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群測群防” 攻克地震預測難關

                                                 孫坦

剛剛參加了由國際天災研究會、中國地震預測咨詢委員會、天地生人學術講座和北京如意人生文化交流中心等四個民間組織在京聯合舉辦的“日本大震預測總結與促進中國地震預測工作研討會”。會上，聆聽了來自社會多方面人士圍繞地震預測所作的發言，感觸良多，同時引發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感受最大的一點就是，我們的民間藏龍臥虎，蘊藏著極其豐厚的智慧和巨大的創造力。可惜的是，這種智慧和創造力自走上科技發展西化之路后被重重的壓抑了。就地震預測問題，原來毛主席和周總理倡導的“專群結合，群測群防”方針被拋棄了。一些專家看不起群眾，可自己又顯不出自己的能耐。顯不出也罷，可又不讓群眾去顯，以美國人說過的話“地震不能預報”為信條，視群眾乃至不信邪的中國地震專家有過的準確預測是“蒙”的，“和江湖騙子無異”。說這種話的人從來不去想一想，他自己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看法，對照和他觀點迥異的李四光，他缺少了什么。

1966年3月8日5時，邢臺發生了7級以上的強震，震區及其周圍地區的地面建筑物、農田、道路、橋梁、堤壩均受到嚴重破壞，人民生命財產遭受巨大損失。聽到廣播，李四光淚珠不斷，傷心不已，強烈的自責油然而生：“邢臺地震，當地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慘重，這是我的失職”，“我沒有抓好地震預報工作，我這個地質部長沒盡到責任”。

中國多地震，李四光一貫重視地震預報工作。上世紀20年代，他就明確指出“地盤構造變更激烈之處為地震發源之地者”。1955年，在《旋卷構造及其他有關中國西北部活動性構造體系問題》一書中，專門論述了中國西北活動性構造體系與地震分布的關系，主張“地震研究要爭取主動，走在地震發生之前提出防治意見”。為此他一手抓歷史地震研究，一手抓當代地震研究，從中找出規律性。1962年廣東河源新豐江水庫蓄水后誘發6.2級地震后，李四光派出地質和物探人員前往調研并親臨現場考察指導。他以自己創立的地質力學為基礎，以地應力測量為主要手段、以研究活動構造應力場為中心，綜合天文、測震、地磁、重力、微地形變和海平面變化，生物物理觀測預報地震的中國《地震地質學》。

1969年渤海地震發生后，中央成立了地震領導小組，李四光勇于承擔了周總理委派予他的組長一職。

對人民深切的關愛情懷，深厚的理論功底，敢于負責的精神，勇于創新的精神，使李四光獨排眾議，發出了“地震可以預測”、“國際上沒有解決，不一定我們就不能解決”強者之音。

邢臺地震之后小震不斷，周圍地區多處見有動物異常反應。有人據此認為，這是又一次大震的前兆，建議立即發出強震預報。周總理請教李四光，李四光展開隨身帶來的堯山一帶應力變化曲線圖，胸有成竹地對周總理說：“邢臺地區已經發出兩次強震和萬余次小震，即使再有地應力積累重演，那些再度積累起來的地應力，大部分都會通過大量裂隙釋放能量”，“邢臺及鄰近屬于同一構造體系的地區，不會再發生像3月8日和3月22日那樣強烈的地震”。周總理采納了李四光的意見，沒有發出強震預報。邢臺及其周邊區市雖平安無事，但通過地震地質學研究求得的對發震規律的認識使李四光認識到，同構造體系地震活動會發生遷移，整個華北平原“震源帶有可能向東北方向發展”。他明確指出了具體地點，要求密切關注河北的里坦、滄縣和深縣一帶的動向。果然，1967年3月28日，河間的里坦發生6.3級地震。同樣，李四光預報渤海將發生強烈地震，1969年7月18日就發生7.4級地震。當時他還說過，如果渤海有地震發生，遼南就需要注意，但地震不會越過遼寧的鐵嶺。1975年2月4日，海城、營口地區發生了7.3級地震。李四光還特別指出，在新華夏系與陰山構造體系交匯地區如果發生地震，就一定是大震。因為陰山緯向構造體系活動的時間長，斷裂極大且深，能量積累很大，一旦發生地震后果不堪設想，應在灤縣、遷安地區進行觀察。1976年唐山災難性大地震的發生，又一次雄辯地證明了李四光應用構造體系系統分析預測地震的科學性與正確性。1968年春的一天深夜，周總理召集緊急會議，研究一份預報當天清晨7點北京將發生7級地震的報告。報告建議國務院立即批準，通知北京居民搬到室外去居住，考慮到毛主席的安全，也請他搬到帳篷里去住。事關重大，涉及是否動員首都幾百萬居民連同黨中央國務院機關大搬遷的問題。周總理半夜里請來李四光，讓他幫自己拿主意。這真是一次對這位老科學家良心、智慧與責任的嚴峻考驗。李四光通過電話了解了北京附近一些地應力觀測站反饋的地應力觀測數據后，鎮定地告訴總理：“根據邢臺等地區應力長期觀測結果，如果有大震，地應力都有變化，而北京地區沒有。北京地區沒有大震，今晚不必發警報”，“北京地區是安全的”。結果北京沒有發生地震，連小地震也沒有發生。

試問那些聲稱“地震不可預測”的人，你們有李四光這樣的品質和素養嗎？若沒有，你們憑什么就認定沒人可以攻克地震預測之難？更有的人，沒有預測地震的能耐，卻有能耐預測“攻克地震預報難點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說出這種時間跨度巨大、模糊不清的預測，究竟憑的是什么！讓這樣的人帶兵打仗，不打敗仗才怪！

由上可知，在地震預測研究方面，一直存在著“知難而進”和“畏難退縮”兩種精神狀態。應該選用哪一種人擔當地震預測的重任？從周總理的一條至理名言可以看出他選人的標準：“假如我們指揮員沒有信心去攻克一個難關的話，怎么能夠帶領這批戰士去攻克難關呢，指揮員必須要充滿信心”。在1935年遵義會議上，參與軍事決策的周恩來主動讓賢，推薦毛澤東擔綱領兵。毛澤東熟讀兵法，有著深厚的軍事理論功底；他目光高遠，有運籌帷幄之才；特別是為解放中國勞苦大眾，面對強敵，他充滿了決勝千里的豪氣。周總理上面的話或許就是在被毛主席的雄才大略折服后的感悟吧。

去年十月份，本人參加了中國地質科學院主辦的“中法青藏高原動力學研討會”。在會上筆者向一位從事地質構造研究的中年學者提了一個問題，我說在毛澤東時代，李四光根據自己創立的“地質力學”，成功地預測了幾次地震。可到了現在，有人卻說地震不可以預測，你認為地震可以預測嗎？他回答說“地震預測很難”。他說的是事實，可是面對“難”應該采取什么態度，他沒有說。解放戰爭開始前，面對國民黨用飛機大炮武裝的八百萬軍隊，小米加步槍的解放軍要打敗這樣的敵手難不難？想必沒人敢說不難。可是毛主席誓言用三年左右時間解放全中國。結果在以他為主的軍事指揮中，在這個時間段內，就把國民黨軍隊打得一敗涂地，剩下的殘兵敗將逃到了臺灣。

會間休息時，法國地球物理學家H i r n走近我，說我的問題很好回答。我問他怎么回答，他說“現在說地震不能預測，是因為毛不在了”。

他的回答引起我久久地思索。現在的年輕科技工作者許多留學歐美，在人家那里學了一些先進科技知識，可是回國后的精神狀態卻難以與曾留學海外的老一輩兒科學家相比。像李四光、錢學森他們，除了愛國熱情的催動，還時時受到毛主席通過“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的詩句所表達的進取精神的激勵，為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一些年輕科技工作者卻不然，頂著“碩士”、“博士”的帽子，本應該充滿學術自信，卻是創新、趕超的激情不足，甚至把“地震可以預測”視為“非理性的狂言，缺乏科學態度”等等。

須知，信心是成功的精神基礎，沒有信心就沒有意志力，就沒有行動力，就不會有“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決心。

在積極參與“群測群防”的民間人士中，為攻克地震預測難關而盡傾心力和財力者多多，他們的事業心、責任心、自信心是許多體制內科研人員不能相比的。那種忽視民間科技隊伍，認為攻克地震預測難關只有體制內科研人員才能勝任的看法是錯誤的。

毛主席說過：“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在許多方面，倒是需要體制內科研人員向他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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