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時期，近20萬布爾什維克黨員領導不足3萬人的工人赤衛隊和革命士兵，奪取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擁有200多萬黨員的蘇共領導人民，戰勝了德國法西斯;70多年后，擁有近2000萬黨員和530萬軍隊(其中軍官130萬)的蘇共卻自我否定、自我繳械，喪失政權、亡黨亡國。蘇聯解體后，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羅伯特·蓋茨飛到莫斯科，他驕傲地在紅場散步，并宣稱：“我們知道，無論施加經濟壓力還是進行軍備競賽，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來。只能通過內部爆炸來毀滅它。”當年，蘇共放棄對軍隊的領導，國家危急關頭軍隊袖手旁觀，最后瞬間蘇聯分崩離析，蘇共土崩瓦解，教訓深刻!

　　一、蘇共丟棄列寧建軍原則，取消了黨對軍隊領導的組織保證，致使危急關頭軍隊不聽指揮

　　對于“無產階級軍隊究竟由誰來領導”這個問題，蘇共內部在蘇俄紅軍組建前后，有過激烈、尖銳的爭論。列寧及斯大林的態度和指導思想十分堅決，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必須獨立地行使對紅軍的領導權和指揮權”。1918年11月，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成立專門領導紅軍及一切武裝力量的工農國防委員會，列寧既擔任委員會主席，又擔任黨的領袖、政府首腦，從而實現了蘇共對紅軍的絕對一元化領導。同時，蘇共在紅軍中建立了堅實的組織系統，各級黨組織、政治部和軍隊政治委員列入紅軍組織編制，政治部成為蘇共在軍隊中的組織核心。在多次艱難的歷史時刻，蘇共堅決貫徹列寧的建軍原則，克服危局，戰勝了國內外各種敵人。紅軍初建的國內戰爭時期(1918年至1920年)，蘇聯軍隊在團以上部隊實行集體領導制度，兵團由軍政指揮員共同指揮，集團軍、方面軍由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黨動員了優秀黨員總數的一半到紅軍中去，構成了部隊的基本核心，擊敗了14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衛國戰爭初期，面對戰場上蘇軍嚴重失利的險惡形勢，斯大林發布《關于改組政治宣傳機構和實行軍事政治委員制度》的命令，在團以上部隊重新實行政治委員制，蘇聯紅軍迸發出了旺盛、頑強的戰斗意志，在莫斯科、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城下粉碎了德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20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開始推行改革。對軍隊的改革從削減軍費開始，進而對其使命任務和體制編制進行調整，主動放棄了對軍隊的領導。為表現“新思維”，并樹立改革形象，戈爾巴喬夫及部分蘇共領導人刻意與軍隊保持距離。蘇軍40集團軍司令格羅莫夫說，當集團軍從阿富汗完成撤軍(1985年2月15日)回到蘇聯境內時，“沒有一名國家領導人，或者是國防部的領導人來迎接我們”，“故意不重視部隊撤出阿富汗這件事是克里姆林宮領導人的失策表現之一，戈爾巴喬夫的戰友們隨隨便便就將前任的錯誤推到我們身上”。([俄]鮑·弗·格羅莫夫：《有限出兵——蘇軍第40集團軍司令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頁)駐阿蘇軍作戰指揮組副組長利亞霍夫斯基也說：“蘇聯高層領導人當中沒有一個人認為需要參與歡迎在異國他鄉浴血奮戰多年的軍人歸來，再次暴露了對軍隊的冷漠和毫不關心，軍隊執行了他們下達的命令，而現在他們已不再需要軍隊。”([俄]A·利亞霍夫斯基：《阿富汗戰爭的悲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頁)在1986年至1991年軍隊維護國內秩序的一系列事件中，每當部隊與分離或民族主義運動分子發生沖突時，戈爾巴喬夫及蘇共政治局都采取模糊責任的方式非難指責軍隊。特別是在1989年4月的第比利斯事件中，戈爾巴喬夫在媒體上公開指責按照他和政治局命令“維護法律秩序”的空降兵和內務部隊。時任圖拉106空降師師長列別德在回憶錄中提到：“這一事件使得軍官對黨的領導的態度開始向危險的方向轉變，隨后作戰師、團拖延或拒絕執行命令的事情不斷發生”。([美]威廉·奧多姆：《蘇聯軍隊是怎樣崩潰的》，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頁)

　　為體現“民主化”思想，蘇共在軍隊體制編制調整中，逐步削減了各級政治機關和約8萬名政治工作軍官，撤銷了總政治部，并在“蘇共組織在武裝部隊中的工作條例”中規定，“蘇共組織及其機構不得干預行政人員和軍事指揮機關的工作”。特別是全蘇第三次人代會通過的《關于設立蘇聯總統和蘇聯憲法修改補充法》，從法律上剝奪了蘇共領導和指揮軍隊的最高權力。由此，蘇軍內部刮起了“退黨風”，特別是年輕軍官的主動退黨“最終匯成洪流，包括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也棄黨而去”。([美]威廉·奧多姆：《蘇聯軍隊是怎樣崩潰的》，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頁)

　　蘇共從組織上放棄對軍隊領導的直接后果是，“一個人可以拉走一支部隊”，軍隊在國家危難關頭倒戈。在1991年“8·19”事件中，以格拉喬夫司令為首的空降兵進入莫斯科，執行控制俄羅斯共和國辦公大樓——白宮的任務，格拉喬夫陽奉陰違，以執行國防部命令為名，行支持民主及分裂勢力之實，陣前調轉槍口;以克格勃將軍卡爾普欣為首的“阿爾法”行動小組，陣前拒絕執行克格勃總部下達的強攻白宮、抓捕葉利欽的命令;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先是以天氣不適宜飛行為由，延遲輸送空降兵的運輸機起飛，后又引導機群錯降機場，使空降兵無法在預定時間內集結，同時直接向葉利欽表示空軍支持他。蘇共、蘇聯政府由此失去了對國家的掌控，“8·19”事件后不到一周，蘇共即土崩瓦解，同年底，蘇聯大廈轟然倒下。

　　二、蘇共推行的“改革與新思維”，瓦解了黨對軍隊領導的思想基礎，致使危急關頭軍隊無法統一決心、統一意志

　　在蘇共的行政結構中，“總政治部是蘇共中央書記處下設的一個部，具有單獨的指揮鏈”。依靠這種獨特的組織系統和指揮鏈，列寧的戰爭觀、黨的意識形態和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傳統曾經是蘇軍建設發展的核心價值觀，是蘇共統一軍隊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石。在衛國戰爭莫斯科會戰的緊要關頭，蘇軍316步兵師指導員克羅奇科夫沖向敵坦克的最后一句吶喊——“俄羅斯大地遼闊，但我們已經無路可退，我們的身后就是莫斯科”，迅即成為從司令員朱可夫到士兵的戰斗口號，凝聚起所有會戰部隊的戰斗意志，以至于希特勒專門下達了“把在戰場上抓到的蘇軍政治委員統統就地槍斃”的政治命令。面對1942年春夏兩季災難般的戰場形勢，斯大林及最高統帥部“不準后退一步”的第227號命令，立刻統一了各級指揮員的決心和意志，使蘇軍在經歷了斯摩棱斯克、基輔、明斯克、頓巴斯、維亞茲馬等一系列戰略性會戰慘敗后，終于頂住不倒、不散，并反敗為勝。二戰后，在維持雅爾塔國際格局中，蘇共關于戰爭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主張，更是蘇軍軍事學說、軍事戰略和在東歐保持龐大軍事力量的政治戰略依據。

　　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與新思維”，使軍隊的政治思想基礎被釜底抽薪。“政治新思維”，使蘇共失去了在軍隊意識形態領域上的主導權，軍隊中“非政治化”、“國家化”思潮泛濫。蘇聯各種輿論媒體對國家政治制度的攻擊和對歷史的自我否定、自我丑化，一方面從根本上動搖了廣大官兵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在軍隊內部造成了深度的思想和組織分裂，贊成改革與反對改革、積極參加與消極厭惡政治活動的將校級軍官之間形如冰火、嚴重對立。“外交和軍事新思維”，使駐東歐和蒙古的“數百萬軍人及其家人在極短的時間內，如同潰逃一樣拋家棄業，丟棄裝備、靶場、機場、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房屋和設施撤軍回國，駐扎在野外空地、帳篷或者借居在別人家中”。“迫不及待地單方面裁軍與投降般地削減戰略核武器、中短程導彈，使軍隊瞬間產生了大量沒有思想準備、沒有預案的工作任務和海量般的問題”,“榮譽感、自信心和尊嚴喪失殆盡，蘇軍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整體政治力量不復存在”。([俄]根納季·亞納耶夫：《捍衛蘇聯的最后一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2年版，第6頁)

　　與蘇共主動放棄軍隊意識形態領導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各種反對派、民主派加緊拉攏與扶持軍中親己勢力。葉利欽專門授意和安排自己的助手尤里·斯科科夫與軍方、特別是空降兵多接觸、保持聯系。1991年2月，葉利欽專程到圖拉空降師觀看演習和慰問。在聽取部隊急需解決困難問題的匯報后，他在隊前講話中說：“一旦我當選俄羅斯總統，將給圖拉空降團軍官和士官增添五百套寓所。”午餐時，葉利欽問空降兵司令格拉喬夫：“如果突然出現某種特別狀況，合法選出的俄總統遇到危險、叛亂，是否可以依靠軍人、依靠你呢?”格拉喬夫回答：“是的，可以!”([俄]羅伊·麥德維杰夫：《蘇聯的最后一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年版，第70頁)1991年3月，蘇聯就是否保留蘇維埃共和國聯盟舉行全民公決，國防部長亞佐夫嚴肅地對媒體講：“蘇聯其他東西還可以分，但軍隊、核盾牌決不許瓜分，這是不可思議的”。“張三、李四、葉利欽都可以當總統，但國家不能變，軍隊是不可分裂的”，“蘇聯武裝力量是社會團結、政治穩定的極為重要的因素”。(肖楓：《蘇聯解體我的解讀》，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頁)他可能沒有認識到，蘇共及其軍隊政治思想上的解體，已經徹底動搖了官兵的理想信念，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國家實體的崩潰。

　　在動蕩的1991年，蘇聯國防部和總參謀部的“一些軍官示威性地撕毀了黨證，并故意大聲地給同事講，他們的祖父曾經是自衛軍成員，或者他們的祖父曾經放火燒過蘇聯最初建立的集體農莊。”([俄]尼·布蘭涅茨：《沉淪之師：俄軍總參謀部上校手記》，新華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頁)“8·19”事件中，海軍司令切爾納溫、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火箭軍司令馬克思西莫夫、列寧格勒軍區司令薩姆索諾夫從一開始就質疑或反對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決定，空降兵司令格拉喬夫則率領開進莫斯科的空降部隊，兌現了對葉利欽的承諾。“8·19”事件后，辭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以蘇聯總統身份奔走呼號，想挽救“聯盟”免于散伙，然而，失去了蘇共和“多民族、統一思想的軍隊”作依托的總統，分文不值。

　　三、蘇共不切實際的軍事改革，破壞了軍隊的紀律和秩序，致使危急關頭軍隊形同散沙

　　蘇共的領袖和領導集體歷來重視軍事理論創新和軍隊建設，其中之一就是嚴字當頭的治軍思想。斯大林曾經特別強調：無產階級軍隊需要鐵的紀律和嚴格管理，維護紀律和秩序是黨領導軍隊和軍隊全體人員首要的職責。縱觀蘇軍戰史，以創新作戰理論與嚴厲懲罰來保障紀律和奪取戰斗勝利的事例比比皆是，并且越是在危急關頭，這兩點體現得越為鮮明。

　　戈爾巴喬夫在推動國家經濟和政治改革中，不僅沒有繼承借鑒黨治理軍隊的歷史經驗，反而無視軍事改革的特殊性。蘇共及軍隊上層領導和統率機關，始終沒有就新的“國家軍事學說”及軍事改革方案達成一致意見，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工作計劃。中高級軍官對軍隊改革更是一頭霧水，面對洶涌而來的“公開性、民主化”政治環境束手無策，沒有采取任何嚴格、有效的措施掌控與管理部隊，進而導致軍隊的組織性、紀律性渙散不堪，并一發不可收拾。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從歐洲和蒙古撤軍近百萬，“大批武器裝備被盜竊、被私吞，通過黑市交易流失，軍隊內部的貪污腐敗現象迅速蔓延。將軍們帶頭進行武器交易，將整船的武器裝備運到國際軍火商手中，將大把的外幣裝進自己的口袋里，克扣德國政府提供的在俄羅斯給軍官們建房的資金”。([美]威廉·奧多姆：《蘇聯軍隊是怎樣崩潰的》，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55頁)官兵關系在金錢的侵蝕下日漸污濁，逃兵、逃服兵役情況嚴重，內部秩序混亂不堪。1990年蘇軍擅自離隊人數，直線增至3萬多人;駐遠東地區的工程兵部隊，為抗議軍營中的不公平現象，一天內有500多人逃跑;駐東德集團軍，在德國統一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有700多名士兵逃離。部隊與部隊之間、不同民族士兵之間關系緊張，軍官體罰士兵、老兵欺負新兵等惡劣行為，進一步加劇了內部矛盾，軍中犯罪率上升。80年代中后期，有69%的官兵承認吸過印度大麻;駐阿部隊中，有33%的士兵承認用過毒品。部隊中偷盜及私自出售武器、軍服、汽油、機動車零部件的現象普遍存在。軍人犯罪在阿富汗作戰部隊中尤為突出，僅記錄在案的就有6412起，其中包括714起兇殺案、524起毒品買賣案。1990年至1991年，從地面部隊流散到老百姓手中的武器、機動車和其他裝備數目驚人。

　　在國家變革的關鍵時期，蘇軍渙散直至崩潰的組織紀律性，使得各種訓練、管理事故頻繁發生，基本失去了履職盡責的能力。這支有著鐵一般紀律、歷經過無數次戰火考驗的強大武裝，已經由維護國家政權的堅強后盾，變成了搖搖欲墜的“泥足巨人”。僅海軍核動力潛艇，1989年就有一艘沉沒、一艘導彈發射造成重大破壞、三艘發生嚴重事故。“8·19”事件中，根據國防部命令進入莫斯科的三個師(坎捷米洛夫卡坦克師、塔曼摩步師、圖拉空降師)，從指揮官到單車、單兵更是各行其是。許多軍官不按命令時間行動，甚至把所屬排、班徑直帶入商店游逛;開進中的坦克、裝甲車隨意脫離編隊或停下來，不少士兵接受市民給予的煙酒及食品，與圍觀者一起歌舞嬉戲，甚至在裝甲車內喝得大醉。除了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外，部隊松散的管理、潰散的組織紀律性，已經難以達成令行禁止、步調一致，更無法執行“實施緊急狀態”這種特殊的政治軍事任務。

　　四、蘇共實行的“新型干部政策”，改變了軍官隊伍的純潔性，致使危急關頭軍隊退縮倒戈

　　蘇共從建黨初期，就把“采取特別措施，培養、選拔忠誠合格的紅軍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作為黨的重要任務之一。1935年5月，斯大林在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禮上提出的“干部決定一切”的論點，是蘇共指導軍隊建設的綱領性口號。為確保各級軍官特別是高級指揮員忠誠于黨、忠誠于人民，并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蘇共及其軍隊采取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干部晉升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嚴格的選人用人標準和軍官政治審查、實踐考驗識別制度。在蘇聯最危急的衛國戰爭初期，從勞改營放出來的軍官，有的還背負著不白之冤，仍然帶領部隊英勇作戰，直到犧牲;他們沒有因冤而放棄對黨和國家的忠誠，臨陣退縮或臨陣叛變;羅科索夫元帥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直到戰后他病亡時，檔案中仍然留存著內務部槍斃他的命令。

　　為掃清“改革與新思維”的阻力，推開“政治多元化”，戈爾巴喬夫取消了蘇共中央及總政治部對軍官晉升的政治審查，利用“魯斯特事件”安排了大批“新型軍隊領導人”。截止到1988年底，國防部長、總參謀部所有的副總長、所有的部隊集群司令和艦隊司令、所有的軍區司令全都被撤換。蘇共廢止軍隊干部政治審查制度的后果，正如俄羅斯總參謀部上校尼·布蘭涅茨所說：“它常常把有能力的人逐出軍隊，同時把庸人留在部隊，使騙子扛上將軍肩章”。([俄]尼·布蘭涅茨：《棋子——國防部秘書眼中的俄羅斯將軍們》，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頁)軍官隊伍對黨和國家的忠誠度、可靠性迅速下降，軍隊領導層嚴重腐敗、軍心渙散、派系林立。蘇聯解體前后的車臣分裂運動頭目杜達耶夫少將、烏克蘭獨立運動分子伊萬·畢贊中將和空降兵司令格拉喬夫，都是在這個時期被提升至高級將領或重要崗位的，并拉起了自己的“一桿子隊伍”，隨后又變成了蘇共及國家的掘墓人;特別是蘇軍戰略預備隊——空降兵的軍官隊伍，在其中扮演了神秘而關鍵的角色。

　　蘇軍空降兵受總參謀部直接指揮，司令格拉喬夫曾經在阿富汗戰爭中擔任空降師長，榮獲過蘇聯英雄稱號，在空降兵部隊中有極高的聲望，被戈爾巴喬夫破格提拔后，空降兵實際上變成了他“一個人的部隊”。在蘇聯“改革與新思維”的動蕩時期，空降兵參加了維護國內秩序的每一次行動，軍官隊伍形成了一個“獨立的集團”。“8·19”事件中，格拉喬夫政治上的兩面性，使得空降兵部隊成為緊急狀態委員會與民主派兩股勢力爭奪的對象。格拉喬夫指揮圖拉空降師進入莫斯科執行緊急狀態任務時，國防部下達給他的每一道命令，他都立即通報給葉利欽及其支持者，并召回了正在休假的空降兵副司令列別德，讓其率領先頭團挺進俄加盟共和國辦公大樓——白宮。在民主派勢力與緊急狀態委員會斗爭最激烈的關鍵時刻，格拉喬夫一方面與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一起，拖延后續空降兵部隊進入莫斯科的時間;另一方面，讓列別德親率一個營進入白宮，并調轉炮口。格拉喬夫對國防部宣稱，自己進入了指定位置;對葉利欽則說，自己派傘兵部隊保護民選總統。空降兵的實際行動，振奮了民主派及其支持者的士氣，局勢很快轉向了有利于葉利欽的一面，列別德率領的傘兵營也隨即宣布保衛葉利欽、同民主派站在一起。在決定國家命運的危亡關頭，蘇軍國防部和總參謀部“許多軍官堅決支持緊急狀態委員會，然而他們找不到忠實的部下替他們殺人”。([美]威廉·奧多姆：《蘇聯軍隊是怎樣崩潰的》，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頁)格拉喬夫則帶領空降兵，一個人就“搞黃”了整個蘇聯。

　　(作者：廣州軍區某集團軍參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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