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資產階級當權派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特點

　　資產階級當權派的特點是：以權謀私。他們的這種特點是由他們的心理結構決定的，——他們的心中只有自己，而沒有國家、人民。他們把自己和他人對立起來，把自己和他人看作截然不同的兩個利益主體。在他們心里，公和私是分離的、對立的關系。

　　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特點是：他們把自己當作人民的一部分，把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當作一個整體。所以，他們心中考慮的是人民的整體利益，而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小集團的利益。所以，他們才能做到大公無私。因為他們心中沒有私，私屬于公。公私是一個整體。

　　資產階級當權派“胸懷私利”，無產階級革命派“胸懷天下”。

　　《焦裕祿》這部電視劇的主線之一就是以焦裕祿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同資產階級當權派之間在思想、政策等方面的斗爭。焦裕祿在蘭考的一年多時間里，無產階級革命派占了上風，所以，在這些革命家的帶領下，蘭考人民在治理三害上取得了很大成績。這些革命家心中想的不是個人生活是否舒適，他們心中想的是整個蘭考人民的利益。“治理三害”正是人民的利益所在。治理三害需要艱苦奮斗，于是他們就和蘭考人民一塊艱苦奮斗。他們把自己融入了人民之中。蘭考地區條件艱苦，焦裕祿當時并不是蘭考縣委書記的第一人選，是因為其他人都不愿意去，組織上才選擇了焦裕祿。那些不愿去蘭考的人顯然是把自己的利益從人民的利益中分離出來了。

　　焦裕祿到蘭考是在1962年冬天。在焦裕祿到來之前，蘭考有過這么一段歷史。當時的縣委書記叫王金壁。這是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當權派。他喜歡看戲，于是劇院第三排最好的座位就成了他一家人的專座，因此他就得了個“三排排長”的美稱。每次演戲，如果他還沒有來戲就不開場，群眾說：“不急，三排排長還沒到哩!”在1954年，一個叫張欽禮的人擔任蘭考縣長。這個人被蘭考人稱作“活地圖”，因為他對蘭考的地理地貌非常熟悉。也是他在54年到57年，領導蘭考人民在治理三害上取得初步成效。但到了1958年，由于不恰當的大煉鋼鐵政策，蘭考的樹林基本上被砍光了，也使風沙等災害又肆虐起來。

　　另外，當時蘭考縣委的組織部長叫孫躍堂。他利用職權霸占了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并和發妻離婚。軍人復員后，他害怕這個人因此生事，就捏造罪名把這個人投入監獄。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有人為這件事貼了他的大字報，還有200多名干部在上面簽了名。但整風運動很快就變成了反右運動，當時的河南省委組織部長趙文甫坐鎮蘭考，伙同孫躍堂將這200多人全部打成右派。縣長張欽禮對這種做法激烈反對，也被趙文甫“內定中右，限制使用”。

　　1958年秋，河南省委在鄭州召開糧食征購會議，逼著各縣縣長說假話，報高產。省委書記吳芝圃親自到開封組督陣。張欽禮在發言時說，他沒有見過紅薯畝產20萬斤，也沒有見過小麥畝產5000斤，并直接批評省委，“征購透底，再搞返銷，糧食搬家，勞民傷財。愛說假話的人，對黨對國家對人民都不利，這個教訓要記取。浮夸風刮過了頭，最終是要害人的。風刮在下邊，風源在上邊。說白了一點，風源是在省委。”吳芝圃當時就面帶怒容，離開這個組。接著，大會秘書處取消了張欽禮的參會資格，遣送回縣，接受批判。批了8個月，張欽禮不檢討，不認錯。省委給了他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行政級別降三級，到農村勞動改造。

　　1960年12月，張欽禮突破種種封鎖，冒著生命危險進京上訪，向周總理反映河南浮夸風和餓死人的情況。不久中央開始對此進行調查。吳芝圃被免去省委書記一職，調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劉建勛繼任河南省省委書記。劉建勛到任后，給一大批受吳芝圃迫害的干部平了反，但是，那些跟著吳芝圃干的壞干部并沒有被撤下去。張欽禮獲得平反，恢復了縣委副書記和縣長的職務。但蘭考的縣委書記仍是王金壁，他不僅不通知張欽禮上任，還不給張欽禮落實省委的平反政策。最后，還是省委不得不直接出面，給張欽禮辦了平反手續。但，直到1962年焦裕祿到蘭考，張欽禮在縣委一直受排擠，只能分管一些不重要的工作。縣委仍然掌握在王金壁手里，大量因為抵制浮夸風、共產風而被冤枉的干部并沒有被平反。

　　焦裕祿到蘭考后，和張欽禮結合在一起，大膽地把被冤枉的干部平反，組成了一支堅強有力的無產階級的領導班子。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擰成一股繩，抵擋住那些資產階級當權派的干擾，奮不顧身地投入治理三害的工作。1964年5月，人民之子焦裕祿積勞成疾，英年早逝，年僅42歲。焦裕祿是累死在工作崗位上的。他把自己的生命給予了人民，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人民的汪洋大海中。

　　焦裕祿死后，開封地委不是將深得民心的張欽禮提拔為縣委書記，而是派了一個叫周化民的人來當書記。焦裕祿去世兩個月后，蘭考的“四清”工作開始。地委宣傳部長秦一飛任團長，周化民任副團長。他們的四清對象就是跟隨焦裕祿和張欽禮苦戰三害的無產階級干部。張欽禮首當其沖，被當成了“四不清”干部。但是，大半年的調查，卻沒有查出絲毫四不清問題。秦一飛說：“我就不相信在一個縣工作多年，會沒有四不清問題。”秦一飛雖然加大了調查力度，仍然沒有查出任何問題。他不得不恢復了張欽禮的工作。但之后，由于周化民的掣肘，治理三害的工作進展緩慢。

　　1965年，新華社打算宣傳焦裕祿的事跡。秦一飛、周化民等百般阻撓。周化民說：焦裕祿用一年時間改變了蘭考面貌，共產黨領導了十六年都沒有改變好?改變蘭考面貌是焦一個人干的?新華社的稿子一發表，……焦裕祿成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英雄，……背黑鍋的是我周某人，給焦裕祿填窮坑的也是我周某人。我周某人就是有三頭六臂，也填不滿蘭考這個窮坑!秦一飛說：焦裕祿是條龍他能吸多少水?他渾身是鐵又能打多少釘?

　　由于新聞報道中把張欽禮稱作焦裕祿的親密戰友，秦一飛、周化民都說支持宣傳焦裕祿是張欽禮為個人撈政治資本。

　　1966年初，宣傳焦裕祿的長篇通訊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全國各地掀起了學習焦裕祿的熱潮。但在蘭考，這個活動冷冷清清。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秦一飛成了蘭考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組長，周化民任副組長。他們組織“造反派”將張欽禮定為黑幫，批斗游街。周化民組織相關部門貼出大字報“批判《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還派人到北京抓穆青(《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作者)。1967年2月，跟著焦裕祿、張欽禮除三害的縣、公社、村三級骨干分子1207人被當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抓起來。是不是樹立焦裕祿為典型，在蘭考是一場斗爭。周化民等人是否定焦裕祿的，并且文革后把否定焦裕祿的大字報向全國散發。這件事驚動了中央，國務院辦公廳讓河南省省委限期調查解決。

　　調查結果是，新華社的宣傳沒有不實之處。但資產階級當權派周化民等人仍然在蘭考打擊以張欽禮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這種背天逆理的行為激起蘭考人民的極大憤慨，為焦裕祿、張欽禮申冤的信件雪片一樣飛向北京。周總理派記者到蘭考暗訪，了解了實情，并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指示周總理：“河南的蘭考、林縣這兩個先進典型，要保護，不準打倒。”就這樣，周總理將張欽禮接到北京，并宣布撤銷下令逮捕張欽禮的河南省軍區政委的命令。

　　張欽禮回到河南后，被任命為開封地委黨委兼地委書記，兼任蘭考縣委第一書記。張欽禮為那些被冤枉的干部平了反，對那些跟著周化民的干部，沒有開除他們的黨籍，也沒有把他們關起來，而是團結他們一道工作。從這時起到1970年8月，張欽禮帶領蘭考群眾，完成了26萬畝沙堿荒地的改造，使老災區變成了糧食屯。

　　周化民調到安陽鋼鐵廠作黨委書記去了。級別并沒有改變。

　　1970年8月以后，張欽禮又遭難了。當時，林彪的黨羽王新在河南權勢熏天。秦一飛又回到了開封地委。他們說張欽禮是劉少奇的生產黨，只抓生產不搞階級斗爭。由于張欽禮名氣太大，他們不敢直接下手，就在名義上調張欽禮為鄂豫皖三省大別山防空指揮部指揮長兼信陽地區革委會副主任，實際上把張欽禮軟禁在大別山下的靈峰寺。張欽禮一走，蘭考1200多名干部，還是1967年跟著張欽禮蹲監獄的那些無產階級革命家，被再次關押起來。

　　1971年林彪事件后，王新失勢，但在蘭考，資產階級當權派的勢力依然穩如泰山。1972年，周總理派康克清到蘭考調查，解放了被關押的干部，也了解到張欽禮落難的消息。1972年11月，周總理派河南軍區司令員找到張欽禮，張欽禮再次見到周總理。

　　張欽禮恢復職務重回蘭考。1973年到1977年，蘭考建設取得巨大成績。那批無產階級革命家都像焦裕祿一樣，為了人民做出了巨大犧牲。但他們當然不認為這是犧牲，因為在他們心中，他們和人民是一體。

　　1976年，周總理和毛主席相繼去世，“四人幫”被捕。全國各地展開“揭批查運動”。吳芝圃在河南任省委書記時期的省委秘書長戴蘇理升任了河南省省委書記，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書記。更奇怪的是，一向歸屬開封地區的蘭考這時被劃歸商丘管轄。張欽禮成為蘭考“揭批查”的目標，被免除一切職務。1978年10月，張欽禮在引黃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區中級法院逮捕。79年12月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主要罪行有：文革中緊跟林彪、四人幫和反黨亂軍;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飛、周化民);捏造焦裕祿事跡，欺騙人民等。同時，跟隨張欽禮的1200多名干部再次被捕入獄。

　　上面把焦裕祿、張欽禮的事說出來是什么意思呢?是為了說明，新中國建立后，政府中是存在著資產階級當權派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斗爭的。資產階級當權派心中只有自己沒有人民，無產階級革命家把個人融入人民中，把個人的私放在人民的公里面。所以他們才叫人民公仆。

　　這種斗爭的存在是毫不奇怪的。世界上的人本來就各種各樣，人的思想境界有高有低，自古以來，君子、小人就是并存于世。

　　二、階級斗爭為什么要年年講、月月講

　　對于階級斗爭，不管你講不講，它都是客觀存在的。階級斗爭主要表現為“公心”與“私心”的斗爭。在政府中主要表現為：大公無私的人民公仆思想與以權謀私的思想的斗爭。

　　而在毛主席時代，很多人對階級斗爭的理解卻是錯誤的。他們認為，凡是批評政府的人就是在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政權，就是階級斗爭的對象。資產階級當權派正是利用了這種理論，對無產階級革命派以及廣大群眾進行打壓。階級斗爭理論不僅沒有被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群眾掌握，在很多時候還成了資產階級當權派鎮壓他們的武器。這確實是時代的悲哀。

　　新中國建立后，最重要的階級斗爭主要存在于政府內部。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同資產階級當權派的斗爭。毛主席對階級斗爭有著深刻的認識。這是他不斷地進行思想、文化運動的原因。為什么毛主席要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呢?因為，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派掌權，人民政府的性質才不會變化;一旦資產階級人物掌權，人民的苦日子就要來了。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確立之后，干部問題就成了關鍵問題。“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這話首先不是講給普通群眾聽的，而是講給政府官員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聽的。階級斗爭時時存在，尤其是那些資產階級人物，他們為了私利會時刻與無產階級革命派做斗爭，這就是階級斗爭。而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派，你如果放松警惕，資產階級人物就會得勢。革命派不僅自身會因此受到打擊，關鍵是人民群眾的利益就失去了保障。關于這一點，電視劇《焦裕祿》有著明確的啟示。所以，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抓生產的同時，必須時刻警惕，帶領廣大人民同資產階級思想進行毫不妥協的斗爭。“政治掛帥”是必須的，否則經濟建設的成果也保不住。然而在現實中，由于新中國經濟落后，經濟建設的任務顯得迫在眉睫，以至無產階級革命派把眼光一味集中在經濟建設上，而忽視了階級斗爭。這恐怕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最大的歷史教訓之一。

　　毛主席說，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動力。這話是太對了。事實證明，當廣大人民群眾沒有掌握階級斗爭的理論武器時，資產階級人物的上臺就成了必然。對這一點，目光如炬之毛主席都沒有辦法。這是時代的局限。

　　20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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