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本文刊發于時代周報時，由于版面因素刪節一些，請注意若轉載時加注，本文內容選擇僅代表王英輝本人對文章材料的角度，與報紙及其他作者的觀點和立場無關。本文僅由本人粘貼于烏有之鄉與毛澤東旗幟網。其他為轉載。

　　漩渦中的地震局

　　王英輝

　　“地震不是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可以發生的，據此可以引導我們去探索地震發生的規律。”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者站在講臺上的投影幕布前對著臺下數十位地震學界的專家學者說。投影幕布上顯示著一張中國地形圖，地圖上布滿了顏色各異、大小不一的圓點，在投影幕布的正上方懸掛著一個紅底白字的條幅，上面寫著“全國災害預測方法研討會”十一個大字，此時發言的老者正是中國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工程院院士許紹燮。

　　許院士發完言后，主持人中國地震預測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徐道一研究員對許院士的發言做了“可以作為群測群防的理論依據”的總結。然后，徐研究員按照會議的流程安排各位專家學者自由發言或者提問。

　　如上的場景是　2010年4月27日上午　，由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委員會組織，在北京北郊鳳山靜悄悄的舉行、為期三天的《全國災害預測方法研討會》現場的一個掠影。

　　據了解，被組委會邀請參加本次研討會的主要嘉賓有中國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中國地震預測咨詢委員會副主任、科技部863項目“地震預報智能決策系統”課題負責人汪成民研究員，中國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工程院院士許紹燮，中國地球物理協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副主任、聯合國行政管理與減災全球計劃項目科學顧問耿慶國等50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地震學專家學者。

　　這次會議主要研討了中國氣象出版社剛剛出版的《災害預測方法集成》中介紹的地震綜合預測方法、征兆預測方法、天地耦合預測方法以及信息預測方法等地震預測的方法，同時特別總結了　4月14日　的青海玉樹7.1地震前的長期預測、中期預測與短臨預測情況。盡管有如此多的專家學者，態度卻幾乎一致，“如果獲得中國地震局哪怕有限的支持的話，青海玉樹7.1地震完全可以比較準確地預測出來。”

　　全國災害預測方法研討會上關于地震預測的討論平靜、理性，而此時的地震局卻正遭受著一場來自網絡民意的“地震”。

　　不預測地震的地震局留著何用?

　　地震局此次遭遇質疑始于　4月14日　玉樹發生的7.1級大地震。

　　始于汶川地震，對地震局曾經一度聲勢浩大于玉樹地震前幾近銷聲匿跡的質疑，玉樹地震后，在網絡上又一次發酵，網民們對地震局的質疑開始升級，從其基本的職能向其財政預算如何使用的縱深發展，“既然地震不能預測，留著你們干嘛用，打醬油嗎?”“沒本事預測什么時候地震，有本事預測什么時候不地震?”“花那么多錢，不預測地震的地震局留著何用?”

　　一時間，網絡民意的“地震”將地震局推上了風口浪尖，有關地震局更多的負面消息也被網友“人肉搜索”了出來。

　　玉樹地震后，一條消息在網絡上流傳甚廣，消息稱，玉樹第一次地震發生后，青海省地震局預報部門成立應急預案，對地震的下一步趨勢進行研判和會商，正在會商期間便發生了7.1級強震。網友震怒，“地震后，再去判斷、監測那要地震局干嗎?不是事后諸葛亮嗎?研究出個結果來，能預測出個大概來，也還說的過去，搞來搞去搞不出名堂，還不如不搞。”

　　更有細心的網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上找到了中國地震局公布的2010年部門預算達240,739.51萬元的數據。從這份預算表中可以看到，用于地震預報預測的為270萬元，專項基礎科研66.36萬元，重大科學工程65萬元;而用于開會的支出有三項，國際組織會費70萬元，對外合作與交流80萬元，在華國際會議80萬元;地震局內部人員福利安排方面，住房改革支出16,362.28萬元，購房補貼8,678.25萬元，提租補貼518萬元，住房公積金7,166.03萬元，醫療保障83萬元;行政運行費用17,943.75萬元，機關服務1,392.36萬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務480萬元;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1,091.08萬元。 網友戲言，“吃喝住房汽車出國成了地震局預算的主角。”

　　與此同時，中國地震局地震臺網中心原首席預報員孫士鋐的采訪發言也被網友搜索了出來。

　　2月25日，孫士鋐人在民網科技頻道說，從《1900年以來的全國七級以上地震的分布圖》來看，地震活動水平提高主要發生在1960年后，但近40年來世界上八級地震明顯減少。近年來2004年和2005年印尼發生了8.7級、8.5級地震，從MT圖上來看似乎確實有強度上升的態勢。“但是現在要說它是不是比以往的百年活動水平高，這個說法現在還不成立，還要再繼續做工作。”

　　而2月27日，智利發生了8.8級地震。2月28日，孫士鋐稱，“從強度上，8.5級以上地震頻發，我個人認為，全球地震活動出現一個明顯增強的態勢，也就是說有可能要進入地震活動活躍時代。”

　　這兩篇報道，說法截然不同，但卻出自同一人之口，而且時間前后相差僅僅3天，這不禁讓網友們嘲諷孫士鋐“變臉比變天還快”，更指出智利地震是對孫士鋐“巨大的諷刺”。

　　孫士鋐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對此進行了解釋，“關于全球是否進入地震活躍期的說法，是媒體在提煉上不夠準確，但是這種歪曲我不太在意。有媒體報道孫士鋐說，‘強震前的預警沒引起重視。’我沒說過這樣的話。這件事發生之后，確實很惱火，說實話，跟媒體打交道，是為公眾服務。當然，他也不是有意識的污蔑。”

　　這不是地震局第一次遭遇質疑。

　　早在08年汶川地震后，網上曾出現了眾多質疑、指責、嘲笑地震局的聲音，眾網友在震驚之余不無疑惑：“地震局為何沒有發出預報?這么大的地震會一點征兆也沒有嗎?”網友或者批評地震局玩忽職守忽視地震預兆，甚至懷疑地震局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有意不發出預報。

　　對此，四川省地震局負責人說，此次7.8級地震前較長時間震中及周圍地區地震活動水平不高，沒有前震。沒有發現典型的短期和臨震異常。因此，震前未能做出臨震預報。

　　在08年5月13日，孫士鋐研究員接受中新社采訪時也曾辯解，針對本次汶川大地震，震前沒有短臨(十天)預報、短期(三個月)預報，中國地震臺網中心也從未收到關于該次地震的預報卡。同時稱，由于汶川大地震處于中國南北地震帶上，這個地震帶地殼活躍，中國地震臺網中心對其給予長期關注，并一直認為可能發生強烈地震。

　　預警還是維穩?

　　與現如今地震局飽受質疑不同的是，曾經的地震局被寄予過厚望，時至今日，老一代地震預報專家還清晰地記得周總理的囑托，“希望在你們這一代能解決地震預報問題。”

　　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的地震預報事業源自周恩來總理。

　　1953年11月，中國科學院決定成立“中國科學院地震工作委員會”。委員會下設綜合組、地質組和歷史組。主要任務是為國家計委審核重大項目提供咨詢。

　　1966年，邢臺地震后，周恩來總理曾先后兩次到邢臺視察，面對地震災害，周總理明確提出開展地震預報工作，由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學院組成地震辦公室。提出“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以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大打人民戰爭”的群測群防的地震方針。

　　1967年國務院決定在國家科委內設立“京津地區地震辦公室”，主管京津地區的地震預報工作;在國家建委內設立“京津地區抗震辦公室”主管京津地區的地震預報工作。同年12月國家科委京津地震辦公室與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局合并，成立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地震辦公室。

　　1969年7月18日，渤海灣發生7.4級大地震，當天下午周總理接見地震工作者，作了“團結起來，共同對地震之敵”的指示，為了加強地震工作的統一領導，第二天組建了中央地震工作小組。

　　1970年，周恩來力排眾議委托致力于地震預報工作的李四光擔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組組長，從事地震預測預報研究工作。

　　1971年8月2日國務院國發56號文，決定撤銷中央地震工作小組辦公室，成立國家地震局作為中央地震工作小組的辦事機構，統一管理全國的地震工作，國家地震局由中國科學院代管。首任局長是劉英勇，1998年，更名為中國地震局。

　　1983年機構改革時，經國務院國辦發[1983]63號文《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地震局關于省、市、自治區地震工作機構和管理體制調整改革報告的通知》，批準各省、市、自治區地震局(辦)由以地方政府領導改為由國家地震局與地方政府雙重領導以國家地震局為主的管理體機。其后，國家地震局開了一系列會議，對地震預測方法進行驗證，因為個體化的地震預測方法的不精準性，幾乎所有的地震預測方法都被否定了。

　　1997年，《防震減災法》發布。地震預報制度正式被納入法律，其中明確規定，地震預報信息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發布，群測群防的政策基本停止。

　　2006年7月15日，國地震局局長陳建民在《中原減災》報上發表《紀念唐山地震30周年，扎實推進我國的防震減災事業》的署名文章，文章中稱，地震預報是一項世界性的科學難題，攻克難關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長期堅持不懈地努力。正如陳一文所說，“正是這篇文章的發表，為地震不可測奠定了理論基礎，成了地震局工作日后的指導思想。”然而，在2005年12月18日中央電視臺《面對面》節目中，陳建民局長還曾認為，地震是能夠預測的。

　　2008年12月27日，《防震減災法》通過修訂，在地震預報方面新增了四項制度：地震預測制度、震情會商制度、統一發布制度和震后趨勢判定制度。

　　其實地震“不可測”的觀點起源并不在中國，早在1996年，在倫敦召開的“地震預測框架評估”的國際會議上，與會者就達成了一個共識：地震本質上是不可預測的，不僅現在沒法預測，將來也沒法預測。所以，有了這樣的理論指導，在每次地震之前，地震局將不會發出任何預報。

　　從周總理提出的“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以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大打人民戰爭”群測群防預測方針，到現如今“地震預報是一項世界性的科學難題，攻克難關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長期堅持不懈地努力”的地震預報思路的轉變，有老專家們認為：我國的地震預測思路偏了。從曾經預報過海城地震并做過20多次成功的預報的地震局到如今地震發生前總是出來辟謠的地震局，讓當下的地震局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更使那些對中國地震預報事業做出過貢獻的老專家們痛心不已。

　　“地震是可測的。那么多次地震都測出來了，怎么叫‘不可測’?比如，1975年海城地震，測出來了，也報出來了，它(地震局)不敢不承認;唐山地震時汪成民創造的‘青龍奇跡’，聯合國授的獎，能否認嗎?還有汶川地震前，耿慶國也提前報給了地震局;汶川地震，錢復業對時間、震級都做了準確的預報，只是定不了地點，但也匯報給地震局了。”對于地震前是不是應該發出預警，中國科學院工程質量地質力學重點實驗室客座研究員李世輝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情緒很是激動，“西方近代科學研究簡單系統是這樣的，將經驗發展成理論性的東西。可是作為復雜性系統，具有這樣幾個特點：‘不確定，不完全，不一致’，地震預測所要面臨的對象，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這個系統是自然界的復雜性和人類社會的復雜性的一個交織，它的復雜性甚至于超過戰爭，人類在戰爭上可以轉弱為強，可是人類在面對地震時，人類永遠是弱者，只能夠處于被動防御的地位。周總理說，地震是有先兆的，是可以預測預報的，按照周總理的觀點方法出發，就是毛澤東思想，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基礎上，地震一定是可測的，所以應該發出預警。”

　　面對地震局的“不作為”，在網絡中還也出現了一種戲謔的聲音，“地震局不對地震進行預測是出于維穩的需要。”對此，為了研究地震預測拋家舍業自稱預測地震準確度達60%的民間地震預測愛好者楊智敏回憶了他小時候預測地震來臨前的情況，我記得66年，小時候我在貴州，在晚上把我們叫出來，就說有地震，當時大家都出來，也沒見什么亂，但是四小時后真的就地震了，非常準確。那時候宣傳很到位，大家沒有什么恐慌，很從容的面對。

　　只會辟謠，不能預報?

　　如今的地震局已經淪落為“只會辟謠，不能預報”的“雞肋”，這不僅和地震是個復雜系統、地震三要素(時間、地點、震級)不能準確預測有關系，也和現如今地震局的指導思想、預報制度有著必然的聯系。

　　在青海玉樹地震后，北京、河北、內蒙古等地出現了當地將發生地震的謠言。據中國新聞網報道，15日，受青海玉樹地震影響，多地市民收到如下內容短信：“國家地震局今日7時27分發布了緊急防震九級通告：北京時間4月15日13時19分將出現以包頭為震中的6.5到7.2級地震。據初步預測，地震覆蓋包頭，呼和浩特，鄂爾多斯，臨河，北京西部，河北中西部以及山西，寧夏等10多個城市，覆蓋面及廣。”中國地震局對此進行了辟謠。

　　中國地震臺網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張曉東就如何應對地震謠傳表示，雖然地震預報是目前全球都面臨的世界難題，但是根據我國的《防震減災法》和地震預報條例，如果有正式的預報意見，是由政府發布的，如果不是從這個渠道出來的預報意見，應該說都不是正式的預報意見。

　　地震沒有發生，是慶幸的。然而，在近年的地震活動中，地震局沒有進行一次地震預警提示，但是在“要發生地震”的謠言流傳時，地震局卻采取了辟謠的方式。于是網友質疑，“地震局出來辟謠，說明他們可以判定地震不會發生，那么即使不能準確預報地震，也總應該提前預警吧。是不是地震局的指導思路有什么問題?”

　　“地震局的徹底西化，思維方法發生了改變，是地震不可測的深層次問題。”中國地震局中國地震預測咨詢委員會委員任振球揭開了地震不能預測的根本原因，“在中國科技領域，從科學基本觀念、地震局管理體制和制度，到地震局主要領導接受的教育，基本上已經全部西化，這非常嚴重，包括一些中央領導都沒意識到這些問題。”

　　中國地震局預測咨詢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地震局研究員汪成民也認為，我國的地震預測成績是輝煌的，曾經是高于世界水平的，現在反過來，要跟國外學，這很不正常。

　　在全盤西化的地震局體系中，西化的論調自然占了上風。如此，在地震局體系內就形成了這樣的的一種狀態，“無論出現多大的地震災害，死了多少人，跟地震局都沒有關系，因為地震不可預測。他們冠冕堂皇的開個國際會議，回來以后，即使出了問題，他們也沒有責任的。只要繼續說地震不能預報，在他們自身利益的驅動下，他們都會這樣去做。”

　　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顧問陳一文對地震局“地震不可測”的指導思想表達了不滿，這樣的指導思想指導中國地震局承擔“地震預報”工作，那么與“地震預報”直接有關的所有工作，包括“地震預測”研究項目、經費支持、現有地震前兆監測儀器的維護、更新與支持，全部被認為以后某世紀應當給以認真考慮，而不是當代應當給與認真考慮的工作。而且在地震局系統內所有堅持搞地震預測的人，也就等于被邊緣化了，這些人都是地震局在職的搞地震預測的人，不像汪成民一樣，已經是退休的人。

　　地震局的一位工作人員向時代周報記者介紹了地震局系統現在的預測流程，設在全國各地的地震監測臺站，將監測的數據統一報到省一級地震局，省一級地震局研究后，根據情況，確定不同級別，然后送國家地震局，在國家地震局臺網中心會商后，再送到地震預報預測中心，地震預測預報中心組織會商后，然后上報中央。

　　對逐級匯報的地震預報制度，一位網友對此評價道，地震局的預測流程顯示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所謂法規程序的完善與否。自然，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有關這樣數十萬人生命的天災，還要一級一級的匯報。鄉級到縣級，縣到市級，市到省，省到中央，中央再開個會，地震都震完了，指示還沒能下來。在這樣的特殊情況下，我們難道不能理智的做一些行動嗎?比如疏散民眾，轉移百姓。每次出現問題，官員從低層往高層遞增，無一不是在推責任。

　　中國地震局地震臺網中心原首席預報員孫士鋐也向時代周報介紹了地震臺網會商的過程，“根據《防震減災法》，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規定了會商會怎么開。這個會商會是跟蹤性質的，一般由臺網中心預報員參加，臺網中心里面有30個人左右，主要是預測的。通常是臺網中心主任主持會商會的，最后形成一個會商意見，如果形成預報意見，要上報給評審委員會。但是作為短臨預報，評審委員會還沒有啟動過。”

　　中國地震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地震學會地震預報專業委員會主任張曉東在人民網強國論壇的專訪中表示，我們地震預測是在有力條件下對一定類型的地震可以做出一定程度的，或者成功的地震預報。而前面談到的地震不可預測，主要是依據地震科學家所說的地震發生的三要素，也就是地震發生的時間、震級和地點都比較精確的預報。目前全球的地震科學家都難以做到這一精確預報。

　　對臺網中心的會商會制度，楊智敏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參加地震臺網中心會商會的這些人有沒有資格，它本身并沒有掌握這方面的知識，所以她也無法判定我們的預測。他們不懂這些預測方法，怎么判斷?地震局是一個非常嚴謹的科學單位，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監測、預報的，它不是政府機構，不是出事以后出來辟謠的。”

　　根據《地震預報管理條例》，地震預測后向地震局上報需要填寫《地震短臨預測卡片》，而且必須寫清地震三要素(時間、地點和震級)，一位叫傀儡謠的地震預測愛好者網友闡述了他向遼寧省地震局要求填寫地震短臨預報卡時遭遇到困境，一位預報員對他搪塞說，“現在地震預測是世界難題，要想準確預測是不可能的，即便是讓你填，你能保證一定會有地震嗎?沒地震的話損失誰來陪?況且預報卡的準確率很低，填了，政府也不一定發出預警，你還何必費這事呢?況且，如果把預報卡給你，讓你填，預測中心的主任也要承擔責任，你去找，也不會給你填。”

　　對于如何做好地震預測工作，李世輝認為，對于地震局來說，必須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或者是吸取了馬克思主義，用這一套思路方法，像對待戰爭一樣，千方百計的搜集資料，而不是像現在地震局一樣，人家已經把資料信息都送到他的手里，都不聞不問。事實上，在汶川和玉樹地震上，這些人(地震研究者)在不掌握全面材料情況下，已經有很好的預報了，如果能把這些組織起來，按照毛澤東思想的觀點，把各種偵查的來的材料加以周密思索，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深入分析研究，是可以預報的。周總理要求給群眾打個招呼，地震局不打招呼，他們要么像鐘表一樣準確預測，要么不預報，這是對人民負責嗎?

　　“毛澤東軍事思想有‘真防御’和‘假防御’兩個特點，積極防御是真防御;退縮、死守是假防御，實際上它只能誤國誤民。所以不用毛澤東思想解決問題，盲目跟著西方思想去跑，就是以人民生命財產作代價。由于地震局的指導思想錯了，他們的指導流程也就不用說了，都是錯的，作為一個科學研究的問題，要掌握這十二個字：‘自由探索，民主討論，集中決策。’要是按照民主討論打仗，一萬個仗，要一萬個失敗，每一個環節都錯了，所以必須要有人集中決策，一個人拍板。而且集中決策要經得住別人的反駁，經不住反駁，那就回去再來。”李世輝給出了他的解決辦法。

　　任重道遠的地震局

　　玉樹地震后，面對公眾的質疑，中國地震臺網中心預報部主任劉杰先表示，玉樹7.1級地震前的5點39分曾發生4.7級前震。此次地震屬前震主震余震型地震。消息顯示，發生4.7級前震后，青海地震局進行過會商，會商材料稱當時很多民眾已經從房屋中跑出來。

　　中國地震局地震臺網中心原首席預報員孫士鋐也表示，4.7級前震持續的時間較短、強度較弱，發生時間又正值凌晨，大多數居民還在睡夢中，所以并沒有被重視。

　　中國地震局地震臺網中心副主任張曉東指出，在發生4.7級前震的基礎上預測預報7.1級地震“很難”。我國大陸5級以上地震年平均20次，4級以上地震年平均達到400次。

　　面對質疑，時代周報記者也聯系到了中國地震局新聞處處長馬明，記者提出就廣大網民的質疑希望安排采訪中國地震局相關部門的要求時，馬處長表示，他們不接受涉及到質疑或綜合內容的采訪，只接受單獨的采訪，并要求記者發去采訪函。記者按要求給中國地震局發去了采訪函，但直到發稿前，記者并沒有接到任何回復。

　　網絡上對地震局質疑的聲音，依然喧囂，廣大網民期待的是地震局能夠正面回答網民的疑問，而不是保持沉默。

　　現在，廣大百姓關心的不僅是地震局在以往的地震來臨前沒有提前預警應該承擔的責任或者解釋清楚地震局高額的年度預算是怎么使用的，而是在未來，地震局如何能夠更好的預測地震或者提出預警，從而來減少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損失。汪成民給出了答案，“這需要恢復周總理時代的群測群防制度。”

　　“地震預測處于盲人摸象階段，就是沒有一個好的領導出來，把這‘八個盲人摸的象’匯總集中。地震局只是處于一個單一的手段，他有不確切的一部分，民間也是處于一個單一的手段，我們把這些單一的手段都集中起來，這樣地震還是可以預測。如果地震局和我合作，利用地震局的監測數據，我就可以做科學實驗出來，有地震局的支持，我敢于向任何專家挑戰。”為了實現與地震局的合作，楊智敏通過時代周報發出了這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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