屈服于歐美和侵略鄰國為日本出路的想法，在幕府末期就已經由長州的吉田松陰——后來成為明治政府領導人的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的老師——明確地闡述出來。……松陰的觀點被他們直接或間接的弟子——明治政府領導人——繼承下來……這點一直貫穿著明治政府的對外政策……大久保死后，主要由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推行的征伐朝鮮到甲午戰爭的侵略主義，也沒有偏離在對近鄰的侵略當中找回從屬歐美的損失這一念頭”。

　　我們知道，吉田松陰的觀點是典型的封建帝國主義侵略思想，并不含有建立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的任何元素。但對于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來說，歐美之行使他們為吉田松陰的思想賦予了一種全新的含義：強大的工業是英國作為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崛起的關鍵，[8]而工業則需要殖民地作為原材料來源地和產品的銷售市場，但日本資源匱乏、市場狹小，所以，日本只有把朝鮮和中國變成殖民地，才能確保作為日本崛起所需要的原材料來源地和工業制成品銷售市場。正如甲午戰爭的發動者伊藤博文后來露骨地指出的，瓜分東亞的目的，“和‘僅僅為了侵吞國土和榮譽’的(甲午戰爭之前的)‘昔日之戰爭’不同，‘其目的在于消除向國外擴充工商業利益時的外來障礙，或主動向世界擴張工商業’，即‘必須帶來資本主義利益’。”由此可見，伊藤博文是深得英、美、德崛起成功經驗的精髓。

　　正如Ian Patrick Austin指出的，日本明治維新國家精英們的核心目的是建立可持續的政治、戰略和經濟結構，這不僅僅是為了預防日本像大多數東亞國家那樣被殖民地化，而且要遵循英、美、德崛起的道路，并使自身成為東亞區域的殖民主義者。由此可見，甲午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日本早在明治維新初年就已經作為一種國家崛起的戰略精心策劃好的，而滿清統治者在戰爭爆發時仍對此一無所知。這說明，洋務運動一點也沒有看清殖民主義在當時作為國家崛起必由之路的世界大勢，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初就以這種世界大勢制定了通過在東亞建立殖民地實現國家崛起的戰略，視野的差距如天壤之別，不禁令人浩嘆!

　　(待續)

　　[1]賈根良:《新李斯特主義：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學說》，《學習與探索》2012年第3期。

　　[2]普拉桑南·帕塔薩拉蒂：《為什么歐洲富強了而亞洲卻沒有》，王中華譯，賈根良審訂，商務印書館，2015年將出版，該書為賈根良、梅俊杰主編《經濟史與國富策譯叢》的一種。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9頁。

　　[4]皮爾•弗里斯指出，“1688年至1815年之間，英國中央政府用于市民政府(civil government，中譯本譯作全民政府)建設的資金不超過財政開支的20%，其余用于支付軍事開支或償還國債，而國債也常常是用于軍事方面的開支。……假設英國國家稱得上在推動工業化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那么它自身一定屬于重商主義‘財政軍事國家’，”見皮爾•弗里斯：《從北京回望曼徹斯特：英國、工業革命和中國》，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頁和第111頁。琳達·.維斯也指出，“英國政府在1715-1850年時期的國防開支是俄國這個競爭對手(1885-1913)的2.5到3倍之間。這點非常重要，因為俄國在工業化時期的政府支出，在歐洲中已算是最高的了”，見琳達·.維斯等：《國家與經濟發展——一個比較及歷史性的分析》，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版，第131頁。

　　[5]久米邦武：《美歐回覽實記》，第三卷，巖波書店，1980年版,第329頁。轉引自廖建林：《巖倉使節團的歐美之行與日本的近代化》，武漢大學學報( 人文科學版)，2005年第3期。

　　[6]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1853-1972》，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43頁。

　　[7]轉引自姚傳德：《用俾斯麥的強權, 締造英國式的富強評大久保利通的近代化思想》，學術界，2005年第3期。

　　[8]大久保利通對工業在國家富強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國內政策的含義具有深刻認識：“大久保利通回國之后,就向政府提出了以西方國家為榜樣,大力推進殖產興業的方針。他在《關于殖產興業的建議書》中說:‘大凡國之強弱由于人民之貧富,人民之貧富系于物產之多寡。而物產之多寡雖基于人民之是否勉力于工業,但追本溯源,未嘗不仰賴政府官員誘導獎勵之功。’”見廖建林：《巖倉使節團的歐美之行與日本的近代化》，武漢大學學報( 人文科學版)，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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