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清末民初，全球各大帝國面臨國家轉型，章永樂教授就奧匈帝國、土耳其、俄羅斯與及清帝國分別撰文討論這些國家轉型的成敗。本文討論俄羅斯—前蘇聯帝國轉型的得失。

　　在其崩潰之前，俄羅斯帝國是四大帝國中最為強大的。它是當時世界上領土最廣闊、民族最為眾多的帝國。在15世紀中期，俄羅斯帝國前身莫斯科公國的面積不過是43萬平方公里，到18世紀初，俄國的面積已超過1000萬平方公里。其領土一度橫跨歐、亞、美三洲(阿拉斯加于1867年賣給美國)。就人口來說，1897年，只有44%人口是真正的俄羅斯人，沙皇政府將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都界定為講方言的俄羅斯人，這樣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就被計入主體民族。 除此之外，還有波蘭人、猶太人、芬蘭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芬蘭人、德意志人、亞美尼亞人、格魯吉亞人、蒙古人、卡爾梅克人等上百個民族。在俄羅斯帝國遼闊的疆域中，存在基督新教、天主教、東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各大宗教乃至原始的萬物有靈論。

　　在19世紀中葉以前，俄羅斯帝國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王朝與貴族的帝國，而不是一個俄羅斯民族的帝國。帝國建立在各民族貴族的聯盟基礎之上，只要其他民族的貴族能對沙皇保持效忠，沙皇就沒有很大的動力去對這些貴族統治下的人口進行俄羅斯化。其主體民族俄羅斯人為了維持帝國，實際上比帝國邊緣的少數民族承擔更重的義務。同時，盡管俄羅斯人在帝國政府中占據主導地位，受過教育的非俄羅斯人，如波蘭人與德意志人，在帝國中央與地區行政機構中也占據了重要地位。用孟君的概括來說，沙皇政府采取的民族政策，是采用羈縻、控制乃至武力強制的方式，優先保障被占領地區的安全;當被占領區的安全得到保證時，同非俄羅斯貴族的合作就成為俄國政府實行靈活而謹慎政策的又一個原則。由此，俄羅斯帝國保留了大量的“制度多元主義”現象：存在擁有完全自治和擁有自己統治者的半獨立地區(如蓋特曼統治、卡爾梅克汗國)、擁有廣泛自治權的區域(如波羅地海各省以及芬蘭)、進行地方自治管理的地區(西伯利亞、伏爾加河沿岸和烏拉爾附近地區)以及被徹底納入到帝國行政機構中的外省(諾夫哥羅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各地區的社會政治結構也大相徑庭，從氏族結構的游牧民族，到貴族地主-農奴統治，到波羅的海和烏克蘭城市對等級行會組織的保留，一應俱全。

　　但隨著俄羅斯帝國在克里米亞戰爭(1853-56)中的失敗，地緣政治壓力加大，18世紀俄羅斯作為“歐洲憲兵”的時代一去不返。沙皇政府加快了現代化進程，廢除農奴制，加強行政上的直接管理，推進語言和文化上的統一，以調動更多的資源來參與國際競爭。除了國際地緣政治的壓力之外，“俄羅斯化”還有著來自邊疆叛亂和帝國核心政治的驅動力：在具有自身政治記憶和高級文化認同的波蘭，當地精英不愿像其他民族精英那樣效忠于沙皇，在1831和1863兩度發動叛亂。在俄羅斯社會，保守主義勢力也日益傾向于將帝國與俄羅斯人的利益與價值相等同——這在19世紀下半葉歐洲是一個常見的現象：保守派勢力為了與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敵人競爭大眾，往往訴諸民族主義，如德國的俾斯麥與英國的迪士累利。

　　當然，在尼古拉一世時代(1825-1855)，沙皇政府就已經提出了“東正教，專制政府，民族性”(orthodox， autocracy， nationality)的口號，但在這一時期，“民族性”是三個因素中最后一個，且其內涵很大程度上是要根據前兩個因素來界定。西部波蘭與立陶宛地區的叛亂，也引發了尼古拉一世系統削弱波蘭貴族影響、在西部學校和行政機構中推行俄羅斯語的努力，但他的一系列舉措并沒有和過去的傳統的貴族聯盟政策完全決裂。1822年史佩蘭斯基(Mikhail Mikhailovich Speransky)的西伯利亞改革系列法案中提出了 “異族人”(inorodtsy)的范疇，最初指的是居住在西伯利亞的非基督教居民，他們被沙皇政府認為處于較低文明，多數人還沒有定居。但隨著時間的變遷，這個范疇的范圍越來越廣，到了19世紀后期，它甚至可以用來指稱波蘭基督徒。這個發展的過程描繪出俄羅斯民族主義發展的軌跡：種族和語言在界定誰屬于俄羅斯族，誰不屬于俄羅斯族方面，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從19世紀60年代起，沙皇對帝國西部推行了系統的俄羅斯化政策。在波蘭，沙皇廢除了原有的波蘭王國行政機構，以一系列新的直接統治的行政機構取而代之，任命信仰東正教的俄羅斯人為官員。波蘭的農奴制改革也貫徹了沙皇的政治意圖：將被解放的農奴俄羅斯化，以抵消波蘭貴族影響。波蘭天主教活動遭到壓制，沙皇政府禁止天主教合并派用波蘭語禱告、唱頌歌和傳教布道，甚至迫使他們改信東正教。東正教的傳教活動則得到沙皇政府的大力鼓勵。沙皇政府還在波蘭的教育系統中推行俄語，到亞歷山大三世時期，俄語成為所有初等學校的授課語言，1869年華沙大學成為純粹的俄語大學。類似政策延伸到受到波蘭文化影響較大的西北邊區(立陶宛和白俄羅斯)和西南邊區(烏克蘭右岸)。沙皇政府推廣俄羅斯土地所有制，俄羅斯人被給予購買土地的特權，而受波蘭文化影響的民族以及猶太人則受到嚴格限制。沙皇政府還致力于將當地的天主教官員替代為忠誠的俄羅斯人或德意志人官員。同樣遭到替換的還有學校的教師。除了禁止在管理機關、公文處理及學校教育中使用波蘭語之外，沙皇政府還嚴格限制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語三種語言的實用，以防止這三個在歷史上受過波蘭很深影響的民族波蘭化。 這些措施在波蘭更沒有取得顯著效果，反而引發了波蘭人更大的疏離。

　　在帝國的波羅的海省，沙皇政府原來一直采用與當地的德意志人貴族結盟的傳統政策，致使當地保留了貴族主導下的城市自治制度。但在19世紀中期以后，隨著德國走向統一、俄德關系惡化與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興起，沙皇政府日益擔心這個德意志貴族主導的地區過于親近德國，乃至走向分離。波羅的海省的自治開始被視為問題。從1880年代開始，沙皇政府開始致力于削弱德意志人貴族的影響，增強俄羅斯人影響。除了改革行政與司法機構，削弱當地貴族特權之外，沙皇政府還努力加強俄語在當地政府系統與學校教育中的地位，吸引俄羅斯官員到當地任職，乃至改革當地的教會組織。但俄羅斯化的政策在當地收效甚微，甚至引起了更大的反彈。

　　芬蘭于1808年被俄羅斯帝國吞并，成為沙皇治下的一個公國，但其享有的自治特權甚至大于其屬于瑞典的七個世紀。芬蘭擁有自己的政府機關和特殊法律，甚至有獨立的貨幣體系，稅收也不上交俄國國庫。在19世紀上半葉，受民族主義影響，芬蘭學者開始論證芬蘭為獨立主權國家。而俄羅斯方面的學者則認為芬蘭不過是特殊行省。沙皇政府擔心芬蘭的離心傾向，開始采取一系列措施來削弱芬蘭的自治權，如削弱芬蘭語地位，更多地在芬蘭行政系統中任用俄羅斯官員，等等。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沙皇政府解散了芬蘭武裝力量，使芬蘭立法機構服從于帝國全國立法機構，乃至實行與在其他西部地區類似的在行政體制和學校教育中推進“俄羅斯化”的政策。

　　在高加索、中亞與西伯利亞地區，沙皇政府的俄羅斯化傾向相對較弱，主要是削弱當地的宗教力量，通過移民及其他措施，將這些地區納入到帝國整體中來。但與當地貴族結盟的傳統方式也得到了遵循。在西伯利亞，沙皇政府關心的是使當地的游牧與漁獵居民轉化為定居居民，從而向沙皇政府繳納更高賦稅并盡快俄羅斯化。對待猶太人，沙皇政府曾一度采取同化政策，但從1881年以后，重新轉向隔離和歧視政策，其極端形式是遷移猶太人，甚至逐出國外。這些政策激發了猶太人的反抗，許多猶太人投身于反對沙皇政府的斗爭。后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諸多領導人，包括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內，就是猶太人。

　　俄羅斯從1860年代以來的快速現代化積累了大量矛盾，1904年日俄戰爭又遭遇失敗，在1905年，帝國各地爆發反對沙皇政府的革命——這次革命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中國晚清立憲派和革命派的辯論。作為讓步，沙皇政府推行有限的憲政改革，建立國家杜馬行使部分立法職能，同時頒布憲法，但在憲法中明確規定君主專制。這一有限的憲政改革從表面上來看增加了沙皇政府的合法性，但同時也打開了民族主義分子走向民間進行政治動員的閥門。從1905年到1917年，民族主義思想在俄羅斯帝國迅速發酵。

　　左翼的立憲民主黨(Kadets)希望1905年革命能夠促使俄國建立一個建立在議會民主與人民主權基礎上的進步的公民社會。在俄羅斯這樣的多民族國家里，少數民族也應當平等地參與政治發展。因此，應當取消對少數民族的歧視與壓迫政策，給予非俄羅斯的少數民族以文化自治權，乃至區域自治權(如在波蘭與芬蘭)。該黨假設，俄語仍然是俄羅斯帝國高級文化的主導語言，對少數民族的寬容政策會導致社會整合與文化融合，如同在西歐發生的那樣。俄國民粹主義政黨社會主義革命黨分享了憲政民主黨的樂觀主義，并進一步提出，每一個民族，而不僅僅是波蘭人與芬蘭人，都應該獲得政治自治權。該黨系統繼承了十九世紀下半期興起的俄國民粹派的主張——民粹派對于土地、農民、公社生活的浪漫想像，為各民族建構與闡發自身傳統提供了一種意識形態模式。但在反抗沙皇政府的過程中，民粹派又特別強調各民族的共同協作，并提出各民族之間建立某種聯邦組織。烏克蘭與亞美尼亞的許多政治活動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這種民粹主義-聯邦主義的政治想像。社會主義革命黨在世紀之交建立，在少數民族中獲得了很多支持。與社會主義革命黨保持聯盟關系的許多小黨也在少數民族中蓬勃發展。

　　俄國社會民主黨(后來分裂為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則堅持更為嚴格的馬克思主義，認為民族主義是將工人階級從階級斗爭的目標上引開的歧路，民族的藩籬最終會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趨于消融，民族認同也會化解為一個共同的工人階級認同。但是，因為沙皇政府的民族壓迫過于殘暴，暫時尊重一下民族自決對于革命動員來說是有幫助的。更重要的是，俄羅斯帝國工業最為發達的地區是在西部邊境而非其腹地，那些地方有大量少數民族人口。社會民主黨在這一地區的波蘭與猶太人工人中的支持度，比在圣彼得堡與莫斯科的俄羅斯工人中的支持度要高。猶太人的左翼工人組織Bund (猶太工人總聯盟) 反對左翼中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主張猶太人要和其他民族一起實現俄羅斯帝國的解放。然而，一旦Bund決定采用意第緒語作為其大眾宣傳語言，很快就與猶太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主張以意第緒語為基礎的文化自治權。在以農民為主的格魯吉亞，農民對亞美尼亞商業資本家的怨恨導致了他們對社會民主黨的支持。盡管社會民主黨主張國際主義，但導致其獲得支持的基礎卻是民族主義性質的。

　　俄羅斯穆斯林也發展出自身的民族主義理論。俄羅斯帝國境內穆斯林知識分子中的伊斯蘭現代主義者掀起了一場革新(Jadid)運動。這場運動最初的訴求是教育改革。伏爾加和克里米亞韃靼人成為這場運動的急先鋒，將Jadid運動的教育理念與泛斯拉夫主義與民粹主義的一些理念混合起來。1880年俄國第一張穆斯林報紙出版，所用的語言是土耳其語，這固然是為了宣傳的方便，但也帶上了某些泛伊斯蘭主義與泛突厥主義的色彩。 1905年之后，Jadid運動加速政治化，國家杜馬中的穆斯林代表與憲政民主黨(Kadets)結盟，呼吁建立區域自治。在沒有希望獲得在杜馬中的政治代表權的突厥斯坦，Jadid運動的當地代表日益考慮從帝國獨立出去。事實上，正是從俄羅斯帝國流向奧斯曼帝國的土耳其移民，影響了奧斯曼帝國后期泛突厥主義的興起。

　　與奧匈帝國一樣，俄羅斯帝國境內多數非俄羅斯民族在一戰之前只是要求更大的自治權，而非獨立建國。沙皇政府仍然對保持帝國的完整充滿了信心。然而一戰的到來加速了各民族的政治化。在戰爭過程中，被沙皇政府懷疑為有“不忠”或“通敵”嫌疑的民族，或者原沒有應征入伍義務卻被強征士兵的民族，都開始了反抗。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臨時政府宣布全體公民不分民族、宗教都有同等的擔任公職、受教育、居住、遷移、擁有私產、從事工商業活動的權利，私人學校也可用本民族語言進行教學，并同意波蘭獨立、芬蘭自治。帝國境內民族都開始清算沙皇政府舊賬，前線士兵也大批逃回家鄉，其中有許多參加了當地的民族運動。在這種情況下，臨時政府繼承沙皇政府的戰爭，自然成為不得人心之舉。此外，臨時政府內部就是否廣泛授予區域自治和在多大范圍內授予區域自治達不成一致意見，無法滿足各民族高漲的期望，因而日漸失去人心。十月革命后，俄羅斯帝國的崩解進程繼續進行。布爾什維克革命所倚重的正是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力量，因此布爾什維克不可能逆轉俄羅斯帝國的崩解進程。不僅如此，在德國的壓力下，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不得不簽訂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約》，以割讓大片領土為代價來保住政權。

　　在一場很大程度上由少數民族人士發起和領導的革命中，俄羅斯帝國以解體的形式“走向共和”。但與奧匈帝國不同的是，它的俄羅斯主體仍然足夠強大，同時布爾什維克還具有高于民族的政治認同。在接下來的若干年內，俄共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模式重建了一個疆域范圍接近前俄羅斯帝國的多民族國家。70年之后，蘇共激進的政治改革再次導致這個多民族國家解體。這足以告訴我們體系性的政治變革在共同身份認同脆弱的多民族國家中會造成何種劇烈震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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