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毛澤東時代(五)----汶川大地震后的反思
四川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令世人震驚。如果本次地震不是發生在中午二點多而是像唐山大地震年那樣發生在午夜,人員傷亡將會是一個天文數字。汶川大地震發生后不久,在日本本土發生了一次7.2地震,它所造成的損失就微乎其微。作為一個現已退休的老地震工作者,有責任對其中的一些問題進行反思?! ?/p>
減輕地震災害需要從三個方面入手,震前較準確的預測預報、地震發生后有效快速的應急反應和提高建筑物和構筑物的抗震能力。我們就從這三方面進行一一反思?! ?/p>
大幅度減輕人員傷亡最有效途徑是比較準確預報大地震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強度,哪怕能夠提前打個招呼也有可能大大降低死亡人數。非常遺憾,從目前所了解的情況看在本次大震前,地震工作者非但沒有做出任何預報,甚至沒有任何將要發生大地震的預感。這是十分不正常的;因為如此巨大的一次地震孕育著巨大能量,孕震區域比較大,因孕震引起地球介質物理化學性質變化的區域也比較大、變化的幅度也應該比較大,地震前應該出現比較明顯的、和范圍較廣泛多種類的前兆異常。四川省是我國地震和前兆臺網分布比較密集的地區,地震科技力量也很強,四川地震大隊(今四川地震局的前身)曾經是全國的超級大隊;該地區中強地震頻發,實踐檢驗的機會多,應該說對于地震預報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那么為何在最有可能作出一定程度的震預報的地區沒有能夠這樣做呢?這就需要對我國地震預報研究的歷程作一簡要回顧?! ?/p>
一九六六年在我國邢臺發生了二次七級大地震,造成了較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敬愛的周總理親赴現場視察。當他目睹地震現場的慘狀時禁不住流下了眼淚。他在現場聽取匯報后滿懷希望地對年輕的地震工作者說:“地震是有前兆的“,“希望在你們這一代解決地震預報問題!”等重要指示。為實現這一目標,國家專門成立直屬國務院的地震機構——國家地震局,周總理親自為它確立了工作方針,在國家并不富裕的情況下投入大量財力建設地震臺站,從相關單位調集一批技術人員。與此同時還在廠礦、學校機關和事業單位開展了蓬蓬勃勃的地震群測群防活動?! ?/p>
廣大地震工作者熱烈響應敬愛的周總理和黨的號召,自告奮勇自覺自愿的深入基層,扎根地震臺站和群眾測報點,清心寡欲專心致志投身于地震預報的探索。與此同時專家和群眾相結合,土辦法和洋辦法并用,“海、地、天”多學科聯合攻關。那時是怎樣的一種局面呢?那時是大家圍著地震預報轉,專家圍著臺站群測點轉,領導圍著基層轉。有付出,就有回報,有多大付出就有多大回報。1974年我國地震工作者對遼寧海城七級地震做出了成功的短臨預報并取得了明顯的減災效果。這是人類首次對大地震作出臨震預報并取得減災實效,贏得了國際同行的尊敬。海城地震預報的成功充分展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接著,我國地震工作者又于1976年成功預報了四川松潘——平武(距汶川地震不遠)七級大震;1966年以來成功預報過多次中強地震。即便是唐山大地震,也曽有過一定的中期預測,臨震前也是有所覺察的。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國地震臺站的數量和裝備的技術水平今非昔比;過去少有教授、高工,更別說博導院士了;而現在呢?有人笑言,地震部門院士一個班,博導一個營,碩導一個團,成功的地震預報不見了影。這是為什么呢?
我認為,首先地震工作部門自我解壓沒有大目標的壓力。周總理和華國鋒總理時期都把力爭在24小時前對五級以上地震作出預報作為地震工作方針的核心,改革開放后的地震工作方針把這去掉了。就是說地震部門及地震工作者沒有了既定目標的壓力,相應地也就缺乏了動力。
其次,三十多年前成立的國家地震局是一個純科研機構,其主要任務就是攻克地震預報難關,沒有任何政府的行政職能,如前所說上上下下都是圍繞地震預報。我國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國民經濟向全面市場化過渡,機構和部門的管理職能顯得特別重要。管理職能意味著在社會生活中地位和話語權,決定其生存狀況。因此,各個機構和部門都在尋找、擴大和強化這種管理職能。國家地震局(后改名中國震局)也不得在不市場經濟中尋找、盡量擴大和強化自己的管理職能并努力獲得中央政府的承認,這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地震部門各級領導在行使這種管理職能的過程中也感到美妙絕倫,比較而言,地震預報攻關事業就顯得太枯燥無味默默無聞的了。而且,人的精力有限,顧此可能失彼?! ?/p>
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國涌現了一股排山倒海的下海經商潮。地震系統也有大批志士仁人撲向金錢的“海洋”。更有甚者在國家號召下從上到下單位經商,到處找項目搞錢,名曰搞開發。當然有發的,但多數是空手而歸;有的單位還賠了本。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做好學問嗎?更不用說攻克屬于世界科學難題的地震預報了。而且整個社會的浮躁就是從此時開始的,金錢崇拜的影響范圍之大時間之久前所未有,像學校、醫院這類自古以來比較純潔的地方也未能幸免?! ?/p>
再者,由于我國后來告別了把吃“皇糧”的人員一概稱為國家干部的做法,建立了公務員制度,把原來的國家干部中的一部分人定性為公務員,另一部分人定位事業編制,名曰“管做分開“。而公務員能保持永遠吃“皇糧”且將逐漸和國際接軌,待遇會越來越高,同時當時正實行事業單位改革,很多事業單位走向市場,前景難料。因此,在原來的國家干部隊伍中造成了這樣一種狀況:首先全力以赴爭取當長(官),如果當不了長(官),無論如何也得想法進入公務員編制隊伍。中國地震局情況也一樣,有一線希望的爭著去當官;有的“曲線救己”,在業務方面努力,寫幾篇論文,最好出版一點著作,同行中出了名,最終目的還是想撈個一官半職。在中國地震局,這是當官的一條有效途徑。結果是,很多教授、研究員和博導當了局長,司長,處長,大家都拼命往此方向努力。經過千方百計的努力既當不成官又進不了公務員隊伍的,只好留下干業務。我認識一位省地震局的業務人員,地震科班畢業,搞了十幾年的地震預報業務。他三番五次報名競爭局長、處長主任等職務,屢戰屢敗,仍不氣餒。以前,搞行政都是沒有什么學歷或者業務不行的一部分人,改革開放了,這部分人倒成了公務員了,管那些搞業務的。這就使那部分從事業務工作的人處于一種什么樣的精神狀態呢?我的一位尚在工作崗位的同事公開說過:我現在只把地震工作作為我的職業,不是把它作為我的事業!。他的這種思想狀況大抵反映了當前地震部門業務人員的一般狀態。作為自己的事業和作為自己的職業,就是以前干地震的人和現在干地震的業務人員的差別。我想,如果當年搞導彈原子彈和氫彈核潛艇時,也來個公務員制度,也搞管做分開,這些東西可能到現在也搞不出來。當今,我國的北斗系統,還有大飛機等項目,為什么進展這么慢?可能與這有一定關系?! ?/p>
地震臺站和群眾測報點是監視地震活動和地球物理場變化的前哨。科研人員根據地震臺站和群眾測報點觀測到的資料進行分析,確定所發生地震的地點、時間和震級并判斷地球物理場的一些參數是否發生變化。因此地震臺站和群眾測報點對于地震科學研究和地震預報探索是不可或缺的,對于地震科研人員來說沒有了它們就如人沒有了五官一樣。自我國推行改革以來多數群眾測報點逐漸消失了,剩下的也是生存艱難,曾經轟轟烈烈的群眾測報活動銷聲匿跡。專業地震臺站生存也是前所未有的艱難。地震系統是條條管理,經費由國家財政部門撥給中國地震局,由中國地震局再撥給各省市地震局,省市地震局下撥經費給各個地震臺。在計劃經濟時代,地震部門的人頭經費據說僅次七機部,充裕锝很,地震臺站根本不必擔心經費的問題。自改革開放以來,出國熱,公款吃喝假借會議、考察公款周游全國甚至世界的熱度持續不減,還有公款購車用車并不斷更新,辦公樓豪華裝修,總之,與改革開放前完全不同,花錢的路子是越來越多了。上級撥的錢就那么些,所以克扣下屬的經費是連傻瓜都會想得到的。處于最底層的地震臺站,還能剩下幾個銀子?我本人曾經工作過的地震臺,十幾年來,十幾個工作人員的地震臺,每年行政經費只有二萬元,包括水電、通訊、旅差辦公費和維持十多臺套儀器的費用。工作人員除國務院認定的工資外,其它的錢一分不給。臺站破破爛爛,有的臺站來個客人連張像樣凳子都沒有。上級給的出路是:不等不靠不向上要,自己去搞。為了臺站生存和提高待遇以適應高房價高醫療及物價不斷攀升,什么方法都想過,什么養雞,養鴿子,種樹苗出租房子,辦廠子,經商倒賣,有的地震臺甚至去承包醫院。我所在的地震臺,一半以上的人長期在外搞錢補貼經費不足。從臺長到每一個業務人員的注意力都已經不在如何搞好監測預報上了;至于學習業務更新知識,那更是想都不會想了。地震事業是全民的公益事業,從古到今都是國家保障它的必要開支。如果國家沒有能力,就不開展或者削減這方面的工作規模。沒有那個國家要求地震臺站的工作人員自己去掙錢來保障地震臺的正常運轉。唯有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出現這種奇觀。2001年,宋瑞祥同志任中國地震局局長,情況有所好轉。他深入到全國一百多個地震臺調研,了解第一手情況。每到一地,就直接到地震臺;每當看到地震臺這樣一種狀況時,可以用“怒不可遏”形容他,毫不留情地批評隨行的省市地震局各級領導,有時甚至讓他們下不了臺。他要求中國地震局財務部門和省市地震局精確預算地震臺的各項經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障。他要求各省市地震局領導保證臺站工作人員的福利待遇不能低于省市地震局機關人工作人員的福利待遇。在他在任期間召開了地震部門首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規??涨暗牡卣鹋_站臺長會議,表彰先進樹立典型,提出了建設現代化地震臺的目標。為此,他指示有關部門分期舉辦培訓班,輪流培訓全國所有地震臺長。在他在任期間,各省市地震局開始重視地震臺建設,對原先破破爛爛的地震臺進行改造。在當今中國,實實在在干事不做表面文章的領導,敢于批評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領導,得罪的人多,下場也不會好的。這位宋瑞祥先生干了不到三年就被免職下崗了?! ?/p>
地震臺站位置偏僻,人少業務單調,日復一日,工作內容幾乎完全一樣;工作的性質決定了它和外界很少接觸。有人把地震臺站比作和尚廟,十分恰當。改革開放以前,那里的人們依靠一種為人民站崗放哨的精神力量堅守著,奉獻著自己的青春乃至整個生命。那時有很多大學畢業生在地震臺站工作。自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價值觀念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強調的是實現自我價值,很少有大學畢業生愿意到地震臺這樣的地方工作了。因此,在老一代大學畢業生逐漸退休以后,地震臺站工作人員的文化水平大不如前了。地震臺站整體素質(包括業務政治和管理等各個方面)逐漸下降?! ?/p>
地震臺站對周邊環境要求很高,越安靜越好,比較理想的地方是緲無人煙的深山老林.我國的地震臺站多數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時都建在遠離城鎮人口密集地區及交通要道。改革開放以來到處都在搞發展,搞開發區,村村鎮鎮建工廠,到處都在建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這對地震臺的日常工作造成了嚴重干擾;很多前兆觀測資料已經受到了嚴重影響,很不可靠。有一個地震臺,僅僅在五年內就搬了三次,這樣的臺站能為地震預測提供可靠的觀測資料嗎?地震臺站周邊環境的惡化給地震預報工作也造成了困難?! ?/p>
曾經轟轟烈烈的群眾測報點消失了,地震臺站又處于這樣一種糟糕的狀態,地震預報的基礎也就不牢靠了,地震預報嘛不就成了空談嗎?
據我觀察,現在工作在各級地震部門的業務人員,無論省市一級或國家一級,多數心情浮躁,急功近利。很多人完全處于一種無奈狀態:自謀職業風險太大,找個更好的單位也非易事;當“長”不成,公務隊伍員進不了。留下來工作唯一的希望就是職稱晉升盡量快一點。拿項目評獎,寫論文,為獲得職稱而拼搏?! ?/p>
地震系統從上到下處于這么一種不正常但又已被人們作為常態而安然處之,面對大震怎么能夠從容應對作出預測呢?
以上所說的的現象不僅僅存在于地震系統,我們整個社會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大學、科研機構的學術腐敗前所未有;科研人員的道德素養降落到這樣一個水平,包二奶養情婦(很多是自己的學生)屢見不鮮----網友說教授等于教獸。不敢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是在為錢活著,什么祖國的前途啊,人類的命運啊,統統都事不關己。難道不是這樣的嗎?官員貪腐前所未有世界之最,黃賭毒泛濫搶劫殺人案件頻發還不都是金錢的誘惑?醫院和學校歷來被認為是二個最神圣的地方,醫生和老師歷來被認為是最神圣職業,現在還有多少人還認為它(他)們依然神圣?因此,北斗系統搞了快二十年還不能投入使用,大飛機項目立項以來過去了這么多年,只見了個影子,如此等等。相比之下,原子彈、氫彈、導彈和人造衛星,核潛艇這么多尖端項目一共用了多少年?而且,那個年代是處在帝國主義列強嚴密封鎖和層層包圍之下。所以。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人有了奮發向上的精神就能無往不勝。
汶川大地震奪去了近十萬人的性命,其中有很多活潑可愛的兒童和充滿活力的年青人。假如地震部門在震前能夠做出一定程度的預報,哪怕是打一個招呼,就可以使多少鮮活的生命避免死亡!地震后的深入研究和進一步的調查表明,震前確實是有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的異常前兆變化,不同程度減輕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并非天方夜譚。然而,我們卻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每一個地震科研人員難道不應該感到有愧嗎?
推而廣之,我們每一個中國人不應該深刻地反省反省,人活著難道就是追逐金錢,使自己和家庭過得舒適嗎?民族的前途不應該被放在第一位的嗎?
減輕大震災害的第二個環節是快速的震后應急反應,預防次生災害。地震后的前三天十分關鍵,這期間被埋人員救活的比例最高。所以,一旦發生大震速度就是生命。唐山大震發生當天十個師的部隊進入災區。汶川地震震后應急的一個重大失誤是在初始太依賴通往堵江堰公路的打通上,耽擱了不少時間。如果開始就調善于山地作戰的部隊急行軍迅速進入災區,被救活的人可能會更多一些。大地震發生后的應急反應最能反映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協調和綜合指揮能力。應該定期組織有一定規模的這類演習以提高政府的震后應急反映的組織指揮能力?! ?/p>
減輕地震災害的最后一條措施是提高建筑物和構筑物的抗震設防標準,把它們搞得將堅固一些,日本就是這樣做的。然而,這需要很多錢,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尚處于發展中的國家來說不能照搬日本的。但是,在這方面我們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例如,在建筑物和構筑物的選址方面謹慎一點,在施工的每個環節保質保量,就可以提高它們的抗震性能的。震后,據報道,有一私人企業家捐建的幾所希望小學,由于他派員工親赴現場監督施工,嚴把質量關,震后幾所學校完好無損。建筑質量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與人的道德(良心),官員的廉潔都有關系?! ?/p>
本文完成于2008年6月,現在略作修改。文中所反映的都是個人經歷和感受,不一定正確。實事求是寫出來,是一個已退休的老地震工作者的心愿?!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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