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500天計劃”和解體國家
經過相當一個時期丑化蘇聯共產黨歷史、糟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混亂之后，1990年，成為蘇聯改革與解體過程中一個具有特別意義的年份。經濟改革的“500天計劃”，作為最重要的一頁，釘在它的年歷上。
從這年起，蘇聯改革從曾經宣布的社會主義目標，改變為直接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雅科夫列夫此前已經控制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導權，兩項勢必推上前沿的重大改革呼之欲出。決戰的鼓聲擂響了。一個是政治改革，即3月的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憲法第6條，刪除關于黨的領導地位的規定，剝奪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促成顛覆共產黨、演變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進行最后的集結、空前的政治動員和整合。親資本主義的聯盟獲得足夠的思想的、理論的、政治的力量，經濟體制改革迎來埋葬社會主義的最好機遇。于是有另一項改革，即利用這種動員和整合，摧毀作為蘇聯體制核心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出臺“500天計劃”。
時任部長會議主席的尼·雷日科夫在《大動蕩的十年》中寫道，最初是莫斯科郊區一家制磚廠廠長，為討好葉利欽和加官進爵，聲稱有一個500天轉向市場的計劃，而且精確到以小時和天計算，被認為是一場“數字笑話”。兩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經濟學家，提交一份“400天計劃”，然后加上亞夫林斯基的名字，在莫斯科出版。那位廠長也拿到這份計劃，把“400”改為“500”，用自己的名字在西伯利亞出版。廠長沒有撈到什么，亞夫林斯基卻因此名聲大振。這個計劃隨即得到葉利欽的首肯，提出要在俄聯邦實行廣泛的私有化和價格自由化。
戈爾巴喬夫越是堅持他1987年6月全會提出的經濟體制“根本改革”或者說“實質性改革”，國家經濟狀況就越是每況愈下。1990年5月24日，雷日科夫在第三次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作了《關于國家經濟狀況和向可調節市場經濟過渡的構想》的報告，提出向“可調節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方案，又稱“政府綱領”。與此針鋒相對，美國積極撮合，7月28日，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達成協議，成立一個由總統顧問委員會成員沙塔林院士為首的專家小組，在俄羅斯500天計劃的基礎上，制定全蘇向市場經濟過渡的500天計劃，即《向市場過渡——構想和綱領》。亞夫林斯基列名這個小組。他在這個小組的一個特殊使命，是隨時向美國方面通報情況和聽取與傳達美國方面的指點。9月上旬，小組提交了這個計劃，規定蘇聯沿著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在17個月里“實現劇烈的改革”，至少70%的工業企業實現私有化，轉變為聯合股份公司，同時鼓勵大規模外資進入，在私人商業銀行和所謂“市場保障”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金融體制。它的全稱為“沙塔林-亞夫林斯基500天計劃”。
蘇聯總統顧問彼得拉科夫說，這是1990年蘇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消息”。1990年的整個夏天，戈爾巴喬夫一再發出熱情贊賞沙塔林計劃的信號，稱他拒絕“一種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壟斷”，“沒有什么能夠阻止我們把國有企業轉變成聯合股份公司”。8月4日路透社報道，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達成協議，“為發生重大政治變化鋪平道路”。戈爾巴喬夫在不同場合繼續表示對500天計劃的支持。8月17日，他在敖德薩軍區發表談話，再次攻擊蘇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說“國家所有制壟斷”是“經濟危機狀況的主要原因”，而他的經濟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財產非國有化、取消壟斷全面改革所有制關系”，“實現所有制私有化”。8月24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戈爾巴喬夫-葉利欽聯合班子準備改革經濟》，認為這兩位改革家總統聯手，“組成了一個互利的合相互依賴的同盟”，導致“蘇聯改革中比較有希望的時期”，“葉利欽幫助戈爾巴喬夫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變得更加激進”。8月29日，這兩個人會晤并聯合向電視臺記者發表談話。戈稱和葉“達成完全的相互諒解”。30日，法新社刊出《蘇聯高級官員贊成激進改革方案》，稱這是對雷日科夫的嚴重打擊。
美國駐蘇大使馬特洛克在《蘇聯解體親歷記》中披露，正是“在剝奪了共產黨制定政策的權力之后，戈爾巴喬夫再一次談到了激進的經濟改革，同意與葉利欽合作出臺新的速成計劃”。戈爾巴喬夫對“500天計劃”的少許猶豫不決，都會引起這位忠誠于美國當局的大使的“不安”，以至在安排美國商務部長出訪蘇聯的時間問題上，都要考慮怎樣有利于“迫使戈爾巴喬夫接受沙塔林的計劃”。
9月10-25日，蘇聯最高蘇維埃第四次會議討論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計劃，會上出現“政府綱領”與“500天計劃”的方案之爭。
9月11日，雷日科夫向蘇聯最高蘇維埃第四次會議作了《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可調節市場經濟過渡的緊急措施》的報告。報告闡述了政府綱領與500天計劃的主要區別: 政府綱領認為向市場經濟過渡只能是漸進的，其他國家都經歷了幾十年時間，而500天計劃認為一年至一年半就可建立起帶有全部特征的市場經濟;政府綱領主張以“先調后放”的途徑實現價格改革，而500天計劃主張從1991年1月1日起放開價格，政府認為這必然引起通貨膨脹迅速發展，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500天計劃主張實行國有資產的非國有化和私有化，政府認為非國有化和私有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反對實行私有化，反對實行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反對用農戶經濟取代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主張在農村建立集體農莊、國營農場、農戶經濟、合作社和個體經濟合理結合的多種形式的農業經濟模式;政府主張主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不贊成過多吸引外資用于目前消費;政府把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的居民社會保障作為自己綱領的重要部分，主張對居民在價格改革中的損失予以充分補償，防止出現大規模失業，500天計劃在這方面沒有切實的保證;政府主張必須有全聯盟統一預算，稅收來自雙重渠道，中央占22%，共和國占23%，500天計劃主張取消聯盟預算和稅收。
新聞媒體像接到同命令一樣，齊聲為“500天計劃”搖旗吶喊。《共青團真理報》9月5日刊出《人、自由、市場》，搶先公開這一計劃的內容，說它的主要特點是，按照“嶄新的經濟理論”，讓每個人都從國家得到一份，強調只有私有化才能“恢復社會公正”。
戈爾巴喬夫在會上兩次講話，表示他本人“更欣賞沙塔林的計劃”。9月17日，俄聯邦總理西拉耶夫宣布，俄羅斯聯邦從10月1日起開始執行“500天計劃”。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經過激烈辯論，通過關于《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緊急措施》的決議，決定組成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領導小組，在兩方案的基礎上制訂一個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統一方案。戈爾巴喬夫向蘇聯最高蘇維埃提出《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這就是作為統一方案的“總統方案”。
“政府綱領”和“500天計劃”之爭，實質是葉利欽爭奪最高領導權和改革主導權的政治斗爭。戈爾巴喬夫的“總統方案”，以折中的、妥協的方式認可“500天計劃”。兩種經濟體制的選擇，代表著兩種經濟制度的較量。在所有制改革上，“政府綱領”主張實行國有資產的非國有化，建立以集體所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結構，“500天計劃”主張實行國有資產的私有化，建立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結構。這代表著兩種改革目標模式和兩種不同的經濟制度。戈爾巴喬夫支持“500天計劃”，實質是否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向西方經濟制度認同。作為蘇共總書記和蘇聯總統，持這種改革態度，其政治效應等于公開宣布在蘇聯社會主義已不適用而走向資本主義，等于公開否定聯盟、葬送國家。
馬特洛克看得很清楚，戈爾巴喬夫的“總統方案”，“仍將以沙塔林的‘500天’方案為基礎”。美國《華爾街郵報》9月14日表揚戈爾巴喬夫批準“500天計劃”，認為這個計劃“只順便提到社會主義這個詞”，其實已經“放棄了恢復共產主義的努力”，“顯然是為了在蘇聯實行一種西方式的混合經濟而不是為了改革共產主義”。日本《產經新聞》同一天的文章要興奮得多，題目干脆就是《蘇聯經濟改革最終方案中沒有‘社會主義’字樣》。9月17日，美國總統里根來訪，當面稱贊戈爾巴喬夫：“改革進程在美國政界得到同情和支持”，“由于改革，蘇聯已走上正確道路”。
所謂 蘇聯改革的“正確道路”，就是共產黨喪失執政地位和國家解體。1990年到1991年，這種征兆全部顯現。計劃經濟遭到決定性的破壞。1990年蘇聯社會生產出現戰后以來的首次負增長，社會總產值、國民收入和工業產值分別下降2%、4%和1.2%，財政赤字上升，內外債務增大，消費品嚴重匱乏，人民生活水平顯著下降，整個經濟陷入深刻危機。l99l年，經濟危機向全面化和深刻化發展，危機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部門，生產負增長幅度急劇加深。同時，族際沖突、工人罷工加劇了社會經濟的紊亂，經濟、財政、社會政治全面危機。戈爾巴喬夫帶著他的從“500天計劃”衍生而來的“總統方案”到倫敦，向西方七國請求援助，“超級大國變為乞丐大國”，無果而終，為全球徒增一則笑話而已。雷日科夫下臺，繼任者帕夫洛夫的一個《反危機綱領》完全不起作用，也不過是蘇聯黨和國家墓碑邊的一個小小花環。國家的最后崩毀只剩一個簡單的儀式了。
美國當局、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共同策劃和積極推行的“500天計劃”，是最能顯示蘇聯改革的性質的經濟計劃，在導致蘇聯共產黨下臺和蘇聯國家解體、出現20世紀人類歷史巨大倒退以及此后蘇聯人民的悲劇方面，功不可沒。一首短詩在蘇聯和后來的俄羅斯及其他蘇聯地區廣泛流傳。這里寫下的，是人民對“500天計劃”的歷史評價：
列寧贏得了革命，
斯大林贏得了戰爭，
赫魯曉夫改換了貨幣，
勃列日涅夫修改了憲法。
戈爾巴喬夫和葉里欽，
比他們都厲害，
按照“500天計劃”，
把整個國家搞垮。
如果以前說這種事，
我們可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希特勒沒辦成的事兒，
民主派卻辦到了。
全國在流血，
人民在哭泣，
總統卻在電視上說：
“過程進行得很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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