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一些人在經濟大潮中對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風云硝煙淡漠了。其實，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輻射從來就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體現。尤其是上世紀的冷戰時期，美國為了完成與蘇聯爭霸的戰略目標，由中央情報局一手策劃和操縱了文化冷戰，而一些聞名全球的作家和藝術家則有意無意地變成了文化冷戰的工具。

　　1

　　起源于冷戰之初的“文化戰”

　　中央情報局———美國的“文化部”，這個說法并不是一個比喻，而是坎南先生說的：“我們這個國家沒有設立文化部，中央情報局不得不盡其所能來彌補這一缺陷。”

　　美國《洛杉磯時報》2000年4月9日刊登路易斯•拉帕姆評論桑德斯著作的文章《間諜與文人———中央情報局是怎樣迷上文化的》，直書“中情局成了文化部”，“新組建的中央情報局承擔了宣傳美麗的美國的任務”。該文還點出：“藝術成為準軍事資產”，“文化名流成為宣傳工具”。事實上，創立中央情報局的本意，就是為了“文化戰”或“文化冷戰”。“文化冷戰”在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使用的正式說法是“心理戰”。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政府，都專門設立“心理戰”機構。沒有比艾森豪威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的解釋更明了的了：“冷戰的目的不是占領他國領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國……我們是試圖以和平的手段使全世界都相信真理。為了普及這個真理，我們將要使用的方法通常稱為‘心理戰’。所謂‘心理戰’就是爭取人的思想，爭取人的意志的一場斗爭。”

　　冷戰開始之初，蘇聯在柏林的宣傳卓有成效，先聲奪人，美國有些被動。1947年蘇聯在柏林首先開設“文化會堂”，展示蘇聯成就。美國軍事占領當局的“心理戰處”和新成立的中央情報局特工作出回應，也開設“美國會堂”，放映電影，舉辦音樂會、報告會和藝術展覽，宣傳美國。為了爭取音樂人才，美國不惜啟用與納粹有染的馮•卡拉揚和另一位也曾是納粹黨員的指揮家富特文格勒。

　　中央情報局深諳書籍和刊物的重要宣傳作用，懂得英國前首相迪斯雷利的名言：“一本書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亞于一個戰役。”所以制定了一個龐大的出版計劃。一方面，從美國源源不斷運來大量“普通書籍”(似乎沒有政治宣傳意義，但卻有文化宣傳的作用)。介紹美國文學的書籍也大量出版，如賽珍珠、海明威、福克納等人的書，讓人相信美國也有“偉大的文學”。

　　另一方面，全力資助、宣傳作為“反共計劃”一部分的歐洲作家，如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描寫對蘇聯幻滅的《從蘇聯歸來》、匈牙利裔英國作家阿瑟•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等。凱斯特勒是曾在蘇聯生活過的前共產黨人，后來加入英國情報部，又與中央情報局合作。這本描寫蘇維埃政府黑暗的書，在英國情報研究局資助下在德國廣為流傳，甚至“外交部出錢購買并發行5萬冊”。1948年，凱斯特勒又與美國駐德國“心理戰”情報人員合作，聯絡了另5位對共產主義感到幻滅的知名知識分子，將他們從信仰到悔恨、幻滅的自傳，編成一本名叫《上帝的失敗》的書，于1949年出版。這本前共產黨人“集體自我悔過”的書，“由美國政府機構在全歐洲發行，特別是在德國”。

　　美國文化冷戰另一重要謀士、中央情報局顧問阿瑟•施萊辛格提出了一個非左非右“中間”派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成為美國反共文化冷戰的意識形態。他也是從左派蛻變過來，并促成中央情報局重用那些“幻滅”反共、但思想還屬左傾的左派分子，所謂“非共左派”。誰都知道，“愛之深，恨之切”，這些“幻滅”的前共產黨人，所謂“上帝失敗幫”，后來成為最激烈的反共分子。如抽象表現主義理論家格林伯格，從前是紐約“馬克思小組”成員，后來成了堅定的反共分子。

　　2

　　“文化自由大會”統歸中情局特工指揮

　　1950年，中央情報局為更有效地在國際上實施文化冷戰，決定在柏林創立“文化自由大會”。在文化冷戰前線的德國，當時中情局駐德工作站的行動人員達1400名。為了這次大會的召開，中央情報局為各國代表們提供秘密經費，用各種運輸方式，甚至動用C-47軍用運輸機，運送幾百名代表去柏林。大會以“科學與極權主義”、“藝術、藝術家與自由”等為議題。在最后一天有15000人參加的大會上，凱斯特勒宣讀了一份《自由宣言》。從此西方被稱為“自由世界”，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則是“極權專制”。這個文化自由大會的真正目的，是“一個設在歐洲的橋頭堡，以阻止共產主義的進犯……它應成為傳播美國文化成就的使者，其任務是打破歐洲，特別是法國盛行的僵化負面的看法，認為美國是一片文化荒漠”。

　　文化自由大會設立一個由25人組成的國際委員會，設5位名譽主席，另設一個5名成員組成的執行委員會，他們又都受總書記(秘書長)的制約。這個組織結構被形容為“簡直是共產情報局組織結構的翻版”。雙方都是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者，都深知自己的事業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事業，而是一項國際性、必須在全世界去推行和完成的事業。

　　為了避免蘇聯的滲透，文化自由大會很快將總部移到巴黎的奧斯曼大街。接著，“法國文化自由委員會”、“英國文化自由委員會”和“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等一系列分會紛紛建立。鼎盛時期，在35個國家建立分支機構，猶如一個小型文化聯合國。同時，無數隸屬于各分會的外圍組織也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冒出來。這么一個龐大的組織，表面上是由作曲家納博科夫擔任總書記，實際上統歸由一個中央情報局特工喬斯爾森直接指揮。中央情報局內部，則由布雷頓主管這個代號為“QKOPERA”的文化自由大會事務。

　　從此，中央情報局實施文化冷戰有了自己的傀儡組織，加上有源源不絕的“馬歇爾計劃”經費，這架新機器成立伊始，就開足馬力全力運轉。真刀真槍的朝鮮“熱戰”正打得慘烈，“冷戰”戰場也必須發起“文化進攻”(布雷頓語)。

　　3

　　中情局為大型藝術節提供經費

　　1951年文化自由大會在巴黎籌辦一個“美國節”的大型藝術節，名叫“20世紀杰作”。為給藝術節提供經費，中央情報局緊急成立了一個虛有其名的“法菲爾德基金會”。音樂方面，納博科夫建議：“藝術節要上演的作品，幾乎都是被斯大林分子和蘇聯美學家貶為‘形式主義’、‘頹廢’和‘腐朽’的作品。”1952年，藝術節在巴黎熱鬧開幕。如納博科夫所愿，現代音樂名家斯特拉文斯基和“反美學、反悅耳和聲”的勛伯格無調性“十二音體系”作品，在藝術節上演奏;還請來了波士頓交響樂團等9個交響樂團，上演了上百部交響樂、協奏曲、歌劇和芭蕾舞。

　　誰會想到波士頓交響樂團(巴黎演出結束后又去歐洲十幾個大城市巡回演出)，會在歐洲宣傳“美國文化”中起到巨大作用。這也與美國“宣傳部長”杰克遜是樂團管理班子成員有關。布雷頓為此激動萬分：“波士頓交響樂團在巴黎為美國贏得的聲譽，超過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的上百次演說……”

　　4

　　動用“馬歇爾計劃”為文化冷戰服務

　　布雷頓負責的中央情報局“國際組織處”還建立了一大批外圍組織，與蘇聯抗衡，“到了1953年，我們已經操縱或影響了涉及所有領域的國際組織了。”“共產黨有‘國際民主律師協會’，他就建立‘國際法學家委員會’;以此類推，以‘爭取自由歐洲委員會’對付‘世界和平理事會’，以‘國際婦女委員會’對付共產情報局支持的‘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以中央情報局滲入其中的‘全國學生協會’對付‘國際學生聯合會’，以‘世界青年大會’對付‘世界民主青年聯合會’，以‘國際自由記者聯合會’對付‘國際新聞工作者組織’，以‘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對付‘世界工會聯合會’。”簡直是拳來掌往，冤家對頭一對一。還有時代公司、國際筆會、大都會歌劇院和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哈潑—羅公司、美國知識協會理事會和美國現代語協會都卷入中情局“業務”，為中情局提供了服務。

　　中央情報局動用了“馬歇爾計劃”2億美元的資金來搞文化宣傳“心理戰”，其中1950—1967年間，有幾千萬美元用于文化自由大會。人們可以想象，那時歐洲極其窮困，美元當時是金本位與黃金掛鉤，2億美元是什么概念?

　　有一大批基金會與中央情報局合作。福特、洛克菲勒、卡內基這些大基金會就不用說了，要錢給錢，要提供掩護就提供掩護。還有一百多家中小基金會也樂于為中情局效力。僅1963—1966年，共有164個基金會為多達700個項目提供了平均10000美元以上的資助，其中至少有108個基金會的資金部分或全部來自中央情報局的資金。還有170多個基金會為中情局提供轉賬，輸送資金給有關組織和個人。

　　為圖方便，中央情報局自己也創設“實際上只是一個郵件地址”的空殼基金會，除了那最著名的“法菲爾德基金會”，知名的還有“帕特曼八家”：戈薩姆基金會、密歇根基金、普賴斯基金、埃德塞爾基金、安德魯•漢密爾頓基金、博登信托公司、比肯基金、肯菲爾德基金。這種通過幾次轉手的錢，可以最終看不出來源地流到諸如“歐洲文化中心”、“美國自由法學家基金”、“政治教育學院”等文化學術機構，流到各種雜志刊物。

　　有了如此“像水泵一樣”源源而來的中央情報局的錢，文化自由大會可以大把大把花錢。文化自由大會官員自己也一副暴發戶氣派、“豪華寓所、似乎永不枯竭的差旅費用、高額的開銷以及其他通常只有大公司經理才能享受的各種待遇”，同時也不惜代價，來拉攏文化名流。美國人與蘇聯人爭奪歐洲文化名人，一點不亞于他們在二戰后爭奪德國的科學家。方法也很巧妙，有通過其他組織轉給資助的，有利用開會提供頭等艙機票和豪華賓館的。

　　意大利北部有一個風景秀麗的塞貝洛尼山莊，是福特基金會的別墅，也被用來作為文化自由大會人士的休養地。“到那里暫住的作家、藝術家和音樂家抵達時，會有衣襟上綴有V.S.字樣的藍色制服司機來接。”以反極權主義著稱的漢娜•阿倫特感嘆：“你會感覺霎時間你住進了凡爾賽宮。這地方有53名仆人，包括專職的花匠……”在這里曾開過一次“世界秩序的狀況”研討會。

　　文化自由大會忠實地執行美國“心理戰”的任務——借用知識分子、學者、輿論制造者的力量，讓文化人在中央情報局出資或資助的雜志上發表文章。尤其以英國的《邂逅》、德國的《月刊》、法國的《證據》和意大利的《當代》最為重要，影響也最大。另外還有比利時的《綜合》、奧地利的《論壇》、日本的《自由》(補助最多)、印度的《探索》、澳大利亞的《象限》等。1952年在美國和英國出版的雜志《側面》，毫不隱諱其文化宣傳的宗旨：“《側面》將介紹美國作者寫的文學作品和介紹美國的文章，展示美國藝術和音樂的概況……《側面》最首要的任務之一，就是顯示美國在知識和藝術領域并不是貧乏無成就。”

　　5

　　將艾略特《四個四重奏》空投到蘇聯

　　中央情報局在推動美國現代文學上也不遺余力，尤其大捧特捧寫《荒原》的現代詩人艾略特，以至有人感嘆：通過艾略特，“中央情報局統領了詩歌界”。葉芝、喬伊斯和普魯斯特也大受推捧。有點搞笑的是，中央情報局甚至將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空投到俄國，把文學作品當政治宣傳的傳單來散發。還有大筆的錢直接用來策反，如給叛逃的波蘭詩人米沃什頒獎，“給東歐和蘇聯詩人支付高額稿酬，哪怕是一首小詩也是如此，通過這種變相的賄賂鼓動他們叛變”。

　　一些耶魯大學的精英被招入中情局，比如“詩人型間諜”安格爾頓、富于才華的學者麥考利和湯普森。于是就有許多“與中央情報局簽約的作家”。據統計，中情局插手的出版物至少有1000種，如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等。

　　電影當然也被中情局用來作文化冷戰的武器，因為電影對大眾發生的影響力和宣傳效用非同尋常。1955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心理戰處和國防部聯合組織一場絕密行動，要在好萊塢貫徹“戰斗的自由”思想。一大批反共影片被生產出來，如《赤色噩夢》、《紅色的威脅》、《侵略美國》、《我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名共產黨員》、《紅色火星》、《鐵幕》等。中央情報局還在好萊塢安插自己的特工，直接監控這里發生的所有政治動向。一位名叫艾爾索普的人，以制片人和經紀人的身份在派拉蒙電影公司工作。他撰寫秘密報告，直接呈送中情局。他十分警覺好萊塢片子中出現的“表現美國陰暗面”的東西，成功地“政治把關”，刪除了不少美國人“酗酒”、“酒鬼”形象的鏡頭。

　　中央情報局甚至自己出資掏錢，1952年拍攝了一部名叫《獸園》的影射共產黨腐敗的動畫片。1954年又拍了另一部批評“極權主義”的影片《1984》。第二部片子經文化自由大會美國委員會多次審查后，有了兩個不同的結局和版本：一個是給美國國內觀眾看的，另一個是給歐洲觀眾看的。

　　中央情報局如此忙于辦畫展、拍電影、開音樂會、找作家簽約、辦雜志出書，它不是美國的文化部是什么? (摘自《藝術的陰謀：透析一種“當代藝術國際”》河清著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年9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