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公歷2014年，農歷又逢甲午年。中國人民理所當然的，又要回顧兩個甲子之前的那個甲午年，回顧那場中日之戰。10年前，我以嘉賓身份參與陜西衛視的“開壇”欄目，在北海艦隊的甲板上，做了一期紀念甲午110周年的節目，叫做“跨越百年的傷痕”。10年后的今天，整理當日的發言，原來的感慨仍在，也萌生了一些新的思索。

　　甲午之戰的準備。新中國的兩代人，都熟悉毛澤東的這句話，叫“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本來努爾哈赤也是懂得這句話的，他的子孫玄燁和弘歷也懂，但十代以后的子孫，似乎就不懂了。甲午這一仗，從大清海軍來說，可謂是無準備、無把握之仗。而日本的海軍，早就下決心要和北洋水師決一死戰，他們做了方方面面的充分準備。據我所看到的材料，日本海軍在訓練的時候，重點目標就是要打沉“定遠”艦，他們把“定遠”作為自己的假想敵。日本陸軍在練習拼刺刀的時候，靶子上面畫的是李鴻章的頭像。全國上下以打敗北洋水師作為一個宏大的目標。而相反，大清一方，根本就沒有主動求戰的理念，沒有敢于亮劍的戰斗意志，當然，更沒有決戰必勝的信念。

　　戰術素養與訓練。說到準備和把握，這就涉及到平時訓練的潛在問題。比如我們多年來一直看到或聽到這樣的材料，說當年日本軍方拜訪北洋水師的時候，發現北洋水師官兵在大炮上晾曬衣服、炮筒里面灰塵很多等等。近年有一些專家反駁這些傳聞，說這些都是缺乏依據的“段子”。這些“段子”的真實性也許有問題，但從本質上批評了大清軍隊的訓練水平，見微知著，從非常小的細節上，反映出大清軍隊整體的戰術素養比較差。細節上的反駁，無力改變整體評價上的尷尬。

　　中日戰爭意識。今天頗有些人，跟著西方和日本的輿論，說中國的軍費過高了，威脅到世界和平了。這些人似乎不懂得，戰爭的準備，是在和平時期就必須“天天講月月講”的。回到當年，說到整體的戰爭準備，添船換炮這樣的“軍隊現代化建設”理念，在日本能夠從上到下貫徹下來，而大清這一邊，就不能得到有效貫徹。日本從天皇到很多富豪之家，都踴躍捐款，為海軍添置裝備。而大清這邊干什么呢，反而要挪用海軍經費，慈禧太后要修“三海”，后來又修頤和園。有學者指出，這個錢后來還了。但是起碼寅吃卯糧，把應該更新裝備的大好時間給耽誤了。

　　其實日本當時的經濟情況并不好，或者說綜合的經濟能力并不比清朝強。它是把中國打敗了之后，用戰爭的賠款，一步步完成其現代化的。日本那個時候，國家財政也比較困難，它在困難的情況下，能夠萬眾一心把國家的硬件先搞好。而這個時候，慈禧太后還是躺在權力的安樂椅上，做著萬壽無疆的大夢。

　　毀譽李鴻章。談晚清，談甲午，都繞不過李鴻章。國人認李鴻章為賣國賊，主要是因為他代表清廷，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包括《馬關條約》。這個歷史責任，李鴻章是逃脫不了的，他應該有責任。但是除了有責任之外，李鴻章也有苦衷，因為他畢竟處在那個位置，形勢給他提供的可能性空間并不大。李鴻章的政治才能、軍事才能，是得到當時的世界列強公認的。他是行伍出身，淮軍的首領，而且從治軍思想上看，應該說比曾國藩更與時俱進一點。列強對他評價比較高，日本對他也是敬畏三分。后來他去簽訂《馬關條約》的時候，日本人還打了他一槍，說明日本確實對李鴻章有過非常大的敬畏。但是這些，都在甲午之戰失敗以后，變得煙消云散了，日本人從此不再把中國人放在眼里，也不把李鴻章放在眼里。

　　評點丁汝昌。說到當年北洋水師的丁汝昌丁軍門，應該如何概括呢?第一，他大節無虧，就是說在民族氣節上是沒有問題的。勇于開戰，決不投降。第二，應該說是人才難得，他久經戰火的考驗，而且努力進取，有謀略有心胸。第三，很可惜的是，丁汝昌專業不對口，他不是海軍出身，造成指揮上有些外行，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們不能說他有勇無謀，他是想謀，但謀不到點子上。所以說丁汝昌這個人的一生，特別是他的死，是帶有悲劇性的。對丁汝昌那個悲劇性的服毒自殺，一方面應該有歷史的同情，另一方面，要從中吸取教訓：我們現在一定要培養專業的、合格的領導型人才，像丁汝昌那樣愛國的、敬業的、勇敢的，同時又是熟稔專業技能的現代化軍官。

　　方伯謙與民族大節。講到丁汝昌等甲午歷史人物時，應該注意，不要簡單化地評價，不要簡單地把一個人概括成英雄或者是狗熊。不因為某個細節否定他的功勞，也不因為他的功勞，就忽視他做得不對的地方。比如這個有爭議的人物方伯謙，他肯定在北洋海軍的發展過程中做出過他應有的貢獻，在戰爭中，他也不可能說沒有一點兒好的表現。但是他畢竟大節有虧。我們說丁汝昌是大節無虧，而方伯謙呢，我們能說他是民族英雄嗎?方伯謙家族的后代紀念他，這個可以理解。但是學界政界評價太高就過分了，這種人要是成了民族英雄，那豈不是誰都能成為民族英雄?盡管我們可以為他辯解，有些做法可以諒解，但是如果今天把方伯謙這樣的人都講成民族英雄，那普通老百姓都成什么了呢，就都是圣人了。戰爭中可以示軟、可以示弱、可以掛白旗，但是要討論，在什么情況下掛白旗。在自己沒有喪失攻擊和防衛能力的情況下，只是覺得自己實力不如敵人了，就掛白旗，那還打什么仗?那只要算一下雙方的實力，實力弱的一方就舉白旗投降算了。

　　建軍思想與海洋意識。今人批評李鴻章的海軍思想，是以消極防衛為主。當然這也不好過分責備李鴻章，因為當時舉國上下，也沒有明顯的比李鴻章更高明的意見，背后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海洋觀的問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戰爭觀的問題。清朝后期，四面都是危機，但是朝廷在解決陸地防務問題上，就非常積極踴躍。左宗棠去辦西北事務的時候，朝廷當時是重西北、輕東南，可以說當年西北搞得相對成功，西北是北京的、是整個中國的一個大后院，一個無限縱深的后院。但是當時沒有認識到海洋這個方面可能是更重要的，甚至比內陸更重要，當時整個民族的認識沒有跟上去。中國古代的時候，海戰方面還是蠻先進的，無論船的噸位也好，船的機動性能也好，我專門去過相關的博物館看那些材料，中國人并非自古不重視海戰。但是，由于長時間的海內無事、海外沒有威脅，所以使中國人覺得，海洋就是一個天然的屏障，海外被看成是化外，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海外還有其他的生命，如果有，也只是相當于高級禽獸的未開化蠻夷。后來才發現海外來的一些人，人家水平很高。但是只有少數的知識分子明白這一點，整個民族的大多數人，不認為這些洋鬼子真比我們有更高明的生活技能，甚至很多老百姓認為鬼子的膝蓋是不能彎曲的。當中國被打敗了之后，歐洲很多國家來逼迫清廷簽訂不平等條約，英吉利來了、法蘭西來了、德意志來了，還有荷蘭、比利時也來了。于是有的大臣跟皇帝說：像比利時、西班牙這樣的國家是不存在的，這都是英國自己胡編出來的，他們想多要錢，又不好意思，所以又虛構出兩個國家來，就是想多要兩份錢。足見大清朝的地理觀念已經非常落后，不知曉世界的基本格局了。

　　中西航海目的不同。近代崛起的海洋國家，它們的海洋觀是和它的生存緊密相連的。而中國航海的代表舉措——鄭和下西洋，那不是生存的需要，而是這個國家覺得自己過得太好了，要出去炫耀天朝的威風。鄭和龐大的艦隊，一直航行到紅海，見到一個國家一個部落，上岸就送給人家東西，說你看我們家很富有，我們家有這個、有那個，有老子、有孔子，有綾羅、有綢緞，有紅瓦、有青花。送完之后，說沒事到我們家喝酒去吧，然后就回來了。這就是鄭和下西洋——文化宣傳隊。而很多海洋國家的崛起，是伴隨著海軍的崛起或者海盜的崛起，經常是它的生存到了一個轉折點，不崛起不行了。我們的國歌里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西方國家在近代，經常是到了最危急的時候。比如說鴉片戰爭，背景是英國在歐洲貿易體系內的經濟狀況非常惡劣，歐洲快把它排斥出去了，它必須要在東印度公司，打出一個天下來。也就是說鴉片戰爭對于英國，是一個圍棋上的“生死劫”，它必須打贏。而清朝對于這個情況，根本就不知道，清朝的心態是打“無憂劫”。日本也是這樣的，甲午海戰的輸贏對日本關系是非常大的。它不打贏，今后就沒有強國的地位。它打贏了以后，就可以利用掘到的這一大桶金，徹底完成它的現代化。

　　美國文化與居安思危。回顧甲午，可以讓我們更清晰地看待中外文化的異同。比如今天很多人都把美國當做全部“世界”和全部“國際”，看待美國，也只看到其浮表的層面。我們在閱讀外國文化的時候，經常是有誤讀的。很多人想象中的美國，就是好萊塢大片加麥當勞。這些到底是真正的美國文化，還是美國文化的某個側面?美國人是不是都吃著麥當勞?美國什么人在什么時候吃麥當勞?其實美國多數吃麥當勞的是下層人，是那些工作非常累、工作到一點多還沒有結束的人，匆匆忙忙地買一份垃圾食品吃。有閑暇的人、收入高的人、有文化的人，是不怎么吃麥當勞的。而麥當勞到了中國，卻變成什么情況呢?很多人在麥當勞里面給孩子過生日——在我看來很痛心，這等于是在垃圾堆里給孩子過生日，還覺得這是孩子的榮耀。

　　美國文明有我們不認同的地方，但它很強大卻是一個事實。為什么強大?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美國人始終在居安思危。美國已經是世界老大，經濟強大、軍事強大、科技強大，人莫予毒，但它老說自己不安全，并且老給自己“制造不安全”。它老在提醒它的國民：我們要有凝聚力，我們如果不居安思危，那恐怖主義什么的就來了。沒有恐怖主義，它也要制造一個恐怖主義。美國的軍隊，有事沒事要出去打仗。單看打仗不是好事，但是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它客觀上確實有很多積極作用。居安思危這一點，是我們古人常提的，而現在很多人卻忘了，自己吃上麥當勞，就覺得天下無賊，世界上再沒有什么事情了。我們現在幻覺中到處都是朋友，全是“戰略伙伴”關系，什么叫戰略伙伴關系?戰略伙伴關系哪有“同志加兄弟”好啊?而同志加兄弟，也都打起來了，何況是戰略伙伴關系呢?

　　所以，還是要回到古人那里，去吸取經驗教訓。漢朝、唐朝為什么達到了盛世?為什么是超級大國?就得益于居安思危的思想。漢朝面對著匈奴的不斷挑釁，逐漸凝聚了力量，追殺單于貴族于千里萬里之外。唐朝也是文武并用，平定了突厥吐蕃等外患。追求安定，是人類共同的、正常的精神需要，但是中國，必須有內仁外俠的民族精神，有居安思危的自我意識，有獨立自主的政治決斷，有果敢的民魂、軍魂，這個民族才能真正的“安”。如果只是看到目前尚無戰事，把“和平發展”的外交辭令當成自欺欺人的口號，而不去思慮可能發生的危機，那就是一種茍安，是虛假的“安”，是夢幻的“安”，頂多不過是南宋的首都——臨“安”。

　　本文刊載于《軍事文摘》2014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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