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我十分尊敬的兩任老班長，焦裕祿離開我們已經快五十年了，張欽禮離開我們也已經近十年了。光陰荏苒，時間如梭，然而，對兩位老班長的思念和緬懷，并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變得模糊，反而因為歲月的磨礪，讓我更加真切的體會到他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偉大精神和高尚情操。焦裕祿精神激勵蘭考人民五十年的時間里，張欽禮帶領蘭考人民戰天斗地的歲月里，我們這些和老班長一起工作、生活、戰斗的老同志，每每回憶起那激情燃燒的歲月，心中依然熱血沸騰。時至今日，蘭考人民為有焦裕祿、張欽禮這兩位優秀的黨的領導干部而深感榮幸和自豪，這是蘭考人民之大幸也。

　　我是1952年底調到考城縣委宣傳部工作的，不久接替縣委秘書工作;那時，張欽禮是縣委委員、副縣長，他當時年齡才二十多歲，我們從此相識。1954年，蘭封、考城合并為蘭考，張欽禮任縣長，我先后任縣委辦公室副主任、主任，1961年任縣政府辦公室主任，1965年又調任縣委農工部副部長，同時還被抽調到蘭考“四清”分團辦公室任副主任，1967年，蘭考成立革命委員會，我是辦事組組長，1973年任縣委副書記。

　　幾十年來，我由最初的和張欽禮相識、相知，到成為知己，一直都在他的領導下工作。我深深體會到，張欽禮是一個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優秀共產黨人，是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每當想起他為了徹底改變蘭考落后面貌，幾十年如一日，不僅僅是運籌帷幄的指揮員，更是身先士卒的戰斗員，可以毫不夸張地的說，張欽禮為了蘭考，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真正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張欽禮1927年出生在蘭考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當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肆意踐踏中國領土、燒殺搶掠中國人的時候，1943年，年僅十六歲的他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他出生入死、機智多謀，多次出色的完成任務。他參加的智取王府橋、老牛圈殺鬼子、白茅集阻擊戰、黃水口掏心戰、吳河村地道戰等戰斗，至今都在魯西南地區人民中間廣為流傳。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反動派調集重兵對民權、蘭封、考城以及曹縣進行大范圍圍剿，企圖一舉殲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經過數日激戰，張欽禮、潘子春、王志新率部突出重圍，安全轉移;為了支援淮海戰役，在張欽禮任政委的支前團領導和組織下，考城人民組織了三千民工、四百副擔架奔赴淮海前線，他們搶救傷員、運送物資、協助部隊作戰，有力的支援了一線部隊，為新中國的解放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建國伊始，百廢待興。面對千瘡百孔的戰爭廢墟，面對期盼早日過上幸福生活的人民，張欽禮同志殫心竭力、廢寢忘食、日夜操勞。1955年1月，黃河在蘭考與東明交界處結冰成壩、阻水不下，蘭考東壩頭冰水漫灘，嚴重威脅到灘區人民的生命財產和黃河大堤的安全。張欽禮接到險情報告，立即組織縣直機關的干部，親自帶領奔赴灘區搶險救災，并組織沿黃區、鄉干部分別帶領一萬多防凌大軍上堤防守。為了搶救還困在水中的群眾，張欽禮乘坐的木船中途擱淺，他毫不猶豫的帶頭跳入冰冷的水中，硬是把船推過淺灘。經過十多天的艱苦奮戰，終于保障了灘區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黃河大堤也轉危為安。

　　1958年，黨中央制訂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農村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工農業等多條戰線都出現了大躍進的局面。在這大好形勢下，當時的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在河南刮起了“五風”(即浮夸風、共產風、平調風、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不顧現實，大放衛星，小麥畝產竟然放到了7320斤;集體分配上搞平均主義的“一平二調”，貧富拉平;生產上高指標、瞎指揮;說什么“哲學的躍進，躍進的哲學”，“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全民動手，大煉鋼鐵。蘭考沒有礦山，就派了2500多人到鞏縣煉鋼鐵。更讓張欽禮痛心疾首的是，他們為了煉鋼鐵，把解放初期由政府出錢買樹苗，發動群眾參與合作種植的防風固沙林帶都砍光了。張欽禮深知，沙區毀了林，風沙災害就會接踵而至。1959年6月，在河南省召開的夏糧征購會議上，張欽禮以對蘭考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直接向省委領導提了意見，這位省委主要負責人惱羞成怒，立刻將張欽禮逐出會場，押回蘭考進行批判。隨后又將他定為“嚴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職務，留黨察看，工資降三級，下放到儀封公社老君營大隊監督勞動。

　　1959年3月，河南省委召開全省六級干部會議，落實黨中央、毛主席糾正“五風”錯誤的指示。隨后，蘭考縣也召開四級會議，傳達貫徹省委會議精神。可是，在糾正錯誤的過程中，當時的縣委主要領導不是檢討自己、承擔責任，反而矛頭向下，指責公社、大隊、生產隊等基層干部，嚴重傷害了基層干部的工作積極性。一時間，干部畏手畏腳不敢工作，生產無人管。接著，嚴重自然災害不期而至，土地荒蕪、風沙重起、鹽堿加重、內澇成災，到了1962年，糧食總產量比1949年還低百分之四十二。人口外流、牲畜死亡，災害之重，人民生活之苦，不堪言狀。還在被監督勞動的張欽禮再也坐不住了，他整理好材料，背上群眾給他準備的野菜團子，星夜兼程，趕赴北京，向黨中央、國務院報告災情。幸運的是，周總理在百忙之中接見了張欽禮，當共和國的總理望著衣衫襤褸的張欽禮，將張欽禮帶的野菜團子送進自己口中的時候，眼含熱淚哽咽的說：你是全國兩千多個縣中，第一個向我反映真實情況的縣長，我這個總理沒有當好啊。

　　從北京回來后不久，也就是1962年8月，張欽禮恢復了縣委副書記、縣長職務。與此同時，那位河南省委的那個主要負責人被免去職務，調離河南，臨走前，他痛哭流涕的向河南人民謝罪。

　　轉眼到了年底，1962年12月，焦裕祿同志來到了蘭考，誰也想不到，他的到來，對于蘭考人民來說，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也可以說，焦裕祿一踏上蘭考這塊土地，注定就與蘭考生死與共了。關于焦裕祿同志的英雄事跡和偉大精神，蘭考人民有目共睹，我這里就不重復了。但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如果不是焦裕祿、張欽禮的努力和爭取，蘭考縣這個行政區劃，恐怕早就不存在了。

　　1963年3月，剛剛上任不久的焦裕祿，迎接到了來蘭考視察工作的河南省委第二書記何偉，令焦裕祿、張欽禮做夢也想不到的是，何偉書記的到來，不僅僅是單單視察蘭考工作這么簡單，他其實還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將蘭考一分為四，分別劃歸蘭考周圍的開封、杞縣、民權和東明四縣。得知這個消息后，焦裕祿、張欽禮驚出了一身冷汗。四個縣的縣委書記來到蘭考開會，何偉在會上說：“蘭考是豫東平原的一個貧困縣，千百年來，風沙、內澇、鹽堿把蘭考折騰的餓殍遍地、民不聊生。解放十幾年了，面貌也沒有太大的改變，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這里是重災區，百姓生活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怎么辦呢?今天把蘭考周邊四個縣的主要領導請來，想給你們增加些負擔，把蘭考一分為四，每個縣四分之一，這樣，蘭考問題也許會好辦些。我今天是先給你們吹吹風，聽聽大家的意見，有什么說什么，直來直去更好。”

　　四個縣的書記都表示愿意接收。

　　聽到這里，焦裕祿坐不住了，張欽禮頭上直冒汗。焦裕祿把張欽禮叫到屋外說：“欽禮同志，咱該咋辦?我不忍啊，我看咱得表個態，可是表啥態啊?”張欽禮說：“我先發言，有事我兜著。”焦裕祿叮囑道：“說話要有分寸，你說完了我補充，你盡情表述吧。”

　　回到會議上，張欽禮心情沉重的說：“我作為蘭考縣縣長也表個態，第一，我們服從黨組織的決定;第二，我個人認為蘭考不能瓜分，舊中國蘭考是貧窮、也是落后，解放后，1954年，政務院把蘭封和考城合并為蘭考縣，是合不是分，1950年到1956年，蘭考人民并不缺吃少穿，是河南大刮‘五風’才刮的蘭考人民背井離鄉，逃荒要飯，無家可歸。這不是蘭考人民不勤勞，也不是蘭考的干部沒本事，而是天災加人禍造成的暫時的困難，治風沙、治鹽堿、治內澇，蘭考人民和干部是富有經驗的，只要我們老老實實地帶領群眾干，不搞人整人，三年時間蘭考就可以恢復到1956年吃穿不愁的水平。如果三年時間我們改變不了蘭考面貌，達不到上述目的，不勞省委給我們分配工作，我們會自動辭職，自己回老家種地去。我們縣委新班子決心在焦裕祿同志的帶領下，團結一心，同心同德，只需三年時間，誓把蘭考面貌大改變。”

　　焦裕祿補充道：“我同意欽禮同志的發言，不過，我要再加上一句，三年改變蘭考面貌是寬限，力爭提前，不達目的，我們死不瞑目”。

　　對焦裕祿、張欽禮的表態性發言，何偉書記表示滿意，并殷切期望蘭考人民在縣委的領導下，早日戰勝災害，早日過上好生活。會議之后，在焦裕祿、張欽禮的陪同下，何偉書記看望了受災的群眾和蘭考封閉沙丘的情況。一回到縣里，何偉書記問焦裕祿、張欽禮還有什么困難?焦裕祿、張欽禮商量后對何偉書記說：“封閉沙丘、翻淤壓減、挖河除澇這都需要工具，安排群眾生活以工代賑，也需要生活物資，現在我們實在無力解決，是不是上級能支援蘭考四十萬塊錢啊?”

　　何偉書記說：“四十萬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啊，我回去給省里匯報一下，盡量給你們解決，你們也要千方百計地想辦法啊。”

　　很快，省里的四十萬下來了，縣委根據實際出發，一半用來購買生產物資，一半用來解決群眾以工代賑的生活必需。至此，蘭考人民在焦裕祿、張欽禮同志的帶領下，打響了除“三害”的偉大戰役。

　　三年時間，軍中無戲言啊，這是焦裕祿、張欽禮和縣委班子的軍令狀，這是蘭考人民的決心書，這是沖鋒陷陣的沖鋒號。

　　內澇，是蘭考的心腹之患，內澇不除就無法根治鹽堿。

　　眾所周知，蘭考是個平原縣，境內沒有水庫，沒有地方可以容納來水，歷史上曾多次發生內澇，一遇內澇，莊稼幾近絕收。而蘭考向外排水的主要河道，就是流經商丘地區民權縣和山東菏澤地區曹縣的賀李河。為妥善解決好上下游的矛盾，張欽禮親自帶領除“三害”辦公室和水利局的負責同志、工程技術人員，來到山東菏澤地委。

　　接待張欽禮一行的是菏澤地委秘書長，當他聽說張欽禮是來向菏澤地委匯報工作的時候，他非常奇怪的看著張欽禮，不解的問：“蘭考是河南省啊，菏澤地區歸山東，你們怎么給我們匯報工作啊?”張欽禮笑著風趣的說：“蘭考是縣，菏澤是地區，你們是上級，下級給上級匯報工作是應該的，而且我們還有非常重要的問題向領導請示。”

　　菏澤地委書記知道情況后，坐下來親自聽取張欽禮的匯報。張欽禮詳細地匯報了焦裕祿同志到蘭考工作后的情況，和徹底改變蘭考落后面貌的決心，以及除“三害”的規劃和進展情況，最后重點匯報了賀李河的治理規劃和具體意見，他說：“賀李河的水需要經過民權的李館村，經曹縣往下排入趙王河，為做到上下游兼顧，不使水災搬家，建議曹縣境內開挖河道，并在李館村后建一座節制閘，如遇特大水澇，可以關閉節制閘，先將下游坡地澇水排出，再開閘泄上游的積水，讓水順河道排出。”

　　菏澤地委領導聽了之后很受感動，認為這個建議很好，規劃合理，切合實際，易于操作，便于施工，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隨即打電話把曹縣的領導叫到地委，共同討論商議，并囑咐曹縣的領導，一定要把上游蘭考的澇水歡迎進來，再歡送出去，要詳細勘察設計，拿出施工方案。

　　隨后不久，曹縣派人到蘭考，雙方達成協議，李館節制閘由蘭考投資修建，節制閘以下河道由曹縣負責開挖，并商定了開工日期。蘭考和曹縣協議的達成并開始施工，是蘭考人民在治理“三害”工作中極其重要的一環，從而開創了上下游團結一致，分工協作，共同治理自然災害的良好局面，極大地鼓舞了蘭考人民戰勝困難的決心和勇氣。

　　在李館節制閘緊張施工期間，焦裕祿、張欽禮、潘子春等縣委領導，多次到工地和群眾一起參加勞動，檢查指導工作，現場解決施工中存在的問題。

　　然而，也許誰也不會想到，焦裕祿同志在一次背沙子的勞動中，因勞累過度，突然暈倒，致使肝病爆發，不得不住院治療。令人更想不到的是，他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到治河的工地上，沒有回到治理“三害”隊伍中，他這一走，竟是和蘭考人民的永別。

　　焦裕祿同志住院期間和逝世后，張欽禮同志帶領縣委一班人和全縣人民，按照焦裕祿規劃的藍圖，按照縣委的規劃和部署，更加努力的治理“三害”，各項指標都在按進度有條不紊的推進，更多的工作都是提前完成。

　　1964年5月14日，我們蘭考人民的貼心人，我們工作的引路人，我們的老班長，焦裕祿同志終因肝癌不治，與世長辭。

　　可以說，焦裕祿一生的生命是短暫的，去世時才年僅42歲，焦裕祿來蘭考工作的時間也不長，僅僅一年另三個月。可就是他在蘭考的一年另三個月的時間里，是他生命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也是他最華麗的人生樂章。在這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里，焦裕祿和蘭考人民結下了深情厚誼，也使我們縣委班子的同志們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當我們還沉浸在失去老班長的悲痛之中的時候，張欽禮同志就已經在全省沙區造林工作會議上，飽含深情地向與會的領導和同志們，宣傳焦裕祿同志帶領蘭考人民治理“三害”的感人事跡了。說張欽禮是宣傳焦裕祿英雄事跡的第一人，說如果不是張欽禮，焦裕祿同志會永遠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這一點都不過分，事實也是如此。

　　可是，讓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正是因為宣傳焦裕祿事跡，在蘭考大地上演繹出了一場爭論曠日持久幾十年，殘酷迫害幾十年，波及上至縣委領導，下到普通群眾，慘烈程度在共和國的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悲劇，我們這些人也隨著張欽禮人生命運的跌宕起伏，其實更確切地說是隨著砍焦、樹焦的勝利和挫折，更是隨著黨的方針、路線的正確與否，而上下浮沉。

　　1965年5月，周化民任蘭考縣委書記。不久，“三夏”工作開始，周化民在傳達地委夏征工作會議精神和分配的征購任務時，不顧蘭考因為去年秋季七十多天的連陰雨，少種近十萬畝小麥的事實，不顧張欽禮及蘭考廣大干部群眾的抵制，結果，全縣征購入庫小麥400萬斤，出現了征購透底，反過來又吃國家返銷糧800萬斤。

　　“四清”工作開始后，開封地區派出地委常委、宣傳部長秦一飛任蘭考“四清”工作分團團長、周化民任副團長。工作隊員由開封地直機關和蘭考、鞏縣抽調的兩千多人組成，蘭考縣委主要領導成員參加“四清”運動，留張欽禮、潘子春、藺永沛在縣委抓生產，主持日常工作，實際上是被定為四清對象。

　　秦一飛、周化民的到來，是蘭考人民遭受人為苦難的開始，也正式拉開了圍繞著焦裕祿這面紅旗進行殊死斗爭的序幕。

　　不管秦一飛、周化民在“四清”運動中如何“努力”工作，就是沒有查出張欽禮的一點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整垮張欽禮的決心沒有絲毫動搖。秦一飛甚至恬不知恥的說：“張欽禮四清就是沒有問題，也是黑幫。”他還召開縣直機關干部大會，赤裸裸地煽動說：“大家不要怕，要敢于摸老虎屁股，敢于拔釘子，怕什么?頂多是個縣委副書記嘛。”矛頭直指張欽禮。一時間，圍攻張欽禮的大字報甚囂塵上，什么“張欽禮是該劃未劃的漏網右派”、“張欽禮是該捕未捕的反革命分子”、“張欽禮是黑幫頭子”、“張欽禮是三反分子”等等，鋪天蓋地。“四清”工作隊由于始終沒有查出張欽禮有“四不清”的問題，無奈地解放了張欽禮，仍然讓他當縣委副書記，仍舊抓除“三害”工作，張欽禮看不慣“四清”的做法，再加上對他的戒備和不信任，他便一頭扎進除“三害”的工作中，整天和群眾吃住在一起。

　　1965年12月，新華社副社長穆青一行來到了蘭考，他們的到來，以及1966年2月7日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并迅速掀起了學習焦裕祿同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潮，徹底實現了張欽禮同志和蘭考人民的愿望，給全國人民和蘭考人民戰勝自然災害以無窮的力量。

　　關于穆青等人如何采訪、發表《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已經報道了許多，我就不再重復了。

　　1966年2月19日，張欽禮同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題為《我們的好班長》的回憶文章，全面記述了焦裕祿同志在蘭考工作的點點滴滴，是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重要補充。張欽禮在這篇文章中，標出六個小標題：1、一個樂觀而豪爽的人;2、先做調查研究，不開無準備的會;3、對待不同意見的態度;4、同志間的諒解和友誼;5、他堅信群眾的力量和智慧無窮無盡;6、焦裕祿同志學習你，做你的后來人。文章的最后，張欽禮寫道：我一定學習你，做你的后來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為建設新蘭考貢獻出自己的一切。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拉開帷幕。

　　蘭考是河南省第一個成立縣級革命委員會的，也是較早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縣。當時在蘭考的“四清”工作分團，搖身一變，成了領導蘭考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最高指揮機關——蘭考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秦一飛成了領導小組的組長，周化民成了副組長。運動伊始，斗爭的矛頭再次對準了張欽禮。

　　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過程中，蘭考的文化大革命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圍繞焦裕祿事跡的真假和砍焦、樹焦進行的，并且貫穿運動的全過程。1967年1月，蘭考縣先后成立了以支持秦一飛、周化民為主的“衛東林焦”組織，和以焦裕祿生前親自樹立的“四面紅旗”的貧下中農為主的“衛焦”造反司令部。

　　上海奪權的“一月風暴”傳到蘭考后，蘭考縣貧下中農“衛焦”造反司令部聯合機關干部、工人、學生等六十六個組織，與一月二十三日宣布奪了縣委、縣政府的權。周化民、劉呈明跑到地委說：“蘭考大亂了，反革命奪權了。”1月28日，在開封地委主要領導的指示下，開封軍分區副司令員李地山帶兵進駐蘭考的當晚，便開始了抓人，目標是張欽禮。由于張欽禮當晚不在縣城未被抓住，副縣長藺永沛和十一個群眾組織的頭頭被投入監獄。第二天一早，群眾在蘭考街頭看到了洋洋得意的周化民之后，突然明白了過來，消息傳出后，工人、學生、機關干部紛紛走上街頭抗議游行，農村的貧下中農也涌進縣城進行聲援。在巨大壓力下，縣武裝部政委只好放人。

　　但是，李地山并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反而更加肆無忌憚的瘋狂鎮壓群眾，他一方面向省軍區報告請求支援，一方面他以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蘭考部隊的名義，于2月1日發出了《告蘭考革命人民書》。2月13日，又以同樣的名義，發出了《給全縣貧下中農的公開信》。經過精心策劃和準備之后，于1967年2月20日，開始了大逮捕、大鎮壓，從機關到學校，從工廠到農村，凡是和張欽禮站在一起的干部，凡是支持張欽禮的人都抓。在農村抓的人不敢公開往縣城送，他們就將人裝進麻袋，然后拉往縣城，投進監獄。誰反對他抓人，他就抓誰。更令人不齒的是，他竟然對曾經的戰友下手。開封造紙林場場長劉永松，原是高炮師副師長，當他看到李地山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的時候，就對李地山提出批評并與之辯論，李地山惱羞成怒，將劉永松逮捕入獄。2月26日，隨著張欽禮的被捕，李地山的大逮捕才逐漸停了下來。至此，蘭考先后被捕的黨員、干部、工人、農民、學生竟達1207人，蘭考監獄關不下，就轉到杞縣、民權、東明等地的監獄。

　　張欽禮和被捕的干部群眾，在獄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捆綁、毆打是家常便飯，張欽禮還被砸上死刑犯的腳鐐，游斗時常常被一腳踹下汽車，臉上、身上經常傷痕累累，手指被打骨折。

　　在這關鍵時刻，得知消息的周總理命令河南省軍區主要負責人，必須在規定時間將張欽禮安全送到北京。張欽禮和蘭考1000多被捕的人先后得救了。

　　張欽禮從北京回到了蘭考。在周總理的親自關懷下，此時的他，已經是開封地委書記兼蘭考縣委第一書記、縣革命委員會主任。張欽禮沒有忘記蘭考的“三害”還沒有根除，為了實現焦裕祿同志的遺愿，為了徹底改變蘭考面貌，他召集兩派頭頭談心，希望大家捐棄前嫌，團結一致，共同建設好蘭考的明天。

　　1967年7月，為給下一步工作做好準備，張欽禮組織了一支“農業學大寨，建設社會主義新蘭考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宣傳隊”的重要任務是，對蘭考除“三害”的成果和現狀、今后除“三害”的方向和措施、目標、任務，進行調查、宣傳，發動群眾，總結經驗，研究措施，明確目標。

　　在張欽禮的親自帶領下，“宣傳隊”歷時70天，步行5000多里，走遍了蘭考的所有村莊，查遍了所有的沙丘、河流、防風林，為下一步規劃新蘭考拿到了第一手資料，為今后的工作明確了方向。

　　在同自然災害的斗爭過程中，善于總結經驗的張欽禮，有一個驚人的發現，1966年秋冬種麥一結束，他來到緊鄰黃河的三義寨公社搞重點實驗，在引黃河水淤平三義寨潭坑和鹽堿地的時候發現，1967年在淤平的三義寨潭坑和鹽堿地上，改種水稻獲得成功，1968年在新淤的大面積鹽堿地上種植水稻喜獲豐收。他在此基礎上，認真做了分析總結，認為根治“三害”，徹底改變蘭考面貌的最快、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全縣引黃淤灌，變害為利。

　　1968年冬，一場大規模的開挖引黃渠道、建設水利工程的戰斗打響了，十萬挖渠民工齊上陣，同時在十五條渠道上展開，他們清淤固堤，修建涵閘，一個冬春做土方五百二十多萬方，修建涵閘三百多座，為汛期引黃灌淤做好了準備。

　　在整個開挖引黃渠道、建設水利工程的過程中，蘭考人民遇到了資金不足，技術人員缺乏，物料短缺等實際困難。但是，蘭考人民不等不靠，千方百計、想方設法地克服困難。

　　一天，各公社的書記、社長在縣里開會，普遍反映修建閘門、橋涵缺磚，針對這個情況，張欽禮告訴大家：“磚有，你們看，縣委院里這路上是磚，屋里地上鋪的也是磚，把它掀下來，都可以建閘、修橋，我馬上動員大院的同志們開始行動，明天大家就可以過來拉磚了。”這個時候大家才恍然大悟，公社院里有磚，大隊院里有磚，社員家里也有磚啊，動員群眾，自力更生，這真是一個好辦法。

　　三義寨公社首先扒掉了大院圍墻上的磚，他們還召開大、小隊社員會議進行動員，社員熱情空前高漲，他們扒豬圈，甚至連墊床腿、桌腿的磚也拿了出來。全公社一下子集中了100多萬塊磚，并及時送到了工地。

　　固陽公社所在地是原考城縣縣城，公社大院的圍墻是原來老城墻上的磚，每塊磚的重量都在三十斤以上。公社書記趙新貞、社長吳思敬召開會議，專門研究扒掉圍墻，支援引黃灌淤、修建涵閘。固陽供銷社主任張景春看到公社的圍墻都扒掉了，他馬上動員供銷社職工也把圍墻扒掉，把磚送到工地。社長吳思敬更是吃住在工地，親自坐鎮指揮，為了節約物料，他召開諸葛亮會，和技術員王冠群、社員、干部反復琢磨、商量、研究，最后他們決定采用把四個灌區的進、退水閘建在一起的方案，把四個灌區18000畝的進、退水閘建在一起，形成了進退一體，既省工省料，又便于管理，吳思敬的設計方案和他所建的十孔閘，受到了省水利專家的高度稱贊。

　　就在張欽禮帶領蘭考人民大干苦干的關鍵時刻，林彪在河南的死黨王新，利用他在省委篡奪的權力，將張欽禮調往信陽工作，名義上是信陽地區革委會副主任兼鄂豫皖大別山防空指揮部指揮長，實際上是軟禁了起來。張欽禮后來得知，就在他被軟禁的大別山主峰金剛臺下的靈山寺，他差一點就會被人推下懸崖，成為“失足墜崖”的冤死鬼。

　　張欽禮走后，蘭考再一次陷入混亂狀態。

　　接替張欽禮同志任縣委書記、縣革委會主任職務的龐傳文，是現役軍人、部隊干部，同時，還派來了省軍區一個副參謀長帶領工作組進駐蘭考。龐傳文等人是河南王新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他們一到蘭考，就對廣大干部群眾進行清算。他們認為，張欽禮在蘭考只抓生產，不抓階級斗爭，是以生產壓革命，是犯了方向錯誤，蘭考實際上存在一個“生產黨”，蘭考需要進行路線教育，需要整風。在這個指導思想下，他們把縣革委全體成員、公社領導班子成員、縣直各機關和工廠領導班子成員集中起來，搞集特訓，舉辦路線教育學習班，在28天的路線教育和他們要求的“爬坡”過程中，學習班竟無一人能爬上坡、過了關。接著，他們又開了52天的批修整風會議，還是說沒有解決問題。他們以“在蘭考有干擾，學習不好”為名，將300名學習班的全部人員拉到距蘭考100多公里的尉氏縣，繼續辦學習班。這次的學習班是軍事化管理，他們把學習班全部人員關在一個大院內，鎖上大門，大門口軍人站崗，不準外出，管理人員全部是軍隊干部。說是學習班，其實就是被囚禁了起來，就是整人，人人檢討，個個過關。隨著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歷時三個月的學習班終于結束了，此時蘭考的各級領導班子已經全部換了人。

　　此時的張欽禮又一次被敬愛的周總理搭救，再次重回蘭考主持黨政軍工作。

　　1972年12月，一回到蘭考工作的張欽禮，首先是整頓干部隊伍，把渙散的人心重新凝聚起來，把抗災的積極性重新調動起來。這樣一來，蘭考干部群眾的工作熱情非常高漲，各項工作又有條不紊的開展了起來，一時間，把林彪反黨集團耽誤的時間搶回來，成為蘭考人民的共識。

　　1973年冬，引黃總干渠需要清淤，誰知，一場突如其來的寒流，把蘭考的土地凍了一尺多厚，根本無法清淤。一直都親臨施工現場的張欽禮，立即召開指揮部成員會議，他說：“林縣修建紅旗渠，他們是山區，全是石頭，他們那里的困難比我們要大的多，我們遇到的凍土難道會比石頭硬嗎?他們在那么險惡的條件下建成了人工天河，我們應該怎么辦?難道遇到這點困難就退縮嗎?”張欽禮帶領大家重新學習了焦裕祿精神，教育大家決不能在困難面前低頭，要求同志們要起模范帶頭作用，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一定要沖在最前面。

　　他當即指示機械廠連夜加工200只鋼釬，要求物資局迅速采購八磅錘，在最短的時間內送到工地。就這樣，在寒風刺骨的清淤工地上，勞動號子和著鋼釬的叮當聲，就像是蘭考人民奏響的改天換地的動人樂章，直到今天，依然回蕩在我們的心間。

　　打開的凍土，就象片石一樣，需要一塊塊搬出來，大的需要兩、三個人抬出來。凍土下面全是稀泥，架子車根本就派不上用場，同志們就用麻袋一袋一袋往外抬，就這樣，硬是在春節前完成了清淤任務，為明年引黃灌淤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1974年，利用五條干渠和配套工程，西半部七個公社，在黃河汛期高水位的有利條件下，全面進行了淤灌，昔日的沙荒、鹽堿、低洼地，終于變成了良田。1975年，在去年灌淤成功的基礎上，東半部八個公社的灌淤戰斗打響了，為了爭取時間，張欽禮召開縣委常委會，進一步總結經驗、研究措施。針對東半部的實際情況，常委會決定三路齊頭并進，南線新開挖城關公社至儀封公社20華里干渠，負責淤灌儀封公社南部和隴海鐵路兩側;中線新開挖紅廟公社至許河公社一條干渠，負責淤灌葡萄架、閻樓、小宋、張君墓、許河等公社;北線利用原山東干渠負責灌淤明、清黃河故道，這里中間凹，兩岸高，不需要開挖新渠，但需要打攔水壩、建節制閘，由于這條故道上下落差大，寬度不一樣，對閘、壩的具體要求也不一樣，張欽禮把最艱巨的北線任務留給了自己，其他常委也進行了分工。會議決定：冬季勘察設計，年后全面開工，小麥收割前全部完成。

　　1976年春節后，三條引黃工程同時開工。

　　南線干渠由縣城北五干渠岔出，向東需要穿越蘭考至菏澤的公路，這是一條河南通往山東的國道，不能因為挖渠而影響道路運輸，必須保證暢通。張欽禮要求干渠土方工程和橋梁工程，必須在半個月以內完成。為了爭取時間，縣委先后調集了搬運站、機械廠、農機修配廠、石油公司等單位的精兵強將到工地支援。電業局長親自率領工程技術人員，以最快的速度把臨時電線架到了工地，保證了橋梁工地的用電。隆冬的深夜，忙碌了一天的張欽禮來到工地，當他看到正在工地緊張施工的場面和焊接時飛濺的火花，他心潮澎湃、激情難抑，飽含深情地對身邊的同志們說：“我們有這樣一支能打敢拼的隊伍，還有什么樣的困難不能戰勝!你們看到飛濺火花了嗎?是不是為我們祝捷的禮花?”

　　捷報，一個接著一個，南線工程完工，中線工程完工，北線工程完工。

　　隨著黃河汛期的到來，具備了縣城東半部全面引黃淤灌的條件。萬事俱備，只等指揮部一聲令下。為了保證一次灌淤成功，這時的張欽禮再次帶領大家到各個工程仔細檢查，發現問題及時解決。

　　隨著張欽禮一聲令下，滾滾黃河水沿著三條干渠順勢而下。此時，站在什伍大閘上的張欽禮喜笑顏開，高興的忘記了勞累，他跑下大閘，來到渠邊，雙手捧起金燦燦的黃河水，在他的眼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黃河水，那是造福蘭考人民的黃金水，是蘭考人民千百年來所夢寐以求的幸福水，更是我們共產黨人付出的汗水和淚水。

　　經過黃河水淤灌的鹽堿、沙荒、低洼地，普遍蓋上了一層淤土，徹底改變了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徹底根除了“三害”，使災區的貧困隊一躍變成了余糧隊、富裕隊，從此扎下了富根。

　　三義寨公社的侯寨大隊，有3100畝土地，淤灌后比淤灌前的糧食總產量增長了14倍，平均人產800斤。

　　葡萄架公社的平房大隊，坐落在北沙河南岸，過去村南沙荒、村北鹽堿，不產糧食，只能種些白臘條，人們只能編簍編筐維持生活，淤灌后，一季小麥人產1000多斤，從此結束了年年吃統銷糧、領救濟款的歷史，一變成為年年賣余糧、家家有存糧的富裕村。

　　固陽公社曹寨大隊水驛十三生產隊，灌淤后，一季小麥人產1100多斤，收一季可吃三年。

　　城關公社南半部隴海鐵路兩側的十個大隊，淤灌后，改土三萬七千畝，1977年，糧食總產量達一千另兩萬斤，比1967年翻了兩番。

　　至此，在焦裕祿偉大精神的鼓舞下，在張欽禮及縣委的帶領下，蘭考人民經過艱苦努力下，終于取得了同自然災害斗爭的決定性勝利!

　　在同“三害”斗爭的同時，蘭考的工商業也同樣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國營、集體、鄉鎮企業蓬勃發展，效益顯著，商業網點遍布城鄉。

　　1978年10月16日，在引黃灌淤的工地上，張欽禮同志再次被捕，被捕的“罪狀”荒唐之極，同南宋岳飛的“莫須有”如同一轍。

　　這一次，毛主席、周總理都不在了，沒有人能再救張欽禮了。從此，張欽禮同志離開了蘭考。

　　2004年5月4日，張欽禮與世長辭，享年78歲。

　　2004年5月17日，蘭考人民用最高的規格、最隆重的禮儀，敬迎老縣長、老書記魂歸故里，十萬民眾，淚灑長街。

　　可以說，張欽禮主政蘭考期間，是蘭考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醫療衛生等各個方面全面發展的最好時期，他譜寫了蘭考最輝煌的歷史篇章。所以，蘭考人民懷念他，我們這些同他并肩工作、戰斗的老同志懷念他。他和焦裕祿一樣，是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當之無愧的英雄!

　　雖然，張欽禮同志一生的政治命運跌宕起伏，充滿著悲壯，甚至是慘烈，可是，他畢其一生所為之奮斗的理想，畢其一生所為之幸福的人民，畢其一生所付出的心血、汗水和生命，蘭考人民世世代代會銘刻在心中!

　　老班長焦裕祿、張欽禮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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