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美國中情局解密的1961年和1962年相關文件中顯示，我國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沒有出現全面大饑荒”，也沒有“發生像舊中國那樣司空見慣的大規模餓死人的現象。”

　　“中國人口大量死亡”之說在西方廣為流傳歸功于三個人，他們就是柯爾(Ansley Coale)、 艾德(John Aird )和貝妮斯特。

　　柯爾在美國人口統計學界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1980年代他出版論述中國的書時任職于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成立的人口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艾德曾是美國人口普查局(U.S. Bureau Of The Census)研究中國的專家，1990年他寫了一本書，由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出版，該所就是個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機構，這本書叫做《屠殺無辜》(Slaughter of the Innocents)，批評中國的一胎化政策;

　　貝妮斯特也曾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員工，她從該職告假寫書，書中討論到「大躍進」的死亡人數，艾德讀了該書的清樣并提供建議。（詳細見附文）

　　關于新中國60年代的饑荒問題，到底是1960年代CIA的文件準確，還是1980年代供職于政治性極強的美國機構中的人員編寫的數據真實？以下資料供讀者參考：

　　1961年的CIA文件見：http://w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conversions/89801/DOC_0001098172.pdf

　　這份文件前兩頁是美國中央智庫在說CIA、美國國務院、陸、海、空三軍、聯合參謀、參謀長聯席會、NSA參與了這個文件的編寫、情報收集、整理等工作，以及這文章的各種注意事項什么的。這文章是1961年4月4日內部發表的，直到2004年6月才被允許公開。

　　第3頁，正文開始：

　　The Economic Sitution in Communist China

　　共產中國的經濟形勢

@無為李爺截圖

　　The Problem

　　問題(說白了就是“這文章是干嘛的”)

　　To assess current Chinese Communist economic difficult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food situation, and to estimate thei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a)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and (b) in the event 1961 should prove a poor crop year.

　　特別參考了食品(供給)狀況，評估現在(1961年)中國的經濟困難，以及預估了他們(指中國)的：(a)往后幾年經濟和政治走向，(b)1961年應該還是個荒年

　　Conclusions

　　開頭小結

　　1.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is now facing the most serious economic diffculties it has confronted since it consolidated its power over mainland China. As a result of economic mismanagement, and, especially, of two years of unfavorable weather, food production in 1960 was little if any larger than in 1957 -- at which time there were about 50 million fewer Chinese to feed. Widespread famine does not appear to be at hand, but in some provinces many people are now on a bare subsistence diet and the bitterest suffering lies immediately ahead in the period before the June harvests. The dislocations caused by the "Leap Forward" and the removal of Soviet technicians have disprupted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program. These difficulties have sharply reduced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during 1960 and have created a serious balance of payments problem. Public morale, 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is almost certainly at its lowest point since the Comunists assumed power, and there have been some instances of open dissidence.

　　1. 中國GCD政權正在面對掌握中國大陸大權以來最嚴峻的經濟困難。在經濟管理錯誤的結果之后，尤其是經歷了2年的自然災害，1960年的相對(人均)農業產量少于1957年 – (因為)這年(指1957年)的人口(比1960年)少5千萬(意思是1960年比1957年多了5千萬人口)。但是，(中國)并沒有出現全面大饑荒，只有在部分省區很多人只有僅供生存的食物來熬過6月收獲之前的艱苦時期。這個(經濟上的)混亂是“大躍進”和“蘇聯召回在華技術人員中斷了中/國的工業化計劃”造成的。這些問題大幅降低了196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而且導致了嚴重的收支平衡問題。公眾的干勁，尤其是農村，降到了GCD執政以來的最低點，而且出現了一些公開(發表)不同政見的情況。

@無為李爺截圖+注釋

　　2.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has responded by giving agriculture a higher priority, dropping the “Leap Forward” approach in industry, and relaxing somewhat the economic demands on the people. Perhaps the best indicator of the severity of the food shortage has been Peiping’s action in scheduling the importation of nearly three million tons of food-grains during 1961, at a cost of about $200 million of Communist China’s limited foreign currency holdings.

　　2. GCD政權的反應是優先解決農業問題，停止工業“大躍進”，以及放緩人民的經濟內需。或許最好的顯示食物短缺問題嚴重性(的事件)是1961年北平在僅有的一點外匯中撥出大約2億美元進口了近3百萬噸食用谷物。

　　3. While normal crop weather in 1961 w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farm output over the levels of 1959 and 1960, at least two years of average or better harvests will be required to overcome the crisis and permit a restoration of the diet to tolerable levels, some rebuilding of domestic stocks, and the resumption of net food exports. If Soviet technicians in large numbers do not return to China, industrial production is likely to increase about 12 percent annually, as compared with about 33 percent in 1959 and 16 percent in 1960.

　　3. 雖然1961年的正常氣候會使農作物產量較1959和1960年有顯著增加，但是度過這個難關、飲食恢復到正常標準、恢復國庫(糧食)儲備和之前的糧食凈出口量預計至少需要兩個平年或豐年。如果沒有大量蘇聯技術人員回到中國(注：之前蘇聯撤走了大量在華技術人員)，(中國1961)年工業總產值可能會增加12%，而1959年的工業總產值增幅為33%，1960年為16%。

　　以下為美國智庫YY部分

　　4. If 1961 is another poor crop year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ffects for Communist China are likely to be grave. There probably would be no increase in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 in 1961, and growth prospects for later years would also be affected. Unless there were substantial food imports, malnutrition and disease would become widespread, an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starvation probably would occur. Public disaffection probably would become a major problem for the regime, perhaps forcing it to undertake a massive campaign of threats and terror. It is unlikely even in these circumstances, however, that public disaffection could threaten continued control of China by its present leadership.

　　4. 如果1961年又是一個荒年，這會對共產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產生極其嚴重的影響。1961年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NP)估計不會有增加，往后幾年的經濟增長前景也會受到影響。除非(GCD)大量的進口食品，否則可能會出現普遍的營養不良、疾病和饑荒。民眾的不滿將會成為這個政權的主要問題，或許會迫使它采取大規模的威脅和恐怖活動。雖然以上狀況(指TG威嚇群眾)甚至在這些情況下(指民眾極端不滿)都不太可能會發生，但是民眾的不滿情緒可能會危及到中國現在(指1961年)的統治政權。(吐槽：美國的中央智庫居然開始YY)

　　5. We do not believe that Peiping would accept food offers from the US even under conditions of widespread famine.

　　5. 我們(指美國中央智庫)認為北平不會接受美國提供的任何食品，包括在大規模饑荒的情況下(吐槽：根本是你們絕對不會提供，真特么不要臉)

　　6. We do not believe that even famine conditions would, in themselves, cause Peiping to engage in direct military aggression. Such difficulties probably would, however, prompt Peiping to avoid actions which would exacerbate its relations with Moscow.

　　6. 我們(指美國中央智庫)認為甚至是在大規模饑荒的情況下，也不會導致北平直接搞軍事進攻。但是，這種大困難會使北京避免做出惡化中蘇關系的舉動。

　　2004年披露的關于中國1962年的CIA文件請見：http://w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conversions/89801/DOC_0001098211.pdf

　　1962年，CIA再次做出結論：中國1961年的糧食產量仍低于1957年，但是人口繼續增加，多了6000萬。一減一增，生活困難是難免的。不過，由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新中國在過去十年取得了巨大進步，交通設施的改善加上有效的協調，雖然一些地區的群眾正遭受饑荒，但是，并未發生像舊中國那樣司空見慣的大規模餓死人的現象。

無為李爺截圖+注釋

　　附：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真的讓千百萬人喪生嗎?（節選）

　　全文見：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09/09/14012.html

　　Joseph Ball著 張星戈 譯

　　毛死后好久，Warren Wilson學院政治學系助理教授韓東平教授走訪了山東及河南這兩個在1959至1961年間受災最嚴重的省份，他發覺受訪的大部分農民，都寧取七分天災，三分人禍的解釋，而不是鄧派的說法，也就是說，他們不認為在大躍進期間所受的苦難主要該怪罪毛。這并不表示沒有發生可悲的錯誤。韓東平論及在農村公社推行的公共食堂。一開始這是很受農民歡迎的政策，事實上，1958年許多農民都說這輩子從沒吃這么好過。問題是這種新的表面豐足造成對收割與消費糧食掉以輕心，人民似乎開始認定政府能保障糧食的供應，而他們自己則可以不必再為確保糧食來源操心。

　　以1950年代晚期中國的貧窮狀況，這項錯誤注定要導致嚴重的問題，而GCD領導階層本應該采取更迅速的步驟糾正這項錯誤。三年惡劣的自然災害令情況更糟。受災最深地區的個別公社成員想在作物收成之前(譯按：指偷割青苗和未熟的莊稼)，先據為己有，就破壞了公社的團結，這更使雪上加霜。不過，必須強調的是，農民自己并沒有對韓東平說，建立公共食堂的錯誤是他們遭受饑荒的主要原因。倒是韓東平本人嚴厲批評毛「大躍進」期間的冒進政策所造成的結果，然而他自己也說：「我在山東、河南訪問了許多工人與農民，從來沒遇見一位農民或工人說毛不好的，我也和安徽【據說是饑荒最嚴重的地方--作者】的一位學者談過，他恰好是在鄉下長大，一直在安徽做研究，他從未遇見一位說毛不好的農民，也從未遇見一位說xxx好的農民。」

　　或許可以辯說，韓東平對毛至少有部分的支持，這可能會影響他對農民談話的詮釋，但是也要注意，他的兩位祖父母都在「大躍進」期間死于與饑餓相關的疾病，而他對毛在這段期間的政策往往比他訪問的農民更具批評的口吻。

　　大量死亡?人口統計的證據

　　農民在回想「大躍進」時對毛比較支持，這必然使人懷疑那些表示這段期間餓死數千萬人的統計數據。西方學術界似乎一致確認這種證據，甚至連對它質疑的人，如李斯金，作結語時總堅稱，所有「可取得的證據」都指出這段期間發生很高比例的饑荒。

　　事實上，肯定有來自許多資料的證據指出這段時期發生了一次饑荒，但關鍵的問題是，它是不是讓三千萬人喪生的饑荒?要是死了三千萬人，那還真是史無前例。雖然我們常讀到報紙這類頭條：「非洲饑荒有數千萬人面臨饑餓」，卻從未聽說一次饑荒真有死數千萬人的。例如1974至1975年間孟加拉國的饑荒，是該國史上極為悲慘的事件，孟加拉國官方發布的餓死人數是三萬人(而當年全國總人口是七千六百萬人)，不過非官方資料估算餓死人數有十萬人。相較之下，「大躍進」期間據稱死三千萬人，當年全國總人口估算在六億六千萬到六億七千萬之間，就比例來算，這就意味「大躍進」的死亡人數比孟加拉國饑荒高估的死亡人數還多了將近35倍!

　　所謂所有「可取得的證據」都證明大量死亡理論確實可信，是相當誤導的說法。事實的真相是，所有說「大躍進」有數千萬人死亡的估算，全依據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死亡率數字，這些死亡率數字并未從這段時期的其它數據得到可靠的證實。

　　問題是，1940年至1982年的死亡率數據，像中國大部分人口統計資料一樣，在1980年代初以前一直被中國政府認為是國家機密。我們將會看到，由于無法確定這些死亡率數據是如何收集來的，就嚴重削弱了該資料作為確鑿證據的地位。直到1982年那年，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死亡率數據才公布出來。

　　所稱數據顯示死亡率從1957年的每千人死亡10.8人，上升到1960年的每千人死亡25.4人，再掉到1961年的每千人死亡14.2人和1962年的每千人死亡10人，這些數字顯然表示，由于1958年至1961的饑荒，多死了將近一千五百萬人。

　　美國人口統計學者與中國統計數字

　　中國關于饑荒死亡人數的資料為一群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美國人口統計學者所引用，他們就是柯爾(Ansley Coale)、 艾德(John Aird )和貝妮斯特，他們可以說是首先讓「大量人口死亡」的假設在西方廣為流傳的三個人。柯爾在美國人口統計學界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1980年代他出版論述中國的書時任職于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成立的人口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Population Research);艾德曾是美國人口普查局(U.S. Bureau Of The Census)研究中國的專家，1990年他寫了一本書，由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出版，該所就是個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機構，這本書叫做《屠殺無辜》(Slaughter of the Innocents)，批評中國的一胎化政策;貝妮斯特也曾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員工，她從該職告假寫書，書中討論到「大躍進」的死亡人數，艾德讀了該書的清樣并提供建議。

　　貝妮斯特提出的數字明白表示「大躍進」時超量死亡三千萬人，這幾乎兩倍于中國官方所明示的統計數字，她認為官方統計低估了總死亡人數，因為中國居民在這段時期低報了死亡人口。

　　貝妮斯特在算這段時期低報的死亡總人數時，先計算實施過人口普查的1953和1964年之間的總出生人數，所用數據取自人口普查和1982年實施的一項回顧生育調查(受調查者被詢問1940年至1981年間的子女生育數)。一旦知道1953年和1964年的人口，以及這兩年間的總出生人數，就有可能算出會在這期間死亡的人數，她用這種資料算出的這十一年的死亡總數就遠高于官方發表的死亡率。

　　為了估算在「大躍進」時的死亡人數，貝妮斯特回頭去用官方統計的死亡率。即使她認為就絕對數字而言，這些數字過低，仍假定這些數字顯示了中國在這段期間的實際死亡趨勢。例如，她假定官方所公布的1960年每千人有25人死亡的死亡率確實顯示該年的死亡率暴增，但是她把這個數據與她所估算的1953至1964年低報的死亡人數結合起來，搞出了一個數字說，1960年每千人有45人死亡。用這樣搞法，沒被宣稱有饑荒的年份，死亡人數也一樣會增加。例如，她把官方公布的1957年每千人死10.8人的死亡率增高到每千人死18人，然后比較修正過的豐年死亡率與修正過的所謂饑荒年份死亡率，就得以搞出「大躍進」期間超量死亡三千萬人的估計。

　　對中國統計數字的質疑

　　各式各樣的中國的數據被引用來支持這個發生大型饑荒的論點。一些聲稱可以顯示毛要為饑荒負責的統計數字也被引述，其中包括一些聲稱「大躍進」時死亡率增加造成一些省癱瘓告急的數字，一些數字顯示同期間榖類生產大量減少，也有一些明顯表示饑荒不該怪惡劣氣候的數字，這些數據全都在1980年代初鄧小平「改革」時發布。

　　但這些數據有幾分可信?我們已經知道，數據是在1980年初期尖銳批判「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時發布的。中國在鄧的統治之下，想方設法嚴格管制信息外流民間。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一個持續干預媒體報導公共事務的政府，只要合乎他們需要也會干預統計數字的編制。艾德在1982年寫道，全國人口數據之所以如此少出現于中國的數據中，主要因為中央的新聞檢查。沒有先經過國務院授權，全國人口數據是不能公布的，甚至國家統計局的官員未得許可也不能使用這類數據。

　　特別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國家統計局在什么情況下得出這些死亡率數據。美國與中國學術界所提出的「大躍進」死亡總數，都依據那幾年關鍵的死亡率統計數字。

　　當然，假如我們詳細知道，死亡率資料在「大躍進」期間是如何收集到的，我們也許能夠更肯定數據是精確的，問題是我們無從得知，我們只得權且相信中國政府說他們的數據是真的。此外，艾德和貝妮斯特所提出的說法也表示，她們認為死亡率數據是估計值，而不是根據報上來的死亡數字實際計算的。

　　艾德說：「發生【大躍進】危機的那幾年的關鍵【出生率與死亡率】數據，官方發布的一定是估計值，而其根據則不得而知。」

　　貝妮斯特則寫說，中國的確在1954年開始戶口登記，但是非常不全面，「在估算1955年到1957年的死亡率時，若有引據死亡登記系統之處，那也只得之于那些有建立這種系統的地區，這些地區往往比較先進或都市化。」

　　貝妮斯特表示，這種情況在「大躍進」期間或之后并沒多大改善，她寫說：

　　「1960年代末期以及之前的多半年份，經常性的人口登記及通報系統也許不全面且準確程度各地不一，全國或各省的統計人員必須概略估算全部或部分的人口總數，特別是1950年代，經常性的人口登記及通報系統才剛開始設立，起先并不涵蓋全國人口，1950年代所有的全國人口總數，除了人口普查(譯按：1953年有過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總數以外，都可能是根據不完整的地方報告，靠估算補充的。」

　　她還寫說：「1975年以前無論哪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粗估死亡率、嬰兒死亡率、出生時的生命預期值、死亡原因等數據不是付諸闕如，就是沒用，最好的情況也是低估了實際死亡率。」

　　艾德、柯爾和貝妮斯特依據官方的死亡率數字，何以能自信滿滿地斷言數千萬人死于「大躍進」，讀遍他們的著作根本找不到任何說明。這些作者并不知道這些數據是如何收集的，而且他們，尤其是貝妮斯特，又顯然對官方的數據并不怎么相信。

　　通覽證據一番就再明白不過地顯示，任何在政治上有爭議的歷史問題，絕不會由「學術研究」或「官方統計數字」得出確定無誤的結果。政治斗爭總是影響統計數字的呈現，而歷史向來都是由勝利者來撰寫的。就中國來說，追隨毛的社會主義政策的人顯然不是勝利者。

　　結論

　　現代寫「大躍進」的作者采取的方法是荒謬而片面的。他們不懂得「大躍進」的失敗與成功之間的相互聯系，只扭住1959至1961年間的嚴重問題。他們不明白這些年所完成的事業也為中國社會主義不斷全面成功改善人民生活奠下基礎。他們未能認真看待表明「大躍進」期間的死亡多半是因為自然災害而非政策錯誤的證據。此外，還必須把「大躍進」的死亡數字和中國人在整個毛澤東時期防止其它許多人死亡的成就相互對比衡量。平均壽命的提高也救了千百萬人的性命。

　　我們也必須思考，假如沒有這次「躍進」，假如沒有采取自力更生的政策，一旦與蘇聯決裂，會發生什么后果?中國太窮，不能僅因蘇聯拒絕援助而容許農業及工業發展停滯不前。這并不是在辯說，事情不能做得更好。或許若有較好的計劃，較不過度樂觀，更小心行事，有些死亡也許原本可以避免。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很難對許多年前別人在困難的環境里所做的事下判斷。

　　當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也是很重要的。我們應該注意毛對這段時期所犯錯誤的自我批評，但毛的自我批評絕不可以給那些堅持相信這段時期的荒唐死亡數字的人提供有力論據。很希望將來有一天，能舉行一場針對這些議題的理性辯論。

　　假如印度的平均壽命能像1949年以后的中國有那么大的提高，應該有千百萬人可以免于死亡，這一點甚至連毛的批評者也承認。也許這表示我們應該譴責尼赫魯和他的那些繼位者沒有實行毛澤東思想的政策，「導致千百萬人死亡」，所以「比希特勒還糟」。但也或者，這么說會是評價印度獨立后的歷史的一種幼稚而愚蠢的方式，其愚蠢的程度可能正如二十五年來針對毛的指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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