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鐘為誰而鳴?

　　22年前，1991年8月21日，一場據說是由“陰謀分子們”發動的試圖挽救蘇聯的“罪惡的冒險行動”以失敗告終，這場開始于8月19日，僅2天就宣告失敗的政治事件后來被稱作“819事件”或者“八月政變”。

　　22年過去了，關于蘇聯本身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俄羅斯聯邦變化過程中的事件均已塵埃落定，今天的我們回望當初，那場事件中，誰對誰錯，誰是“不到一年，便走上了背叛的道路”，而誰又是“鬼迷心竅，老糊涂了”卷進來的可憐蟲都已經不再重要，甚至連這次事件本身，到底是一次“失敗的拯救行動”還是“無恥的叛亂”都已經不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在這場試圖挽救蘇聯的事件中，究竟誰是笑到最后的勝利者，而失敗的喪鐘，又是為誰所敲響的?

　　蘋果里面是什么？

　　經歷了不成功的挽救之后，蘇聯還是解體了，“民主派”們獲得了勝利，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獲勝的民主派們自然要有其一番施為，然而，這一番施為給俄羅斯普通百姓帶來的，卻是不折不扣的災難。

　　對于帶有濃厚的蘇聯印記的大型工業生產聯合體，新貴們顯然要在這筆偌大的遺產上大做文章，于是一個被后世譏諷為“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堪稱瘋狂的計劃出臺了，那就是由當時俄羅斯總理蓋達爾提出的“500天計劃”。

　　刨除其中的華麗辭藻，這份計劃最關鍵的部分是“在第251天~第400天，將工業固定資產的40%，建筑業和汽車運輸業資產的50%、商業服務業資產的60%轉為私有，在第401~第500天，將70%的工業企業、90%的建筑業和商業企業轉為私有。”而在處置方式上，則采取的是先將估算為4.3萬億盧布的俄羅斯固定資產中的35%，即1.5萬億盧布，無償分發給近1.5億的俄羅斯居民的“派送”方式，按照當時的規定，每個在1992年9月2日以前出生的俄羅斯人，都可以獲得一張面額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按照當局的說法，這樣可以使每個人都成為“市場化與私有化的受益者”。

　　承諾看上去很華麗，宛如剛剛采摘下來的蘋果，可不幸的是，當人們咬開這枚漂亮的蘋果時，卻最終發現，這顆蘋果里面，已經長滿了蛆!

　　危機首先在國家公共福利的層面爆發，按照當時的俄羅斯副總理、政府私有化委員會主席丘拜斯的說法：“無論把財產分給誰，哪怕是分給強盜，只要把財產從國家手里奪出來就好。”這種徹底的派送和拍賣使得國家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變得一文不名，以往在蘇聯由國家承擔的公共交通，水電供暖等領域頓時因為資金不足而陷入一片混亂，1992年初的寒風中，數以十萬計的俄羅斯人就這樣因為供暖系統陷入癱瘓而被凍死。

　　私有券大規模發放以后，人為制造出來的“萬元戶”一時間遍布了俄羅斯大地。但是，普通百姓得到了股份，卻無心，同時也無力去有效經營——工業產業不是幾個人合伙就能開得起來的路邊小攤，而是一套需要完整體系分工，頂層指導，統籌規劃的產業體系，如此粗暴的瓜分方式使得整個國家的經濟在短時間內陷入了完全的混亂與無序狀態。

　　生產與流通環節的紊亂，直接導致市場供需失衡，各種必需品要么生產陷入停滯，要么生產出來無法進入市場，這種紊亂直接導致了物資的嚴重短缺，以至于有人排了數個小時的長隊，卻買不到一杯茶。物資短缺，貨幣總量相對過剩，消費品價格在不到半年中“像斷了線的氫氣球”一樣上漲了65倍，而沒過多久，經濟體系的核心——工業生產——也由于原料價格大幅上漲而陷入了嚴重危機，工業品價格在短短幾個月中，上漲了14倍。許多俄羅斯人幾乎是一夜之間便被通貨膨脹剝奪得一無所有。

　　而這一切至此并沒有完結：這種生產紊亂所帶來的影響是雙方面的——由于流通領域的問題，許多企業生產的產品賣不出去，應收的貨款回不來，俗稱“三角債”的財務危機在大量企業中彌漫開來，被財務危機逼得走投無路的企業不得不尋求銀行支援，使得原本打算緊縮銀根應對通貨膨脹的政府不得不被迫飲鴆止渴，采取了更加可怕的超發貨幣的策略，1992年增發的貨幣量是上一年發行量的20倍。

　　生產與流通紊亂，物資的短缺，企業債務危機，被迫超發的貨幣，這一系列因素疊加在一起，使得惡性通脹如同出籠的猛虎一般席卷整個俄羅斯，甚至一度高達令人嘆為觀止的2509%。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了1996年，物價上漲了6000多倍。

　　一廂情愿的派送私有化證券還導致了一個更為可怕的后果：由于物資緊缺和通貨膨脹，獲得私有券的人們根本無力去使這些證券發揮他們應有的價值，而只能將其賤賣，以至于“有的人站在企業的門口，給工人一瓶酒，就可以換張券”(俄聯邦政府原勞動和社會發展部部長謝•維•卡拉什尼科夫語)，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私有券不但沒有讓人們享受到“私有化的福利”，反而使得持有資金的野心家和黑社會組織快速將國家的經濟命脈把握在手里，有的還能慘淡經營，有的則直接轉手。至于去向，這段時間俄羅斯有數千億資本外逃到了西方國家，這個數字或許能解釋這些可憐的蘇聯企業遭到了什么樣悲慘的下場。

　　這場不亞于浩劫的改革所帶來的影響方方面面，而直接落在俄羅斯人民身上的則是以下一串數字：

　　人口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在解體后相當一段時間內，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整體經濟損失據不完全統計，達到了衛國戰爭經濟損失的兩倍以上。

　　如果說這不是一場世紀災難，那么，還有什么事件能夠在二十世紀最后幾年中與之爭鋒呢?

　　當然，在這場浩劫中，并非無人獲利，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趁著這場混亂，不少過去蘇聯國有企業的領導者和手中握有資金的投機者、野心家們乘著私有化的東風大肆盜竊蘇聯幾十年間積累下的財富。在無數個參與這場瓜分盛宴的人中間，有這樣7個名字頻頻出場，極為搶眼，他們是：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維諾格拉多夫、斯摩棱斯基、弗里德曼、霍多爾科夫斯基、馬爾金。

　　這七個人因在1996年被葉利欽同時秘密接見，又掌握著俄羅斯國家經濟命脈而被人們稱為“七大寡頭”，他們在蘇聯解體以前，有的是數學家，有的是“團派”(蘇聯共青團)青年干部，有的則是黨政干部。而在這場私有化盛宴中，投機獲勝的他們卻獲得了俄羅斯境內多個大型銀行的控制權，搖身一變，成為了國家的高級控制者，億萬富翁，可謂風光一時。

　　但是，這些像附著在腐肉上的蛆蟲一般蠶食著死去的聯盟身體的精英們，真的就是這場世紀悲劇中的贏家么?

　　覆巢下的卵

　　蘇聯的死亡帶來的并不只是短期的動蕩，更可怕的事情還在后面。

　　我們知道，作為現代社會產業體系中堅的工業，是一套由大量產業配套彼此協作而成的體系，眾多配套單位彼此協作才能讓整個體系向前發展。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首先是能源工業、冶金工業與化工，然后是基于其上的機械制造業，依托這些重工業門類生產出的生產設備，才衍生出了生產日常生活用品的紡織，輕工等等工業部門。

　　作為整個工業基礎的重工業門類由于原料與能源消耗量極大且持續不斷，因此在分布上一般采取靠近原料產地或者能源產地的原則，在蘇聯時代，靠近銅礦建設了大量機電設備工業聯合體，這些聯合體很多都分布在中亞各加盟共和國;靠近煤礦建設了大量的鋼鐵工業與煤化工業，烏克蘭的頓巴斯等地是主要集中區域;靠近舊的政治中心又布置了大量的科研中心，幾乎每個加盟共和國都有一個自己獨具特色的科研中心和相關配套產業。這些科研中心和工業企業組合在一起，經過蘇聯計劃經濟委員會的整合，最終組成了蘇聯龐大而又完善的工業體系。

　　在這套工業體系中，幾乎所有的大型工業產品，其原料和零配件都來自蘇聯全國各地，以我們熟悉的安-124大型運輸機為例，其設計單位安東諾夫設計局在烏克蘭，而總裝廠則分布在烏克蘭、俄羅斯等幾個地方，航空電子設備來自白俄羅斯明斯克，而生產這些元件的單位則遍布白俄羅斯、俄羅斯以及民主德國的德累斯頓。

　　大型工業品之外，蘇聯的生活必需品和農業生產必需品，如農藥，化肥等有機化工和重化工產品，也一樣需要全國各地的產品整合在一起才能有效生產，如堿工業主要在烏克蘭的頓巴斯，而鉀肥原料產地則以白俄羅斯為主。

　　這樣高度專業的分工實際上是現代工業社會的基本特征，但是蘇聯解體帶來的政治沖擊卻永久性地改變了這一切，由于政治上的條塊分割，原本運行順暢的各個加盟共和國雖然手里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卻都是幾個零件，無法形成體系，自然也就無法有效運轉。

　　工業的正常運轉需要連續不斷的日常生產來維持，一旦運轉停滯，那么由于無法獲得必不可少的資金流，接下來發生的就必然是裁減員工，縮小規模，廢棄設備。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產業上下游的建設需要數十年的時間，導致因蘇聯解體而喪失了配套的企業等于是永久性的喪失了改善出境的能力，接下來就是技術隊伍退化，設備更新停滯，再然后，就是可怕的死亡。

　　一個總裝系統的死亡，往往也就意味著數十乃至上百個配套企業的死亡，而工業企業的死亡，直接導致的則是原本靠這些企業發展起來的城市陷入衰敗，這一切都導致了一個可怕的結局——去工業化。

　　工業瓦解意味著一切的結束么?顯然不是，這實際上只是悲劇的序幕和開始。

　　工業的意義，除了生產大量的產品供人們使用之外，同時還意味著圍繞工業體系而生活的人們的收入來源，由于工業產出顯著，工業人口的收入通常而言不錯，一旦工業瓦解，對依附于工業體系的人們而言，那就意味著可怕的失業，以往工業體系還在時，在這里失業可以到另外一處工廠再就業，但是到處都在瓦解和失業時，人們又該去哪里再就業呢?

　　完善的工業體系，對一個國家而言，同時還意味著第一和第三產業的便捷，工業為第一產業生產化肥，農業機械和工程機械，也正因為如此，蘇聯才能夠在高緯度光照稀少、積溫不足的土地上種出足夠養活國民，同時飼養為國民提供肉類的牲口的糧食，而當這一切失去，退化回“看天吃飯”的農業，又能讓大家吃多久的飽飯呢?

　　作為大規模資金流動最為頻繁的產業，工業的興盛為銀行和金融提供了一個堅實可靠的前提，正是靠著工業企業旺盛的現金需求，現代銀行業才得以發展壯大，并發展成一個可以大量獲利的行業，而當工業瓦解，停止運轉時，手握大量資金的銀行家們，又該去哪里投放貸款獲取利潤，又該去哪里投機倒把呢?賭場還是妓院?

　　于是，當去工業化的效果逐漸顯現以后，在蘇聯遺體上攫取了大量財富的寡頭們，也要為其付出沉重的代價。1998年金融危機中，前述七大寡頭中，斯摩棱斯基名下的首都儲蓄-農業銀行和霍多爾科夫斯基名下的梅納捷普銀行以及維諾格拉多夫名下的莫斯科國際商業銀行幾乎在同一時間，由于沒有了本國工業提供的業務支撐，被危機的大潮沖垮。而其余的人也被沖得奄奄一息。在失去了經濟后盾以后，試圖重建秩序的俄羅斯政府直接就把他們都給收拾了——只有識趣而夾著尾巴做人的弗里德曼得以幸免。這些最為引人注目，實力最強的寡頭尚且如此，其余小魚小蝦下場如何，可想而知。

　　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無人永生——所有人的悲劇

　　一場席卷半個世界的悲劇終將讓所有參與者一起下地獄，無論他們從這場悲劇中得到了什么。正如以身殉國的蘇聯元帥阿赫羅梅耶夫同志在遺囑中所說的那樣：“當祖國即將滅亡，我生命的全部意義遭到毀滅時，我無法再活下去，我的年齡和所走過的生命歷程給我權利去死，我戰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了。國家正陷入一場災難之中，國家分裂，經濟崩潰，社會道德淪喪，這就是事實。然而沒有及時采取相應的措施，我想，這一點對你們來說也是顯而易見的。盡管大家都明白做些什么，我還是要強調一下，遲早要有人對蘇聯的分裂負責。這并非什么叛亂的邏輯，這是嚴酷的必然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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