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王美平，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天津　300072

　　【內容提要】 近代日本的對華觀與侵華戰爭密切相關，挖掘和梳理當時的日本各大報刊、從軍日志、政論意見書等相關資料為充實此項研究提供了充分證據。甲午戰爭前夕精英階層產生的對華優越感，是日本敢于開戰的精神驅動;戰爭的結局及輿論界的侮蔑性報道，致使民眾的主流對華觀完成了從“仰慕”中國到“蔑視”中國的逆轉，從而為日本繼續制定侵華政策提供了社會基礎;日本對中國戰敗原因的分析促使其“蔑華觀”定型固化，并演化為長期實施侵華政策的認識誘因;“蔑華觀”在政界則升級、病變為“侵略客體觀”，并被嵌入對華決策的制度框架，進而衍生為不斷推行侵華政策的思想根源。

　　【關 鍵 詞】甲午戰爭/“蔑華觀”/“東洋盟主觀”/報刊史

　　甲午戰爭在日本的對華觀及對華政策變遷史上具有分水嶺意義，它不僅對日本形成蔑視型對華觀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而且拉開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國的序幕。曾經處于華夷秩序中的日本何以敢于發動甲午戰爭?所謂的“泱泱大國”中國為何慘敗?戰后日本緣何以蛇吞象地不斷推行侵華政策?對此，部分學者從多種視角進行了翔實而又深入的研究，①但從日本對華觀入手進行的探討尚顯不足。②

　　事實上，觀念構建利益，利益驅動行動，日本的對華觀與侵華政策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互動關系。如果不認真解析甲午戰爭前后日本對華觀的狀況，就難以從思想認識層面深入解讀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并在此后長達50年的時間里不斷推行侵華政策的原因。隨著日本各大報紙、從軍日志、報刊雜志及政論意見書等相關資料的整理與挖掘，探究甲午戰爭前后日本政界、知識界與普通民眾對華觀的轉變過程及其影響，進而深入分析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思想根源成為可能。

　　一、甲午戰爭前日本對華觀的轉換

　　步入近代以前，中國在東亞范圍內以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輻射、影響周邊鄰國，建立了以王道思想為基礎、朝貢冊封為形式的華夷秩序。在長達兩千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日本雖在政治層面及民族心理上不甘于屬國或邊緣國地位，制造出“神國觀念”等抗衡中國，不斷追求對華平等乃至優越地位，甚至兩次發起挑戰引發較大規模戰爭，卻始終無法撼動中國的中心地位，也未能從根本上打破因文明差距決定的中日間“師生關系”，在文化上仰慕中華、效仿中華、追趕中華亦構成近代以前日本對華觀的主線。③然而，近代“西學東至”與“西力東漸”動搖了中華文明在東亞地區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日本得知號稱“天朝上國”的中國被“西夷”英法打敗，舉國驚愕之余不但較為徹底地拋棄了“慕華觀”，而且將中國作為反面教材以為警訓。④旨在學習西方文明的“和魂洋才”也取代了曾長期主導日本文化發展方向的“和魂漢才”成為新時代的流行話語，并迅速上升為治國安邦的戰略口號。1868年，西方列強入侵的危機與國內“倒幕”之聲四起，導致以儒學為官學維護封建統治的德川幕府覆滅。東亞傳統文明的追捧者壽終正寢，西方文明影響日本的時代宣告來臨。

　　明治維新后不久，日本明確將學習追趕的對象轉向歐美，確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觀”，并將之納入國家統治意識形態。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陣容龐大的巖倉使節團對歐美12國進行了將近兩年的考察，認為西方的經濟、教育、文化制度優于東方，⑤贊嘆歐美各國之政治制度亦“超絕于我東洋”，決心將此“開明之風”移入日本，促使國民“迅速進步而至同等開化之域”。⑥在這一方針的指引下，日本進行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等一系列旨在發展資本主義、建立近代國家的改革。

　　日本知識界也于明治初年確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觀。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1875年寫下舉世聞名的《文明論概略》一書，將世界文明劃為文明、半開化、野蠻三個層次，歐美各國屬于文明國，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屬于半開化國，非洲及澳洲屬于野蠻國。⑦福澤認為“野蠻—半開化文明”是人類發展的階梯，處于野蠻與半開化狀態的國家都只有朝著文明的方向發展方可維護國家獨立，故他宣揚“西洋國是吾國之師”，⑧呼吁改換門庭，脫胎換骨，向歐美學習。該書作為當年最暢銷的書籍，對日本社會產生了一次可謂洗腦性的精神沖擊。此后，“順文明者昌，逆文明者亡”成為日本社會的普遍認知。⑨

　　世界文明中心觀的西移，勢必影響日本對華觀生變。日本學界對明治維新到甲午戰爭前日本對華觀的變化進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有三種觀點頗具代表性。芝原拓自通過對明治維新后至1885年間政府要員、中央五大報紙等相關資料的編輯考察，⑩認為福澤諭吉發表《脫亞論》具有劃時代意義，此后日本對華觀由“仰慕”轉為“蔑視”。(11)伊藤之雄則在利用上述史料的同時，進一步挖掘自由民權運動中自由黨、改進黨的機關報等資料，將福澤諭吉、陸羯南分別作為引領近代日本發展方向的兩大思想流派“脫亞入歐”與“亞洲主義”之代表，并探討了1868—1893年間日本的對華觀，認為日本在出兵臺灣后即已形成“蔑華觀”，雖然在壬午兵變及甲申政變中遭受了挫折，但1893年春又全面恢復了對華優越感。(12)小松裕則利用戲劇、文學作品、報紙、漫畫雜志等資料，著力于考察對華蔑稱“豬尾奴”的產生、發展過程，(13)得出甲午戰后“蔑華觀”在民間定型的結論。(14)上述研究在史料挖掘及觀點論證方面均可資借鑒，但前二者之結論令人甚為質疑，后者則因其考察對象囿于對華蔑稱，故而留下了拓展與深化余地。在日本已有的研究中，普遍存在著忽視當時“語境”而被“后見之明”所左右，以甲午戰后長期存在的“蔑華觀”來臆測甲午戰前的對華觀，從而使其論述產生了重視“蔑視”大潮、而忽視“畏懼”暗流之弊病，同時對于“蔑視”與“畏懼”的對象又不加細分，致使其敘述難以解釋為何在確立所謂“蔑華觀”之后依然存在“畏懼”之聲的乖戾。

　　甲午戰前日本的對華觀錯綜復雜、充滿矛盾，既有“蔑視”又有“畏懼”，但亦非一團亂麻、不可理清。若細加區分辨別即可發現，其“蔑視”對象主要體現于精神文明領域，而“畏懼”則主要體現于物質文明領域。這種精神觀與物質觀的分裂，是基本貫穿甲午戰前日本對華觀的重要特征。

　　甲午戰爭前日本對華觀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從明治維新到壬午兵變是第一階段。該階段日本在爭取對華對等地位的同時，精英階層因其對近代化改革的態度積極于中國而形成對華優越感，并在“臺灣出兵”與“琉球處分”中得到了“自以為是”的“驗證”。但這種優越感主要體現于精神領域。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政府急切地推進與中國的外交談判，欲用重視橫向關系的近代西方國際關系模式取代東亞傳統的縱向朝貢模式，以擺脫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屬國”或“邊緣國”地位。1871年，中日雙方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日本成功實現了夢寐以求的對華對等地位。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及知識界在東西文明對比中產生了顯著的“劣亞”自覺與強烈的“脫亞”欲望，這驅使日本對于受到西方壓迫卻依然守舊、專制、怠惰的中國、朝鮮留下了負面印象。在外交上，早已習染了“失之于西償之以東”戰略的日本政府欲將“西方文明—東方野蠻”的對立圖式移植于東亞內部，鑄造一種“日本文明—中、韓野蠻”的文明范式以及與之相隨的“日本盟主—中、韓附庸”的東亞國際關系模式。1874年5月，日本政府利用中國北疆告急的“有利形勢”出兵臺灣并僥幸得手，這使其產生了一股“蔑華”風潮。1875年2月14日，《新聞雜志》發表了題為《臺灣事件大成功》的報道，稱“日本人自滿得意，豬尾奴終于屈服。四百余州已為囊中之物，恭親王、李鴻章之類如同小兒不足為懼”，對于清朝賠償一事，則稱“此事使其喪失第一名義，在各國面前丟盡顏面”。(15)同年8月，日本又挑起江華島事件，迫使朝鮮簽訂含有不平等內容的《日朝修好條約》。清朝雖是朝鮮的宗主國，卻未能阻止簽約，從而客觀上助長了日本的蔑華之風。同年，日本政府強令琉球斷絕與清朝的關系，1879年又將琉球徹底吞并。

　　以伊藤之雄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因出兵臺灣后日本出現了上述“蔑華”風潮及東京部分城市居民開始使用“豬尾奴”蔑指華人，就認定此時日本已經形成“蔑視型對華觀”。然而，正如德富蘇峰所自白的那樣，日本國民性里流淌著一種“外尊內卑”的血液，但為解脫長期被壓抑的自我“劣等感”，一旦獲得機會其“自輕自賤”與“崇洋媚外”就會轉為“自我迷戀根性”與“貶低他國”以自尊、求大、泄憤的心理，而導致這一國民性形成的最大根源就是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強大鄰國中國。(16)因此，在出兵臺灣之后，都市圈的媒體及部分民眾掀起的“蔑華”風潮，也可以被理解為是對因歷史上長期“仰視”、“敬畏”中國而積郁成疾的釋放行為。而且，當時日本在國際上依然是一個遭受列強欺凌的弱國，在東亞也只是一個剛實現對華對等地位的小國，客觀說來，此時日本的實力不足以支撐其“蔑華觀”在全民中間推廣開來。

　　再者，日本此時的“蔑華”內容基本是對中國面對西力東漸的強壓卻仍在近代化問題上裹足不前、墨守成規的恥笑。對于以軍事力量為中心的綜合實力對比，日本還難以確信優于中國。1876年，清朝派遣“揚武號”訪日，日本對該艦作了如此評價：“此為支那產之第17艘軍艦，制造堅固精密，為我國龍驤艦等所不及。艦中可裝大炮，運轉輕便，器械齊備。又士官等均為正規海軍士官，無人不懂英語，就連記賬、日期亦均用英語，極為熟練，非我海軍士官可比及”。(17)由于在軍事、經濟等領域缺乏自信，日本社會出現了諷諫蔑華之風的力量。1875年11月，《東京日日新聞》發表了題為《支那決不可輕侮》的文章，內稱：“國人以于東洋之開明先進，頗帶自滿之狀，輕蔑東洋諸國，而支那人憤懣于日本搶先，漸呈奮發之勢。夫輕蔑與奮發孰為保全獨立之良策，愚人亦明。吾切望國人早日舍棄輕蔑鄰邦之惡念。”(18)1878年1月，《郵便報知新聞》也發表了題為《論清國不可輕視》的文章，指出日本文明開化過快有招致“內貧”的危險，而步履緩慢的中國反而會保存實力，潛力巨大，因此“欲奉告有輕視清人思想者，交際各國中最可懼者即為清國”。(19)也正是基于對中國物質力量的較高評估，1878年成立的“振亞社”才積極提倡以“日清提攜”、共御列強為主要內容的“亞洲主義”。(20)

　　1882年7月，日本在壬午兵變中武力挑戰中國未能得逞，其對華觀隨之進入第二階段。該階段日本在精神上對中國的蔑視與對中國軍事等領域的畏懼之間的龜裂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的敵對意識顯著增強，此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893年。

　　壬午兵變后，日本輿論界在精神層面極盡貶低中國之能事，對于清朝固守封建性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產生了強烈的蔑視感。福澤諭吉可謂嘲諷中國“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領軍人物。1882年9月，他在《時事新報》上刊登今泉一瓢的漫畫《北京夢枕》，諷刺清朝在列強不斷東侵的形勢下依然高枕酣睡、自負傲慢。1883年，福澤提出“中國歷史停滯論”，評價中國“將二千余年前尚處于蒙昧未開時代之古圣人語錄，定為管束人間言行之萬世不易之規則，政治主義、社會組織，有史以來未嘗進行一次局部性改革。億兆生民將二千余年間之勞力，皆消耗于幾百遍周而復始之同一長途”。(21)

　　在壬午兵變前后，日本輿論界在對中國大肆聲討的同時，也為爭奪對朝鮮的“指導權”并緩減中國的仇日情緒而倡導“亞洲主義”。1880年，“亞洲主義”的典型組織興亞會成立。1882年3月，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論對朝鮮外交》一文倡導“亞洲連帶論”。但不論是興亞會還是福澤諭吉，二者都基于對中國的蔑視，而將日本定位為“東洋盟主”。興亞會的重要成員草間時福便稱：“以我國為東洋盟主，卓然立于執其牛耳地位者，舍東洋連橫，尚有其他良謀善策乎?”(22)福澤諭吉也宣揚“亞洲應齊心協力以御西洋人之侵凌……亞洲東方堪當此魁首盟主者唯我日本”。(23)

　　1884年12月，日本趁中法戰爭正酣、清朝無暇顧及朝鮮之機，鼓動金玉均等開化黨人發動甲申政變挑戰中國，最終不敵清朝而失敗。日本政界、輿論界惱羞成怒，對于中國在中法戰爭中的“不敗而敗”大加鞭撻與嘲諷。福澤諭吉更是發表“告別東方惡友”的《脫亞論》，大聲呼號“為成今日之謀，我國不可待鄰國開化而與之共興亞細亞，莫如脫其行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24)人們在考察《脫亞論》時往往關注的是它對日本走上“脫亞入歐”道路的意義及它對日本產生蔑華觀的推動作用，而忽略了其“脫亞”論述的前提，即對清朝與朝鮮的蔑視內容：“吾日本國雖位于亞細亞東部，國民精神卻已擺脫亞細亞之固陋而移入西洋文明。然不幸此處有近鄰二國，一曰支那，一曰朝鮮。此二國人民古來受亞細亞之政教風俗所滋養，與我日本國民無異，然或由人種來歷不同，雖處同一政教風俗，遺傳因子卻不同。比較日、支、韓三國，支那與朝鮮相似，其共性在于一身一國皆不知改進之道，處于交通極便之世，耳聞目睹文明事物卻不為心動，留戀古風舊習之狀千百年未變。當今世界文明日新月異，此二國卻依稀論教育則曰儒教主義，論學校教旨則稱仁義禮智，由內而外皆為虛飾，道德掃地、殘酷又不知廉恥，尚傲然自尊毫無反省之念。以余觀之，此二國在此文明東漸之風中，難有維護獨立之道。”(25)可見，福澤諭吉對于中國的蔑視依然主要停留在精神領域，即批判中國固守傳統而惰于革新。

　　值得關注的是，從壬午兵變到甲申政變，日本對華觀在精神領域的“蔑視”得到強化的同時，在軍事、經濟等領域的“畏懼”及“敵視”也大為升級。其“畏懼”的對象主要是中國廣大的國土、新銳武器的進口、北洋艦隊的興建以及龐大的陸軍，(26)其中對北洋艦隊的“警戒”尤為突出。

　　清政府從1879年開始大力擴充海軍，其效果在壬午兵變及甲申政變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壬午兵變后，日本便認識到中國的軍事實力得到了強化，對華敵對意識顯著增強。1882年11月，《自由新聞》發表了如下言論：清國為抗衡日、俄而擴張海軍，“根據1881年的調查，我國海軍戰艦僅有24艘，而清國則有大小船艦60余艘”。(27)就連向來對中國嗤之以鼻的福澤諭吉也在該年發表的《兵論》中注意到“支那近來非常致力于制造新式兵器”，承認中國物產豐富、國富民勤，擔憂中國憑借豐厚的資本引進西方軍械及其制造方法，“驟然間于東洋出現一大強國”。(28)1883年6月5日，近代陸軍的締造者山縣有朋在《對清意見書》中清醒地認識到“對清作戰的勝利并不簡單”，(29)從而摒棄、抑制了陸軍中下層要求立即對清開戰的意見，同時開始實施增稅以擴軍備戰。

　　及至甲申政變后，隨著中國對定遠、鎮遠兩艘超級鐵甲艦的購入，中日海軍力量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又兼清軍將士在中法戰爭中頑強抵抗，使得日本頗感“震驚”。1885年6月，《自由之燈》評價“清國首次讓歐美各國公認其東洋大帝國之價值”，且“邇來清政府深感不可輕視陸海軍建設，竭盡國力購買戰艦彈藥，并大力開發礦山、鐵道等工業資源，加之人民勤儉、士兵眾多，本不可侮”。(30)1887年1月，已經發表《脫亞論》的福澤諭吉亦對中國“擁有東洋一流海軍”流露了復雜心情，發現世人通過中法戰爭“吃驚地看到清國并不弱，法國并不強，尊敬支那之念大有所增”。(31)同年3月，《東京日日新聞》公開承認了中國對于日本的軍事優勢，即：“若論將士之勇猛、操作之熟練，我國海軍無疑處于優勢地位。然論艦隊大小、速度快慢、裝炮輕重等物質方面，則需承認清國處于優勢地位。而當今世界之發明日新月異，海軍物質力量成為決勝之關鍵，則東洋海軍當推支那為第一。”(32)隨著中國軍事優勢的日趨顯著，日本出現了“中國威脅論”。1891年，德富蘇峰宣揚中國旺盛的人口繁殖力、勤勉的國民氣質與強勁的忍耐力、外交政略上的“狡猾”等，都使其成為一個值得恐懼的國家，將來在對外貿易競爭中必將成為日本的勁敵。(33)正是鑒于在軍事力量上的劣勢，日本政府從甲申政變結束簽訂《天津條約》到1893年間，在大力進行針對中國的擴軍備戰以將朝鮮化為本國殖民地的同時，又不得不暫時默認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的主導地位。(34)

　　由是觀之，截止到1890年代初期，日本對于中國的蔑視與畏懼是并存的。因此，若將福澤諭吉發表《脫亞論》作為日本對華觀發生全面逆轉之標志，則有失全面性，忽略了日本對以軍事力量為代表的中國物質文明存在“畏懼”的一面。

　　1893年，隨著日本以中國為目標的既定擴軍計劃的完成，日本政界及民間輿論對于中日兩國以軍事實力為標志的物質文明對比評估發生戲劇性變化，日本的對華觀進入第三階段。

　　是年10月，山縣有朋在《軍備意見書》中根據相關情報確信清朝于1885年后在軍事上無可觀投資與重大建樹，軍人吸食鴉片，精神頹廢、士氣衰微，而“兵要在于精煉，此絕非二、三年即可練就”。(35)與中國在軍事上的不思進取相反，日本卻受中國購買定遠、鎮遠兩艘巨型鐵甲艦組建“東洋一流”海軍的刺激，上自天皇、軍部、政府下至輿論界都致力于以中國為假想敵加強陸海軍備。1886年，日本制定了第六次海軍擴張計劃。1891—1893年，嚴島、松島、吉野三艘4000噸位的巡航艦相繼竣工，橋立、秋津洲等巡航艦也將于1894年竣工。至此，山縣認為今后十年內堪稱敵者已非中國而是英、法、俄，在軍事領域表現了對華優越感。(36)基于此，1894年6月15日，伊藤博文內閣決定了對清開戰方針。

　　此外，1889年12月，日本頒布基于近代立憲主義思想之上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次年11月29日開始實施，召開第一次帝國議會，政黨開始正式登上日本政治舞臺。此時，日本政黨也因政治近代化的推進及軍事力量的增強而對中國充滿了自信，并在發動侵略戰爭問題上與其宿敵——藩閥勢力達成一致。(37)1894年8月，大隈重信領導下的改進黨煽動對清開戰：清國“政治是君主獨裁，國民缺乏愛國精神，少有勤王之念”，中法戰爭中，李鴻章袖手旁觀，未派北洋艦隊援助南洋艦隊，據此可知清朝國民缺乏團結，且“陸軍號稱百萬，但采用洋式操練、使用巨炮洋槍者不過李鴻章手下三萬兵，余者皆為手持大刀長矛的舊式兵”，而日軍卻“紀律嚴明、進退去就都得到充分鍛煉”，故日本攻打中國無異于“虎狼驅趕羊群、疾風席卷落葉”。(38)

　　日本精英階層對于中日軍事實力對比的評估于1893年后亦發生了類似于政界的變化，(39)從而形成了對華優越感。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敵視中國，尤其是在挑戰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問題上與日本政府并無重大分歧，其態度甚至比政府更為激進。

　　早在甲申政變之際，日本精英階層就已出現要求開戰的呼聲。1884年12月，自由民權運動的輿論代言《自由新聞》主張開戰：“清國雖軍艦眾多、武器充備，然徒于虛飾外表，并無巧操戰艦、妙用軍隊之將校，亦無熟練操作槍炮之士兵，若一旦戰機來臨，吾國就當以精兵強將驅逐駐守韓國之支那兵，進而橫跨鴨綠江，長驅直入進北京。”(40)

　　東學黨起義后，日本輿論更是大張旗鼓地煽動對清開戰。德富蘇峰本為追求平民主義而創辦《國民之友》雜志，但在甲午戰爭期間卻轉向“國權主義”，誣蔑中國的歷史是“一部侵略史”，中國人是“具有山賊般天性的侵略者”，稱“清國大為覺醒之時，乃最為危險之日”，(41)宣揚在亞洲建設“大日本”是老天賜給日本的特權，而清朝是阻礙這一特權的敵人，主張對清開戰。(42)與德富蘇峰著眼于“中國威脅論”主張對清開戰不同，當時大多數主導民間輿論的知識分子用“文野之戰論”賦予這場侵略戰爭以“正義性”。“脫亞論”者福澤諭吉詭辯甲午戰爭“是文明開化之謀求者與阻礙者之間的戰爭”。(43)原本主張“日清提攜”的亞洲主義者陸羯南，此時也污蔑清朝是“東洋之一大野蠻國”，極力煽動戰爭，宣揚“王師之勝敗乃文明之勝敗也”。(44)后來轉為反戰主義的基督教信徒內村鑒三此時也公開附會這是一場義戰，認為日本是代表新文明的小國，而清朝是代表舊文明的大國，二者的沖突難以避免，宣揚“支那不知今之圣人之道，文明國對于此不誠不信之國民唯有一途，即鐵血之道也，以鐵血求正義之途也”。(45)

　　總之，“文野之戰論”是包括脫亞入歐、國粹主義、亞洲主義、國權主義等各派知識分子的共同主張，也是日本政界共有的口實。日本人的對華觀是一種心理認知狀態，它會上升為意識形態并轉化為一種行動激情。(46)甲午戰爭前夕日本政府及精英輿論有關中日兩國之對比評估的逆轉，是日本敢于發動甲午戰爭的精神驅動。盡管這場戰爭的爆發原因不在所謂文明與野蠻的對立，而在日本向亞洲擴張的戰略與貪婪欲望，但精英階層所宣揚的“文野之戰論”，不僅為日本政府發動甲午戰爭提供了輿論、智力與理論支持，而且它所樹立的“日本文明、中國野蠻”的對立圖式，構成日本民眾對華觀逆轉的重要語境，引領其對華觀朝著蔑視方向發展。

　　二、戰爭報道與民眾對華觀的逆轉

　　上文已述，日本政界及精英輿論于1893年后已滋生了對華優越感，但若將該年作為日本對華觀全面逆轉之標志則仍有欠妥當。這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其一，政界、精英層之對華優越感畢竟尚未經過戰爭檢驗，故其底氣未必充足。其二，精英階層的對華優越感需要經歷一個由高層到低層、由中心到邊緣的輻射過程。目前在探討甲午戰前的日本對華觀時，可資利用的史料主要局限于政府文件、精英論集、報刊資料，其中報刊資料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城市民意，但由于當時購買報紙尚未成為底層民眾及農村邊遠地區的習慣，故無法確定當時精英階層的對華優越感已經滲透到普通民眾當中。其三，根據一些回憶記錄，在甲午戰前普通民眾對華并無蔑視感。例如，荒煙勝三少年時代生活于華人聚居區橫濱，他回憶說：“甲午戰爭前支那人一般是受到極大歡迎與友待的……他們至少比富山賣藥的受到了更多的親善與友待。”(47)在群馬縣沼田度過少年時代的生方敏郎也回憶說：“甲午戰爭開始之前，我們對于支那人并無惡感，更遑論是憎惡了”，那時，在小學學習的是漢字，每晚回家由父親教習《大學》、《中庸》、《論語》等中國典籍，在學校、家里都聆聽過孟母三遷的故事;家中所用高檔屏風畫的是“唐人”、“唐童”游戲圖，數枚漂亮餐碟是南京制造;在慶祝夏天到來的節日里，各町抬出的車輾輿轎上擺設的大多都是諸如漢高祖劉邦、楚霸王項羽、關羽、張飛、史進、魯智深等中國英雄人物。總之，在甲午戰爭前，中國對于日本老百姓而言是一種“偉大、浪漫與英雄”的存在。(48)其四，甲午戰前普通民眾之所以對中國具有此種親切感與友愛感，主要源于古代中國在文物、制度、思想等方面對于日本的深度影響及隨之而來的“中華”形象。江戶時代，《千字文》、四書五經、《唐詩選》及記載中國歷史的《十八史略》被各地庶民小學引為教材，民眾所能觸及的是儒家經典所展現的理想王國，中國成為其憧憬對象也屬合理推斷，且在后世日本的論著中亦常如此回憶。當然，他們亦受“元寇來襲”、豐臣秀吉“伐朝叩明”等歷史事件的影響對現實中國不無畏懼或輕蔑，且隨著明治維新后日本近代教育的實施與《西洋事情》、《勸學篇》等具有思想啟蒙意義的書籍被引為教材，有不足一半的兒童(49)接受了福澤諭吉關于“文明與野蠻”的世界觀，從而對中國形成一定的輕蔑情結，但這與形成全民性的蔑視型對華觀尚有距離。

　　然而，戰爭的勝負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及國家形象。甲午戰爭作為中日間規模空前的武力角逐而日本大獲全勝，這對日本民眾的對華觀實現從“仰慕”到“蔑視”的歷史性逆轉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報紙、雜志及參戰士兵寄給親友的信件在向日本民眾傳播甲午戰爭的消息并使之形成共有的對華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甲午戰爭期間日本66家報社派出從軍記者1114人，其中以《朝日新聞》、《中央新聞》為最，次之為德富蘇峰的《國民新聞》與陸羯南的《日本》。(50)各大報紙、雜志根據戰地記者傳回的消息連篇累牘地報道戰爭的進展狀況、戰斗經過、雙方死傷人數、俘獲戰利品、俘虜處置及戰地情形等，其中對日本民眾的對華觀產生重大影響的報道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有關中國不堪一擊、連戰連敗的報道，極大地助長了日本民眾的自負心理。

　　從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軍第一游擊隊在豐島海面對北洋艦隊發動突然襲擊挑起戰爭，至1895年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甲午戰爭歷經近9個月、三大階段。(51)日本各大報刊一般都在頭版頭條的位置、用放大的字體報道戰勝的消息。在開戰之際，日本民眾還因對中國持有敬畏之念而高度緊張，故對豐島海戰與成歡、牙山之戰的勝利驚喜萬分。9月17日黃海海戰爆發，《東京朝日新聞》報道中日雙方激戰5個小時，號稱“東洋首席”海軍的北洋艦隊大敗于日本聯合艦隊，宣稱中國“海軍戰斗力已經消亡”。(52)

　　黃海海戰后，日本對甲午戰爭的勝負結局已有確鑿把握，各大媒體紛紛叫囂擴大戰爭、入主內陸、占領北京，完成豐臣秀吉之遷都北京的歷史遺夢。竹越與三郎早在成歡、牙山之戰后就揚言“海陸并進，日章旗插上北京城頭之日絕不遙遠”。(53)《東京朝日新聞》發表社論稱“不論是陸軍在平壤的大捷，還是海軍在黃海的大勝，皆可測知清國戰斗力之低下。若如此勢如破竹直搗其巢穴亦非難事”。(54)日軍從10月下旬開始越過鴨綠江發動侵略中國本土的戰爭，中國連失九連城、鳳凰城、金州、大連、旅順等戰略要地，尤其是在11月22日旅順要塞失陷后，《東京朝日新聞》評論道：旅順系“清國咽喉要塞”，其“防御設施冠絕東洋”，卻未費吹灰之力攻陷，令世界“瞠目結舌”，“清國海軍之元氣尚未恢復，卻又丟失如此要港，則渤海灣之制海權業已由我掌握，由此以勢如破竹之勢迅猛攻破其根據地北京，為期不遠矣。”(55)

　　在1895年1月20至2月上旬進行的威海衛之戰中，北洋艦隊在日本陸海夾擊、腹背受敵的情況下，在已成孤島的劉公島上鏖戰多日，最終失敗。日本各大報紙以頭條新聞連日報道，向民眾傳達了北洋艦隊全軍覆沒的消息。

　　北洋艦隊覆滅后，日本眼中已無中國，(56)要求進攻北京的呼聲更加高漲。《團團珍聞》登載了日軍吞食中國失地的漫畫，其中便包括北京，并鼓勵日軍驅使占領地的中國人攻打北京。第一軍參謀福島安正也致書山縣有朋，認為北京守軍號稱18萬，但可謂勁旅者不及四五萬，故日軍“以3個師團的兵力即可輕取北京”。(57)

　　在一系列戰爭報道中，日本民眾作為受眾，當然不會無所表現。對于日本陸海軍的連戰連勝，他們開始時抱有僥幸心理，但隨著戰爭頻頻得手而增加了自信，至攻陷旅順則已確信日本優越于中國。(58)陸奧宗光寫道：“平壤、黃海戰勝前，暗自擔憂戰局勝敗的國民，現已毫不懷疑戰爭的勝利了，而是關注我國旭日軍旗何時插到北京城頭。人們都充滿了雄心壯志、快樂狂歡、驕傲高慢，迷醉于歡聲凱歌之中，對于將來的欲望急劇膨脹。”(59)在日軍每戰必勝、中國每戰必敗的宣傳中，日本民眾“對中國轉為極其蔑視的心態”，(60)這甚至表露于日常生活。黃海海戰后，兒童在玩耍奔跑競賽、相撲游戲時，辱罵失敗者是“支那”。在一種名叫“面子”的游戲中，“支那兵投降圖”、“我國騎兵蹂躪豚軍圖”、“黃海擊沉清艦圖”等面具流行一時。即便在成年人之間，撒謊者也會被謾罵為“支那政府”，吹牛者會被嘲諷為“李鴻章”。(61)慶祝日軍勝利的國民大會更是充斥于各地。

　　其次是有關中國軍紀渙散、貪污腐敗、臨陣脫逃等現象的刻畫與宣傳。

　　《日清戰爭實記》以《清兵在軍營攜帶玩具》為題做了描述：有將軍攜帶妓女的，有打著蝙蝠傘的，有帶著鳥籠的，隊伍里有唱歌的，有怒罵的，有快走的，有慢走的，千差萬別、千奇百怪。(62)豐島海戰后，《郵便報知新聞》譏諷中國“軍艦外貌修飾得堪與泰西各國媲美，但艦內設備極不完備。大炮看似完美，內部卻早已生銹，槍筒內全已腐蝕，實際根本不抵用。”(63)還有報道稱中國文武官員十指都留著長指甲，任其自然生長，“以平時拱手閑坐為風韻體面。”(64)

　　甲午戰爭中，中國陸海軍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臨陣脫逃事件，這對講究殺身成仁、推崇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民眾來說，是可資笑談與鄙夷的絕佳材料。《日清戰爭實記》寫道：“支那大將身形高大、力氣超群，貌似可指揮三軍，然一旦開戰就變成弱蟲一條，尚未聽到槍聲就已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婦女衣裝，企圖蒙混過關。”(65)從軍記者山本忠輔如是描繪了成歡、牙山之戰中堪稱精銳部隊的李鴻章旗下“練軍”之丑態：

　　清將聶(士成——作者注)僅次于清軍副將葉志超，是李(鴻章)總督旗下的名將，歐美人無不知其姓名者，在征討馬賊過程中屢立奇功。然……聶之狼狽真是徒有虛名……當我軍圍攻聶營發起猛攻時，聶迅即棄營而逃，還脫掉軍服，連大將寸刻不能離手的文書包也棄之不管……清兵逃跑時，軍服靴帽扔得到處都是，鉆進農家，搶走朝鮮人衣服，改裝而逃……牙山是其根據地，本以為要背水一戰……豈料到牙山一看，他們競丟下幾十萬發彈丸、六七百袋(七斗一袋)軍糧逃跑了……嗚呼，憑此等羸弱之兵還欲在弱肉強食之世界夸耀獨立，妄想將朝鮮作為屬邦與我國一爭高下，實在是愚昧之極，令人忍俊不禁。(66)

　　戰火蔓延到中國本土后，清軍也未能遏制逃跑現象。《東京朝日新聞》報道在金州之戰中，清十營“新募兵一聽到我軍進攻金州城的炮聲便落魄而逃”。(67)大連之戰中，清軍在日軍“槍劍尚未進逼到壁壘時就已逃遁”，大連炮臺“兵不血刃”為日軍所獲。該炮臺“系用洋式近代筑城法建筑，壁壘堅固，大炮、彈藥完備”，故該報慨嘆“清軍所據炮臺如此堅固，且具備各種口徑大炮，卻不能頑強防御而以逃跑為事，著實令人震驚”。(68)

　　不僅陸軍，北洋艦隊出現的臨陣脫逃現象也頗為嚴重。黃海海戰中，濟遠、廣甲兩艦就不服從命令先行逃跑。(69)根據日艦高千穗的從軍記者佐伯安報道，清軍將卒“惜命不惜名，開戰之初來勢兇猛，一旦露出敗相便爭先恐后逃跑，不服從長官命令，陣形紊亂秩序失調，導致愈益失敗”。(70)在威海衛海戰中，被日軍抓獲的逃兵為保全性命，將極為重要的機密泄露給陣前大敵。(71)北洋海軍保存完整的十艘魚雷艇支隊在戰爭中毫無建樹，卻在劉公島決戰中由管帶王平、蔡廷干率領結伙逃跑，結果被日本抓獲。(72)

　　中國官員的腐敗也給日本民眾的對華觀帶來了重大影響。《日本》以如下報道揭示、嘲諷清軍的腐敗。“淮軍一將衛汝貴身率十余營于平壤，而私囊營兵糧餉奉銀十余萬兩不發，將之密送于上海，托于外國銀行匯兌，轉至家鄉以為家計。營兵憤懣由內而潰……又有天津道臺盛宣懷負責從德國購買三十萬挺小槍及附屬彈藥，卻買來廢舊槍支與粗劣彈藥充數，私囊二百萬弗。事敗露，李鴻章怒而掌其頰……卻終不糾其罪。”(73)小室重弘在《自由黨黨報》中批判中國將帥“并不把戰爭視為國家憂患，而是為自家營利的大好時機，僅帶二、三千兵卻聲稱一、二萬，虛報兵數，狡獪地私囊銀給，榨取國帑……實為國家蠹蟲”。(74)

　　最后，日本媒體對中國的丑化性報道，也嚴重地影響了盲從的日本民眾。戰爭報道、小說及從軍日志，大多為煽動民眾而刻意對中國使用侮蔑性言辭。日本民眾在上述戰爭報道及參戰家屬來信中形成了中國愚昧、落后、腐敗、懦弱等認識，盲目地接受了政府及傳媒所導向的蔑視型對華觀，從而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為日本侵華政策的牽制者，而只能成為隨波逐流者乃至推波助瀾者，成為近代日本不斷推行侵華政策的“社會基礎”。

　　三、對中國病癥的分析與蔑華觀的固化

　　日本對甲午戰爭的關注并未停滯于對事物表象的描述與渲染上，還深度分析了雙方勝負原因。了解之，既有利于把握日本蔑華觀定型固化的過程，也有助于更為客觀地審視自我、反省不足。

　　一般說來，包括軍力與財力在內的國家實力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說：中國地大物博，“聘西人教習泰西兵法，與我國均歷二十余年，人數既多于我，而餉糈又厚于我”，至于旅順、威海“系天然險阻，若奮力據守，非一年半載斷難得手，今乃取之如拾芥固”，然“非我國之強，亦非中國之弱，不過中國讓我成功耳”。(75)改進黨的島田三郎亦認為中國占據了地利、武器與糧餉優勢。(76)從軍記者渡邊久太郎目睹旅順軍港繁華得如同神戶、橫濱，房屋鱗次櫛比，行人服飾華美，其心境如同鄉下人來到東京，并感嘆旅順的溝塹炮臺值得日本學習。(77)這種情況并不局限于旅順，《萬朝報》還驚訝地發現：“所到之處陸地防備極為堅固。各地都筑有炮臺城郭，設有數十門乃至百余門巨炮，很多日本兵器反而落后不及。至于海岸防御，大連灣、旅順口、威海衛等姑且不論，就連名不見經傳之地都設有炮臺守軍，不知支那于何時將海防建設得如此周密。”(78)

　　可見，在日本眼里，當時中國的軍事設備及經濟發展水平并不落后，人口及國土資源更是數倍于日本，但戰爭的結果卻令世界觸目驚心，中國以大敗小、以“強”負“弱”，導致在國家實力與戰爭勝負之間出現一個看似悖論的結果。人們在百余年來始終不渝地探討這場影響中國歷史命運之戰的勝負原因，卻很少涉足親歷戰場的對手——日本對該問題的看法。事實上，日本有大量的從軍記者、政治家、浪人等從思想、制度及國民性層面深度挖掘了中國戰敗的原因。

　　其一，在思想層面上，認為清朝拘泥于妄自尊大的華夷思想，消極對待精神與制度層面的近代化改革是導致戰敗的根源。

　　《萬朝報》直陳中國倨傲自大，“自稱中華，視他國為夷狄，嘗不能擺脫中華不以夷狄為敵的迷信”，而這種迷信轉為自滿心理，自滿心理又轉為士氣沮喪，士氣沮喪化為國防頹廢，國防頹廢化為兵制紊亂，兵制紊亂帶來連戰連敗。(79)該分析雖不全面，但切中要害。明治維新后，日本不僅認識到引進歐美器械文明的必要性，而且意識到只有首先學習西方自由進取的精神風氣與民主的政治制度，方可水到渠成地獲取西方物質文明，(80)所以在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等領域自上而下地推行了一系列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反觀清政府在兩次鴉片戰爭后未能擺脫“華夷思想”之束縛，仍以“中華”自居，墨守成規、恪守舊制，輕視除近代軍工業以外的西方文明，嘲笑日本的政治改革是“輕佻躁進”，鄙夷其為“模擬歐洲文明之皮相的小島夷國”。(81)這種認識決定了清朝無法像日本那樣及時采取全方位的近代化路線，而是堅持“中體西用”的理念，固守封建專制統治。正是由于中日在面對強勢的西方文明時采取了上述兩種不同態度，導致兩國在近代國家的形成及近代化建設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發動甲午戰爭之際，日本已漸趨完成近代國家的建設并確立資本主義制度，(82)清朝卻在封建專制體制上原地踏步。因此，甲午戰爭是近代國家對傳統封建帝制國家的侵略戰爭，日本以“小”勝“大”也就不足為奇。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佑亨在致丁汝昌的勸降書中談及：日本在三十年前就已切實廢棄舊治道，吸收新事物，并將此作為維護國家獨立的首要任務，方才帶來了連戰連勝。而清朝之所以有今日，并非一君一臣之罪，而是固守舊道所致。(83)福澤諭吉也在慶應義塾大學出身的議員的同窗會上分析日本的戰勝是“文明開化所賜”。(84)自由黨看到中國雖有慧眼之士要求革新，但清政府卻不積極，原因在于一旦改革，其命運就危在旦夕，他們“只怕丟掉愛新覺羅所征服的版圖，無暇顧及國民的命運”。(85)

　　其二，在軍事制度方面，認為封建性的軍制導致了清朝的戰敗。

　　首先，軍制的封建割據導致中國無法舉全國之力抵御日本。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創始人荒尾精憑其多年在華偵探經驗，于1894年10月寫下《對清意見》一書，分析清朝軍制存在如下弊病：清政府由于害怕改革軍制、將全國兵權總攬于中央打破祖宗遺法、破壞全國均衡，從而動搖滿族統治，故在軍制上維護封建割據狀態，“在各省設置總督巡撫，任以兵馬權，統領綠營軍，恐其背叛，割財政權予布政使、儲糧權予糧儲道、武器權予兵備道。”(86)為遏制各省聯合叛亂，又規定各營以防衛各自駐地為本職，一省需從他省借調援兵，須上諭準許方可進行，即便接到應援諭旨，若出于本省防務之需，亦可拒絕赴援。因此，甲午戰爭期間中國未能舉國一致共抗日本。山路愛山在《支那論》一書中就此寫道：大多數中國人未覺這是中國與日本帝國之間的戰爭，“各省大員認為那是直隸、滿洲跟日本之間的戰事，與己無關，故既不出糧餉，也不出軍隊。”(88)改進黨的尾崎行雄也看到日本“并不是在與支那而是與直隸省作戰，而后隨著戰線的擴大，才開始與支那(也只不過東海岸數省)相戰”。(88)

　　其次，軍制割據導致中國未能建立統率全局的作戰指揮系統，陸海軍之間及內部都缺乏協同作戰機制。威海衛之戰，中國陸海軍各自為戰，日軍首先輕松突破陸上防御，占領周邊主要炮臺，致使北洋艦隊腹背受敵。日軍在花園口和榮成灣大部隊登陸時，竟未遭到北洋艦隊與岸上陸軍的聯合阻擊，致使日軍無一傷亡便輕松拿下榮成。(89)陸軍內部各營也都各事其主，旅順失陷前，清軍共30余營，但“六統領不相系屬”，“諸將互觀望”，“致以北洋屏障拱手讓人”。(90)南洋、福建、廣東三水師對北洋戰事如同隔岸觀火，拒不增援。海軍衙門會辦大臣李鴻章承認“華船分隸數省，畛域各判，號令不一”。(91)尾崎行雄亦發覺清朝四支水師各自為陣，“皆處于半獨立狀態，甚至暗地里將對方視為敵人”。(92)荒尾精分析清軍這種“即便中央政府，亦難使其服從一將統一指揮”的情況，是由兵權分屬各地總督、缺乏統一指揮造成的。(93)

　　再次，軍事割據導致中國未能建立統一的兵法與武器規格體系，這極不利于近代大規模作戰。根據日本現存相關寫實繪畫等資料可以發現，當時日軍武器與服制都已近代化，武器是帶有刺刀的槍支，槍柄較長，刀鋒銳利，既利于長距離射擊，又利于近距離搏斗。清軍武器與服制則均未完全近代化，傳統武器矛頭短鈍，(94)近代武器種類和規格千差萬別，槍炮不通用，子彈不對號，兵法不一，難以統一號令。荒尾精分析這是由各地總督巡撫“各自任意制定兵制，進行訓練”造成的。他還看到清朝全國有八旗綠營共80余萬兵，但除“練軍”外，“皆為手執大刀長矛的舊式兵，士氣操練均無可觀之處”。(95)

　　武器兵法不一，則難以組織統一訓練，又兼倉促應戰，導致清軍技術不及日本。改進黨要人、早稻田大學校長高田早苗講道：甲午戰爭“猶如大力士與柔術手格斗，清國擁有四億人口，力量自然勝于我國，然彼不懂戰術，我則熟知之，故以我之有術抵其無術，恰如柔術手擊斃大力士。”(96)成歡之戰，日軍見地勢險要，以為短期內難以攻克，但清炮兵不懂戰術，據地利卻不攻擊日軍炮營，只朝其步兵射擊，還算錯距離，日軍無一傷亡。(97)清軍所持乃連發槍，日軍所持不過是名為“村田”的單發槍，(98)清軍卻“不懂射擊方法，命令一下便將七發子彈全部打盡”，日軍則在清軍射擊時伏于地面，乘其重安子彈時襲擊，頗為有效。(99)金州之戰，城頭設有36門大炮，日軍處于射程之內，炮彈卻“始終落在固定位置”，絲毫不能阻擋日軍前進。(100)

　　北洋艦隊在軍事技術上也與日本海軍相比存有差距。黃海海戰，北洋艦隊初遇日艦時，在雙方遠距6000—5000米處便開始發炮，即便旗艦定遠發出的巨炮亦不能擊中日艦，(101)日軍則為確保命中率在駛近3000米處才開始發炮。(102)蔡廷干作為北洋艦隊魚雷支隊的負責人，卻不懂魚雷夜間偷襲的功效，被俘后反問日本為何趁夜偷襲蝸居于威海衛的北洋艦隊，結果貽笑大方。(103)因此，有日本人認為“技術的不熟練”是北洋艦隊大敗的要因。(104)

　　此外，清朝沒有建立近代征兵制，沿用封建舊兵制，未能確保兵員質量。近代征兵制與武器的近代化及民族國家的誕生緊密相關。日本于1873年發布旨在建立全民皆兵體制的征兵令，1889年對男性國民賦予了全民皆兵義務，這對其在甲午戰爭中取勝發揮了重要作用。《國民之友》分析道：“征兵令使平民接受了武士訓練。過去作為士族特長的武士道通過征兵令滲透到平民中間。平民曾認為執槍上陣殺敵、死于主君馬前只是武士的職責，但現在平民亦知自己與武士具有同等任務。”(105)日本在甲午戰爭時人口不及中國十分之一，但通過征兵制確保了兵員數量及質量。清軍則采用傳統的募兵制招收兵員，且缺乏訓練。荒尾精指出，這些兵員大多“不解武器用法，不知兵法為何”，“平時充溢于各省，不是鼠竊狗盜擾亂地方，就是賭博淫酒敗壞風俗。”(106)山本忠輔有關金州之戰中新募兵逃跑的報道也證明了募兵制的弱點。《團團珍聞》還以漫畫的形式諷刺募兵制，應募者為錢而來，甚至其中還有殘疾人。

　　其三，日本還從民族性出發分析中國戰敗的原因。首先，中國人無近代國家思想，無愛國觀念。尾崎行雄在1895年的《支那處分案》一書中寫道：一個國家要想在列強競爭如此激烈的時代維護獨立，人民就必須具備國家思想;若無國家思想，其國必亡。但中國人“知道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尚不知國家為何物，焉有國家思想乎?”(107)在北洋艦隊投降交接時，廣丙號艦長以“我艦屬廣東艦隊，不屬北洋艦隊”為由，拒絕交艦，日本將此作為“支那人無支那概念之確證。”(108)小室重弘嘲諷清朝的封建專制導致人民缺乏愛國心：“在專制國內，天下非天下之天下，乃君主一人之天下，國家非國民之國家，乃君主一人之財產。是以唯其主人君主才獨愛其國，余者庶民百姓……視國家之安危存亡，不過君主自身之安危存亡矣。”(109)

　　尾崎與小室的上述分析可謂切中時弊。日本的近代化改革確實留有許多封建殘余，但畢竟在甲午戰爭之際基本完成了由封建國家向近代國家的轉型。尤其是其近代教育制度的實施培養了國民的近代國家思想，為主君獻身的封建武士道精神被嫁接到天皇制近代國家身上，打造出全民性的“忠君愛國”精神，日本士兵“了解護國義務，明白士兵職分，理解國家榮辱……心系國家利益”。(110)中國則依然處于封建專制統治之下，固守科舉制，沒有建立旨在培養近代國民的教育制度，所以絕大多數士兵“并非出于國民義務、為愛國精神驅使參戰，而是為獲得給銀，以私自家囊中”。(111)這導致了大量不戰而逃的現象，從而帶來了連戰連敗。《東京朝日新聞》便認為“清之軍艦、炮臺、連發槍及武器，均有超出我國者，卻屢戰屢敗，皆由將卒怯懦所致”。(112)

　　其次，中國吏治腐敗。尾崎行雄就尖銳地指出清朝吏治腐敗，丑陋至極。(113)駐華公使大鳥圭介批判科舉制度造成官吏社會乃至整個國家的腐敗。(114)自由黨也批評中國人“多年耗財修學及第，為官目的在于名利，故收斂貪污之臣成群”。(115)荒尾精從財政制度上分析了清朝吏治腐敗的原因：戶部歲入不過一億三千余萬圓，過半被充作軍費，官吏俸銀甚少。清政府明知各省官吏悉為利祿而仕，于是默許其以各種名目聚斂民財。此策可使清政府博得廉潔之名，免招民怨，但人民所受苛捐雜稅卻至少超過正稅5倍，悉為大小官吏私吞。(116)

　　再次，中國人具有文弱的民族性情。尾崎行雄評價中國人“乃尚文之民，非尚武之民，乃好利之民，非好戰之民”，批判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未能制造出一擊置人于死地的鋒利武器，而以戰場為“旗鼓競賽會”。(117)荒尾精在批判中國文弱氣質的同時，分析其成因：中國歷代有貴文賤武之風，俗諺有云“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清政府對此大加利用，誘導漢人日益朝著文弱的方向發展，采取“貴文賤武”、“以文抑武”的政策，甚至連用兵都任文官為統帥。然而太平日久，文弱之風已成。文官平生不是貪污受賄、中飽私囊，就是在詩酒之間較量指甲長短，向來不留意軍務。又有武人通過騎射考試錄用之制，但高級將校大多目不識丁，平時沉溺于酒色與賭博，毫無志氣與操練，故所謂洪秀全“一介草賊”便可崛起橫行，所到之處文武百官棄城而逃。荒尾認為“若不徹底改革文弱之弊”，中國就無旺盛之元氣，但清政府害怕尚武風氣會讓漢人強盛起來危及大清江山，故即使面臨外來侵略也斷不會實施真正的軍制改革。(118)

　　由上觀之，日本對中國戰敗原因的分析是較為深入的。但是，這種分析在促使蔑視型對華觀定型固化的同時，還給其對華政策帶來了深遠的不良影響。上述諸種病癥在此后中國展開的一系列近代化改革與革命中逐步得到改善，日本卻為其侵華欲望不斷膨脹，長期未能改變諸如中國人文弱、無愛國心等觀念。這種觀念誤導日本深信可以輕易征服中國，成為誘使其進一步采取侵華行動的認識誘因。

　　四、蔑視型對華觀的升級及其影響

　　甲午戰爭拉開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國本土的黑幕。在此后的50年間，日本不斷推行侵華政策，甚至膽大妄為地發起全面侵華戰爭。近代日本為何對偌大的中國施以野蠻的侵略行徑?除此前被廣為論及的國際環境、近代天皇制、國家戰略、近代化缺陷、皇國觀念、武士道精神及軍國主義傳統等因素之外，蔑視型對華觀在日本政界升級、病變為“侵略客體觀”，也是不容忽視的思想動因。

　　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政治處于“藩閥專制”的鼎盛時期，以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為代表的藩閥執掌內政外交，自由黨、改進黨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黨構成推動議會民主制發展的基本力量。藩閥與政黨在國內民主問題上爭執不下，但在對華擴張上卻高度一致。甲午戰爭后政界除與普通民眾一樣形成蔑視型對華觀外，其對華認識還在以下兩個方面發生了變化。

　　其一，中國的東亞大國地位已為日本取代，確立了妄自尊大的“東洋盟主觀”。

　　如前所述，日本早在1880年代既已興起“東洋盟主”意識，但當時不論是在東亞國家還是在歐美列強看來，屬于儒家文明圈的東亞地區，其盟主當屬該文明的發源地且長期主導該地區國際秩序的中國。但是，甲午戰爭不僅打破了中國僅存的屬國朝鮮與之長期維持的朝貢關系，而且扭轉了歐美國家的對日、對華觀。日本對中國及中華民族亦表現出極端否定與歧視的態度，而對大和民族的自豪、對天皇制的推崇及對武士道的盛贊卻無以復加地充斥于各界，(119)“東洋盟主論”隨之甚囂塵上。

　　自由黨作為眾議院第一大黨在甲午戰爭期間就已公開表達了稱霸東亞的野心：“我國作為東洋文明之先導，為鼓吹亞細亞革命而奮起，即要……將旭日旗插上喜馬拉雅山頂，稱霸東洋，馳騁于世界強國之競爭舞臺。”(120)改進黨作為眾議院第二大黨所顯示的東亞盟主意識更為強烈，其喉舌《每日新聞》在開戰前就鼓吹“日本實乃東洋之盟主也、先進也”，(121)在戰爭過程中該報愈益狂妄，宣稱“通過此次征服清國，東洋大局已定。值此之際，茍有阻礙我國前進者，就應斷然排斥之，唯有貫徹獨自之本領，方能掌握東洋之霸權，以與歐洲列強爭雄”。(122)伊藤博文內閣的喉舌《東京日日新聞》也表達了極度膨脹的“東洋盟主”野心：“朝鮮之北、臺灣之南，無不可取，若將清之中樞各部收歸于我，擴大規模，遂大日本問題可得正當解決。”(123)

　　為確保“東洋盟主”地位，日本企圖通過割地、賠款等方式沉重而殘酷地打擊中國，使之不能東山再起。黃海海戰后，政界開始探討“北京城下之盟”，即占領北京后的媾和問題。國民協會首領品川彌二郎在接受綜合雜志《太陽》采訪時，繼承吉田松陰之遺志，揚言將“天皇圣駕遷到支那本部”，為防止中國“卷土重來”、對日復仇，須“割其版圖要地為我所有”。(124)改進黨提議除割地外還需“在財政上收取足以使之屈服的賠償”，以使中國“永不翻身、永不復仇”。(125)黨首大隈重信強調“攻占盛京、直隸兩省之要地，進攻威海衛占領山東、進入江蘇，同時派遣第三軍團，速占臺灣”。(126)該黨骨干島田三郎還強調了占領臺灣對于維護其“東洋盟主”的意義：“從清國割占全島，可與琉球八重山諸島連為一體成為東洋第一藩鎮，據此可控東洋制海權，我國之一喜一憂迅即牽動東洋之治亂興衰。”(127)自由黨也為防止中國重新崛起提出如下媾和條件：割取盛京省及臺灣;對日賠償5億圓;賠償全部還清之前，日本駐軍于中國各要地，軍費由中國負擔。(128)該黨森本駿明確闡釋了占領臺灣對于防止中國復仇的意義：“他日清國復與我滋生事端，最便于侵襲我國沖繩諸島”，“尤清國于沖繩問題至今因琉球案件不能釋懷”，而臺灣與沖繩相鄰，“是真正的一衣帶水之地”，故“他日清國向沖繩進攻，必以臺灣為根據地，若無此地，將來即使恢復國力，亦難出兵”。(129)上述主要意見均被日本政府納入談判，并落實于《馬關條約》中。

　　1896年后，盛極一時的“東洋盟主論”因受“三國干涉”的打擊而受挫。此時，日本學界掀起了文明層面上的“東洋盟主論”。1902年，岡倉天心提出以日本為金字塔尖的“亞洲一體論”，(130)強調日本文明在亞洲內部的優越性，貶斥中國由于歷朝戰亂及外族入侵導致“除文獻與廢墟之外，無任何可使人想起唐代帝王之榮華與宋代社會之典雅的標識”，褒揚日本才是“真正承載亞洲思想與文化的倉庫”、是“亞洲文明的博物館”。(131)1905年，日本打敗俄國，在政治及軍事上確立了世界大國與東北亞霸權地位，其“東洋盟主觀”亦從迷夢變為“現實”。由此，日本更加確信其文明的優越性，以大隈重信為代表的政、學界要人紛紛宣揚“東西文明調和論”，認為世界只有日本調和了東西兩大文明，(132)故日本“于東洋是西洋文明的中介，于西洋是東洋文明的代表”，“在東西文明融合中，處于絕對主導地位”。(133)此后，日本便企圖在東亞地區以其特有的皇國思想、武士道精神與西方文明之“先覺”為由，用日式霸道文化取代中國王道文化，建立以其為盟主的新秩序，最終演化為黃粱一夢的“大東亞共榮圈”。

　　其二，中國從競爭對手淪為行將亡國的“破落戶”，建立了“中國亡國觀”。

　　甲午戰爭以前，盡管日本屢次挑戰中國的東亞大國地位，但無論在朝鮮問題上，還是在國際權重上，中國于日本而言在客觀上依然是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但戰后，日本政界普遍認為中國會遭到列強瓜分與內部分裂的雙重危機走向滅亡。改進黨的尾崎行雄早在中法戰爭中就通過實地考察發現，清朝綱紀敗壞、道德腐敗、民族分裂，必定走向滅亡。他認為中法戰爭后中國之所以未亡，是列強不了解清朝真相所致，然甲午戰爭暴露了清朝的腐敗無能，故“由列國之誤解與救護而維持余生的清國，至此勢必滅亡”。(134)自由黨也認為中國行將亡國，“慘敗衰頹的清朝，只不過是一個空然擁有龐大國土卻不能自立的國家。土崩瓦解之勢已成，必然走向四分五裂。”(135)伊藤博文系下的《東京日日新聞》在攻陷旅順后旋即做出如此判斷：“清國陸海軍都如此缺乏戰斗力，其行政幾乎不能統轄庶民，有土崩瓦解、四分五裂之勢，歐洲國家必定乘機制造各種口實瓜分獅子。”(136)1899年5月，時任首相的山縣有朋亦于《關于清朝特使的意見書》中，在“中國亡國觀”的判斷基礎上闡述了長期對華擴張政策：“觀清國形勢，歐洲列強于清國版圖內到處擴張利益線，顯然，清國地圖最終將被赤、橙、藍分開，其國將如猶太人國亡而人種存。值此之際，我國將來亦當盡量擴張利益線。”(137)

　　民間亦充斥著“中國亡國觀”與侵華論調。吉野作造如是回憶：“維新后吾人停止了對最早引進文物制度的老師——支那的尊敬，唯有武力一點難以輕侮，但通過此次戰爭，就連這點體面也悲慘地剝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獅是錯誤的，獅子已經疾死。”(138)《大阪朝日新聞》還以甲午戰爭導致中國面臨亡國危機為借口，恬不知恥地倡導日本應盡“東洋盟主”的“天職”，“做好將來把支那分成若干獨立國或分建附庸國的覺悟與準備。”(139)

　　可見，甲午戰爭后，日本在“東洋盟主”欲望的極度膨脹中，產生了“中國必亡”的錯覺，不復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而是可以無視主體性與感情的侵略對象，從而形成了“侵略客體型”對華觀。

　　上述對華觀在此后的50年間始終未能得到修正，并被嵌入日本對華戰略及決策的制度框架。1897—1898年，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更加強化了日本的“中國亡國觀”與“侵略客體觀”。此后，中國面臨亡國危機，先后掀起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國民革命等救亡圖存的改革與革命運動，但日本政界、軍界乃至知識界的主流對其積極意義均予否定，甚至以表象為據反向理解各種革新運動會促使中國更為迅速地走向分裂與崩潰，堅持中國無法建立近代統一國家得以重生的陳腐觀念。由于這些勢力或直接位于決策地位制定政策，或處于決策周邊提出議案，或置身于駐華使館及軍事機構提供相關情報，或活躍于言論界主導輿論，故上述對華觀通過各種渠道融入日本對華戰略及決策的制度框架。當觀念被嵌入制度卻又缺乏“新陳代謝”時，就會規定政策的方向，并排斥其他的政策選擇。(140)日本通過甲午戰爭形成、鞏固的“蔑華觀”升級、病變為“東洋盟主觀”與“中國亡國觀”，進而形成“侵略客體觀”，最終演化為導致其在近代不斷推行侵華政策、進而發動侵華戰爭的認識根源與思想鴉片。從甲午戰爭開始后的50年，日本走上了不斷發動侵華戰爭的不歸之路，錯誤的認知、反動的政策、罪惡的軍事侵略最終導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徹底失敗。

　　注釋：

　　①近年以來有關甲午戰爭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戚其章《甲午戰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關捷等編《中日甲午戰爭全史》6卷本(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戚其章主編《甲午戰爭九十周年紀念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等主編《甲午海戰與中國海防——紀念甲午海戰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戚其章、王如繪主編《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甲午戰爭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另外有大量探討甲午戰爭起因、勝負原因及其影響的論文，其中以孔祥吉《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上層人物的心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陳政生《北洋海軍與甲午海戰》(《國防》1994年第9期)、戚其章《從制海權看甲午海戰的結局》(《東岳論叢》1996年第4期)、蘇小東等《北洋海軍在甲午戰爭中的后路保障》(《軍史歷史研究》2005年第3期)等為代表。

　　②近年來嚴紹璗、王曉秋、王屏、劉岳兵、史桂芳等學者開始重視日本的對華觀研究，但尚缺乏對甲午戰爭前后日本對華觀之轉變過程的詳細考證。

　　③關于近代以前的日本對華觀可參見王屏：《論日本人“中國觀”的歷史變遷》，《日本學刊》2003年第2期;朱莉麗：《1369—1599日本各階層對華觀初探》，博士學位論文，山東大學，2007年。

　　④有關鴉片戰爭對日本對華觀的影響可參見王暁秋：《ァへン戰爭から辛亥革命：日本人の中國観と中國人の日本観》，中曽根幸子、田村玲子訳，東京：東方書店，1991年。

　　⑤久米邦武編：《特命全榷大使米歐回覽実記》第1巻，東京：巖波書房，1993年，第82頁。

　　⑥春畝公追頌會：《伊藤博文壇》(上)，東京：統正社，1944年，第638頁。

　　⑦石田雄編：《近代日本思想大系2福沢諭吉集》，東京：築摩書房，1975年，第89頁。

　　⑧福沢諭吉：《時事小言》，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5巻，東京：巖波書店，1959年，第212頁。

　　⑨本山幸彥：《明治前半期にねけるアヅア観の諸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人文學報》第30號，1970年3月，第52頁。

　　⑩中央五大報紙是指：《東京日日新聞》、《郵便報知新聞》、《朝野新聞》、《東京曙新聞》、《東京橫濱每日新聞》，日均發行量都在5000—10000份之間。

　　(11)芝原拓自：《対外観とナツョナリズム》，芝原拓自、豬飼隆明、池田正博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対外觀》，東京：巖波書店，1996年。

　　(12)參見伊藤之雄：《日清戰爭前の中國、朝鮮認識の形成と外交論》，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4年。

　　(13)所謂“豬尾奴”，音為“tyantyan”，是對清朝男子扎辮子風俗的形容與嗤笑，以此蔑稱中國人。

　　(14)小松裕：《近代日本のレイツズム——民眾の中國(人)観を例に》，熊本大學文學部《文學部論叢》第78號，“歷史學篇”，2003年3月。

　　(15)《臺灣事件大成功》，《新聞雜誌》1875年2月14日，收于中山泰昌編著：《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2巻，東京：本邦書籍株式會社，1982年，第230頁。另外，所謂“四百余州”是指中國。

　　(16)德富豬一郎：《敗戰學校》，東京：寶雲社，1948年，第32—37、48—51頁。

　　(17)《支那揚武號來航》，《東京曙新聞》1876年1月7日，收于中山泰昌編著：《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二巻，第467頁。

　　(18)《支那決して軽侮すべからぢるなり》，《東京日日新聞》1875年11月28日，收于芝原拓自、豬飼隆明、池田正博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対外観》，第259頁。

　　(19)杉山繁：《清國軽視ス可ヲザル論》，《郵便報知新聞》1878年1月12日，收于芝原拓自、豬飼隆明、池田正博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対外観》，第260-262頁。

　　(20)國內對于“興亞派”的研究可參見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盛邦和：《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日本亞洲主義》，《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戚其章：《日本大亞細亞主義探析——兼與盛邦和先生商榷》，《歷史研究》2004年第3期;盛邦和：《日本亞洲主義與右翼思想源流——兼對戚其章先生的回應》，《歷史研究》2005年第3期;楊棟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亞洲主義”思潮辨析——兼與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日本學刊》2009年第3期等。

　　(21)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9巻，東京：巖波書店，1960年，第23—24頁。

　　(22)草間時福：《東洋連衡論》，《郵便報知新聞》1879年1月19日，收于芝原拓自、豬飼隆明、池田正博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対外觀》，第267—268頁。

　　(23)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8巻，東京：巖波書店，1960年，第30頁。

　　(24)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10巻，東京：巖波書店，1960年，第240頁。

　　(25)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10巻，第239—240頁。

　　(26)具體參見曇里：《日清戰爭前後の亜細亜(上)：日清戰爭前の亜細亜》，《日本》1895年6月15日，“社論”，第1版。

　　(27)《自由新聞》1882年11月18日。轉引自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第114頁。

　　(28)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5巻，東京：巖波書店，1959年，第306頁。

　　(29)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66年，第137—138頁。

　　(30)千代田生文：《清國は復吳下の舊阿蒙にめらず》，《自由の燈》1885年6月27日，轉引自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第138—139頁。

　　(31)福沢諭吉：《外國との戰爭必ずしも危事兇事ならず》，《時事新報》1887年1月7日，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11巻，東京：巖波書店，1960年，第179—180頁。

　　(32)《海軍拡張》，《東京日日新聞》1887年3月17日，轉引自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第145頁。

　　(33)藤原正人編：《國民之友》第9巻，東京：明治文獻株式會社，1966年，第54—55頁。

　　(34)伊藤之雄：《日清戰爭前の中國、朝鮮認識の形成と外交論》，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第128頁。

　　(35)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第218—219頁。

　　(36)伊藤之雄：《日清戰前の中國、朝鮮認識の形成と外交論》，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第128頁。

　　(37)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藩領導層主導了明治維新，他們以各自的出身藩為依托形成派系，被稱為“藩閥”，由藩閥占據多數的內閣被稱為藩閥政府或藩閥內閣，該政治形態被譏為“藩閥專制”。

　　(38)丸山名政：《朝鮮國の保護を論のて日清の戰爭に及ふ》，《立憲改進黨黨報》第31號，1894年8月7日，第10頁。

　　(39)具體可參見伊藤之雄：《日清戰前の中國、朝鮮認識の形成と外交論》，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

　　(40)《朝鮮処分》，《自由新聞》1884年12月19日，收于芝原拓自、豬飼隆明、池田正博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対外觀》，第374頁。

　　(41)《支那論》2，《國民之友》第15巻第231號，第7頁;竹越與三郎：《支那論》，東京：民友社，1894年，第32頁。

　　(42)《支那論》，《國民之友》第14巻第230號，第8-9頁;竹越與三郎：《支那論》，第5頁。

　　(43)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14巻，東京：巖波書店，1961年，第491-492頁。

　　(44)西田長壽等編：《陸羯南全集》第4巻，東京：MISUZU書房，1970年，第579頁。

　　(45)藤原正人編：《國民之友》第15巻，東京：明治文獻株式會社，1967年，第85—86頁。

　　(46)嚴紹璗：《戰后60年來日本人的中國觀》，《粵海風》2006年第5期。

　　(47)荒畑寒村：《寒村自信》(上)，東京：築摩書房，1965年，第26頁。

　　(48)生方敏郎：《明治大正見聞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78年，第33—34頁。

　　(49)1891年日本小學義務教育的入學率達到50%。

　　(50)陸軍省編：《日清戰爭統計集：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戰役統計》下巻2，東京：海路書院，2005年，第1106—1107頁。

　　(51)有關階段劃分可參見戚其章：《甲午戰爭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86頁。

　　(52)《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9月22日，第1版。

　　(53)竹越與三郎：《支那論に題す》，《支那論》，第1頁。

　　(54)破扇子：《前途有望の時期に際して》，《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9月25日“社論”，第2版。

　　(55)破扇子：《旅順口の占領に就て》，《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11月27日，第3版。

　　(56)《眼中清國なし》，《自由黨黨報》第79號，1895年2月25日，第41頁。

　　(57)尚友俱楽部山果有朋関係文書編纂委員會：《山県有朋関係文書》(3)，東京：山川出版社，2008年，第156頁。

　　(58)《何故に我は清に勝てりや》，《國民之友》第15巻第240號，1894年11月，第5頁。

　　(59)陸奧宗光：《蹇蹇錄》，東京：巖波書店，1977年，第145頁。

　　(60)藤村道生：《日本アヅア観の變遷》，上智大學史學會：《上智史學》第22巻，1977年，第29頁。

　　(61)《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10月7日，第3版。

　　(62)《清兵軍中に玩具を攜ふ》，《日清戰爭実記》第4編，1894年9月29日，第95頁。另外，陳悅在“X檔案——甲午戰爭失敗疑云”節目中為致遠艦管帶鄧世昌養寵物狗正名而列舉日本松島旗艦上的牛也是寵物。根據松島艦水雷艇艇長木村浩吉的觀戰記錄，該艦上的牛并非寵物，而是食物儲備，同艦還帶有屠夫(木村浩吉：《黃海海戰二於ケル松島艦內ノ狀況》，東京：內田芳兵衛，1896年)。

　　(63)《外見ばかりの清艦：內部は腐蝕朽》，《郵便報知新聞》1894年7月29日。

　　(64)《長爪と清國軍人》，《日清戰爭実記》第5編，1894年10月19日，第96-97頁。

　　(65)《支那の大株》，《日清戰爭実記》第3編，1894年9月19日，第95-96頁。

　　(66)山本忠輔：《成激戰の実況》，《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8月9日，第1版。

　　(67)山本忠輔：《第二軍隨従記》第7，《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11月22日，第2版。

　　(68)山本忠輔：《第二軍隨従記》第6，《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11月25日，第1版。

　　(69)國內關于黃海海戰中是否是方伯謙所率濟遠艦首先逃跑的問題存在分歧。根據高千穗艦上的從軍記者記載，日軍游擊隊四艘兩側分別架有速射炮的巡洋艦首先集中火力進攻超勇、揚威，二艦受重創起火，超勇沉沒，揚威“逃向”西北方向的淺灘。北洋水師陣形大亂，日軍趁機發起猛烈進攻，旗艦定遠及經遠起火，平遠、致遠損毀嚴重，北洋艦隊不能支應，呈現敗勢，濟遠、廣甲首先朝著西南方向敗走。(《明治二七年九月十七日鴨綠江沖海戰の記》，《東京日日新聞》1894年11月11日，第7版)

　　(70)《明治二七年九月十七日鴨綠江沖海戰の記》，《東京日日新聞》1894年11月11日，第7版。

　　(71)日軍從來自劉公島的逃兵處探知：“同地支那軍艦有鎮遠、定遠、濟遠、平遠、威遠、廣濟八艘，鎮遠坐礁受損后用‘水泥’填補，故不能發射大炮，來遠尚未修好，廣濟無大炮，還有其他炮艦6艘及大型水雷艇7艘與小型水雷艇4艘，鎮遠艦長林太曾自殺是事實。”(《敵艦の消息》，《自由黨黨報》第78號，1895年2月10日，第29頁)

　　(72)青山好：《海洋島海戰記補遺》，《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9月28日，第1版。

　　(73)孤憤子：《隣に視れば笑ふ可し、自ら省みなだ奈何》，《日本》1895年1月5日，“社說”，第1版。

　　(74)小室重弘：《支那の愛國者》，《自由黨黨報》第70號，1894年10月10日，“社說”，第11頁。

　　(75)《述議和時問答語》，《申報》1895年4月8日(光緒21年3月14日)，第1版。

　　(76)島田三郎：《日清勝敗の原因》，《立憲改進黨黨報》第40號，1895年3月10日，第1頁。

　　(77)渡邊久太郎：《北進記》，《萬朝報》1895年5月10日。

　　(78)《支那の軍備拡張につぃて》，《萬朝報》1895年9月7日，第1版。

　　(79)《清國之將來を卜す》，《萬朝報》1895年2月3日，“社論”，第1版。

　　(80)福澤認為“文明”可分為有形的物質文明與無形的精神文明。衣服、飲食、器械、住所及政令法律等都是物質文明，而人民自由、進取之“風氣”是精神文明。物質文明易取而精神文明難求，但若先易后難會導致躊躇不前、走走停停甚至后退的結果，故“欲求西歐文明，必先難后易，先變革人心，而后改革政令，最后至有形物質”。(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北京編譯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8-10頁)

　　(81)陸奧宗光：《蹇蹇錄》，第44-45頁。

　　(82)依田憙家：《日中両國近代化の比較研究序說》，東京：龍溪書社，1993年，第135-136頁。

　　(83)《我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中が丁汝昌へ與えたる勧降書》，《東京日日新聞》1895年2月8日，第2版。該勸降書實由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嚴命令法律顧問有賀長雄起草。

　　(84)《福沢翁の時事意見》，《太陽》第1巻第2號，1895年2月5日，第156頁。

　　(85)《清國形勢論》，《自由黨黨報》第73號，1894年11月30日，第1頁。

　　(86)荒尾精：《対清意見》，東京：博文館，1894年，第50頁。

　　(87)山路愛山：《支那論》，東京：民友社，1916年，第7頁。

　　(88)尾崎行雄：《支那処分案》，東京：博文館，1895年，第115-116頁。

　　(89)《栄成灣上陸の公報》，《自由黨黨報》第77號，1895年1月25日，第33頁。

　　(90)中國史學會編：《中日戰爭》第1冊，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第39、156頁。

　　(91)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第2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27頁。

　　(92)尾崎行雄：《支那処分案》，第115-118頁。

　　(93)荒尾精：《対清意見》，第42-43頁。

　　(94)鈴木華邨畫作、遲塚麗水說明：《日清戰爭絵巻》第1巻(京城之巻)，東京：春陽堂，1895年1月。

　　(95)荒尾精：《対清意見》，第41-42頁。

　　(96)高田早苗：《戰爭と経濟》，《立憲改進黨黨報》第32號，1894年10月20日，第17頁。

　　(97)《清國砲兵戰術を知らず》，《日清戰爭実記》第3編，1894年9月19日，第96頁。

　　(98)山本忠輔：《日清戰闘余聞》，《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8月21日，“社說”，第2版。

　　(99)《清兵射擊之巧拙》，《日清戰爭実記》第4編，1894年9月29日，第96-97頁。

　　(100)山本忠輔：《第二軍隨從記(6)·金州城攻擊》，《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11月25日，第1版。

　　(101)《明治二七年九月十七日鴨綠江沖海戰の記》，《東京日日新聞》1894年11月11日，第6版。日本有関北洋水師開砲的距離也有4000米的說法。

　　(102)《海戰大捷の詳報：松村少尉の奏上》，《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9月25日，第1版。

　　(103)天野皎著、天野德三編：《入清日記等》全，兵庫：壺外書屋，1929年，第179頁。

　　(104)《海軍の実力》，《自由黨黨報》第78號，1895年2月10日，第11頁。

　　(105)《何故に我は清に勝てりや》，《國民之友》第15巻第240號，1894年11月，第7頁。

　　(106)荒尾精：《対清意見》，第46-47頁。自由黨黨報也注意到“清國無征兵制，通過傭兵制招集的人都是無產窮民、無賴賤夫”。(《清國形勢論》，《自由黨黨報》第73號，1894年11月30日，第4頁)

　　(107)尾崎行雄：《支那処分案》，第17-18頁。

　　(108)島田三郎：《日清勝敗の原因》，《立憲改進黨黨報》第40號，1895年3月10日，第2頁。

　　(109)小室重弘：《支那の愛國者》，《自由黨黨報》第70號，1894年10月10日，“社論”，第10-11頁。

　　(110)《何故に我は清に勝っりや》，《國民之友》第15巻第240號，1894年11月，第7頁。

　　(111)小室重弘：《支那の愛國者》，《自由黨黨報》第70號，1894年10月10日，“社論”，第10頁。

　　(112)山本忠輔：《第二軍隨従記》第7，《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11月22日，第2版。

　　(113)尾崎行雄：《支那処分案》，第20-26頁。

　　(114)大鳥圭介：《日清教育の比較》，《太陽》第1巻第9號，1895年9月5日，第154-155頁。

　　(115)《清國形勢論》，《自由黨黨報》第73號，1894年11月30日，第4頁。

　　(116)荒尾精：《対清意見》，第51-56頁。

　　(117)尾崎行雄：《支那処分案》，第26-28頁。

　　(118)荒尾精：《対清意見》，第37-40頁。

　　(119)如自由黨鈴木充美宣稱：“日本確實擁有大和魂這種應受尊崇的優良特性……而支那具有何種特性呢?他們貪得無厭、唯利是圖，不知羞恥。”(鈴木充美：《朝鮮改革論》，《自由黨黨報》第75號，1894年12月25日)

　　(120)梅田又次郎：《日清事件の終局を論ず》，《自由黨黨報》第67號，1894年8月25日，第11頁。

　　(121)《國民思想の進步》，《每日新聞》1894年7月8日，轉引自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第6頁。

　　(122)《英國の挙動》，《每日新聞》1894年10月11日，轉引自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第6頁。

　　(123)《大大日本》，《東京日日新聞》1894年12月8日，轉引自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第5頁。

　　(124)《征清の結局奈何：品川子の談》，《太陽》第1巻第1號，1895年1月5日，第161-162頁。

　　(125)尾崎行雄：《北京城下の盟約》，《立憲改進黨黨報》第36號，1894年12月28日，第6-7頁。

　　(126)《大隈伯時事談》，《立憲改進黨黨報》第35號，1894年12月8日，第27-28頁。

　　(127)島田三郎：《講和の條件》，《立憲改進黨黨報》第37號，1895年1月25日，第8頁。

　　(128)森本駿：《北京城下盟私議》，《自由黨黨報》第71號，1894年10月25日，第3頁。

　　(129)森本駿：《北京城下盟私議》，《自由黨黨報》第71號，1894年10月25日，第6-7頁。

　　(130)岡倉天心：《東洋の理想》，色川大吉編：《日本の名著》(39)，東京：中央公論社，1989年，第106頁。

　　(131)岡倉天心：《東洋の理想》，色川大吉編：《日本の名著》(39)，第108-109頁。

　　(132)大隈重信：《大隈伯演說集》，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7年，第514-515頁。

　　(133)大隈重信：《東西文明》，《新日本》第1巻第2號，1911年5月1日，第6頁。

　　(134)尾崎行雄：《対清政策》，《太陽》第1巻第1號，1895年1月5日，第41-42頁。

　　(135)《東洋の禍機》，《自由黨黨報》第73號，1984年11月30日，第32頁。

　　(136)《今後の対清策》，《東京日日新聞》1894年11月15日，第2版。

　　(137)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第251頁。

　　(138)吉野作造：《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義論集》第6巻，東京：新紀元社，1947年，第10頁。

　　(139)《所謂東洋の平和に何か》(二)，《大阪朝日新聞》1894年12月22日。

　　(140)朱迪斯·戈爾茨坦、羅伯特·O. 基歐漢：《觀念與外交政策：分析框架》，朱迪斯·戈爾茨坦、羅伯特·O. 基歐漢編：《觀念與外交政策：信念、制度與政治變遷》，劉東國、于軍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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