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甲午年，是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不能忘記的歷史事件。認真回顧與反思這場戰爭的歷史教訓，認識這場戰爭何以發生、何以成為那樣令人不忍回首的結局，對于我們今天維護祖國領土完整與統一，更好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爆發甲午戰爭的歷史背景

　　據日本史學家井上清教授的研究，公元4世紀以后，日本通過朝鮮，接觸了中國文化。到了奈良時代，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率領大量留學生到長安、洛陽留學，吸收了中國文化中的許多東西，諸如文字、儒學、佛學、法律制度、行政體制、文學、廟宇建筑乃至京城設計等，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礎。16世紀末期，明朝萬歷年間，豐臣秀吉以武力統一了日本后，他的野心膨脹起來，想要征服琉球、臺灣、菲律賓，還要征服朝鮮和中國。豐臣的這種主張一直為德川幕府時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繼承。19世紀80年代，“脫亞入歐”論的主張者福澤諭吉極力為發動侵華戰爭制造理論根據與輿論準備。明治維新后，明治天皇要“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圖謀奪取琉球、朝鮮和臺灣。1874年日軍侵占臺灣南部失敗后，于1879年吞并琉球。琉球與中國之間存在藩屬關系，吞并琉球遭到清政府抗議，中日之間就琉球地位問題談判數年，成為未決的懸案。直到1888年，日本決心用戰爭手段解決中日關系問題，便主動放棄談判。日本隨即把目光轉向朝鮮。日軍派軍艦到朝鮮釜山海面進行測量，與朝鮮軍隊發生沖突。日本一方面與清政府談判朝鮮問題，另一方面強迫朝鮮訂立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江華條約》。這個條約為日本下一步侵朝行動打開了方便之門。1884年12月初朝鮮發生甲申政變失敗，日本操縱朝鮮政局的圖謀未能得逞。為此，日本派出伊藤博文到中國與李鴻章談判，簽訂了《天津會議專條》，規定“將來朝鮮國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日本未從甲申政變中占到便宜，但卻取得了向朝鮮派兵的權利。

　　此后，日本抓緊擴軍備戰，建設海陸軍，成立直屬天皇的參謀本部，派遣大批間諜到中國偵察。1887年春，參謀本部陸軍大佐小川又次綜合偵察結果，提交了《征討清國方略》，對中國總兵力和各省軍力分布做了詳細報告，分析了清政府的財政、軍費、海軍建設、沿海和長江防御設施、官僚和國民素質，分析了日本政府財政狀況、軍費和海軍建設、日本官僚和國民素質，提出以八個師團軍力“攻占北京，擒獲清帝”。1890年，日本首相山縣有朋在日本第一屆國會上提出“主權線”和“利益線”概念，認為日本是主權線，朝鮮是利益線，為了確保利益線，就要攻取中國。1893年，日本政府成立“出師準備物資經辦委員會”，頒布《戰時大本營條例》，同時，派出參謀次長川上操六率隊到朝鮮和中國各地考察，布置了軍事間諜網，進一步構思了進攻作戰的細節，得出了對華作戰可以穩操勝券的結論。1894年5月，朝鮮南部發生東學道農民起義。朝鮮政府要求清政府出兵“代剿”。伊藤博文首相和山縣有朋樞密院長獲悉此事，喜為天助，隨即慫恿清政府出兵。6月5日，李鴻章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帶近2000兵力開赴朝鮮，于6月12日全部到達牙山。

　　制造戰爭的借口成功，日本于6月5日正式成立戰時大本營，同時派出日本海軍一個旅團約7000人兵力進駐仁川，與清軍形成對峙。7月23日清晨，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以“改革內政”名義，率軍攻入漢城王宮，驅逐國王，組成親日的傀儡政府。朝鮮士兵抵抗，死傷數十人。7月25日，日本海軍在仁川附近豐島海面擊沉中國運兵船“高升號”，約800名清軍死難。日本發動的侵朝、侵華戰爭就這樣開始了。這場戰爭為時八九個月。1895年2月，日軍攻占北洋海軍基地威海衛，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清軍失敗，一片狼藉，海陸軍主力盡失，仗是不好再打了。日本也差不多耗盡了軍力。列強也不希望戰爭延長下去。1895年3月19日，李鴻章以全權大臣名義到達日本乞和，4月17日被迫在《馬關條約》上簽字。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原因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120年來都有不同的解讀。這里依據歷史事實，作一些分析。

　　中日兩國社會制度、發展階段不同，是評估戰爭勝敗的基礎性因素。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雖然在19世紀60年代開展了洋務運動，但沒有觸及社會制度，在社會發展階段上，只可與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較，改革效果，中國尚且不及日本幕府末期。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大力提倡與開展“殖產興業”，不僅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而且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使日本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據統計，從1868年到1892年，日本總共建成了5600多個公司，總投資達到2.89億日元，平均每年設立225個公司，資本差不多達1100萬日元，大概折合中國700多萬兩白銀。中國在洋務運動時期的成就，難與日本相比。甲午戰爭前，日本已經形成了全國統一市場，頒布了憲法，召開了國會，建立了以天皇為核心的高度集權的中央統治機構，政府大臣大多留學歐洲，或者到歐美各國考察過，具有比清朝大臣更為廣闊的世界知識。日本加強軍備建設，建立了新式陸海軍，新式陸軍加上預備役部隊近30萬人。中國除了北洋海軍較為現代，陸軍仍舊是湘淮軍，沒有建立起新式陸軍。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經濟實力、軍備實力相差甚大，這是決定這場戰爭勝敗的關鍵因素。

　　清政府缺乏對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清醒判斷。日本發動這場侵朝、侵華戰爭，做了幾代人的準備，包括政治準備、經濟準備、軍事準備、社會動員和外交準備，設計了多種實施方案。日本派出的情報人員足跡遍及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廣州、福州、廈門、湖南、陜西、四川以及東北各地。一些后來在日本政壇擔負重要職務的人都曾到中國做過調查。所有到中國搜集情報的人回國后都要提交調查報告。比如，桂太郎《鄰邦兵備略》、駐華武官福島安正的《征清意見書》、小川又次的《征討清國方略》以及海軍部的六份《征清方策》等。情報人員繪制了包括朝鮮、我國東北和渤海灣在內的軍用詳細地形圖。反過來，清政府朝野對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情況缺乏了解，對日本幾代人準備“征韓”、“征清”的圖謀未曾研究。清政府處理中日關系都是就事論事，不是放在歐美列強推行殖民主義侵略政策的大背景下思考，不去深究、探討所有這些事件的背后原因，且往往處置失當。

　　清政府體制內耗嚴重，領導力量薄弱。日本組成舉國一致的戰爭體制，包括軍事、政治、后勤、外交等都分別作了周到安排。“集中目標，討伐中國”的情緒，彌漫全國。戰爭一開，清政府便驚慌失措。清政府各大臣意見相左，主戰、主和爭論不休。帝黨、后黨圍繞主戰、主和相互攻訐。為了鞏固光緒皇帝的地位，帝黨主戰。慈禧太后為了不耽誤自己的60歲大慶，支持李鴻章對日妥協。朝廷難以形成對日作戰的領導核心。李鴻章以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處在應戰的指導地位，但應對謀略、調兵遣將，事事需要奏請，難以迅速形成決策。

　　清政府把國家安全寄托在列強調停上，沒有做戰爭準備。在戰爭指導原則上，日本實行積極進攻的戰略原則，李鴻章采取的是消極防御的戰爭指導方針，“保全和局”是李鴻章應對戰爭的不二法門。李鴻章在戰爭一觸即發之際，不相信戰爭能打起來，只相信“萬國公法”，以為只要以理服人，“誰先開仗，即誰理絀”。他把應對戰爭可能爆發放在國際調停上，不斷請俄國、英國、美國出面調停，調停時間長達一個半月，不做戰爭準備。在中國擔任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當時就說過：中國“對戰爭毫無準備，實在令人吃驚”，“外交把中國騙苦了，因為信賴調停，未派軍隊入朝鮮，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平壤大敗后，李鴻章眼看局勢于己不利，又忙著請列強調停和局。日本在軍事上一步也不放松，處處掌握主動。歷史事實證明，在戰爭的每一步進展上，李鴻章都把戰爭的前景寄望于列強調停。調停沒有把中國帶進和局，而是把中國導向失敗。

　　清軍戰略上消極防御，步步退讓。日本在戰役指揮上，總是先下手為強，每一步都是先動手爭取主動。李鴻章的戰役指揮，是步步退讓，仗也打得很窩囊。豐島海戰后，北洋海軍不敢到大同江以南海域巡行，制海權拱手讓人。黃海海戰，北洋海軍只是小敗，李鴻章報告清政府：北洋艦隊“快船、快炮太少，僅足守口，實難縱令海戰”，實行“避戰保船”死守港口的方針，放棄了黃海制海權。日軍在遼東花園口登陸，長達半個月，除了本地農民奮起抵抗外，李鴻章未組織反擊。日軍進攻大連灣和旅順，李鴻章指示：“寧失灣，斷不失旅”，結果，設防的大連灣被放棄，北洋艦隊的基地、“鐵打的旅順”也被攻陷。日軍在山東半島榮成灣登陸，也沒有遇到抵抗。

　　清朝的軍事體制落后，難以指揮調動、形成合力。日本在廣島設立戰時大本營，天皇親自坐鎮，統一指揮軍事和政治、外交。清政府沒有建立統一的國防軍，只有舊式的軍隊湘軍和淮軍，沒有統一的領導機關，軍隊各有所屬，互不聽調，一些將領貪生怕死，邀功請賞，只知保存自己，沒有全局觀念。李鴻章指揮北洋海軍，卻指揮不動南洋海軍;可以指揮淮軍，卻指揮不動湘軍。鴨綠江沿線數萬清軍，互不相屬，互不支援，一兩天時間，防線就為日軍全面突破。大連灣守將見日軍進攻，放棄抵抗。旅順是北洋海軍基地，設防堅固，各守將互不統屬，有將無帥，最后也被日軍攻破。

　　國際環境總起來講對清政府不利。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中國在西方列強條約體系的束縛下，以中國為核心的東方宗藩體系正在全面崩潰。清政府還存在中國中心觀念，守著夷夏之防、宗藩體系，想以調停手段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緩解中國面臨的緊迫局面。其實，列強在華各有利益，也各有矛盾，他們對日本對華的侵略，是樂觀其成的。李鴻章想借俄國力量對日本施壓，俄國表面上答應，是為了增加俄國在遠東獲利的機會，一旦日本強硬，俄國并不想真正去反對日本。英國與俄國在遠東的利益沖突，不想俄國在調停中起多大作用，急忙插手調停，實際上英國是支持日本對華行動的。美國從自己的利益考慮也沒有對日本施壓。總之，清代中國處在封建社會末期，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挑戰，完全處在下風。在國際事務上，朝野上下迂腐無能，賠款壓力山大，經濟增長乏力，貪腐成風，武備不興，民氣不揚，用這種狀況對付當時的日本是必然要敗的。

　　對歷史教訓的幾點思考

　　回顧120年前的甲午戰爭，客觀地看待中國失敗的歷史教訓，我們可以得出幾點認識。

　　第一，要避免落后挨打，關鍵在于國家綜合實力強大。國弱民貧，經濟落后，難免受外人欺凌。近代欺凌過中國的西方列強，包括后起的日本，都是正在上升中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國家，都已經完成了或者正在完成工業化。中國當時只經歷了延遲的、遠不完全的早期現代化進程。這個過程的力度還不如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停留在封建社會末期的落后大國，挨打是難以避免的。國家強大的基本要素有三：經濟實力增長，外部勢力不敢小視;社會制度先進，外國不能輕視;人民奮發向上，外國不會恣意動武。今天，新中國通過60多年的建設、改革和發展，我們已經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邁出了堅實步伐，國家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僅次于美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協商議政的民主制度，證明是完全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政治制度，其優勢已經得到證明。中國民氣昂揚向上，同仇敵愾，中國人民解放軍作為正義之師、威武之師，為保衛國家安全，為保衛海疆主權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這是與120年前決然兩途的，也是為120年來的歷史和現實證明了的。日本當局企圖否定二戰格局，修改“和平憲法”，堅持解禁“集體自衛權”，是針對中國的危險舉動，也是關乎未來日本走向、亞洲安全格局乃至戰后國際秩序的危險舉動。我們必須正告玩火者：2014年的馬年不是1894年的馬年，1894年的馬年是不可能在今天復制的。

　　第二，外交交涉要以國家實力為基礎。19世紀90年代的清王朝正好缺乏這樣的基礎，卻要謀求以夷制夷，無異于與虎謀皮，實際上被外國列強玩弄于股掌之中。列強早已逼迫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清政府已被束縛在西方列強的條約體系之中，指望以夷制夷，期待列強在實質上幫助中國，只能是幻想。這個歷史教訓是十分深刻的!外交努力只有依靠強大的國家物質基礎和強大的國防，才可能有效。

　　第三，歷史的辯證法再次證明，依靠武力對外侵略擴張最終都是要失敗的，這是歷史規律。甲午戰敗雖然給中國帶來沉痛打擊，而且此后日本一再侵略中國，直到“七七事變”開始，日本叫囂三個月內滅亡中國。但是，甲午失敗，促進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覺醒。1919年中國外交代表在巴黎和會上拒絕簽字，是這種覺醒的最初表示。中華民族堅持八年全面抗戰，終于在國際正義力量配合下，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日本無條件投降，國際社會給予日本必要的戰后處分，這是日本軍國主義長期膨脹的必然下場。

　　第四，改善中日邦交要正視歷史。1972年9月中日兩國恢復邦交以來，中日兩國之間共簽署了4個政治性文件。這些條約和協議的基本精神在于正視過去以及正確認識歷史，這是發展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當前中日關系出現波折，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政府所謂“購島”、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等一系列事件，嚴重背棄了上述原則精神。鑒于今天安倍政權的右傾化，使中日兩國關系處在1972年建交以來最緊張的時刻;又鑒于16世紀末以來，近400年間日本謀我中華的歷史，尤其是第一次中日戰爭、第二次中日戰爭中，日本強加給中華民族的極大傷害和災難，要使中日關系正常化，我們更要抓住正確認識歷史這一條不放。只有這樣，中日兩國關系才有可能正常地向前發展。

　　第五，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刻骨銘心的歷史災難不能忘記。日軍攻進旅順，獸性大發，在旅順進行大屠殺。日本軍人對平民的野蠻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精神的體現。日本第二次侵華戰爭期間在中國各地的屠殺，包括南京大屠殺等，都是這種軍國主義精神的再現，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2014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9月3日為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通過12月13日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完全反映了中國人民的意志。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特聘一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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