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學家本魯梅《集體行動》說：“宣傳的職能首先表現在善于玩弄人們的情感和偏見。”意識操縱的一個原則性方針，是導致情感領域發生動蕩。

　　享有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的生活和在這一制度下成長起來的人民，對任何等級制的、不平等的現象敏感并極易引起不滿。蘇共以人民的名義取得國家領導地位，然而在保留原有的綱領和宣傳口號下逐漸形成黨的官僚特權集團的時候，它就越來越遠地離開自己的人民了。這種現象導致人民同黨的疏離和失望憤怒的情緒。西方媒體和改革派煽動、利用這種情緒，打造出蘇共腐敗的形象和葉利欽“反特權斗士”的形象。

　　關于葉利欽，大吹大擂、反復展示的事實依據僅僅限于，乘坐地鐵、訪問區級醫療所。他和他的家人的累累丑行，充其量只是民間私下議論的悄悄話。共產黨官僚特權集團和黨的宗旨相背離。然而那種“共產主義腐敗人物”，比之改革形成的官僚資產階級集團，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莫洛托夫1986年逝世，全部財產500盧布。勃列日涅夫的遺產，為幾輛外國汽車。昂納克居然有帶游泳池的豪華別墅，游泳池長12米。1991年，媒體激昂慷慨地指責一位年邁的蘇軍元帥，說他投機取巧，新冰箱300盧布，而他花28盧布買了1臺舊冰箱。這年5月，電視播出最高蘇維埃特權審理委員會審理蘇軍元帥租賃的國家別墅，18所別墅的豪華布置出售，平均7000盧布，大約為買一輛小汽車的錢。

　　發現“社會主義制度下”上層官員貪污2000美元，就吵得震耳欲聾。一旦顛覆社會主義，對于另一種權貴的腐敗行為，則選擇沉默或者輕描淡寫。姑且不論搶劫瓜分國家人民巨額財產的寡頭。一個年輕的改革派官員勃列夫列夫，月薪2.2萬美元，相當于莫斯科大學100名教授。蓋達爾政府負責發放石油出口許可證的官員，一個人受賄3億美元。賴莎·戈爾巴喬娃的《思索》，在美國出版，發行幾百冊，稿費300萬美元。誰也看得出來，這是毫不掩飾的行賄。

　　一旦點燃自我為中心的私欲之火，就會使人喪失理智和變得不顧事實。蘇聯各民族曾經組成一個平等相處的復合體。改革年代，按照反蘇維埃的綱領，啟動所有意識形態機器，大力灌輸在蘇聯制度下俄羅斯民族“吃虧了”和“小民族”滅絕的說法。事實上，大多數“小民族的人口增加了。1989年亞美尼亞一次問卷調查，62%的居民稱，他們的牛奶和奶制品不足。這成為煽動反蘇情緒的一個理由。當時亞美尼亞人年均消費牛奶480公斤，遠高于美國的260公斤、西班牙的160公斤和蘇聯全國的341公斤。俄羅斯民族“吃虧了”的情緒，一直延續下來，也影響到俄羅斯共產黨和久加諾夫。

　　資本主義社會有目的地制造社會恐懼。恐懼文化是美國文化的一個特點。那里有一整套鼓吹恐懼的文化系統。蘇聯人渴望和平。為防止同西方決裂，斯大林在40年代曾經做過巨大的妥協。他同美國共和黨活動家G·斯塔森談話說：哪一種體制更好，讓歷史來見證吧。正是西方，制造和傳播蘇聯為統治世界進行軍事擴張的神話，用“蘇聯恐懼”嚇唬美國人和嚇唬世界。有時候搞得滑稽可笑。奧地利是一個中立國家。50年代，美國未經奧地利同意，在那里建造50座秘密軍火庫。根據是美軍指揮部的一個無中生有的指令：蘇聯將立即出兵占領歐洲，需要預先準備游擊戰的基地。

　　蘇聯消除了造成大規模痛苦和恐懼的社會根源——貧窮、失業、無家可歸、饑餓、暴力犯罪、政治暴力和民族間的暴力，以及同強大敵人發生戰爭時的大批人員死亡。改革中的意識操縱美化西方、美化“別人的家園”而制造蘇聯恐懼、冷戰恐懼，宣傳對蘇聯的仇恨，成為一場針對世界人民的總體戰。

　　制造和渲染“斯大林恐懼”，是改革綱領和意識形態操縱中的一個最常見也最丑陋的例子。始作俑者是赫魯曉夫。他在蘇共20大前得到報告，斯大林去世時候蘇聯集中營在押170萬人，他的報告卻故意歪曲真相，把這個170萬硬說成1000萬人。整個蘇維埃時期判處死刑者70萬，而且遠不是所有的死刑都執行。索爾仁尼琴卻說，槍決4300萬。一個叫亞·弗·安東諾夫的人在《文學報》發表文章說到各地監禁人數，移動小數點，把作為史料依據的160萬說成1600萬。然后宣布：“久加諾夫上臺就會絞死所有的人”、“我們大家都會被槍斃”。

　　蘇聯被渲染成一個極端的集權制社會。不斷重復這種觀點，導致公眾頭腦遲鈍，以至把越來越多類別的蒙冤受屈者統統扯進被鎮壓。那不是死在古拉格嗎?利用“古拉格”這個概念，是最寡廉鮮恥的操縱手段之一。蘇聯的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書寫道：蘇聯20世紀“將近6000萬死于古拉格”。古拉格只存在30年。勞改營的死亡率年均3%。哪里出來6000萬呢?

　　一切質疑和尋找真相的人，甚至是僅僅敢于批評蓋達爾、丘拜斯改革方案的人，都會被一句話封上嘴巴：“原來你想回到斯大林!”不許說斯大林時代一句好話，正是改革中意識形態操縱的一個偉大成果。

　　“斯大林恐懼”，即社會主義恐懼，成為改革派恐懼文化的政治標語。它從輿論制造和渲染開來的恐懼，轉化為現實的恐懼。女孩子單獨出門被強奸，老年人乘地鐵遭搶劫，成為每天改革時代發生的故事。莫斯科在蘇聯時代大約30人有私人保鏢，現在大型商業機構花利潤的1/3用于保安。1996年的統計顯示，俄羅斯一半商人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經常提心吊膽。

　　一切反對一切人。一個平靜的社會，變成一個到處存在恐懼的社會。“殘暴的蘇維埃制度”沒有把車臣推向恐怖主義的戰爭。在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戰爭中，有車臣人投降并發動叛亂，遭到紅軍的嚴厲打擊。但是紅軍保護人民。好戰的少年杜達耶夫被最好的軍事學院錄取，成為將軍。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生活條件，使恐怖主義失去社會基礎和生存基礎。導致車臣大規模犯罪和暴力的，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改革帶來的貧困化。車臣居民人均收入和莫斯科相比，1980年少62%，1992年少89%。正是西方需要在俄羅斯制造一塊分裂和犯罪的飛地的時候，改革為西方提供了車臣。

　　2013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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