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1989-1991年間，蘇聯民眾的大多數擊敗了黨-國精英。在這場勝利中，他們推翻了國家社會主義制度，開始嘗試著建立資本主義制度。一邊是原有的黨-國精英，他們試圖挽救作為他們既得利益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試圖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另一邊是民眾的大多數，他們已經厭煩原來的社會體制，轉而支持那些由葉利欽領導的政治反對派。反對派在選舉中獲勝，他們想砸碎現行政治體制的戰車，并最終在1991年底如愿以償了。

　　這種解釋和說明與在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之初的主要觀點似乎并不矛盾。在一開始，黨-國精英反對對原有體制進行改革的提議，哪怕這只是改革并不是顛覆。塔蒂納·扎斯拉夫斯卡婭是俄羅斯社會主義者，受戈爾巴喬夫改革新思維的影響很大，按照她的說法，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從一開始就受到"一大部分的"官僚階層的抵制。她說改革的阻力"在國家中心城市(莫斯科)的中層領導和其他地方的高層領導中"非常大。也就是說，除了發動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最高層領導外，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官僚都抵制改革。這是在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那些年中西方占主導地位的觀點。在改革的最后幾年中，蘇聯的局勢開始緊張化，越來越激進的知識分子認為那些當權的官僚階級反對任何改革，而朝前看的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成為戈爾巴喬夫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真正支持者。這種觀點的爭論，最終導致了現存體制的顛覆。黨-國精英曾經作出抵制，但最終還是失敗了。

　　從1991年的緊張斗爭到現在的塵埃落定，人們不能不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沖突是非常激烈的，彼此之間斗智斗勇。當一個統治集團在革命中遭受失敗時，它的成員往往是要退出歷史舞臺的--要么遭到流放，要么進入另一個世界，而更多是后一種命運。1783年，美國在對英國的革命中取得勝利后，把保皇黨的同情分子統統流放到了加拿大。1917年俄國沙皇貴族以及主張專制的官員都逃到了巴黎。那么，最近這次俄羅斯革命的犧牲者到哪里去了呢?他們基本上留在原來的位子上--在取代蘇聯的國家里做著高官。蘇聯垮臺以后兩年，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中的11個，他們的首領都是以前蘇聯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其中五人曾是蘇聯共產黨政治局委員。既然有人說黨-國精英被打敗了，為什么我們統計出來的原蘇聯領導人在后起各國的領導層中仍占優勢呢?

　　扎斯拉夫斯卡婭的下面一段話或許是對的，她說，在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之初，許多在傳統體制下的中層和下層領導對黨的新的領導人所倡導的改革是難于接受的。但是，真正的動力來自1987年前后開始的改革，我們上面所提到的改革的性質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從這場斗爭的最終結果來看，我們接收到的消息是過時的。

　　事實表明:黨-國精英中起決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從懷疑改革很快就轉變到以極大的熱情擁護激進的改革--以資本主義來取代社會主義。

　　黨-國精英為什么會退回去加入親資本主義同盟呢?怎樣看待他們對社會主義的承諾呢?要知道，這是他們過去都表示要遵守的承諾。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這種表示是毫無意義的。正如我們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蘇聯黨-國精英中的絕大多數在方法上，都是注重實際的，而不是執著于某種意識形態。他們之所以加入共產黨，是因為入黨對他們在職務上的提升有好處。他們受到激勵，不是由于獻身于某一意識形態，而是為了追求物質利益和權力。通過入黨和進入到精英階層，他們確實可以得到錢與權。這種對黨的態度，當1991年7月一個擔任政府官員很長時間的人在被問及他是否是一個共產黨員時，他作了很好的表述:"我當然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在20世紀80年代，絕大多數的黨-國精英都是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們從沒有考慮過為蘇聯社會的未來選擇方向。中央集權制不允許對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有絲毫的懷疑。但是，一旦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打開了人們對社會的前途和命運的討論和爭論的大門，不同的觀點就找到了傳播的捷徑，這些黨-國精英突然之間發現自己不得不面對這種討論。

　　在20世紀80年代末，關于社會發展的前途問題，有三種相互爭論的意見。戈爾巴喬夫及其同盟想對社會主義制度實現民主化和地方分權，讓工人成為他們企業的主人，讓人民在國家中獲得政治上的自主。這種改革的方向使黨-國精英受到威脅，他們手中的權力和物質利益方面的特權將會削弱。他們有可能真正成為人民的公仆，對人民負責，而不是做他們的主人。不管是在莫斯科某一國家部門掌權，還是在一家大企業當官，那些從事經濟管理的人，就不得不對他們的手下放下傲慢無禮的老板派頭，學會耐心做說服工作和學會妥協，而不是作出絕對命令。蘇聯政府官員平日里花言巧語，聲稱工人階級的國家比西方有更多的民主，戈爾巴喬夫的這一改革措施雖然沒有對黨-國精英的職位作出很大的改變，但是，它卻意味著這些精英分子所真正關心的物質利益和權力的減少。

　　黨-國精英中確實有一些人相信社會主義的理想，而且堅持通過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來實現這些理想。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至1991年的著作、演講和行為表明，他從來沒有放棄過社會主義民主的理念。在1992年10月，蘇聯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堅持說他仍然支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表示原來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絲毫不包含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偏離"。他認為"轉變經濟體制、理順社會主義內部的關系，使之更有效率"，這才是改革的正確的目標。葉戈爾·利加喬夫在最近出版的備忘錄中甚至還把那些不友好的批評家當作是社會主義理想的真正信仰者。那些信仰社會主義的黨-國精英，熱情響應蘇聯社會主義改革和民主化的號召。但是，他們在數量上十分有限。

　　第二種主要觀點認為應該回到原來的舊體制，只能作點滴的改革。共產黨應該繼續執政，應該繼續在莫斯科指揮經濟的發展，政治生活也應該回到勃列日涅夫時代，黨-國精英為什么不能堅定不移地回到這一地位，就像他們告訴我們的消息中所說的呢?

　　大多數的黨-國精英確信原有的體制需要作很大的調整。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舊體制越來越沒有效率。這些黨-國精英都不愿意為這種效率越來越低下的體制負責。如果這種效率的下降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最后，他們是無法維持自己的統治的。不支持改革，黨-國精英也會感覺到壓力。在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明顯的是，改革的方向確實有多個。大多數人所堅持的社會主義方向與黨-國精英所堅持的個人利益方向是背道而馳的。但是，這種觀點與第三種觀點是完全不同的--這第三種觀點，在以前看來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這就是向資本主義轉變。

　　乍看起來，黨-國精英主張選擇資本主義似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想一想，一個天主教徒會突然之間變成無神論者嗎?美國商會難道會呼吁私有企業的國有化嗎?教友會教徒會把一年的獎品頒發給一個像綿羊一樣軟弱的人嗎?然而，蘇聯的黨-國精英最終卻擁抱了他們曾經在意識形態領域強烈反對過的敵人。如果有誰去對這種轉變作一些審查，他就會發現這種轉變不僅自然而且還特別合乎邏輯。

　　黨和國家的領導成員由于位居精英層確實有許多物質上的利益。和一般人相比，他們的工資收入很高。由于工作需要，他們可以使用豪華汽車。他們可以住進豪華別墅。通過特殊安排，他們可以得到質量上乘的食物、飲料和其他消費品。通過廣泛的社會聯系，他們能確保小孩進入最好的學校讀書。

　　蘇聯精英分子的物質利益雖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精英相比，他們在物質上所享受的特權也就相形見絀了。正如我們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在蘇聯體制下，社會上層和底層之間的收入差別，比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差別要小得多。一個蘇聯大企業的總經理的報酬大約是一般產業工人的4倍，而美國企業總裁的報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

　　蘇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收入從來沒有公開過。但是，《星火》雜志編輯、蘇聯精英分子的猛烈抨擊者維塔利·科諾提奇在1989年聲稱，政治局委員們的收入每月在1 200盧布～1 500盧布之間，最高領導層的收入也最高，大約每月2 000盧布。當時的蘇聯企業一般工人的收入大約是每月250盧布。因此，在蘇聯體制下，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是一般產業工人的8倍。1993年，在美國，產業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約是每年2.5萬美元。這種工資水平的8倍那就是一年20萬美元。而美國高層精英每星期的收入都超過這個水平。

　　蘇聯高層領導擁有舒適的住房，但是，它也不能和美國公司和政府部門的高層領導的私人住宅相比。戈爾巴喬夫總統本人住的是一套有四間住房的、外表很普通的房子，坐落在列寧山區。緊鄰著是希武德那茲將軍的家和另一個不知名人士的家。蘇聯前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退休之后，在莫斯科郊外有一個舒適的家，但是，要是在美國，一個比較成功的醫生和律師就可能擁有這樣一棟房子。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財富和權力是無法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高級官員相比的。

　　對于蘇聯黨和國家的中級和下層領導來說，物質方面的報酬就更加有限，要知道，蘇聯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超級強權國家之一。美國研究蘇聯政治問題的專家杰里·霍克(Jerry Hough)這樣來描述他們的狀況:

　　相比較而言，蘇聯行政人員的工資很低，而且生活狀況很可憐。明斯克(白俄羅斯共和國首都)黨委第一書記和妻子、女兒女婿一起生活在一套兩居室的房子里，而有一些高層領導和妻子住的是在列寧格勒的一居室的房子。

　　蘇聯黨-國精英不僅在物質生活條件方面比西方國家的領導要差很多，而且，正如我們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他們這種生活水準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靠他們個人職位的臨時津貼來維持的。黨-國精英所享受到的奢侈品--豪華汽車，較大面積的住房等--都是工作需要的補貼，而不是私人財產。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通過合法的途徑積累物質財富幾乎是不可能的。積累了一定物質財富的蘇聯領導人總是擔驚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發現或被起訴，因為這樣的事情總是時有發生。而西方大公司和政府的領導人除了有與工作有關的臨時補貼外，還擁有個人的財產(一般來說，這些政府領導在進入政界之前曾經是以做生意為職業的)。

　　在美國和英國，當一個政府領導人失業時，他的私有財產可以維持家庭的消費水平。但是，蘇聯領導人的特權卻是靠領導位置來維持的。即使是高層次的精英們也害怕招致他們的上司的不高興，他們知道一旦失去職位就意味著要失去與職位相聯系的權力和威望，而且也意味著要失去與職位相聯系的目前的生活水平。而且，沒有什么物質財富可以傳給自己的子孫。

　　在20世紀80年代，越來越多關于西方國家的信息傳進了蘇聯。各種西方的影視節目在蘇聯上演，到西方觀光旅游的人也越來越多。蘇聯黨-國精英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級別成員的生活方式之間的巨大差別。我們上面所談到的蘇聯問題研究專家杰里·霍克，在介紹蘇聯領導人的可憐的生活狀況之后，繼續指出:"在這種行政制度下的政府官員，如果在西歐政治制度下，可能生活好得多，現在他們也知道了這一點。"霍克認為，可能就是這一事實使得蘇聯的體制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當許多原蘇聯黨-國精英最終認識到不值得為這一政權制度奮斗并且放棄奮斗的時候，這一政權制度也就倒臺了"。

　　當然，既然黨-國精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且他們也知道了這一點，那他們為什么不放棄對原有制度的捍衛呢?這個注重實際效益的、只注重個人利益的集團，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改變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忠誠，支持以資本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就可以允許他們擁有生產資料，而不僅僅是對它們進行管理。他們就可以合法地積累個人財富。他們就可以不僅僅是通過自己的社會聯系和影響，而且可以直接通過財產的轉移，來保證他們子孫的前途。

　　改變自己信仰的唯一障礙就是意識形態。那些真正信仰社會主義的人，要實現這一轉變確實是不容易的。當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1991年下半年垮臺的時候，一些真正信仰社會主義的人由于他們所獻身的事業的失敗，因為感到巨大的精神壓力而自殺或者從此一病不起。但是，這畢竟只是一少部分人。大多數注重實際效益的人就像他們早年一樣，很快就改變了信仰。

　　兩代人之前，也就是在1939年，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簽訂和約以后，蘇聯黨-國精英一夜之間從反對德國法西斯轉變到批評英國帝國主義野心。兩年以后，當德國侵略蘇聯時，他們又立即轉變立場開始反法西斯主義。諸如此類的意識形態的迅速轉變，很早以前就在蘇聯高層領導中表現出來了。在20世紀80年代末，當共產黨的紀律已經完全渙散，已經出現政治逆流的時候，黨-國精英就不得不為自己打算了。事實表明，為了獲得那些可以感覺到的私人利益，他們是有能力實現這種信仰的轉變的，就像他們的前任們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有能力轉向對上級領導唯命是從。

　　在1991年6月，一個美國的蘇聯問題專家對蘇聯精英分子的意識形態進行了研究，大量的經驗事實證明，當時的大多數精英分子轉而支持資本主義。研究者對記錄在案的當時的團體討論進行了分析。圖7-1就是研究的結果。在這次研究中，我們把莫斯科的精英分子包括一些個人劃分為知識分子，而不是把他們作為黨-國精英，而且這次的研究不是以隨機抽樣進行的。盡管如此，結果仍然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幅令人驚訝的圖景，在蘇聯上層社會中幾乎沒有人支持社會主義制度。只有12.3%的人被劃為"民主社會主義者"，即支持努力改革和實現民主化的社會主義的人。不到10%的人被劃為"共產主義者"或"國家主義者"，這與我們的保守派的概念是一致的，他們是對蘇聯體制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支持者。正如我們在第8章中將要看到的一樣，當時的民意測驗表明，與這些精英分子完全不同的是，民眾從總體上是擁護社會主義的，而只有一少部分人贊成資本主義。

　　精英分子放棄社會主義制度這一過程，是怎樣被人們認識到的呢?早在1987年，許多黨-國精英就開始離開自己的職位而變成了資本家了--也就是說，他們建設的或者說為之奮斗的是新的私人企業。作為這一進程的一部分，各種各樣的國有企業、社會主義經濟被它們的管理者不動聲色地、偷偷摸摸地轉變成了私人的、有利可圖的企業。這一做法在進行了好幾年之后，又變成了官方的政策。這一進程的另一方面是由黨-國精英來完成的，在1989年到1991年之間，他們從得到戈爾巴喬夫的支持到最后得到葉利欽的支持。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他們聲稱他們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有了新的覺悟，他們認為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是俄羅斯唯一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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