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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叛亂后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與達賴喇嘛秘密通信探析

郭永虎 · 2014-10-09 ·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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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叛亂失敗后,達賴喇嘛出逃印度,從此走上了分裂祖國的道路。為了爭取美國對其活動的支持,達賴集團與美國政府保持著秘密聯絡。1959年后,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與達賴喇嘛進行了頻繁的書信聯系。隨著相關外交文件的陸續解密,達賴喇嘛與艾森豪威爾的部分通信內容逐漸浮出水面。本文以美國官方解密的外交文件為依據,擬對艾森豪威爾與達賴喇嘛之間的秘密書信聯絡活動進行解讀分析。

  一

  由于工作需要,美國總統每天都會收到很多來自各方面的信件。總統自然沒有時間和精力逐一進行回復,主要由白宮的工作人員進行分類處理然后交由相關部門回復。其中涉及政治、外交事務的信件,通常由美國國務院及使館相關人員草擬,重要的信件一般經總統審閱后,再由國務院以總統的名義予以回復。

  1959年西藏叛亂失敗,達賴喇嘛在叛逃印度前后一直通過美國駐印度使館和中情局保持密切聯系。1959年4月18日,達賴喇嘛在印度提斯普爾散布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公開聲稱要搞“西藏獨立”。為尋求外部政治支持,達賴喇嘛與美國總統進行了秘密聯絡。

  達賴喇嘛與艾森豪威爾首次通信發生在1959年4月23日。在致艾森豪威爾的信中,達賴喇嘛先是感謝美國政府對他的幫助,同時提出了兩個要求:一是請求美國承認所謂“自由西藏政府”,進而影響其他國家也這樣做。達賴喇嘛在信中著重強調,西藏“自治是不夠的,他決心爭取完全獨立,而無論需要多久也要消除印度的反對”。二是要求美國政府為其活動提供援助。[1]

  美國國務院對達賴喇嘛來信的意圖進行了分析,“達賴喇嘛并未公開向國際社會呼吁承認‘西藏流亡政府’,因而他要求美國政府這樣做的目的很可能是要試探美國的態度,以決定其未來采取的行動”。因此,美國國務院認為,承認“西藏流亡政府”是一種政治行為,當達賴喇嘛公開要求美國這樣做時,只有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才可以采取這一行動。在尚未清楚了解達賴喇嘛尋求國際承認的決心以及其他友好國家對此的態度之前,美國不應鼓勵達賴喇嘛邁出這一步,原因如下:首先,美國并未承認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如果現在達賴喇嘛向國際社會公開呼吁承認西藏為“獨立國家”,而且得到了眾多國家包括亞洲國家的響應,這將對“自由世界”最為有利。但另一方面,如果這一呼吁沒有得到世界的正面反應,那又將是一個極大的挫折。其次,印度的態度很關鍵,印度反對“西藏獨立”。印度控制著通向西藏的主要通道,而且當時達賴喇嘛正在印度避難。但美國國務院同時也強調,美國的立場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為了解決目前的危機,美國一直保持在幕后,雖然美國不會讓未來局勢的發展掌握在印度手中,但美國也必須考慮世界特別是亞洲其他國家的輿論和態度。

  基于上述原因,美國國務院建議如此回復達賴喇嘛:一是重申美國政府和人民關注并同情達賴喇嘛進行的斗爭;二是向達賴喇嘛保證,總統、國務卿和美國政府其他高級官員,都在關注著西藏局勢的發展;三是告知達賴喇嘛,美國一接到他有關承認的要求就立即展開了研究,并正在考慮美國和其他國家可以采取的措施;四是告訴達賴喇嘛,美國需要了解他對今后行動的想法,并再次向達賴喇嘛保證美國想幫助他的愿望。以上述建議為基礎,相關部門起草了回復呈交美國總統批準。艾森豪威爾采納了兩點建議:一是如果不征求包括亞洲在內的國家的積極回應就尋求國際承認,這將是失策的;二是建議達賴喇嘛提出該要求之前盡可能使亞洲國家在承認“獨立”問題上最終下定決心。為保密起見,艾森豪威爾對達賴喇嘛的回復沒有采取書面的方式,而是在5月2日由美國駐印度大使以口頭方式秘密傳達給達賴喇嘛等人。在回復過程中,美國政府避重就輕,沒有提及承認所謂“西藏流亡政府”問題。美國國務院之所以拒絕承認“西藏流亡政府”,是因為鮮有國家響應,而且還會使國際社會產生這樣一種認識:“美國正在支持以達賴為首的流亡政府,這將損害美國作為亞洲令人尊敬的領袖聲望與影響”。[1](pp.763~764)因此,美國國務院認為,應避免鼓勵達賴喇嘛無視其他友好國家的意見而尋求國際社會的承認。但與此同時,美國也做好了應對達賴喇嘛單獨向國際社會尋求“獨立”的準備,“如果西藏人尋求國際社會承認西藏是一個由達賴喇嘛領導的獨立國家”,美國將會:一是迅速向西藏人保證,美國將對他們的呼吁表示同情,并鼓勵他們尋求其他自由國家的支持。二是將就緊急事務與自由國家磋商,敦促他們積極響應。三是只要美國能獲得一定數量包括亞洲在內的國家的合作,美國將予以承認,如果合作不成功,美國將依據形勢的發展采取適當措施,會考慮印度和其他未承諾國家的態度,但他們的意見不起決定作用。四是對于達賴喇嘛因尋求“獨立”而離開印度,美國應幫助達賴喇嘛在其他自由國家尋求避難所。如果合適的話,美國也可以提供避難所。五是“如果我們予以承認,我們應勸說臺灣加入我們,如果國民黨不承認西藏獨立,我們將勸說其不要對美國和其他自由國家的承認合法性提出挑戰”。[2]

  二

  在收到美國總統的回復后,1959年5月26日,達賴喇嘛再次致信艾森豪威爾,指出:“我們認為世界上所有熱愛自由和平的國家中,美國是我們最強大的同盟。美國對西藏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并給予我們私人的和官方的幫助。在此過程中美國還給我們建議和信息。對此,我們表示十分感謝。我們認為,全部西藏(中、北、南、東、西部、康區和安多)人民具有共同的語言、信仰、宗教和意愿,他們真正渴望西藏獨立。從世界來看,特別是東南亞,和平是十分重要的。美國的支持比以前更重要了。請美國就西藏獨立問題同我們協商并為我們設計必要的策略。請把該計劃在將來聯合國大會上討論承認共產黨中國時提出來,我們屆時將告知美國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請美國政府、艾森豪威爾總統、國務卿赫脫就我們的想法提出建議。”[3]

  達賴喇嘛的這封信驗證了美國國務院此前的預測,即試探美國的立場。當發現美國并未明確表達支持的態度后,達賴喇嘛轉而開始尋求印度的支持(1959年5月7日,達賴喇嘛致信尼赫魯,提出如下要求:第一,中共應立即釋放所有被關押或強制勞動的西藏人;第二,全部中共軍隊應立即撤出西藏;第三,鄰近佛教國家派出代表,組成以印度為首的委員會,前往西藏以保證上述要求得到實現,并調查西藏佛教是否遭到破壞;第四,應同意國際紅十字會在西藏設立分支機構,對西藏進行醫療援助和傷員救助,防止出現瘟疫和饑荒。達賴喇嘛計劃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以上四點要求。參見FRUS,1958~1960,Vol.XIX,p.771。)。但尼赫魯堅決反對“西藏獨立”,只支持“恢復并重建西藏的自治”。尼赫魯還發出警告,如果達賴喇嘛公開了其要求,印度將不再繼續支持他,也不再對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承擔義務。達賴喇嘛雖不敢冒與印度關系破裂的風險,但又心有不甘,希望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因此,達賴喇嘛在5月26日致艾森豪威爾的信中表達了兩個基本意圖:一是以所謂“西藏人民的名義”繼續尋求“西藏獨立”;二是將聯合國承認新中國合法席位問題與“西藏問題”掛鉤。

  美國國務院開始認真討論如何回復達賴喇嘛,經過研究確定了兩個基本原則:一是盡管美國現在還不承認達賴喇嘛是一個“獨立西藏國家”的首腦,但仍保證,如果達賴喇嘛被迫離開印度,美國將向其提供經濟資助并幫助其安身。二是支持達賴喇嘛在聯合國提出“西藏問題”。美國國務院認為藏人應該像匈牙利人一樣,得到在聯合國申訴的機會。在聯合國大會上,美國在涉藏問題上應采取何種方式雖然還沒有明確結論,但美國認為,達賴喇嘛以個人身份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方式將很有裨益。

  基于上述兩個基本原則,美國國務院對艾森豪威爾如何答復達賴喇嘛提出了八點建議:第一,說明美國總統和國務卿都注意到達賴喇嘛的來信,并都一直在關心西藏局勢的發展;第二,再次向達賴喇嘛表示,美國政府和人民對其“抗爭”表示欽佩;第三,明確表示,美國政府認為達賴喇嘛是反抗“壓迫”斗爭的真正領袖;第四,說明美國繼續堅決反對共產黨中國加入聯合國;第五,說明美國政府關心的一點是,達賴喇嘛完全有機會向世界輿論說明自身處境,建議他本人為此應仔細考慮來聯合國的可能性;第六,提醒達賴喇嘛注意,這一行動應當經過充分準備,并充分征求美國的意見;第七,同意達賴喇嘛前些時候提出的請求,有選擇性地訪問一些國家的首都,以爭取這些國家支持,最終使他可以向聯合國提出訴求;第八,告訴達賴喇嘛,如果他因為聽從了美國的上述建議而被迫離開印度,美國保證支持他,并將幫助他在其他地區找到棲身之地。在采納了上述建議的同時,艾森豪威爾又對答復做了三點修改:第一,要達賴喇嘛盡量避免或盡可能減少同尼赫魯公開沖突的可能性;第二,只能間接建議達賴喇嘛訪問聯合國;第三,承諾支持但應有一定條件限制。[1](pp.771~773)

  1959年6月18日,上述八點建議以口頭方式秘密傳達給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但是,他對美國的口頭傳達方式十分不滿,表示拒絕接受美國的口頭回復,希望得到書面答復。這令美國國務院十分為難,但考慮到達賴喇嘛的不滿,美國國務院采取了折中方案,即對達賴喇嘛的信件進行簡要的書面回復。具體做法是:第一,對收到達賴喇嘛的來信表示熱誠感謝;第二,向達賴喇嘛解釋6月18日的口頭回復先于書面答復到達;第三,告知6月18日的口頭回復反映了總統的觀點。同時向達賴喇嘛解釋,八點建議不適合書面傳達,只能口頭傳達,叮囑雙方通訊嚴格保密和絕對安全,并告知嘉樂頓珠以后除非事態緊急,雙方應當避免直接通訊;第四,再次口頭傳達,并嚴禁泄密。[4]7月6日,以上述建議為藍本,美國總統首次正式書面致信達賴喇嘛:“接到您6月18日的信件,我表示很大的興趣和同情,鑒于信的實質內容已經通過口頭轉達的非正式渠道提前傳達閣下。您提出的問題已經引起我的關注,我知道這些觀點已經成功的傳達給您,我樂于將其作為我深思熟慮后的建議以確認。”[5]

  從上述簡短的書面回復可見,美國方面隱去了對達賴喇嘛幫助和建議的八點具體內容,沒有實質內容。顯然,美國此舉的目的就是為了規避信件內容泄露而帶來的風險。

  三

  達賴喇嘛接受了美國的建議,積極向聯合國提交呼吁書。在美國的支持下,1959年9月4日,達賴喇嘛向聯合國提交呼吁書,聲稱“在解放軍入侵西藏的同時,中國在西藏違反人權,壓制基本自由等行動”,并“要求聯合國支持西藏獨立”。[1](p.777)美國對達賴喇嘛的呼吁鼎力支持,在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國際組織事務局、法律顧問委員會等召開的聯席會議上,美國決定幫助達賴喇嘛將“西藏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1](p.765)9月9日,美國國務院還通過駐印度大使館向達賴喇嘛表示聲援:第一,美國政府繼續深切關注西藏人民的福祉,認為他們有權在聯合國大會陳述中共給他們造成的“苦難”。第二,美國政府目前正征求友好國家的支持,以把“西藏問題”列入聯合國大會議程。第三,現在達賴喇嘛可能要緊急電傳一個書面吁請,要求把他最近公開訴求的內容傳達給聯合國成員。第四,美國政府仍然堅信,如果從中共“壓制人權”角度而不是從“侵略”角度出發闡述其呼吁,將會在聯合國大會中獲得更為廣泛的支持。第五,在決定可能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問題上,達賴喇嘛最好獲得印度政府的同意,尤其是在有關返回印度的問題上。美國相信,以個人身份出席聯合國大會對達賴喇嘛更為有利。第六,美國政府向達賴喇嘛再次保證,堅決反對新中國加入聯合國,同時也堅信在即將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所有讓新中國加入的企圖都將失敗。[1](pp.782~784)

  為向美國的支持表示感謝,9月11日,達賴喇嘛第三次致信艾森豪威爾,內容如下:“我很榮幸收到閣下7月6日的回信,閣下的寶貴建議十分有益,我表示衷心感謝。以處在暴政和折磨下的西藏人民的名義,以貴國政府提倡的基本政策——自由和正義的名義,我冒昧與您接觸,真誠希望偉大的美國人民營救處在艱難抗爭和生存中的西藏人民。我謹向您呈上向聯合國秘書長呼吁的副本。閣下深知在1950年聯合國大會上中國侵略西藏問題被提了出來,當時為了使雙方達成和解,將該問題擱置起來。在接受決議之前,美國政府代表申明:美國的傳統政策是支持‘聯合國關于解決國際爭端和侵略問題的倡議應在國際聽證的基礎上被知悉、考慮和解決’。鑒于西藏問題沒有和平和真正解決,和平和公正的呼吁被完全忽視,我真誠希望貴國政府盡最大努力在聯合國支持該呼吁。”[6]

  收到信件后,美國政府開始研究回復問題,1959年10月2日,美國國務卿赫脫向艾森豪威爾建議,不必給予達賴喇嘛私人回復,因為總統已經向他保證美國將竭盡所能幫助在聯合國發起呼吁。美國國務院建議在信中著重突出以下幾點:第一,建議授權美國駐印度大使以美國總統的名義告知已經收到達賴喇嘛關于向聯合國呼吁的信件,以表達總統一如既往的同情,強烈表達對愛爾蘭和馬來亞聯邦在第14屆聯合國大會發起的提案的歡迎,并再次向達賴喇嘛保證美國將設法在聯合國大會上考慮批評中國西藏人權狀況。第二,由于達賴喇嘛向聯合國呼呼強調西藏法律地位問題,鑒于某些國家反應冷淡,因而美國樂于支持從人權方面討論“西藏問題”,應繼續建議達賴喇嘛從這方面入手。第三,美國要求駐印度大使起草一份回復達賴喇嘛的草稿信,然后請總統批準。關于達賴喇嘛的呼吁,美國認為達賴喇嘛親自到聯合國大會表達呼吁將更為有利。美國計劃與其他聯合國會員國磋商發起西藏提案。[7]

  1959年10月6日,由駐印度大使代表美國總統簽署的信件通過秘密渠道交給達賴喇嘛:“艾森豪威爾總統要我感謝您于1959年9月11日送到美國駐新德里大使館轉交給他的信。他讓我向您保證,在您向聯合國秘書長訴求的問題上,美國歡迎愛爾蘭和馬來亞聯邦的提案,即要求在第14屆大會議程中列入名為‘西藏問題’的議題。美國將支持這一提案,支持大會討論中共在西藏令人震驚的行為記錄”。“可以提前通知您,我們認為,從強調踐踏人權的角度而不是從主權的角度出發,將更有利于在西藏問題聽證會上爭取到更為廣泛的支持,與聯合國其他成員在此問題上的磋商可以強化我們的立場”。“艾森豪威爾總統要我向您和西藏人民轉達美國人民和政府對你們英勇反抗殘暴鎮壓的斗爭事業的同情和敬意。”[1](pp.790~791)

  在美國的幕后操縱下,1959年10月,愛爾蘭和馬來亞聯邦在第14屆聯合國大會期間致信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要求把“西藏問題”列入聯大日程。10月21日,聯合國大會對這兩國提出的草案進行表決,結果大會以45票贊成、9票反對、26票棄權通過了所謂“關于西藏問題”的第1353號決議。這一決議以達賴喇嘛及流亡集團向聯合國提供的所謂“正式聲明”及其他新聞報道為依據,污蔑“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與自由已被強行剝奪;認為中國政府平息西藏叛亂加劇了國際緊張局勢”。[1](p.796)這一決議對后來“西藏問題”的發展產生了惡劣影響。西藏分裂勢力以及國外反華勢力經常引用這一決議來攻擊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為了再次向美國表示感謝,12月6日,達賴喇嘛第四次致信艾森豪威爾:“請允許我代表西藏人民和政府,向閣下和美國人民和政府表達誠摯的感激,不僅因為你們積極的支持,而且喚起了世界上熱愛和平的國家對西藏人民面臨悲慘局勢的注意。我對馬來亞和愛爾蘭在聯合國發起的西藏提案的成功充滿信心。但是同時,我堅信如果沒有貴國政府幕后的援助和影響力,這絕無可能。在當前局勢下,是美國政府真誠努力贏得了聯合國的支持和同情,我向閣下保證,我的人民將永遠銘記美國的這些幫助和支持……我還要感謝閣下通過新德里大使發給我的信件信息。我真誠感激美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我對美國政府關于西藏人民自決權的聲明表示歡迎。我充分贊同這份公開聲明的極端重要性,但是我希望美國政府以此為契機立即行動。我還對閣下值得信賴的付出表示私人的感謝,美國人民與政府的支持和同情對我是極大的鼓舞,我真誠希望美國將持之以恒。我進一步希望閣下給予西藏人民關于和平與自由的訴求以有價值的建議和指導,以閣下的努力使西藏問題最大限度的引起世界輿論的關注。”[8]

  通過梳理和解讀1959年西藏叛亂后艾森豪威爾與達賴喇嘛的秘密往來信件,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第一,達賴喇嘛與美國總統的秘密通信見證了兩個基本史實,首先,達賴喇嘛謀求“西藏獨立”的真正意圖。在達賴喇嘛與艾森豪威爾的前兩封信中達賴喇嘛徹底透露了其尋求“西藏獨立”的圖謀。其次,這些往來信件見證了美國政府支持并幫助達賴喇嘛謀求“西藏獨立”活動的歷史過程。第二,美國總統對達賴喇嘛來信的回復方式體現了美國支持達賴喇嘛活動的高度機密性。為規避風險,美國開始只采取口頭傳達的方式回復,在達賴喇嘛的強烈反對下,美國不得不書面回復,但在信中刻意不提支持此前口頭轉述的內容。為了將風險降至最低程度,艾森豪威爾對達賴喇嘛第三封信的回復則是間接地通過美國駐印度使館操刀完成的。美國最為擔心的是,一旦信件內容泄露勢必給美國外交政策帶來負面影響,同時也擔心帶有實質內容的信件落入達賴喇嘛手中,成為美國支持“西藏獨立”活動的證據,授人以柄。第三,艾森豪威爾和達賴喇嘛的往來信件還反映了達賴喇嘛要求“西藏獨立”的主張與美國涉藏政策立場的沖突。冷戰背景下,美國從遏制中國的政策出發,一方面對達賴喇嘛的活動積極予以支持,這是其既定目標;另一方面,美國的支持是有所保留和有限度的,而達賴喇嘛想最大限度地獲得美國的支持。在該問題上,美國既拒絕承認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也不同意達賴喇嘛在國際社會提及西藏地位問題,而是建議達賴喇嘛從人權角度在聯合國進行呼吁。美國此舉的目的:一是掩飾美國的冷戰動機,“美國應避免給他國以利用西藏事務為冷戰服務的印象”;二是印度反對“西藏獨立”;三是美國還要考慮到臺灣當局的態度;四是美國對此信心不足,考慮到一旦美國的提議未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得不償失。因此,美國國務院認為,只有征得他國尤其是亞洲國家的響應才能把承認“西藏獨立”作為一個現實的政策。[1](pp.763~765)第四,艾森豪威爾與達賴喇嘛的往來信件產生了三方面的影響:對美方來說,達賴喇嘛的來信引起了美國最高決策者的高度重視。美國政府為回復達賴喇嘛進行了認真細致的討論和決策,先是由美國國務院和駐印度使館對信件進行分析和評估,制定預案和對策,然后再起草回復提綱,最后征得總統同意進行回復。從達賴喇嘛方面來看,達賴喇嘛基本采納了美國的建議,并且得到了美國的幫助。從對中國的影響來看,美國總統給達賴喇嘛的回復是對中國西藏事務的干涉,助長了達賴集團分裂祖國的氣焰。

  【參引文獻】

  [1]FRUS,1958~1960,Vol.XIX,p.763.

  [2]FRUS,1958~1960,Vol.XIX,Draft memorandum From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oberson)to Secretary of State Herter,May 5,1959,p.766.

  [3]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美國解密文件參考系統,以下縮寫為DDRS),Gale Group,Inc.,Letter to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and Secretary of State Christian Herter from Tibetan religious leader the Dalai Lama requesting U.S. assistance in Tibet’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May 26,1959,Document Number: CK3100470329.

  [4]DDRS,Suggested 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 to the Dalai Lama following U.S. oral message of support that met with an unfavorable reaction. Miscellaneous,Document Number: CK3100054758.

  [5]DDRS,Cable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Christian A. Herter to Ambassador Lodge on a verbal message to the Dalai Lama in Tibet assuring the Dalai Lama that the U.S. admires the Tibetan people for their struggle against Communist tyranny. Oct.8,1959,Document Number: CK3100105324.

  [6]DDRS,Tibet’s spiritual leader,the Dalai Lama,appeals to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for the U.S. to help the people of Tibet in their struggle for freedom against Chinese aggression. Sep. 11,1959. Document Number:CK3100494204.

  [7]DDRS,Christian A.Herter’s memo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regarding the Dalai Lama’s letter asking for U.S. support for Tibet’s appeal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Armies violations. Oct. 2,1959,Document Number:CK3100494205.

  [8]DDRS,Tibetan spiritual and political leader,the Dalai Lama,expresses his appreciation to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for U.S.support of the fight for Tibet’s independence. Letter. White House. Dec.6,1959,Document Number:CK310048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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