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軍軍官群像(資料圖片)

　　參考消息網站3月3日報道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軍人的實踐，軍隊的實踐，從最根本上來說都是這兩個字：戰爭。戰爭從來用血與火，對一支軍隊進而對一個國家作出嚴格檢驗。被甲午戰爭檢驗了的北洋海軍，是一支什么樣的軍隊呢?

　　官僚傾軋下的窘迫成長

　　一支在官僚傾軋中艱難成軍的海軍，從始至終的窘迫絕不僅源于挪用經費

　　北洋海軍成軍主要受到三個事件的推動：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74年的臺灣事件，1884年的中法戰爭。這三大事件，無不與海上力量的有無和強弱密切相關。在危機愈加深重的時刻，清廷終于確定“懲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師為主”的決斷。

　　從1861年決定投巨資向英國購買一支新式艦隊起，到北洋艦隊成軍的二十七年時間內，清廷為建設海軍到底耗去了多少銀兩，至今無法精確統計。有統計說，清廷支付的艦船購造費超過3000萬兩。再加艦船上各種裝備器材的購置維持費、艦隊基地營造費及維持費等，對海軍的總投資約在1億兩上下，等于每年拿出300余萬兩白銀用于海軍建設，平均占其年財政收入的4%強，個別年份超過10%。

　　這樣的數目與比例，在當時條件下不可謂不高。道理不復雜，此時不論慈禧太后還是同治、光緒兩任皇帝，皆意識到海防對維護統治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但為什么自1888年北洋成軍后，“添船購炮”的工作就停止了呢?請注意三個人物：醇親王奕譞，北洋大臣李鴻章，帝師翁同龢。

　　首當其沖是慈禧旨派的總理海軍事務大臣、醇親王奕譞。此人在任上籌措款項，建立機構，確實做了一些事情。但從他入主海軍之日，便帶來了過多政治利害。

　　奕譞是光緒皇帝的生父，主持海軍衙門，正值慈禧應撤簾歸政、光緒親政在即的關鍵時期。奕譞深知慈禧專權，親睹即使慈禧親生子同治帝，亦被長期作為“兒皇帝”對待的境況。同治病亡無子，兩宮皇太后宣布奕譞之子入承大統，奕譞竟然“警懼敬惟，碰頭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可見對禍福的感受有多么深。多年來，他擔心其子光緒永遠只能做個兒皇帝，也擔心自己不慎惹怒慈禧，招致更大禍患，“謙卑謹慎，翼翼小心”。其最大心愿并非海軍建設，而是如何使光緒帝平安掌權。海軍衙門不過是他完成這一夙愿的平臺。

　　在光緒被立為皇帝之后，最初堅決反對重修圓明園的奕譞，變為挖空心思挪用海軍經費修園的始作俑者。鐵甲艦和頤和園是一對矛盾體。對慈禧來說卻并不矛盾。危機時用鐵甲艦來維護統治，承平時用頤和園來享受統治，一切都是天經地義。掌握數百萬銀餉的海軍大臣奕譞，知道慈禧既要購艦、也要修園的兩個心病。他也有兩個心病：既要保己、也要保子。他最終選擇用海軍經費作為協調利益的粘合劑。這不但可鞏固自己政治地位，還能讓政權早日轉移到光緒帝手中。

　　李鴻章加入挪款，矛盾表現得更加深刻。

　　李鴻章當年未處朝政中樞時，就在反對修園上起過重要作用。他還曾上奏“停內府不急之需，減地方浮濫之費，以裨軍實而成遠謀”。奕譞入主海軍衙門之初，要李鴻章挪用購船款項30萬兩“修三海工程”，他也推說：“因購船尚不敷，請另指他處有著之款撥付。”

　　但是，最終他還是加入了挪用海軍經費的行列。這首先是因對自身政治地位的憂慮。在奕譞入主海軍，光緒帝親政在即的情況下，李鴻章不得不開始新的政治算計。在最初婉拒挪款后不足一月，李鴻章函“請奕譞在親政撤簾后繼續主持海軍”。五個月后，奕譞要李“借洋款七、八十萬兩”，李鴻章立即辦理。1888年奕譞又稱萬壽山工程用款不敷，要李鴻章以海軍名義從各地籌款，李即分函兩廣總督張之洞等多地督撫，從各地籌到260萬兩，以利息供慈禧修園。

　　李鴻章加入挪款行列的第二個原因，是對形勢的錯誤估計。李鴻章本是清廷中最具危機感的大臣，但隨著“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的到來及北洋海軍成軍，在一片夸贊聲中，他也開始飄飄然，感覺“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可搖之勢”。1894年7月大戰爆發近在眼前，他仍認為“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餉，臣辦差可自信，斷不致稍有疏虞”。早年對日本的高度警惕，變成了晚年的昏庸和麻木。

　　當初籌建海軍最力的人，后來騰挪海軍經費最力。當初反對修園最力的人，后來別出心裁暫借、直撥、挪用、吃息籌資修園最力。

　　這種極其矛盾復雜的現象，還出現在李鴻章的反對派、光緒皇帝師傅翁同龢身上。他是甲午戰爭中激烈的主戰派，也恰恰是此人，和平時期異常堅定地克扣、停發海軍經費。翁同龢如此行事，既有多年與李鴻章深結的宿怨，更來自滿族中央權貴對漢族封疆大吏的排斥。在翁同龢等一批滿族權貴眼中，北洋水師是李鴻章的個人資本。削弱李鴻章，就要削弱這支艦隊。“主戰”與“主和”的爭斗，不過是由承平延伸到戰時的官僚傾軋。

　　斗來斗去，吃虧的只能是夾在中間的海軍。在內外利害縱橫交織的形勢下，誰也不會將主要精力投入海軍建設。一個政權將如此多的精力、財力用于內耗，無法有效迎接外敵的強悍挑戰。

　　失敗絕不僅歸于船速炮速

　　一支在歌舞升平中悄然斷送的海軍，其震驚中外的覆滅絕不僅歸于船速炮速

　　從軟件方面看，北洋海軍建立之初參考西方各海軍強國，制定了周密的規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武備等方面，對各級官兵都有具體詳盡嚴格的要求。北洋艦隊前期訓練相當刻苦，監督甚嚴，有嚴格的要求和訓練。

　　從硬件上說，“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直到大戰爆發前，仍然是亞洲最令人生畏的軍艦。在火炮方面，日方只在中口徑火炮方面數量占優，同時因中口徑炮多為速射炮，所以在火炮射速方面優勢明顯。但大、小口徑火炮北洋艦隊的數量優勢同樣不小。再看船速的比較。日艦平均航速快1.44節，優勢并不很大。有人說北洋艦隊10艦編一隊，使高速艦只失速達8節，不利爭取主動。其實日本艦隊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艦，艦隊整體失速不在北洋艦隊之下。

　　黃海海戰前的北洋海軍，從表面看軟件硬件都具有相當實力。清廷正是出于此種自信，在豐島海戰之后毅然對日宣戰。日本精心策劃了這場戰爭，但面對北洋海軍也沒有必勝把握。

　　但當戰場不再是操演場時，平日訓練的差異便立即顯現。

　　面對逼近的敵艦，北洋艦隊首先在布陣上陷入混亂。提督丁汝昌的“分段縱列、掎角魚貫之陣”，到總兵劉步蟾傳令后，變為“一字雁行陣”;隨后交戰時的實際隊形成了“單行兩翼雁行陣”;時間不長，“待日艦繞至背后時清軍陣列始亂，此后即不復能整矣”。這種混亂致使今天很多人還在考證，北洋艦隊到底用的什么陣形。

　　其次，還未進入有效射距，“定遠”艦首先發炮，不但未擊中目標，反而震塌主炮上的飛橋，丁汝昌從橋上摔下嚴重受傷，首炮就使北洋艦隊失去了總指揮。黃海大海戰持續四個多小時，北洋艦隊“旗艦僅于開仗時升一旗令，此后遂無號令”。戰斗行將結束，才有“靖遠”艦管帶葉祖圭升旗代替旗艦，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隊旗，收攏殘余艦只撤出戰斗而已。

　　第三是作戰效能低下，擊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戰中掉隊的日艦“比叡”冒險從我艦群中穿過，“來遠”艦相距400米發射魚雷，不中，讓其僥幸逃出。目標高大的“西京丸”經過北洋海軍鐵甲艦“定遠”艦，本已成射擊靶標，“定遠”發4炮，2炮未中;“福龍”魚雷艇向其連發3枚魚雷，也無一命中，又讓其僥幸逃出。

　　北洋艦隊官兵作戰異常英勇，但對軍人來說，勝利沒有替代品，很多東西僅憑戰場上的豪壯不能獲得。

　　多種資料證明，北洋海軍在一片承平的環境中，軍風嚴重毒化。

　　《北洋海軍章程》規定：“總兵以下各官，皆終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館。”實際情況是“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水師最高指揮者丁汝昌，在劉公島蓋鋪屋，出租給各將領居住，以致“夜間住岸者，一船有半”。

　　章程規定不得酗酒聚賭，違者嚴懲。但“定遠”艦水兵在管帶室門口賭博，卻無人過問。

　　章程規定的艦船保養也形同虛設，保養經費普遍被挪作他用。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斐利曼特談過他的觀感：“中國水雷船排列海邊，無人掌管，外則鐵銹堆積，內則穢污狼藉。”

　　至于艦船不作訓練而用于它途，已非個別現象。如以軍艦走私販運，搭載旅客，為各衙門賺取銀兩等。在艦隊內部，投親攀友，結黨營私，腐敗風氣蔓延，訓練則弄虛作假。

　　大戰之前，“定遠”、“鎮遠”兩艘主炮的戰時用彈僅存3枚，唯練習彈“庫藏尚豐”。一年前李鴻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彈，備戰斗艦用”，卻一直無人落實。不排除這種可能性：海戰中二艦之主炮絕大部分時間內，一直在用練習彈與敵艦作戰。

　　軍風腐敗的結果，戰時必然要付出高昂代價。力圖隱瞞這一代價，就要謊報軍情。

　　豐島海戰，“廣乙”沉沒，“濟遠”受傷，北洋海軍首戰失利。丁汝昌卻報李鴻章，“風聞日本提督陣亡，‘吉野’傷重，中途沉沒”。

　　黃海海戰丁汝昌跌傷，是我方倉促開炮震塌飛橋的結果，上報卻成“日船排炮將定遠望臺打壞，丁腳夾于鐵木之中，身不能動”;丁汝昌還向李鴻章報稱“敵忽以魚雷快船直攻定遠，尚未駛到，致遠開足機輪駛出定遠之前，即將來船攻沉。倭船以魚雷轟擊致遠，旋亦沉沒”;實則日方艦隊中根本沒有“魚雷快船”，“致遠”在沉沒前也未曾“將來船攻沉”。

　　此戰北洋海軍損失“致遠”等五艦，日艦一艘未沉。李鴻章卻電軍機處“我失四船，日沉三船”。一場我方損失嚴重的敗仗，卻被丁、李二人形容為“以寡擊眾，轉敗為功”。清廷也以為“東溝之戰，倭船傷重”，給予大力褒獎。一時間除參戰知情者外，上上下下跌進自我欣慰的虛假光環之中，嚴重加劇了對局勢的誤判。

　　越是艱難處境，越考驗軍風、軍紀。北洋海軍在威海圍困戰后期，軍紀蕩然無存。

　　首先是部分人員不告而別，“北洋海軍醫務人員，以文官不屬于提督，臨戰先逃，洋員院長，反而服務至最后，相形之下殊為可恥”。

　　其次是有組織的大規模逃逸。1895年2月7日，日艦總攻劉公島，北洋海軍十艘魚雷艇在管帶率領下結伙逃跑，最后“或棄艇登岸，或隨艇擱淺，為日軍所擄”。一支完整無損的魚雷艇支隊就這樣丟臉地毀滅。

　　最后發展到集體投降。“劉公島兵士水手聚黨噪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覓生路”;營務處道員牛昶炳請降;劉公島炮臺守將張文宣請降;“各管帶踵至，相對泣”。面對全軍崩潰的局面，丁汝昌“乃令諸將候令，同時沉船，諸將不應，汝昌復議命諸艦突圍出，亦不奉命。軍士露刃挾汝昌，汝昌入艙仰藥死”。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鎮遠”、“濟遠”、“平遠”等十艘艦船為日海軍俘獲。顯赫一時的北洋艦隊，就此全軍覆滅。

　　牢記教訓，而非掩埋教訓

　　一支被人惋惜了一百多年的海軍，對其教訓的挖掘往往又伴隨著掩埋

　　中日甲午戰爭，是近代史以至現代史上，中國軍隊與入侵之外敵交戰時武器裝備差距最小的一次戰爭。它又是近代以至現代史上，中國軍隊敗得最慘的一次戰爭。鴉片戰爭之后，國人皆知西方專恃堅船利炮，無堅船利炮要割地賠款。北洋成軍，船不可謂不堅，炮不可謂不利，為什么反而更大規模的割地賠款?

　　從失敗一刻起，當事者就開始諉過別人，洗刷自己。

　　丁汝昌曾向李鴻章報告說，“若非濟遠、廣甲相繼遁逃，牽亂全隊，必可大獲全勝”。認為敗戰就因個別將領的怯懦逃跑。

　　李鴻章則間接諉過于清廷：“平時請款輒駁詰，臨事而問兵船，兵船果可恃乎?”這是最早的經費不足失敗論者。

　　清廷則將責難集中在李鴻章身上：“滿清文武，均議李鴻章應負陸海軍戰敗之全責。”以為李鴻章只知避戰保船，導致戰敗。

　　這些觀點直至今日仍在延續。

　　不妨提出幾種假設。

　　假設一，北洋水師皆有鄧世昌之勇，如何?

　　自從戰爭與人類社會相伴以來，還沒有哪一種力量像海軍這樣，尤其檢驗一支軍隊的整體實力。也沒有哪一種兵器像軍艦這樣，每一個戰斗動作的質量都是全體成員戰斗動作質量的總合。同治年間有人仔細觀察過西方海軍的訓練：“……每船數百人，終日寂然無聲。……不但無故無一登岸者，即在船亦無酣嬉高臥之人。槍炮、器械、繩索什物，不惜厚費，必新必堅，終日淬勵，如待敵至……雖王子貴人，一經入伍，與齊民等，凡勞苦蠢笨事，皆習為之。”真正的戰斗力，只有這樣產生于嚴密的組織、嚴格的訓練、嚴謹的作風形成的整體合力。一支平素疏于訓練卻精于應付的艦隊，戰時無論怎樣英勇，也難整合成整體合力。

　　假設二，北洋水師經費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如何?

　　持這樣想法的人，仍以為北洋艦隊敗于裝備性能，敗于經費不足。同是主力艦，只備有一兩枚主炮實彈去作戰的海軍，給它再強的兵器也歸于無用。同是魚雷艇，我方管帶率艇沖出港外爭相逃命。日方艇長鈴木貫太郎卻冒死率艇沖入港內，并創下世界近代海戰史上魚雷艇首次成功夜襲軍艦的戰例。其中的差距，不是船速炮速能彌補的。單就軍事來說，甲午海戰中最令人銘心刻骨的結局，莫過于龐大的北洋海軍艦隊整體覆滅的同時，對方艦隊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點，任何經費短絀與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證，都是蒼白無力的開脫。

　　假設三，北洋水師多運用謀略，少去死打硬拼，又如何?

　　北洋海軍從始至終都在失敗地運用謀略。李鴻章“以夷制夷”的手法貫穿戰爭始終。外交上他殫精竭慮地疏通英、俄、德，妄圖用它們鉗制日本;在軍事上更費盡心思，增援朝鮮的運兵船雇傭英輪“高升”號，以為日艦不敢開炮。思慮、算計不可謂不深，但現代戰爭從頭到尾是實力的較量，包括兵力、兵器，更包括人的勇氣、意志、素質。以心術支撐的謀略哪怕再高再深，在實力沖撞面前不過是畫餅充饑而已。

　　甲午之敗，腐敗使然。從慈禧、光緒到奕譞、李鴻章、翁同龢，再至丁汝昌、劉步蟾等人，可以算一下，在日本聯合艦隊開炮之前，有多少人參加了埋葬這支艦隊的工作。他們的悲劇何嘗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劇。在政治腐敗、軍紀廢弛的社會環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復，形成一個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鎖鏈：政權建立了軍隊，又腐蝕著它;軍隊維護著政權，又瓦解了它。在這一過程中，它們互為犧牲品。

　　對當今的軍人來說，一個再大不過的教訓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戰斗力，哪怕是再先進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必須通過人及其組織去實現。從這一點上來說，北洋海軍的失敗實屬必然。(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 金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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