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第酒仙）

　　當一個人慢慢的變老以后，大多數人都愿意回憶人生美好的東西。作為土生土長的蘭考人，我也非常愿意和大家一樣，把我的記憶中的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給后人，但是我無法將美好和艱難割裂開，因為我們所處的年代，注定就是一個與自然災害作斗爭，與錯誤路線作斗爭的年代。如果說，我的無怨無悔，那就是能為改變蘭考落后面貌做了一點工作，能成為焦裕祿、張欽禮的搭檔和同事，并在他們的領導下工作，能把我的青春和熱血獻給黨的事業，獻給生我養我的蘭考故鄉，我感到無尚光榮。

　　毫無疑問，蘭考是全國的名縣。她的出名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要飯，二是焦裕祿，三是冤案。

　　要飯，就是乞討財物或食物。蘭考的要飯和現在成為一種職業的要飯有天壤之別，在蘭考人民遭遇嚴重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要飯成為一種活下去的基本手段。三年的自然災害，讓我銘心刻骨，因為我的老伴也是蘭考要飯大軍中的一員，正是有了她的外出要飯，才使我的孩子活了下來，才使我的家庭保全了下來。由于蘭考外出要飯的人比較多，所以，蘭考的要飯在全國是出了名的。

　　焦裕祿來蘭考之前，縣委副書記、縣長張欽禮一直都在為改變蘭考落后面貌而苦苦支撐。“四清”運動開始后，秦一飛等人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讓張欽禮參加“四清”運動，而張欽禮又必須工作啊，在黃河灘區，有一個地方水排不出去、年年淹，經常顆粒無收，當地的百姓痛苦不堪。

　　一天，張欽禮通知我，讓我去金廟南面的漫天野地開會，張士義、王啟德也先后來到。張欽禮向我們布置任務，他說：“我觀察很長時間了，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黃河灘區的排水問題，就必須從金廟到谷營挖一條河，將水排到大堤邊，然后讓水沿大堤排出去。挖這條河的意義和作用大家都非常明白，我把這條河起名金營河，大家有沒有意見?”張士義、王啟德和我都表示沒有意見，張欽禮然后說：“那好，明天上午十點咱們還在這里集合，我已經在固陽地界扎了小旗，誰的地界誰挖。”

　　第二天十點，張士義、王啟德和我準時來到集合地點，我們三人一直等到中午也沒有見到張欽禮，張士義發火了：“走，去找他，看看他張欽禮這個縣長怎么解釋。”

　　我們三個來到縣委找到張欽禮，張士義氣呼呼的問張欽禮：“你讓我們等著，這都中午了你也不去，你說說吧。”張欽禮見到我們，無奈的說：“別急別急，我現在不當家了。”這個時候我們才知道，張欽禮已經停職反省了。

　　張欽禮重新工作后，金營河工程得以繼續進行，事實證明，自從金營河投入使用以后的幾十年的時間里，灘區的幾萬畝莊稼再也沒有被雨水浸泡過。

　　蘭考歷史上，曾經有過連續下雨72天的記錄，為了檢驗金營河工程的實際效果，張欽禮帶著通訊員冒雨察看金營河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有一天，我正在公社研究下一步的工作計劃，張欽禮打來電話，讓我在公社等著他，中午已經過了好長時間，張欽禮和通訊員曹慶瑞才來到公社。當時，張欽禮戴了一個爛了一半的破草帽，一手拄著樹枝，一手掂著一雙鞋，渾身都是泥漿，樣子極其狼狽。 我看到后說：“張縣長，下這么大的雨，你還在到處看啥咧?”

　　張欽禮說：“不下雨，我們怎么知道金營河起沒起作用?”

　　我急忙問：“怎么樣?起作用沒有?”

　　張欽禮笑著說：“起作用了，我們沒有白費力氣，水流的可順暢了。”

　　我還是不放心：“現在一直下雨，你怎么知道順暢不順暢?”

　　“這還不簡單?”他邊說邊比劃道：“你把一根樹棍放到水里，如果原地打轉，說明水沒有往下排，如果它順水而下，說明河道暢通，這不一下就看出來了嗎?”

　　我不禁心里暗暗佩服張縣長踏實的工作作風和善于調查研究的工作態度，更為他的土辦法叫好。

　　說完這些，我才突然想起：“張縣長，還沒有吃飯吧?”

　　張欽禮說：“飯還沒有吃，就是渴，有沒有水?”

　　我說：“有中午下撈面條的湯。”

　　張欽禮說：“那你就快點去，多弄點。”

　　我趕快去飯堂盛了滿滿一盆端過來，他一口氣喝了6碗，通訊員喝了4碗。看到張欽禮同志為了蘭考人民如此操勞，我從心里由衷的敬佩。喝完面湯水，已經疲憊到極點的張欽禮，帶著滿身泥漿倒頭便睡，我只是可惜了我的床單，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啊。

　　天快黑的時候，張欽禮醒了，眼睛剛剛睜開，他就對我說：“我得走，你也得跟我走。”

　　我不解地問：“天馬上就要黑了，你現在還去哪?”

　　他說：“去小宋，還有任務那。“

　　外面雨還在下著，到處都是爛泥，根本無法騎車，我和張欽禮來到宋營北地、刁樓左寨南地柿林河的橋上，張欽禮指著柿林河說：“你知道河水為什么一到這里就排不下去嗎?你看，咱們每年都必須上幾萬勞力清淤，可是一直沒有解決根本問題，我反復看了，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打咱所站的橋的主意。每次水下來的時候，基本上都是到這個橋跟前遇到阻力，從而形成淤塞，造成排水不暢。什么原因呢?就是橋墩高出河底40公分，只要把橋降低40公分，這個問題就徹底解決了。”

　　我看著水泥橋墩，發愁地問道：“這可是水泥橋墩啊，咋降低啊?”

　　“有辦法。”張欽禮當即給我下達了任務：“你給我找四個鍛磨的，每人每天補助二斤糧食，伍毛錢，外加一盒煙(七分錢的煙)，一個禮拜就能解決問題。”

　　根據張欽禮的辦法，四個鍛磨的工匠用鐵錘和鋼釬，憑著自己的專業技能，沿著橋墩底部一點一點作業，硬是將橋墩落低40公分，將這個困擾幾年的問題徹底解決了。同志們知道這個情況后，紛紛稱贊：“咱們的縣長辦法就是多。”

　　誰知，這個問題解決后，張欽禮的第二個計劃又躍上心頭。

　　扒除高路基，廢除拱圈橋，是張欽禮的又一杰作。張欽禮經過仔細觀察，造成蘭考內澇的另一個排水不暢的原因，就是高路基和拱圈橋，拱圈橋的弊端就是孔小，遇到大的水患就會阻水不下，而且有拱圈橋，勢必有高路基，比例是1﹕7，就是說，如果拱圈橋高出地面1米，就會有7米的坡道，從而形成高路基，一旦橋下排水不及，高路基又成了攔水壩，莊稼就會浸泡在水中，后果就是糧食減產甚至絕收。一旦扒除高路基，廢除拱圈橋，小的雨水沿河道下排，大的雨水可以漫過公路下排，這樣就不會讓莊稼長時間浸泡在水中，從而減輕糧食損失。從那個時候起，蘭考就再也不建拱圈橋了，新建的橋梁都是平的。

　　張欽禮在生產實踐中，善于觀察問題，更善于解決問題，他解決問題的方法，往往都是最簡便的，但又是最實用的，這與他長期深入生產一線，同廣大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是密不可分的，也是與對人民群眾高度負責和始終牢記黨的宗旨密不可分的。

　　蘭封、考城合并的第二年，黃河發生凌汛，張欽禮帶領縣委、政府以及各局委科室的干部火速上堤，當他來到黃河大堤的時候，放眼望去，一片白茫茫、明晃晃的冰凌將大批群眾被圍困，在西張集下堤后，張欽禮見金廟、堿莊的情況危急，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救人要緊”。他脫下褲子，在他跳入冰冷的河水的一剎那，他的一首“打油詩”至今仍然回蕩在我們的耳邊：“正月初三開凌汛，寒風刺骨不擋人，共產黨員不怕死，誓與災民共生存。”隨后，他大喝一聲“跳!”就第一個跳入刺骨的黃河凌汛中。看到張欽禮跳入水中，在場的所有干部群眾紛紛跳入水中，奮力向被圍困的村莊挺進，大家只有一個念頭，盡快幫助群眾脫離險境。

　　在我也準備跳入水中的時候，縣委辦公室的同志攔住了我：“張縣長有安排，你和楊子揚馬上回縣里，多準備一些饃、酒，一會兒同志們上岸后，這些都是急需的。”當即，我和楊子揚火速回縣里準備東西去了。

　　當被困群眾大部分被轉移出去的時候，縣供銷社主任李玉齋大聲喊了起來：“我的腿呢?我的腿呢?我怎么沒有腿了?”原來，由于河水太冷，他的雙腿已經凍麻木了，沒有了知覺。

　　說蘭考，就不能不說到焦裕祿，焦裕祿來到蘭考的時候，我當時是生產救災辦公室主任，對于蘭考治理“三害”的具體規劃，我也是一個參與者和執行者，甚至和焦裕祿有過爭論。

　　焦裕祿在制定改變蘭考落后面貌的規劃時，曾經出臺過一個文件，這個文件題目是《三、五年改變蘭考面貌的初步意見〈草稿〉》，焦裕祿、張欽禮、樊哲民、董智和我，我們一起研究這個文件。大家知道，蘭考的根本問題是“沙、堿、水”，看準了就要干。張欽禮把這個文件給我們念過后，我聽過以后表示不同意：“初步意見”并且還是“草稿”，又是“三、五年”，沒有一點力度，既然我們都知道問題的根本所在，為什么縣委不做出決定，政府立即實施呢?焦裕祿聽過我的意見后，笑了笑：“你的心情我理解，光咱們幾個就干了?根本問題是發動群眾，討論文件的過程，就是發動群眾的過程，等到大家都沒有意見了，就開大會，發號召，然后就轟轟烈烈干。”在修改這個文件的過程中，張欽禮執筆，焦裕祿和我們幾個說著意見，最終形成了這個文件。后來，任彥芳不承認這個事，我可以非常負責任的對歷史負責地說，對蘭考人民負責地說，這就是當時的事實，現在樊哲民同志還健在，他可以作證。

　　還有一個我的親眼所見：我晚上有一個看書的習慣，因為白天工作比較緊張，沒有時間去看書。一天晚上，在看書的時候，至今，我清楚的記得，我當時看的書是《野火春風斗古城》。當我打開書準備邊看書邊吸煙時，才發現沒有火柴了，我走出辦公室去借火柴，發現張欽禮辦公室有人說話，我知道張欽禮不吸煙，但那時經常停電，辦公室都有煤油燈，我就推開了張欽禮辦公室的門，看到焦裕祿也在，兩個人正在熱烈的討論著什么問題，當時已經是深夜了，我見他們的討論正在興頭上，就借了火柴后退了出來。我不知道我的所見，是不是穆青、馮健、周原在《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一文中記述的那一次，但焦裕祿深夜去找張欽禮談心或談工作，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提起蘭考的治理“三害”，說是在曲折中進行的一點都不為過，我在固陽公社工作時，在黃河淤灌的關鍵時期，白天去縣里接受批斗，晚上再騎車回到公社領導全公社的淤灌工作，就是這樣，固陽的4萬畝沙荒、鹽堿地，硬是根治了2萬8千畝，成為世代可耕的良田。這里面，是焦裕祿、張欽禮帶領全縣的干部群眾，頂著自然災害的沉重包袱，頂著各種批斗、迫害，頂著關押、坐牢的摧殘，我們無怨無悔，因為我們始終堅信，跟著毛主席，跟著共產黨，為蘭考人民犧牲個人利益是值得的。

　　到了我們被作為“三種人”遭到清算時，我們已經淤灌了28萬畝土地。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感到有一些遺憾，如果再給我們兩、三年時間，蘭考所有的沙荒、鹽堿地都將得到全部治理，不僅僅是井河配套，而且大部分會實現自流灌溉。

　　作為蘭考改天換地的親歷者，作為蘭考根治“三害”的參與者，作為蘭考黑白顛倒的受害者，我們有責任把我們的那段歷史記錄下來，是非功過由歷史評說。

　　其實，對于蘭考，對于焦裕祿，對于張欽禮，對于千千萬萬的蘭考人民，我有許多的話要說。現在想想對我們的清算，心中依然憤憤不平，蘭考的“三害”是我們根治的，焦裕祿精神是我們樹立、高舉和捍衛的，為什么處處用運動阻礙我們根治“三害”?處處反對焦裕祿的人，在后來一個個升官加爵、飛黃騰達?

　　謹以此文，紀念焦裕祿逝世50周年，張欽禮逝世十周年。

　　為蘭考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焦裕祿、張欽禮同志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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