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蘇共瓦解和蘇聯解體的深層次原因離不開對當事者思想的梳理和評判。從政者在離開政治舞臺之后往往會坦露自己曾經有過的真實思想，說出當政時期不僅不能說，而且還需要竭力掩蓋的想法。在討論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的政治信仰、世界觀和對馬列主義的看法等問題時，我們既要關注他們當政時期的言行，也不能忽視他們離開政治舞臺之后所撰寫的演說和回憶錄等。值得注意的是，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和葉利欽等人在其回憶錄等作品中都毫無例外地、公開而坦率地談論他們是怎樣主動地丟棄馬克思主義的，公開分析了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們丟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信仰的。這種現象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一、信仰自白

　　從政治信仰這個角度來觀察蘇共瓦解問題和蘇聯解體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深入、客觀和全面地剖析戈爾巴喬夫等人政治信仰變化的實質和軌跡有助于認清問題的本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不排除社會意識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反作用。作為社會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政治信仰也是由社會存在所決定的，同時又反作用于社會存在，在特定條件下這種政治信仰對社會存在會產生決定性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有時表現在政治信仰在整個社會意識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引領作用，因為政治信仰是社會政治思想和價值觀的核心。

　　戈爾巴喬夫在與日本的池田大作對話錄中明確地表達了他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真實想法。“今天我們已經很清楚了，共產主義是一種空想社會改良說。也就是說，那是一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口號，或者是一種只有在極遙遠的歷史狀況下才能實現的東西。”這句話最清楚不過地反映出戈爾巴喬夫對共產主義的基本態度及其世界觀。在其思想系統中，共產主義基本上是一種烏托邦，是空想學說，他明確承認在自己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其社會主義觀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并已經逐步扭曲。“從本質上來看，我所理解的所謂共產主義的根本意義，本身就是一種絕對并且完全的平等思想，特別是經濟上的平等。階級的消滅、克服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消滅市場以及商品=貨幣關系，這所有一切都是列寧常說的，從總體的并且‘完全的’平等思想中引導出來的一種理論上的結果。”“對于我個人來說，我多年從事政治活動，因此，我也非常明白地理解到完全并且絕對的平等是不可能實現的。從那以后，我的社會主義觀也發生了變化。”其實，早在1991年時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就露骨地表示：“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我們已接近于必須進一步徹底改變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觀點……是的，這是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危機。”身為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很早就對共產主義信仰抱有懷疑的態度，這就難怪他會在蘇聯改革進程中對社會主義事業采取如此怪誕的扭曲姿態，因為他內心中對社會主義已經產生了內在的危機。

　　雅科夫列夫曾經是戈爾巴喬夫的高級助手和顧問，是經常給戈爾巴喬夫出謀劃策的人物。他在下臺后所寫的《一杯苦酒》中第一章的題目就是“代自白”。他在“代自白”的開篇就說：“本書寫得非常不輕松，不論是剖析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什么在實際生活中站不住腳以及剖析浸透鮮血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時候，還是在剖析充滿矛盾的改良經驗和我國遍體鱗傷的精神生活的時候。對我來說，本書是我多年來思考、懷疑、躊躇和苦惱的結果。”雅科夫列夫在書中毫不掩飾他背棄馬克思主義的真實意圖，并公開地加以論述。雅科夫列夫說：“我是衛國戰爭年代入黨的，時至今日依然深信，當時我根本無權站在一旁袖手旁觀。這是嚴峻地考驗良心的時刻。同時我也相信共產主義思想，認為這是生活的真諦。”但是，“常常有人問我，我是什么時候和為什么開始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首先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實際體現，即所謂‘社會主義’的”。“正因為我曾仔細研究過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這個教義的‘永恒真理’在我眼里一年比一年暗淡無光，越來越經常出現疑點和空白點，往日的那種使人浮想聯翩的色調已明顯地失去光澤。”下臺后的雅科夫列夫非常坦率地承認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背離。其實，1990年雅科夫列夫就明確表示：“應怎樣理解共產主義?你們知道，對馬克思主義來說，共產主義是人和社會不受任何人和物制約地發展和自我完善的可能性。知識和道德的落后和蒙昧，階級對抗，一切導致仇恨和暴力的東西，都不能阻礙這種發展。而被庸俗地歸結為‘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那是烏托邦。”值得我們思索的是，雅科夫列夫對馬克思主義越來越不信仰，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疑點和空白點越來越多，他的政治地位卻越來越高，最后竟然進入了蘇共中央政治局。這是一個特別需要思考的問題。

　　(一)戈爾巴喬夫等人很早就成為信仰上的叛逆者

　　那么，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是什么時候開始出現信仰危機的呢?戈爾巴喬夫在大學時代就在信仰問題上產生了懷疑和動搖。戈爾巴喬夫下臺后曾經明確表示：“早在學生時代，我就發現，社會主義的現實與理想相差十萬八千里。”“可以將所有的不幸都歸咎于因為社會主義被‘歪曲’了。”“期待和發起改革運動的動機，也是出于‘想把現實與理想變得一致’!修正‘社會主義的變形’!這是在學生時代就在我們這一代所產生的一種憧憬與祈愿!”他還說：“與許多人一樣，在我的內心深處，很早以前就萌發了一種期待著變革到來的意識與希望。”“當然，對于人生問題開始進行深入的思考則是在莫斯科大學讀書的時候，那是大學時代對我們產生了巨大影響的結果。并且，從那時候起，我就以完全不同于以前的眼光去觀察過去，思考未來。”他還說，“活生生的現實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學習生涯之中，連那些書籍里所宣揚的社會觀在這些現實面前也顯得蒼白無力，一觸即潰”。他還說，“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各種各樣的歷史的橫斷面也了解得愈來愈清楚，因而，我的疑問也隨之漸漸擴大”。這表明，戈爾巴喬夫早在大學時期就開始對馬克思主義持懷疑態度，共產主義信仰還沒有來得及堅定就開始動搖。他“以完全不同于以前的眼光去觀察過去，思考未來”，將當時主流“社會觀”看成是“蒼白無力，一觸即潰”的東西，隨著年齡增長其疑問逐漸擴大，所有這些都表明戈爾巴喬夫早就成為共產主義信仰的叛逆者了。

　　雅科夫列夫的信念缺失是在他去美國進修回國之后。他說：“至于說到信念，那么有關信念的情況，要比我的論敵們所設想的情況復雜得多了。我是20大之后去美國的，當時我比較年輕，具有非常矛盾的思想，在我頭腦里已經扎下了關于人的自由的思想。我回國了，盡管在思想問題上已向右轉了。” “因此，從我個人方面來說，我的世界觀改革早在社會改革之前很久就開始了，盡管還不是徹底的改革，但我已做好了進行徹底改的準備。”雅科夫列夫沒有回避他是叛逆者的命題，他甚至明確而坦率地承認，早在60年代他從美國進修回來思想就已向右轉了。他的“世界觀改革”早在蘇聯改革之前就完成了。可見，雅科夫列夫是懷著一顆非馬克思主義、非共產主義思想之心進入蘇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遺憾的是，當時的蘇共中央已經失去鑒別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能力。不過，到1991年“8.19”事件前夕，莫斯科一些基層組織對雅科夫列夫反社會主義的言行進行了駁斥：“我們認為共產黨員雅科夫列夫身上的共產主義已所剩無幾了，只有他以前掛有列寧肖像的辦公室墻上兩三顆釘子那么多了。”

　　葉利欽更是如此。1989年葉利欽參加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選舉，一舉獲勝，開始成為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領袖。1987年葉利欽被逐出蘇共中央政治核心圈后，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民主化”和“公開性”的局勢，將公開攻擊蘇共作為攫取政治資本的途徑和資源，發泄自己對蘇共的不滿。早在1989年葉利欽就在美國表示，共產主義是烏托邦。1990年葉利欽說：“事情并不在于‘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還是人道社會主義，或者其他什么社會主義，事情在于實質，在于人權和選擇自由。”“當我說共產主義對我來說是某種虛無縹緲的東西，并說我不準備議論它時，就有人批評我。可是今天又談得上什么樣的共產主義呢?現在還沒有為人們創造起碼的條件。”1990年月25日，葉利欽在俄羅斯聯邦第一次人代會上表示：“我認為，世界上不存在經典著作家所說的資本主義，也不存在經典著作家所說的社會主義，雖說社會主義曾是各種各樣的。存在過發達社會主義，存在過國家社會主義，存在過波爾布特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有各種類型，我不主張那種為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從我們的水平上來看，也許，我們正站在社會主義的某幾個入口處。”葉利欽1991年3月15日在俄羅斯電視臺的講話中說：“蘇共領導人和俄共領導人喜歡說，74年前作出了社會主義選擇，這是我們的命運，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走這條道路。這種信念不是沒有爭議的。問問現在活著的人，他們對社會主義選擇的態度，而不是援引祖先的意見，就會更真實些。”葉利欽是在1991年蘇共28大上主動退黨的，但實際上他早就在共產主義信仰方面成為叛逆者了。

　　(二)戈爾巴喬夫當政時掩飾自己的真實思想

　　上述情況已經表明，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和葉利欽等人早就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與信念產生了動搖，但戈爾巴喬夫在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時卻依然將自己說成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和信念。

　　1987年，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六月全會上說：“人們也更加堅信，社會主義崇高原則不可動搖，這些原則不是在某種遙遠的未來，而是今天和明天就能實際得到實現的。”這一年戈爾巴喬夫專門抽出時間撰寫了《改革與新思維》一書，在這部書中戈爾巴喬夫多次表白忠實于社會主義事業：

　　“西方，包括美國在內，對改革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其中有這樣的一種說法：似乎改革是由于蘇聯經濟陷入悲慘境地而引起的，它反映出人們對社會主義感到失望，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最終目標發生了危機。不管這種說法的動機如何，沒有什么能比它離真理更遠的了。當然，促使我們改革的重要因素是，我們對最近幾年我國的狀況感到不滿。然而，之所以要改革，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認識到，社會主義的潛力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我想再次強調指出：我們是按照社會主義的選擇進行各種改造的，我們是在社會主義范圍內，而不是在社會主義之外去尋找現實生活提出的各種問題的答案的。我們是用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各項成就和錯誤的。那些希望我們背離社會主義道路的人一定會大失所望。我們的整個改革綱領，不管是從整體上來說，還是從各個部分來說，完全是建立在多一些社會主義和多一些民主這樣一個原則基礎上的。”

　　“我們將走向更美好的社會主義，而不是背離它。我們是真心實意地這樣說的，既不是對自己的人民，也不是對國外說假話。期望我們會開始建立一個別的什么非社會主義的社會，會轉到別的陣營去，這是沒有指望的，也是不現實的。西方那些希望我們放棄社會主義的人一定會失望的。該是明白這一點的時候了，主要是在同蘇聯的實際關系中要從這點出發。”

　　“我們認為，70～80年代出現的困難和問題，不是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政治制度發生了某種危機，相反，主要是由于不能始終如一地實行社會主義原則，背離甚至歪曲這些原則造成的，是由于一成不變地沿用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在社會主義發展的頭幾個階段出現的社會管理方法和方式造成的。”“相反，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年輕的社會制度，作為一種生活行為方式，在自我完善，解決當代科技進步、社會的經濟、文化和精神發展的根本問題以及發展人的個性等方面，擁有巨大的和遠未挖掘出來的潛力。”

　　上述論述似乎表明，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在社會主義范圍內進行的，似乎非常堅定地堅持社會主義原則。這也表明，戈爾巴喬夫的言行不一，給蘇共造成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很大混亂。

　　實際上，早在1988年，在蘇聯國內和蘇共黨內就有人提出蘇聯改革是否偏離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蘇共黨內甚至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兩報爭論”)。針對上述質疑，戈爾巴喬夫明確地闡述了自己的立場和態度，他表示：“正是黨在充分掌握有關過去和現在，有關有實際發展前途的趨勢和科學知識的情況下，應當領導在社會中形成社會主義意識的過程。正是黨能夠并且根據改革為社會主義建設帶來的一切新東西，從理論上闡明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挑選出真正服務于社會主義、符合社會主義發展的利益，使我們走向社會主義目標而不是走向其他什么‘借來的’目標的東西，并用它來武裝整個社會。”針對人們的質疑，戈爾巴喬夫又表示：“這里也要回答那些表示懷疑的人，我們是否背離了社會主義，背離了幾代蘇聯人所奠定的社會主義的主要基礎。不，我們沒有背離社會主義、沒有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沒有背離人們所贏得和建立起來的一切，我們沒有后退一步。但是，我們要堅決拋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和唯意志論的遺產，因為這種遺產無論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同真正的社會主義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戈爾巴喬夫的上述立場表明，他所領導的蘇聯改革是“走向社會主義目標”而不是走向其他什么“借來的”目標。但隨后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戈爾巴喬夫逐步地在朝著“借來的”目標邁進，這個目標就是民主社會主義。

　　如果說，戈爾巴喬夫在1988年以前還不能不這樣表態的話，我們再看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之年的表白。1991年2月，戈爾巴喬夫在白俄羅斯公開表示，他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忠實于社會主義選擇。“有人說，如果還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還侈談什么選擇。這種對關于社會主義選擇的提法的嘲弄說明什么?我應該說，在這種傲慢的嘲諷的背后或者是無知，或者是另外什么東西，須知，通常講這番話的是一些博士或者院士。不，當然問題不在于無知。不能相信，民主派的思想家們在批駁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時，對世界上蓬勃發展的當代社會主義流派會一無所知。眾所周知，在社會主義運動中也存在著各種國際性聯合組織。”“我常常受到指責：別再賭咒發誓說你是共產黨員、贊成社會主義選擇了。可是，對我來說，這個問題是原則性的問題。我不是那種昨天在這堆篝火旁烤火，今天又在那堆篝火旁烤火，而且感到在哪里都一樣愉快的人。人的道德、良心、信仰因人而異。對于我們來說，社會主義選擇，這不僅僅是象征與過去有聯系的套話，而是關于未來的非常鮮明而又準確的概念。”請注意戈爾巴喬夫此時所談的“社會主義”已經不是原來他所談的“社會主義”概念了，而是民主社會主義。他原來是在“科學社會主義”這個篝火旁烤火，現在他卻在“民主社會主義”篝火旁烤火，而且感覺還很愉快。他說他贊成社會主義的選擇，但他實際上所指的卻是民主社會主義的選擇。作為改革的最高決策者，戈爾巴喬夫在偷換概念，錯指目標。

　　1991年2月，戈爾巴喬夫在另一個場合再次表示：“我可以對我親愛的黨內同志們再說一遍：無論在任何地方，在任何講堂里我都可以毫無拘束地說，我是一個共產黨人并忠實于社會主義思想。像通常說的，我將至死不渝地堅持這一點，我將始終信仰這一思想。我的選擇很久以前就作出，并且是最終的選擇。不僅我，而且我的祖父和父親也都作出了這種選擇。對于我來說，這個問題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但是，這當然并不意味著，總統在執行自己的職權時不應該接觸各種政治派別和那些大概我們大家都不愿意接受的代表人物。我們所有共產黨員都應該看到這一點，而不應該懷疑總統的政治立場。”戈爾巴喬夫在上述論述中給我們刻畫的是一幅十分動人的畫面：戈爾巴喬夫對社會主義的信仰是十分堅定的，他已經作出了選擇，而且這個選擇是始終如一的，他堅守這個問題的原則性，他是一位堅持原則的蘇共中央總書記。但是事實卻恰恰相反!戈爾巴喬夫既然早就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了，為什么還要將自己隱藏起來，將自己裝扮成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呢?他后來自己解釋說：“然而，一方面我成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干部，此后又加入了共產黨;另一方面，這種體制的結構成為我的‘反面教員’，豐富了我的人生，使我能為未來做出更有意義的大事，盡可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我的能力。”他所說的“未來作出更有意義的大事”指的是什么呢?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就是要將蘇共改變成非馬克思主義政黨，改成社會民主黨，改成議會黨。他所說的“盡可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我的能力”，現在看來就是利用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竭力推行民主社會主義。

　　(三)影響戈爾巴喬夫等人信仰變化的兩個重要因素

　　從戈爾巴喬夫對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所展開的批判和攻擊，我們可以看到，戈爾巴喬夫對斯大林及其政策的痛恨達到了很高的程度。戈爾巴喬夫錯誤理解和解讀斯大林及其政策，是其信仰發生變化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此外，還有兩個因素對戈爾巴喬夫等人信仰的動搖也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

　　1.農村的背景對他們的影響

　　事實上，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對共產主義產生懷疑，對社會主義制度產生惡感從戰后就開始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從農村的狀況中得出了深刻懷疑的結論。“‘在農村中成長的背景’具有重要意義。”戈爾巴喬夫說：“在農村中長大的我，曾親眼目睹并親身體驗過斯大林時代那種將農民當做農奴來對待的現象。”“成日盡是勞動，卻沒有任何的報酬。與城里人相比，農民出身的人們，對于當時的體制抱有許許多多的疑惑，這也并非偶然。”“是的，與在城里長大的莫斯科大學的同學不同，‘集體化啦’，‘集體農莊制度’啦，這些概念對我來說是很真實的事，而他們卻無切膚之痛。‘集體農莊’及‘集體化'是何等的不合理，這是我從自己的體驗中得以了解的一面。”在戈爾巴喬夫看來，農村的不合理，將農民當做奴隸看待，城鄉差別巨大，所有這些都是促使他們信念發生動搖的因素。“歸根到底，改革運動的精神實質，就是徹底地顛覆斯大林主義。”“對于集體農莊化，我與城里長大的同學們的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通過自己的雙親、祖父母們所經歷過的嚴峻而又真實的體驗，我對之是持否定態度的。”戈爾巴喬夫說出了自己對農業集體化的否定態度，而且這種態度不是他上臺后或者下臺后才形成的，而是在青年時期就形成了的。“在我們所住的普里奧利諾耶村，至少有三分之一，甚至有一半左右的村民死于饑餓，全家餓死而絕戶的家庭竟達數百戶……”“此后很長的一段時間中，至少是從1941年到1945年戰爭結束時，那些破爛不堪、破敗的農舍依然殘留在村子中。”“我的祖父安德烈生有六個子女，其中有三個餓死了。而他自己則在1934年春天被逮捕了，理由是他未能完成播種的計劃，也就是所謂的‘怠工’。”戈爾巴喬夫將其家族在斯大林時期的不幸境遇放大了，這種放大和扭曲對他后來的世界觀形成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

　　對于農村因素，雅科夫列夫后來也回憶說：“可是，從前線回來之后開始產生的失望情緒越來越沉重地壓在我的心頭。在我家鄉雅羅斯拉夫爾地區到處可見快要餓死的兒童，農村被繼續掠奪到顆粒不剩，城里把曠工和上班遲到的人關進大牢，而在農村則把拾麥穗或揀拾扔在地里的已凍壞的土豆的婦女關押起來。”他們當時得出的結論是：第一，農村普遍處于貧困狀態;第二，農村的政策是錯誤的;第三，社會主義優越性在農村沒有體現出來，簡直就是說教。一言以蔽之，雅科夫列夫完全否定了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的農業集體化。

　　2.蘇共二十大對他們的影響

　　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在談到他們信仰發生變化時都公開承認蘇共二十大對他們的巨大影響。2001年3月，戈爾巴喬夫在接受俄羅斯燈塔電臺采訪時說：“我們是蘇共二十大的孩子，蘇聯60年代的歷史對我們影響很大，年輕時我們是懷著對黨的信任和忠誠入黨的，但蘇共二十大以后，我們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戈爾巴喬夫說：“我是共青團的干部，為什么會對蘇共二十大心存感激、積極地參與揭發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獨裁呢?我想由此也可找出其緣由吧!”他所說的緣由就是斯大林農村政策所造成的結果。雅科夫列夫也表示：“當然，赫魯曉夫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上作的報告，對撥正看法和形成新的評價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我出席了這次大會，我當時是蘇共中央學校部的指導員。”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批判斯大林，對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產生了巨大和深層次的影響。

　　二、與“斯大林主義”決裂

　　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對共產主義信仰發生逆轉，對馬克思主義產生叛逆，究其原因，都是從錯誤和扭曲地判定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開始的，進而上升到對列寧和列寧主義的懷疑和批判，再進一步發展到對馬克思主義的背棄。這是他們世界觀和信仰發生變化的基本思維邏輯。他們都承認，早在斯大林執政時期他們就對斯大林的政策產生懷疑，進而在理想和信念問題上發生動搖。

　　(一)戈爾巴喬夫在斯大林問題上觀點的變化

　　應該說，戈爾巴喬夫這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信仰變化，最初源于對斯大林及其政策的反思和否定。這里存在著一個變化過程。戈爾巴喬夫執政伊始，對斯大林的評價還是兩分法的。1987年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會上的報告中系統地闡述了蘇聯歷史問題，其中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兩點論的。

　　一方面，戈爾巴喬夫高度評價斯大林在反對托洛茨基斗爭中所起的作用，“以斯大林為首的黨的領導核心在思想斗爭中捍衛了列寧主義，制定了社會主義建設開始階段的戰略與策略，政治方針得到大多數黨員和勞動者的支持”。戈爾巴喬夫還為斯大林時期的工業化方針進行辯護：“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工業化道路——不依靠外國貸款，不等待靠發展輕工業進行多年積累，而是立刻把重工業推向前進。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一條唯一可能的道路，雖然對國家和人民來說是充滿難以想象的困難的道路。這是一個創舉，它把群眾的革命熱情當做經濟發展的合力。工業化一下子把國家提高到一個嶄新的水平。到30年代末，蘇聯的工業產值已經躍居歐洲首位和世界第二位，蘇聯成了真正的工業大國。這是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勞動功勛，是被解放了的勞動的功勛，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功勛。”

　　另一方面，戈爾巴喬夫批判了斯大林破壞法制現象：“就在這一時期，同剝削階級敵對反抗作斗爭時期用的那套方法被機械地挪用到和平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而這一時期的條件已起了根本的變化。國內形成了偏執、敵意、懷疑的氣氛。后來，這種政治實踐擴大了，并產生了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階級斗爭尖銳化的錯誤‘理論’。”戈爾巴喬夫將斯大林破壞法制行為視為犯罪：“所有這一切都對國家的社會政治發展起了致命的影響，帶來了沉重的后果。十分明顯，正是由于缺乏蘇維埃社會民主化的應有水平，才使個人崇拜，使30年代的破壞法制、專橫和鎮壓成為可能。坦率地說，這是在濫用權力的基礎上的真正罪行。成千上萬的黨員和非黨人士遭到了大肆鎮壓。同志們，這就是痛苦的真相。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威信遭到了嚴重損害。我們也應該坦率地說出這一點。為了最終地和堅定不移地確立列寧的社會主義理想，必須這樣做。”這是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以來蘇共中央領導人對斯大林的批判比較尖銳的一次，上升到了“真正罪行”的高度。

　　戈爾巴喬夫還從總結教訓的角度來看待批判斯大林問題：“現在，對斯大林在我國歷史上的作用討論得很多。他的個性是極其矛盾的。我們要是站在歷史真實的立場上，就應該既看到斯大林在爭取社會主義、捍衛其成果方面的無可懷疑的貢獻，也看到他和他周圍的人所犯的粗暴的政治錯誤和專橫行為，我國人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對我國的社會生活產生了嚴重后果。有時有人說，斯大林對許多違法事實并不了解。據我們所掌握的材料，并非如此。斯大林及其周圍的親信對大規模鎮壓和違法現象對黨對人民所犯的過錯是巨大的和不可原諒的。這是歷代人的教訓。”

　　但從1988年開始，隨著蘇聯改革越來越激進，戈爾巴喬夫對斯大林的評價就越來越走向極端。他在蘇共第19次代表會議上就開始嚴厲地批判斯大林：“在某一個時期，由于十月革命勝利而形成的政治體制發生了嚴重的變形。結果不僅使斯大林及其親信的獨裁，而且使大批鎮壓和目無法紀的行動的出現成為可能。那些年形成的行政命令的管理方法對我國社會的各方面發展產生了有害的影響。現在我們所遭到的許多困難，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這種體制。”此后，戈爾巴喬夫就不再肯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時期所取得的成績了。

　　(二)戈爾巴喬夫對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進行批判的幾個主要觀點

　　歸納起來，戈爾巴喬夫對斯大林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將斯大林與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

　　1989年戈爾巴喬夫表示：“斯大林善于利用群眾的革命急躁情緒，利用一切群眾運動所固有的空想平均主義的傾向，利用先鋒隊急于達到預想目的的愿望。所有這一切都大大縮小了創造性討論所出現問題、選擇的可能性，導致統一，在統一中就沒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和黨的綱領范圍內的意見和觀點多樣性的余地。社會主義思想越來越緊密接近專制的官僚主義行政命令制度。”在這里戈爾巴喬夫將斯大林模式視為專制的官僚主義行政命令制度，從而與馬克思主義畫上了界線。戈爾巴喬夫還將斯大林模式說成是沒有人性的制度，將斯大林模式的“目的”與“手段”截然分開并加以批判，“為達到‘偉大的目的’，任何最沒有人性的手段都被證明是對的。‘政治合理性’正式被置于‘形式上的法制’之上，這就使政治失去道德基礎。踐踏了人類道德和公正的準則和原則，專制的官僚主義制度努力鞏固了自己的地位、頑固地在社會意識中灌輸‘特殊的’有別于全人類的社會生活行為和準則。”采用這樣批判的辦法，戈爾巴喬夫就將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從馬克思主義的“行列”中清除掉了。

　　2.批判斯大林農業集體化

　　戈爾巴喬夫生在農村，他自認為對斯大林農業集體化的理解最深，感觸最正確。“由于大規模地強行實施集體農莊化，那經歷了幾百年而形成的傳統的生活基礎崩塌了，人們長期以來代代相襲的農事、生活方式等等，全部分崩離析、徹底解體。而這些‘人禍’不正是造成此次災害毀滅性結果的最致命因素嗎?”戈爾巴喬夫在下臺后明確表示，斯大林主義、農業集體化等都不是正當的行為，都不是正確的做法，“令人悲哀的是，時至今日，在俄羅斯仍然有許多人極力主張把斯大林主義、集體農莊化、對蘇聯公民的‘集體殺戮’等等做法看做是正當的行為。我與這些人性冷漠的人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戈爾巴喬夫這番話表明他對蘇聯農業集體化持完全否定的態度。

　　3.批判斯大林對人民在精神生活方面的禁錮

　　戈爾巴喬夫還認為，斯大林在精神生活方面對人民群眾實行禁錮，“無論是對德國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還是在斯大林時代恐怖的漩渦中，我們的國民終能熬過這些苦難幸存下來，都意味著我們在精神上也能夠堅持到底的一種堅不可摧的信念。是啊!即使在戰后，等待著我們國家和人民的，還有無數嚴峻的考驗。”如果不了解蘇聯歷史，如果相信戈爾巴喬夫的觀點，我們就會得出斯大林時期蘇聯處于一派恐怖的苦難狀態的不正確結論。“在斯大林時代及其以后的蘇聯時期里，我們在精神上所經歷的也是一樣充滿苦難。”戈爾巴喬夫指責蘇聯的審查制度，“在未來進行改革運動之前，蘇聯有非常嚴格的審查制度，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任何科學的分析都被禁止，更遑論給予批評或批判。同時也禁止宣揚或談論‘十月革命’前的觀念論哲學，嚴令禁出亡命外國的文學家的作品，禁止發行索爾仁尼琴的書，連良知的見識都在被禁之列。”

　　在批判的同時，戈爾巴喬夫還產生了清算斯大林“負資產”的沖動，“但是，最能驅使我們去行動的，還是遺留在政治手法與思考方法中的一種想清算斯大林的‘負資產’的愿望。那是對不惜犧牲人民的生命與幸福去達成國家目的的極其有害的做法必須立即結束的一個認識”。言外之意，戈爾巴喬夫要糾正斯大林的禁錮政策。

　　4.批判斯大林的鎮壓政策

　　戈爾巴喬夫對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中的鎮壓政策采取最激烈的批判態度：“回首往事，不少蘇聯人必須經歷兩個時代，體驗斯大林體制的所有悲慘遭遇，可是，當時的人們并不屈服于暴力與虛偽，堅持著正常的精神生活，而且，許多人還秉持著愿同那些斯大林主義魔掌下無辜犧牲或橫遭迫害的人們同甘共苦的優秀的人性感情。我堅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能夠分清誰是迫害者，誰是犧牲者和受害者，況且，現在的俄羅斯民眾總算已經開始能夠以自己的思維去與那些壓迫人民的政治訣別和清算，并沿著這條道路堅定不移地前行。因此，我認為必須堅定不移地相信他們!”“斯大林主義不僅限于迫害者一方，甚至也將那些犧牲者弄得陷入了精神的墮落。背叛行為是關系到斯大林主義的，凡受過其影響的人都會患上這樣的毛病。”戈爾巴喬夫在批判斯大林關于暴力思想時采取的是極端的態度，他否定戰爭分為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他反對一切戰爭：“遺憾的是，不管是哪個民族，都有一種將戰爭、暴力視為‘英雄’、‘壯舉’的傾向，因此，我們必須反對這種好戰的英雄觀，以更宏亮的聲音吶喊!”正義戰爭中自然存在英雄行為，這是戈爾巴喬夫所不愿意承認的。從這里可以看出，戈爾巴喬夫的戰爭觀是錯誤的，缺乏是非觀念。

　　戈爾巴喬夫批判斯大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鎮壓行為：“斯大林選擇了濫施肆虐的手段，他曾提倡：為了讓周遭的人們感到恐懼與害怕，不妨痛打你的伙伴。斯大林還使國際共運遭受挫折，希特勒在德國篡奪政權時，他就沒有對德國工人階級伸出過援手。我們因而能夠了解到，對社會民主主義采取不合理態度的蘇聯共產黨犯了罪，而且應該承擔起責任。所以，我們開始著手撥亂反正。”戈爾巴喬夫在這里表達的意思是蘇聯共產黨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是“犯罪”的政策;斯大林要對希特勒在德國上臺負有責任。他的上述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5.將人作為“螺絲釘”

　　戈爾巴喬夫1989年說：“斯大林主義的歪曲導致喪失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概念中的主要東西：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大家自由發展的條件的思想被取代了，出現了關于人是黨和國家機器的‘螺絲釘’和關于勞動人民組織是這臺機器的‘傳送帶’的概念。所形成的機制后來基本上保存下來。而且，就其實質而言，行政官僚主義制度獲得越來越大的力量。對于社會來說已有了非常嚴重的消極后果，以致到最后社會給搞得不景氣，到了危機的邊緣。”戈爾巴喬夫對斯大林的這種批判并不奇怪，他的思想理念已經接受了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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