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玉樹地震不禁讓我想起了毛遠新指揮海城避震

　　當西南6000萬人還處于旱災的煎熬之中，王家嶺礦難余波尚未平息之時，又一噩耗傳來。據中央電視臺報道，玉樹州應急辦主任普布才仁介紹，青海省玉樹縣7.1級地震已經造成400多人死亡，上萬人受傷。

　　中國地震臺網中心研究員孫士鋐在與中央電視臺電話連線時表示，在第一次4.7級地震發生可以看作是第二次7.1級強震的預警。不過因為4.7級地震持續的時間較、強度較弱，而發生的時間又正值凌晨，大多數居民還在睡夢中，所以并沒有被重視。這事實上公開承認了青海省玉樹縣地震是有預警的，只是相關部門沒有重視。不過，不出意外的話。不會有人因為青海玉樹地震預警受罰，相反還會出現一個又一個“生命的奇跡”。

　　這讓我不禁想起了前兩年看到的1975年海城地震的相關內容。1975年2月4日凌晨，營口、海城一帶發生5級左右地震，沈陽有強烈震感。李伯秋、毛遠新等省委主要領導立即查問地震情況。毛遠新說：“關鍵在于要讓群眾離開不結實的房屋，特別是晚上，不能在室內過夜。”隨即，毛遠新親自決策發布了地震預報。2月4日晚上7點半左右，海城被七點三級強烈地震擊中，被地震襲擊的六個市、十個縣的震區范圍內，城鎮房屋毀壞五百零八萬平方米，農村民房毀壞八十六點七萬間，卻僅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死亡，占全地區人口的萬分之一點六。據估計，如果不發地震預報，死亡人數將接近十萬人。可能和汶川地震差不多。可以說，及時發布的地震預報挽救了近10萬人的生命。

　　而親自決策發布了地震預報的毛遠新事后卻毫不居功。當毛主席說：“據說有預報，損失不大”。毛遠新卻說：“別提預報的事了。發了預報后，我心里更加緊張，如果大地震遲遲不來，影響了生產、群眾生活，成為茶余飯后的笑柄不說，省委還有何面目去見關東父老。” “地震后，外面把這次成功預報吹得很高，但我總覺得有偶然性。上午發了預報，下午動員群眾出來，當晚地震就來了，純屬巧合。”一個“純屬巧合”，一個“如果大地震遲遲不來” ，就差不多把親自決策發布了地震預報的功勞抹煞的干干凈凈。就是這樣，毛遠新無論做出怎樣的決策，總是把群眾生產生活放在第一位，即使是正確的決策，也毫不諱言影響了生產、群眾生活的可能性，更不會拿出來吹噓。用今天的眼光看來，毛遠新實在太不開竅了。

　　正如毛主席所說，海城預報的成功是偶然也是必然。毛主席時代，始終堅持專業隊伍要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把開展群測群防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的方針，成為世界地震預報水平最高的國家。因此經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評審，我國作為唯一對地震作出過成功短臨預報的國家，被載入史冊。

　　毛主席逝世后不久，不開竅的毛遠新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被關進監獄，打斷雙腿。而一生都堅定不移的反毛反共反人民，不停地亂搞男女關系，甚至后來子女也跑到美國成為中央情報局反華工具的張志新則成為了億萬中國人頂禮膜拜的圣女。

　　“特別是”1982年～1983年期間，以“科學化、正規化”為由，撤銷了周恩來總理親自倡導的地震“群測群防”事業。西方學者R.J。蓋樂等人的“地震不能預測”說于1997年3月在美國《科學》雜志發表后，中國地震預測工作更加不受重視。于是乎，像海城地震那種被成功預測的情況越來越少了，震后“生命的奇跡”則越來越多了。

　　2008年5月12日　四川汶川大地震，涌現出了無數“生命的奇跡”。然而不久，一則“耿慶國上書”的消息暴傳于網上。我一點也不相信這則消息的真實性。因為如果這則消息屬實，那么，震后“親自坐陣指揮，搶救出多條廢墟下的生命，締造無數生命的奇跡”的和震前“親自坐陣指揮，一舉粉碎散布地震謠言”的竟是同一個人。怎么會有這種咄咄怪事呢?

　　附帶說一句，前些天一則“親自坐陣指揮，一舉粉碎美國在華代理人反轉基因主糧陰謀”的消息暴傳于網上。我同樣一點也不相信這則消息的真實性。相反，很可能若干年之后，我們還可以看到“親自坐陣指揮，成功搶救出多名受轉基因主糧毒害的幸存者，締造無數生命的奇跡”之類的感人場面。

　　今年，京津唐地區小規模地震不斷，會不會發生大地震呢?希望不會，即使會也沒什么。根據汶川地震和玉樹地震的經驗。無論是政府的辦公大樓還是富商的豪華公寓，出現裂紋的都很少。只有沒錢沒勢的工人、農民、一般知識分子和農村校舍的孩子們才有機會享受“親自坐陣指揮，搶救出多條廢墟下的生命，締造生命的奇跡”這種高規格的待遇。

　　算了，再寫下去恐怕就不和諧了。最后，讓我們一起一面回味著當年不開竅的毛遠新指揮海城避震的歷史，一面祝愿青海玉樹的同胞們能夠出現“生命的奇跡”吧。

　　1975年成功預報遼寧海城7.3級地震

　　蘇鐵山

　　2008年6月10日

　　2008年的中國真是多災多難，從年初南方數省的冰雪災害，到藏獨份子的拉薩暴亂，再到奧運火炬海外傳遞中遭到西方主要國家支持的“藏獨”份子的搗亂，再到　5月12日　四川汶川大地震，真是天災人禍接連而至。這次汶川大地震，看了一個星期的電視，流了一個星期的眼淚。災害這樣大，范圍這樣廣，受傷死亡人口這樣多，受災人口四、五千萬，特別是死了那么多的學生、孩子，讓人心里難過。這次大地震，半個亞洲有感，從其影響看，震動了中國、震動了亞洲、震動了全世界。

　　地震后黨和政府的反應迅速，措施有力，解放軍、武警官兵、公安干警、白衣戰士，十幾萬人迅速開進災區搶險救災，充分體現了人民子弟兵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體現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連續作戰的精神，表現出色。全國人民迅速行動支援地震災區，體現了中華民族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團結互助的精神。無數的英雄事跡讓人感動。這次大地震讓人們清楚的看到，中華民族內在的民族凝聚力，海內外華人大團結力量是多么偉大。這次大地震，中國人民，整個中華民族的表現非常出色，讓國際社會不能不刮目相看，好評連連。世界上哪個國家能這樣對待災區的普通老百姓。美國風災，軍隊荷槍實彈進入災區，中國地震，軍隊不帶槍進入災區，搶救傷員，安排受災群眾醫療、食宿，對比鮮明。從這次救災的全過程來看，救災還是要靠社會主義、靠集體主義，靠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靠“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奉獻精神。而不能靠“市場經濟”，不能靠個人主義。這次救災，那樣多的人員、物資，那樣大的運輸量要花多少錢?搶救那樣多的傷員要花多少錢?總不能像美國，先問上了保險沒有?所以中國還是要靠社會主義，靠集體主義。這次大地震，很多人對地震局未作預報有意見。 地震預報是世界性難題，美、日等發達國家沒有解決，全世界都沒有解決。

　　這次汶川地震，使人回憶起1975年遼寧海城地震成功預報的經過。 　1966年3月8日　，河北邢臺發生6.8級地震，黨中央、國務院立即組織力量救災，周恩來總理迅速趕到災區看望受災群眾，檢查落實救災工作。邢臺地震后，黨中央、國務院對地震預測、預報工作非常重視，多次召開專門會議研究，周恩來講，“要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以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專家和群眾結合)，土洋結合(土辦法與洋辦法結合)，大打人民戰爭。”要各級政府、各級領導高度重視，抓好地震預測、預報工作。 　1974年6月7日　到9日，國家地震局召開了專門會議。會后國務院又發了文件(國發[1974]69號)批轉中國科學院《關于華北及渤海地區地震形勢的報告》，把華北及渤海北部地區定為地震高危地區，包括京、津、唐、張地區，遼南地區(大連、營口、鞍山)。該文件說上述地區在今明年內可能發生強震。會上有些同志認為華北已積累七至八級地震的能量，提出華北有發生七級左右強震的危險。中科院的報告提出：“為了落實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思想，貫徹執行中央關于地震工作‘以預防為主’的方針，”“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備六級以上地震的突然襲擊”，并具體提出四條建議： 一、加強對地震工作的領導，北京、天津、河北、遼寧等七省、市、自治區革委會都要有一名負責同志主管地震工作，建立健全地震局或地震辦機構。二、積極發展群測群防網，大搞群眾運動。在生產大隊和重要廠礦企業建立群眾業余測報小組，農村特別要發揮中小學、氣象站和群眾科學實驗小組的作用。 三、地震專業隊伍要進一步開展科研工作，力爭及時做出震前預報。專業隊伍要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把開展群測群防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四、加強有關地區協作。 遼寧省地震辦參加了這次會議。 歷史已經證明，1975年2月遼寧海城7.3級地震和1976年7月唐山7.8級地震都在1974年召開的上述會議的預測之內。

　　歷史同樣證明，國務院[1974]69號文件是非常正確和及時的。 從1974年開始，營口、海城一帶接連發生了一百多次小震，省地震辦(局)經常向省委報告地震發生的情況。1974年夏，國務院[1974]69號文件下發后，遼寧省委非常重視，專門開了幾次會議，還請專家上課講地震知識、監測方法等。遼寧省委常委按照國務院文件精神，決定：1、各級領導要重視地震監測和預報工作。2、建立健全省、地(市)、縣、公社各級地震辦公室，負責組織領導地震專業人員和群眾業余的地震監測工作，宣傳地震知識。3、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貫徹周恩來總理提出的“以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準備大震”的指示精神，在遼南的機關單位、廠礦企業、中小學校建立群眾性的業余地震監測小組，形成網絡。配備簡單設備、儀器，監測地磁、地電、地下水、井水、氡氣、環境、動物異常反應等變化，并注意收集整理民間地震知識、經驗。4、組織地質、地震專業人員對業余人員進行必要的技術培訓。5、對地震監測、預報工作加強領導，嚴格紀律。各地震監測點、監測小組不得擅自發出地震預報，只能將異常情況向當地地震辦匯報，再由地震辦逐級匯報。地震預報權只能屬于政府。從1974年開始，遼寧全省，特別是遼南各地迅速行動貫徹省委決定，建立了大量群眾性業余地震監測點，監測小組。1974年12月發生過一次4.8級地震。在地震前，群專結合的監測網及時準確的作了預報。實踐證明，他們的預報是正確的，國家地震局還專門破格為此發了簡報。由此，專群結合監測地震的情緒更高了。

　　1974年下半年到1975年初，遼南營口、海城一帶小震越來越頻繁，震級逐漸升高。省地震辦不斷的將地震情況上報給省委。當時遼寧省委的主要領導對遼南、營口、海城一帶發生較大地震高度警惕。特別是地震專家給省委常委上課時講的“小震鬧、大震到”的規律給他們非常深刻印象。根據國務院文件精神要求，省委常務書記李伯秋親自負責這項工作。 　1975年1月4日　，遼寧省委又專門召開了預防地震的座談會，國家地震局局長劉英勇專程趕來參加會議。會上，劉局長肯定了遼寧以預防為主，專群結合成功預報了4.8級地震的成績，并說：“過去有人說，地震預報外國人沒解決了，中國人也解決不了。這是錯誤的。我們解決地震預報，就是落實‘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具體體現。” 主持座談會的李伯秋書記對全省下一步的防地震工作提出了要求，他說：“就像打仗一樣，我們要立足于早打，打大仗，打原子戰爭，立足于敵人突然襲擊。要做到有備無患。”會后，全省防地震的工作，更進一步展開。

　　1975年2月4日　凌晨，營口、海城一帶發生5級左右地震，沈陽有強烈震感。李伯秋、毛遠新等省委主要領導立即查問地震情況。省委辦公廳主任尹燦貞根據華文(遼寧省革命委員會辦事組組長，具體負責領導省地震辦工作)凌晨的報告匯報說：省地震辦(局)綜合各方情況的預測意見是“在近期內，在營口、海城一帶很可能發生破壞性地震”。李伯秋問：“破壞性地震具體指什么?”回答是5到6級地震。李伯秋與毛遠新商量，主張向營口、海城一帶群眾發出地震預報，毛遠新提出由遼寧人民廣播電臺直接播出，李伯秋說：“預測說是‘近期內，很可能’，什么叫近期內?一小時叫近期，十天半個月也算近期，電臺一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幾天之內地震還不來，豈不要鬧大笑話。”毛遠新說：“關鍵在于要讓群眾離開不結實的房屋，特別是晚上，不能在室內過夜。” 然而，當時正是春節前夕，室外都在零下十幾二十度，地震如果幾天不來，是要凍傷人的。發出地震預報，還可能造成恐慌，可能有壞人借機造謠、搗亂，甚至形成難民潮，生產必然會受到影響。特別鞍鋼很多工人的家就在海城、營口一帶，影響了鞍鋼的生產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李伯秋與毛遠新商量的結果，預報要發，但要采取比較穩妥的辦法。就是省委電話通知營口、鞍山兩個市，先召集海城縣(屬鞍山市)、營口縣(屬營口市)及當地駐軍的緊急會議，省地震辦派人去傳達李伯秋代表省委提出的主要防震措施，然后通過各級干部、民兵下去動員群眾不要在室內過夜。同時，通過縣有線廣播網直接傳達下去。毛遠新又把商量的意見向代理省委第一書記曾紹山(沈陽軍區政委)作了匯報，曾紹山表示同意，并說由他負責向當地駐軍傳達，要求當地駐軍做好防震準備，還要隨時準備派出部隊去幫助地方救災。當天下午二時，在海城召開了緊急會議，傳達了省委的指示意見，布置具體的防震措施。從當天晚上起，遼南地區，主要是海城、營口兩縣，所有人員都不要住在室內，生產隊的大牲口、農業機械都要拉到室外。各級干部、黨員、民兵全部下去，挨家挨戶動員老百姓到室外去。在生產隊，在城鎮的居民區，用大喇叭廣播，動員群眾搬到室外居住，要做到家喻戶曉。 　　2月4日　下午　，尹燦貞打電話向李伯秋、毛遠新匯報：在海城的緊急會議已開完會，正在全面落實省委要求。李伯秋對毛遠新說，他準備第二天去海城、營口等地檢查落實情況。當時李伯秋正在生病，毛遠新說他去。但李堅持說他先去。

　　2月4日　19點36分，海城發生了7.3級強烈地震，整個遼寧省都被震動了。沈陽、遼陽等地都有房子倒了。地震發生后，李伯秋當晚就趕到海城。不久，他給曾紹山、毛遠新打來電話，說災情比估計的要嚴重得多，倒塌房屋很多，但群眾情緒還好，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群眾說：“共產黨、毛主席真神了，下午讓我們搬出去，晚上就來地震”。群眾還說：“房子倒了，但沒傷著人，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李伯秋還說，39軍救災部隊已迅速到達災區，正在開展救災工作。 李伯秋書記從災區回到沈陽后，毛遠新即前往海城、營口等地，繼續組織救災工作。在大石橋(營口縣政府所在地)39軍駐地，39軍副軍長在軍部禮堂的廢墟前對毛遠新說，　2月4日　那天真是巧了，當天下午鞍山市委、市政府帶著春節慰問團來部隊，四、五百人在軍部禮堂開聯歡會，地方領導、軍隊領導講完話后，主持人宣布，接省委通知，所有人員不要留在室內，文藝演出不演了，請大家按秩序退出會場。人員退場后二十多分鐘，大地震來了，整個禮堂塌下來，夷為平地，參加聯歡會的軍地雙方人員一個也沒傷著。 海城大地震后，據統計，全省倒塌房屋一百多萬間，傷一萬余人，死一千三百余人(主要是老人、病人冬天不便搬出來，還有一些“膽大不怕死”的)。 有關部門估計，如果不發地震預報，死亡人數可能近十萬人。

　　1975年10月1日　，毛遠新去新疆參加紀念活動，9月底路過北京去看望毛主席，先向毛主席匯報海城地震情況。毛主席說：“據說有預報，損失不大”。毛遠新說;“別提預報的事了。發了預報后，我心里更加緊張，如果大地震遲遲不來，影響了生產、群眾生活，成為茶余飯后的笑柄不說，省委還有何面目去見關東父老。”毛主席指著毛遠新用濃重的湖南鄉音說：“那也沒有什么了不得的，無非是后人再給你編一個‘遼人憂地’(對照杞人憂天)的故事”。毛遠新說：“地震后，外面把這次成功預報吹得很高，但我總覺得有偶然性。上午發了預報，下午動員群眾出來，當晚地震就來了，純屬巧合。” 毛主席說：“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種程度。” 　1975年2月4日　，遼寧省委上午10點發出了地震預報，當天晚上7點36分就來了地震，這純屬偶然。但從1974年國務院根據地震專家的預測專門召開了會議，并發出國發[1974]69號文件，遼寧省委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做了大量的應對準備工作，健全了機構，組建了專群結合的監測網，普及了地震常識及防震教育，加上老天幫忙，4日凌晨將近5級的地震，提醒遼寧省委果斷拍板發了預報。這大概就屬于毛主席所說的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必然性。 地震預報的確是很困難的，因為人們無法觀測到地殼運動的實際情況，也就無法確切掌握地震的規律。海城地震屬于“小震鬧，大震到”的類型，這只是地震的一種形式，唐山地震就不是這種類型。對地震專家提出過高的奢求是不客觀的。 但是，也不能就此下結論說：地震災害是不能預防的。

　　海城地震的成功預報說明，在人類完全掌握地殼運動的規律之前，也還是能找到某些可行的辦法，最大程度降低地震造成的危害，特別是人員的傷亡。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以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大打人民戰爭”的方針，被海城地震成功預報的實踐證明，至少在大量減少人員傷亡上是行之有效的。這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說到底，在預防地震災害的問題上，還是需要領導、專家和群眾的“三結合”。沒有專家的地質結構分析、中長期預報和日常的專業性工作不行;沒有充分發動群眾組建業余地震監測網，沒有普及地震常識和進行防震教育，也不行;沒有黨政領導的當機立斷，采取有效的措施，還是不行。從某種意義上說，地震災害的預防及救助，更象是黨政領導的一項系統工程。如果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前，四川能象當年遼寧那樣，形成領導、專家、群眾“三結合”體制，各級都建立了地震辦公室，建立了大量的群眾性的業余的地震監測網絡。就可能發現大量臨震前的異常現象和信息，這些信息經各級地震辦匯集起來，就可能促使各級黨政領導形成決心，哪怕是基層領導及時采取某些臨時措施，就可能大大降低人員傷亡。這就是 “人自為戰，村自為戰”的人民戰爭思想，在預防地震中的應用。

　　中國國家天文：記住那些成功的地震預報

　　http://bbs.newssc.org/thread-165　0144-1-1　.html

　　中國地震預測的水平究竟如何?至今為止有多少次地震被預報?說法很不統一，有說十幾次，也有說二十多次。其實中國地震學界歷來對每次較大地震都有案例總結。根據筆者的記錄和總結，近40年來，我國已經對大約77次地震在震前進行了中期、短期甚至臨震預報。其中的經驗至今仍非常值得總結和重視。

　　海城預報之爭

　　汶川地震后，一些人大力宣傳“地震不可預測”論。為了自圓其說，他們甚至在重要媒體上宣稱，1975年海城地震預報是“偶然的”。這實際上等于是在全面否定數十年來我國地震預測預報工作的成績。事實真的是如此嗎?讓我們從海城地震的預測預報談起。

　　海城，位于遼寧省南部，遼河下游之左岸，遼東半島之北端。北靠鋼都鞍山和省會沈陽，南臨港口城市營口、大連，東接“煤鐵之城”本溪及邊境城市丹東，西與“油田之城”盤錦隔河相望。地處東經122°18′～123°08′，北緯40°29′～41°11′之間。　1975年2月4日　，海城發生了一次7.3級地震。

　　早在　1970年1月17日　，全國第一次地震工作會議確定“沈陽—營口地帶為地震危險區”。1974年，中國國務院發出“國發[74]69號文件”，確定海城為可能發生5級～6級地震的地區。1975年1月中旬，國家地震局震情趨勢會商會確定，營口至金州一帶以及丹東地區是1975年可能發生5級～6級地震的地區。　1975年2月4日10時30分　，當時的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發出地震預報的電話通知。當日19時36分，發生7.3級地震。

　　以上就是海城地震預報大致的全部過程。從中可見，這是關于一次震級高達7.3級的地震預報，曾經挽救過10萬多人的寶貴生命，而且是一次長期、中期、短期和臨震預報齊備的地震預報，可謂是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難道可以隨意、傲慢而輕蔑地斥之為“偶然”嗎?如果沒有老一輩地震工作者辛勤工作，沒有人民群眾的熱情關心和參與，真的就能這樣“偶然”一回嗎?

　　當時，一位地震工作者為我們留下了一張珍貴的歷史照片。內容是在　1975年2月4日　，遼寧省營口縣新華影劇院接到上級的正式地震預報通知后，用大字書寫的通知，通知堂而皇之地置于影劇院大門前。其上書云：“按上級通知近期可能發生地震，電影改在露天廣場放映。”非常感謝這位攝影者，他的大作在世界地震學史上也留下了迄今獨一無二的記錄。

　　今年5月，我專程訪問原營口縣，希望找到新華影劇院的原址。那里現在已是大石橋市的一個居民小區。我特意在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原址前留影。

　　有說法認為中國曾經預報過十幾次地震，有的說曾經預報過二十多次。其實，這樣的統計工作并不復雜。我國地震部門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即每次較大地震后，就將這次地震作為案例，很好地由當地地震部門或地震工作者存檔，以待匯集發表。

　　我本人平時就有著收集這類地震資料的習慣。根據所收集到的地震案例，已整理出一份中國地震部門預測到的地震目錄表。其中強震被預測的有31次，中強、有感地震46次。合計77次。

　　從目錄表中記錄的　1971年6月28日　第一次地震至　2009年3月23日　最后一次地震，時間相隔13783天，平均179天預測一次，對強震平均444.6天預測一次。本項統計不包括一些個人用非常規方法做出的預報。

　　被一些人斥為“偶然”的海城地震預報，在1970年、1974年和1975年都曾被預報，是典型的長、中、短臨期都有預測的地震。

　　目錄表中也記錄了　2006年6月21日　甘肅文縣的5.0級地震，文縣是“5•12”汶川地震重災縣。這次地震或是汶川地震的前震，被短臨期預測到。

　　更仔細的統計分析表明，40年來，有兩次事件的影響致使中國的地震預測工作進入了相對低潮期。一次是1982年～1983年期間，以“科學化、正規化”為由，撤銷了周恩來總理親自倡導的地震“群測群防”事業;另一次是西方學者R.J。蓋樂等人的“地震不能預測”說于1997年3月在美國《科學》雜志發表。“既然西方學者說過‘地震不能預測’，那何必還在這件事情上浪費時間和精力呢?”這是一些人的內心獨白。到汶川地震發生前，中國地震預測工作正處于危險的低迷期。

　　回憶“群測群防”

　　1966年邢臺地震后，政府倡導、群眾自發組織，搞土儀器、土設備來預報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后，許多專業部門也參與其中。所以，統稱“群測群防”。把當時的觀測儀器、設備統統都稱為土儀器、土設備，似有點過了。如當時中國科學院就號召大家把實驗室里能測地震前兆的儀器都拿出來。物理研究所有83人參加地震預測工作，我從1976年至1983年在密云、昌平的山洞里利用激光鎖相應變儀測量巖石伸縮，精度是10-8,比當時中國地震局系統使用的最好的儀器精度還高一個數量級。我們利用測得的異常，提前3個月預報過　1977年5月12日　的天津寧河6.5級地震。

　　又如當時的北京國棉三廠地震組，成員都是大學生。所用設備有的是從市場購買的，有的是自制的。設備、房屋、觀測場地、人員經費都是工廠提供的，沒有用地震局一分錢、一個人。他們的觀測記錄清楚完備，曾報準不少地震。這些人從來不是預測地震的“正規軍”，都是“另冊”的。但是他們為了國家利益辛勤工作，毫無怨言。

　　在1993年出版的一本書中，曾以褒揚的口吻這樣記錄了撤銷“群測群防”的過程：“到一九八五年全國的清理工作基本結束，在觀測、實驗、理論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據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統計，進行了清理的土地電、土地應力、土地磁觀測點共有5688個，占現有觀測點數的77.6%;清理了儀器7174臺;參加清理的工作人員有4575人次。”這里的“清理”就是取消，就是不讓干了。今天看來，這無異于“自毀長城”。

　　實際上，在“群測群防”中，群眾把觀察到的一些異常現象向地震工作部門或機構報告，可以彌補我們專業地震監測臺網的不足，同時也有助于提高群眾防震減災意識，有利于促進地震部門或相關機構做好防震減災工作。最近，我國新修訂的《防震減災法》明確規定了國家鼓勵、引導社會組織和個人開展“群測群防”活動，對地震災害進行監測和預防。這是順應民意、更是符合地震災害的復雜自然規律之舉，也從法律的角度為筑就和完善中國特色的防震減災之路創造了條件。

　　經驗應該認真總結，教訓應該牢牢記取。但愿唐山、汶川之痛不要在中華大地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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