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日月如梭，轉瞬已經是文革三十周年了。這場發生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國家的社會革命在這三十年中幾經滄桑。自從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給文革下了結論，文革便成了“十年浩劫”，“十年動亂”。國內對文革的評價一面倒且不說，海外學術界對文革的評價也多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1]。許多曾對文革持肯定態度的學者，公開否定自己。有的甚至不惜作賤自己，且看下面二段文字：

　　“十五年、二十年后的今天回顧往昔這段離奇怪誕的戀愛鬧劇，我們，包括我自己，應該如何反省呢?這場鬧劇純粹是天真無知與自我多情的結果，是傲慢與偏見的結果，一無是處，應該受到貴遣責與自責。我們在學術上太不嚴謹，太不成熟，太不誠實。”[2]

　　“學術界對毛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態度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特別是我們這些過去曾把它們理想化了的人。當然這種變化不僅限于我們這些人。實際上沒有人再把毛思想當作一回事，大多數人認為文革是人類的一場災難，甚至是歷史的罪惡，近乎于希特勒的大屠殺和斯大林的恐怖統治。”[3]

　　這種轉變的根據是什么呢?對有些人來說十一屆六中全會后出版的各種“傷痕”文學起了很大的作用。形形色色的回憶錄，如《革命之子》[4]，《自來紅》[5]，《暴風雨之中》[6]，《上海生死情》[7]等，確實把文革描繪得很黑。EdwardFriedman認為這些作品“雄辯地證明毛主張推行的極端共產主義正把中國帶向一條血腥的、災難性的道路”。[8]

　　然而，在中國政治氣候劇變后出版的這些回憶錄式文學作品是否可以構成徹底否定文革的可靠依據呢?即使這些傷痕文學描寫的悲慘故事都是真實的，它們所代表也只中中國社會少數人的經歷。正像我們不能以美國社會存在的暴力，犯罪和無家可歸現象來否定整個美國社會，負責任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也沒有理由不對文革作全面的研究考察，便讓這些傷痕文學左右自己的判斷力。如果不謹慎，不全面地看問題，重蹈上面幾位學者的復轍的事還會發生。況且這些傷痕文學描寫的多是城市的情況。農村的情況又是怎樣呢?中國畢竟是個農業國，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同時，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其他目睹者對文革的肯定報道呢?我們不必為文革中發生的怪異現象和罪惡辯護，但我們也沒有理由因為這些怪異現象和罪惡，而徹底否定文革取得各種社會進步。即使傷痕文學描寫的都是事實，并不等于它們可以推翻另外一些事實。

　　鄒讜(Tang Tsou)說文革是中國歷史上最壓抑的時期[9]。然而對什么人最壓抑?又是誰壓抑誰?不同的社會階層在文革中的經歷不同，提出這個問題是理所當然的。文革中的紅衛兵和普通民眾打破了對社會名流和特權階層的迷信，跟他們平起平坐地辯論。那些當權者高高在上慣了，自然要感到壓抑。或許更使他們感到壓抑的是，他們不得不從事一些他們一直鄙視的體力勞動。然而普通工農決不會感到壓抑，他們能寫大字報批評他們的上司，跟他們的上司辯論，為什么要感到壓抑呢?當然文革中實行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是有限度的。人們不能批評毛澤東和少數受他保護的人。然而這并不致于使文革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受壓抑的時期。

　　文革是一場錯綜復雜的社會革命，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在研究文革上發生見樹不見林，或者見林不見樹的事情是很容易的。本文討論和是北方農村幾個地方文革中的點滴經歷和變遷，旨在說明文革中的許多其他的方面，值得研究，或者尚研究的不夠。本文所用的部份材料是中國近幾年來出版的方志，和八五年以來作者在農村進行的八次考察過程中，與二省四縣十幾個村子里的幾百名農民交談的材料[10]。同時作者在農村長大，偶爾也會夾有個人的經歷和觀察，毋庸質疑，這樣的一個研究文章有很大的局限性，作者無意以點概面。

　　二、文革中學毛著運動與民主意識?

　　一些西方學者簡單地把文革視為一般的農民造反而已。他們認為文革把群眾發動了起來——“但只是為了找出叛徒分子，并幫助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奪取政權而已。”[11]從表面上看，這個說法似也不無道理。文革與許多普通農民造反確有許多相似之處。但若把文革看作是一個過程，我認為文革對普通農民是一個民主教育的過程，遠非一般農民造反可比，因為普通農民在文革中獲得了名副其實的政治權力——發表自己的意見并迫使當權者正視這些意見的權力。它給了中國農民一種前所未有過的權力意識。農民獲得這種權力意識的因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文革中開展的學毛著運動。

　　文革中的學毛著運動，對增加農民的權力意識起了重要的作用。文革中毛澤東的著作和語錄本幾乎達到人手一冊，[12]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及中共中央的許多文件，方針政策，都直接地傳達到農村。[13]群眾大會是文革中最普遍的一件事情。這是很有革命色彩的一件事。有史以來，中國統治者歷來奉行的都是孔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統治哲學。文革完全打破了這個傳統，讓老百姓知道政府的方針政策。我考察過的十二個村子里，年輕人在文革中辦起了夜校，輔導人們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和語錄。那些不能去夜校的老人，年輕人則上門去輔導[14]。一時間不分男女老少，認字與不認字的，人人都能背一些毛澤東的語錄和老三篇。我考察過的十幾個村子里，每個村子都有年輕人組織的毛澤東思想業余宣傳隊，演出樣板戲和一些自編自演的文藝節目，宣傳普及毛澤東的一些基本主張和觀點。毛澤東的語錄被譜上了曲，許多老婦老翁都能唱語錄歌。[15]

　　在外界看來，這是不折不扣的個人崇拜。[16]誠然這是個人崇拜的一個變種。但是這種崇拜是學毛著運動的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普通農民在毛澤東的書里找到了他們要找的答案。許多外界的學者沒有意識到的是，毛澤東的著作在學毛著的運動中無形中成了中國人的憲法，而這個憲法被普通農民所掌握。

　　美國有一個喜劇電影叫《外交禮儀》[17]，影片中的女主角，單純天真，被一幫子政客擺布來擺布去。有一天她偶然讀到了美國憲法，茅塞頓開：這些政客打著憲法的旗號，干得卻是不合法的事。她于是決定竟選公職，以改變這種狀況。

　　對她來說，憲法是促她覺悟的催化劑。如果不是讀到憲法，她就不會認識到她本身的權利，和周圍那些政客的胡作非為。這當然是電影，把平凡的生活戲劇化了。但它卻揭示了一種簡單的道理：知識就是力量。文革中有句老生常談，說毛澤東思想一旦被廣大人民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他們手中改造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武器。[18]毛澤東的話在文革中的確成了普通農民手中的武器。他們用毛澤東的話與當權派辯論，寫大字報批判當權派。就連高農民一頭的村長和公社干部們，在毛著這個“憲法”面前也是平等的，也得服從這個“憲法”。從這個意義上講，學毛著運動促進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平等，促進了普通農民的民主意識。

　　批評者說學毛著運動是盲目地把毛澤東的話作為最高權威。[19]文革中沒有人對毛澤東的著述從理論上進行嚴格地、系統地考究。[20]這的確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但服從權威本身并沒有錯。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人民都得服從本國的憲法和法律。法律和憲法就是一個國家的權威，人們對本國的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往往是不能質疑的。比方說在美國社會中律師法官成千上萬，似乎并沒有人懷疑或考究憲法的權威，只是無條件地服從憲法的權威。批評者沒有意識到的是，普通農民對毛澤東的權威的崇拜，保護他們免受或少受其他無數變化無常的權威的擺布。

　　有西方學者認為，人們學毛著并非因為人們認為毛著有什么價值，而是人們別無其他選擇。[21]那些七、八十歲的文盲農民為什么要學毛著呢?如果他們拒絕學毛著，中國政府、以及當時的紅衛兵又能拿這些七、八十歲的老婦老翁怎么樣呢?我曾問農村的老人為什么他們要學毛著。他們說他們學毛著因為毛澤東的話說的句句有理，說到他們心里去了。[22]看來文革中的學毛著運動能夠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與毛著的內涵有很大的關系。

　　有西方學者認為毛著內涵少得可憐，說“花很大的功夫和想象力也難促摸透毛的‘資本主義復辟’和‘新興資產階級分子’等概念的含義”。[23]但對許多農民來說，這些概念并不難懂。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喪失土地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回到解放前的生活狀況。新興資產階級分子就是指那些不參加勞動，卻對群眾指手劃腳的官老爺。[24]西方學者若覺得毛著的含義太少，真正意義難以捉摸，這并不難理解，因為他們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的背景知道的不夠多。但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毛著可以說是雅俗共賞。不識字的農民能夠明白其道理，專家學者讀來也不俗。這也就是毛澤東的著作的吸引人之處。就拿老三篇之一的“為人民服務”來說，片幅不長，卻提出了幾個很淺顯卻又很重要的原則主張。第一條原則便是革命者除了為了民服務外，不應該有私心雜念，這一條便把當權者的自私、腐化墮落的行為打上了不合法的烙印。第二條，真正的革命者不應怕別人批評指正。這一原則授權普通民眾批評監督當權者。如果一個領導者害怕批評，不允許民眾批評他，他就不配作民眾的領導者。第三條原則是革命隊伍中的所有人，不管地位多高，資格多老，都是平等的。那些以權勢壓人，欺侮老百姓的行為和作法都是不合法的。所有這三條原則都是有利于平民百姓的，都是限制當權者的。用農民的話說，則是毛澤東說出了普通農民想說的話。[25]中國歷史上下幾千年，普通農民幾乎總是受人欺侮，受官府擺布，有誰把普通農民與官老爺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過?只有毛澤東這樣做了。這或許就是為什么農民愿意讀毛澤東的書，能背一些毛澤東的語錄的緣故。這或許也就是毛澤東死后這么多年，幾經反毛者的抹黑，卻仍為普通農民深深愛戴的緣故。文革前農村干部濫用職權問題嚴重的原因之一，就是普通農民不知道也不敢與村干部抗爭。學毛著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講克服了這個問題。

　　中國農民需要毛著這樣的權威來提高他們的自信心和權力意識。幾千年的專制統治，使中國農民形成了逆來順受，明哲保身的心態和處世哲學。他們需要用一種非常手段來克服幾千年的歷史形成的思想意識。文革中的學毛著運動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文革前許多地方的生產隊干部，多是由村干部指定，村干部則常常由鄉或公社干部指定。文革中基本上改變了這種作法。在我考察過的十幾個村子里，生產隊長在文革中都是由社員選舉。如果社員對生產隊長的表現不滿，年底選舉的時候就可以換掉他。有的地方，生產隊長不得不一年一換人。[26]這種現象本身的效果好與壞很難說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普通農民的民主意識在文革中得到了提高。

　　普通農民對大隊干部的人選的影響力在文革中也得到了加強。文革前，普通村民對村黨支部的選舉沒有置喙的余地。文革中，村民可以間接地影響大隊干部的人選。文革中，大隊干部不再簡單地由鄉或公社干部挑選指定。公社干部得到農村去聽取社員的意見，然后與村里的群眾組織協商考慮大隊干部的人選。[27]在黨員較少的情況下，主要村干部的人選沒有多少挑選的余地。文革頭幾年，革委會的成員不需要黨員擔任。文革中期農村黨員數量大增。如某縣的統計顯示，黨員人數由一九六五年的14，015人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27，165人。[28]差不多翻了一番。在我考察過的村子里，黨員數量都有明顯增加。有的村子由三名黨員增加到十名，而且多是以突擊的方式發展的。[29]黨員數量增加了，村民在挑選村里主要干部時便有了的更多的挑選余地。也給黨員干部增加了一種競爭意識。讓他們意識到他們不能再壟斷村中的權力。干得不好，村民會到公社去抗議，別人就會取他而代之。我考察過的一個村子，村支書在一九七二年與一位社員爭執時動手打了該社員一耳光。事后社員抗議，公社不得不出面罷免了該支書。[30]在另外一個村子，一位公社黨委書記一九七三年在村民大會上講錯了話，讓村民抓住了把柄后與其進行了辯論，那位公社書記理屈詞窮，不得不向社員承認錯誤。[31]學毛著運動顯然促進了農民的民主意識。

　　三、紅衛兵運動與新的農村政權結合?

　　文化革命后的一些回憶錄和文學作品常常把文革中發生的一些“打、砸、搶”事件與紅衛兵聯系在一起。[32]應該承認紅衛兵的確應對打砸搶事件負責。但是把紅衛兵運動與文革中的一些過火行為劃等號也是錯誤的。許多不了解內情的人，說中國的一些文物古跡在文革中幸免于難是奇跡。[33]實際上一些文物古跡在文革中遭到破壞才是不可思議的。中國農村的許多文物古跡，廟宇佛像被搗壞，紅衛兵進行了拉廟運動，把許多廟宇推倒，把其中的偶像搗爛。[34]中共當政后，又把許多幸存的廟宇改造為學校或村政府辦公室。[35]許多局外人不了解內情，不見了昔日的廟宇，或許會以為是紅衛兵破壞了這些廟宇。這當然不是要為紅衛兵的過火行為開脫。紅衛兵運動和文革中的過火行為和犯罪行為應該區別對待。任何社會都有犯罪現象，任何人群中都或許有一些犯罪分子。因為紅衛兵中有人參予了過火行為或犯罪行為，就將其全部否定是不公平的。要正確地認識紅衛兵運動對中國社會的民主進程所起的促進作用，應該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紅衛兵運動。作為一場社會革命來看，紅衛兵運動中的許多過火行為在當時未必象現在看來這樣過火。

　　文革伊始，是中學的紅衛兵先帶頭發難的。在我考察過的幾個縣里，他們給自己學校的校長和少數幾個學術權威剃了陰陽頭，游街。[36]按通常的行為標準來衡量，這確是過火行為。學生如何可以這樣對待師長呢?但如果把文革前老師對學生擁有的權威和老師對待學生的方式態度考慮進去，這種過火行為作為一個革命的開始，是否有矯枉過正的意思值得商榷。文革前學校中的師道尊嚴，令人窒息。學生在校外的路上見到老師也必須遠遠停下來，彎腰給老師施禮。課堂上老師居高臨下，學生也很難跟老師平等地討論問題。這種不平等的師生關系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健康的。對師生雙方都是不公道的。老師得處處時時裝出道貌岸然的樣子來維持其尊嚴，而學生的創造力和想像力在這種氣氛中難免不受到壓抑。

　　學生發難后，工人和農民都動了起來，成立了各色各樣的紅衛兵組織。有人誤以為紅衛兵都是由官方組織并操縱的。如劉國凱在評論農村文革時說：“農村的特點是千篇一律，村長和支書參加了哪一派，全村則跟著加入哪一派。”[37]這有點過于簡單化了。勿庸置疑，中國之大，或許會有這樣的村子存在。但如果把中國農村都看成這個樣子，則就大錯而特錯了。要接受劉國凱的結論，那首先得假定中國農村是鐵板一塊，沒有分歧和矛盾存在。即使文革前的農村是這個樣子，文革中的農村也不再是那個樣子了。

　　在我考察過的村子里，紅衛兵組織都是群眾自發成立起來的。而且每個村子一般都有三、五個群眾組織同時存在。即使其中有一個或二個組織有保護村長或支書的傾向，還有另外的組織與之抗爭。而且村子里的這些紅衛兵組織并不是孤離的，他們與公社里，省里和縣里的紅衛兵組織都是有聯系的，互相支持的[38]。通常的情況是一派紅衛兵組織要打倒村子里的支書或村長，而一派紅衛兵組織則覺得村長或支書雖有問題，但未必得打倒。這二派觀點不同的紅衛兵組織為了戰勝各自的對方，又與本村其他觀點類似的紅衛兵組織談判聯合起來。[39]為了證明他們是革命造反派，他們都召開批斗當權派的大會，寫大字報、與當權派辯論，與跟自己觀點不同的組織辯論，并游當權派的街。有的村干部在這些過程中挨了打，被罰跪等。[40]

　　文革前的中國農村，沒有很好的渠道讓農民發表他們的意見，訴說他們的苦衰。農民的怨氣便只能一點點地積累起來，能量越積越大，等待時機爆發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民批斗村干部時的一些激烈作法或許不象看上去那樣過分。這些行動幫助農民意識到他們自己的力量，也讓當權者得到一個教訓，了解村民的能量。這一切都是中國農村政治民主化所需要的。有些村民注意到，文革前社員見了村干部，社員先點頭打招呼，文革中村干部則往往先向社員點頭打招呼。

　　有人會說文革中兩派紅衛兵之間的爭斗，大字報論戰，以及批斗當權派的群眾大會等作法，是小題大作，惹是生非，耽誤了生產，破壞了團結。那個時代的許多作法，現代人會不以為然，會覺得沒有多大實際意義。但我們沒法否認文革中的這種大辯論、大字報和批判大會是農民覺醒的過程。他們在大辯論、大字報和群眾大會上發表的許多意見和觀點或許沒有很高的理論價值。但這些運動本身無疑增進了農民的民主意識。這對中國農村的民主政治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大辯論、大批判，對村干部的批斗和游街，為農村的新權力機構的出現打下了基礎。貧下中農協會，有的地方叫貧民會，在村黨支部癱瘓后，開始行施領導權。[41]貧下中家協會在村子里的群眾基礎要比先前的村領導機構大得多。他們是由村子里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村民選舉產生，能更好地代表村民的利益，對村民的要求和愿望更關心。根據社員的要求，村子里的貧下中農協會定期要求生產隊和大隊向社員公開帳目，國家給村子里的救濟糧，都由村民討論決定如何分配。[42]有的村子生產隊增設由群眾直接選舉出來的群眾代表。群眾代表參加隊委會的會議，分掌生產隊的財務。國為群眾代表掌有生產隊倉庫的鑰匙，沒有群眾代表在場。生產隊干部進不了倉庫，更不應說私分集體的糧食了。[43]

　　文革中農村的其他群眾組織也很活躍。[44]民兵連把村子里的年輕人聯系了起來，婦女聯合會則把婦女發動了起來。這些組織雖然都有官方的色彩，但他們無形中為普通農民，特別是家庭婦女們，提供了參予政治活動的機構和場所。通過這些機構和組織，他們可以更好地表達他們的愿望和要求，使村子里的當政者更好地了解他們的要求，盡可能地滿足他們的要求和愿望。

　　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八年，全國各地造反組織聯合奪權，形成氣候。農村各造反組織也成立了奪權籌備組織。我考察過的村子中，通常的作法是根據每個組織的人數多少，選出相應的代表參加籌委會。[45]籌委會與貧下中農協會協商決定被打倒的干部中哪些人可以參加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當時講老中青三結合，為的是讓新的權力機構更有代表性，并把年青人的闖勁與中老年的智慧結合起來。最為重要的是，群眾組織直接參予了革委會的產生過程。

　　新的農村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顯然從文革中學到了一些重要教訓。他們知道群眾的力量，知道他們的權力來自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因此他們比較能聽群眾的意見。文革中成立的革委會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們大都積極地參加生產勞動。有的地方縣一級的革委會領導一年參加生產勞動近二百天，公社一級的干部參加生產勞動二百多天。大隊干部參加生產勞動近三百天。[46]生產隊干部則天天跟社員一樣勞動。[47]這跟文革前農村干部的情況大不一樣。文革中許多地方集體經濟有很大發展，社員生活有很大改善，跟當地干部積極參加勞動，帶領群眾苦干，有很大的關系。

　　四、下鄉、回鄉知青給農村帶來民主空氣

　　有史以來，中國人上學受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當官和光宗耀祖。這種傳統觀念到文革前一直沒有改變。[48]農民送子女上學，希望他們最終能夠離開農村。北方某縣的調查顯示，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五年間，除了三年生活困難時期，該縣的大部份高中畢業生都上了大學，離開了農村，一去不復返。從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建國到一九六五年，該縣共培養了一千六百一十六名高中畢業生，其中八百四十一名上了大學。沒考上大學的七百七十五名高中畢業生，或被招干，招工，入伍。幾乎沒有下農村。[49]在文革開始的一九六六年，許多上千人的村子，竟沒有一個高中畢業生。可悲的事實是，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學教育沒有給農村培養出幾個高中畢業生。[50]

　　文革打破了這種局面。文革一開始，大學停止招生。政府鼓勵中學畢業生到農村落戶，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對北方某縣的調查表明，僅一九六八年上半年一季，就有八百八十名城市知青到該縣落戶。[51]大批城市知青的到來，提高了農村人口的知識水平，給農村帶來了農民急需的知識，新觀念和新鮮空氣。

　　文革后的一些政府領導人，說知青上山下鄉，成為文革的受害者，說他們本應該留在城市上學。[52]西方一些學者稱城市知青上山下鄉是一場悲劇。[53]一些中國人則說，城市知青被當作雇工和奴隸。亳無疑問，對知識青年來說他們的確在農村吃了不少苦。開始的熱情過去后他們會發現農村的生活遠比他們想像得艱苦。這是不奇怪的。但這不是我要討論的題目，我這里要討論的是知識青年對中國農村政治民主化所起的積極作用。

　　誠然許多知識青年并沒有在農村待很久。但他們對農村的影響卻遠比他們實際待得時間長。這些城市知識青年，大都經過文革初期的戰斗洗禮，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闖勁。他們掌握許多農民沒有的書本知識，見過一些農民沒有見過的大世面。這些都是農村需要的品質。農村干部過去對村民指手劃腳，發現這些城市來的知識青年非常不好對付。知識青年敢于同村干部爭吵，甚至動手打架。他們說話辦事的方式，讓許多村干部感到頭痛，[55]是不奇怪的。但他們與村干部打交道的作風，對其他農民有著積極的影響，對農村政治的民主化是有積極意義的。

　　相比之下，本地的回鄉知青對農村政治民主化和農村發展所起的作用則更大，因為他們的數量遠遠超過城市知青的數量。北方某縣的統計資料顯示，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間，該縣有六萬五千五百九十七名初中畢業生，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名高中畢業生回到本縣。[56]總共有八萬四千七百二十九人，平均每村八十五人。這樣多的知識青年進入農村社會，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人口的成分，提高了農村的人口素質。

　　下鄉回鄉知識青年，有農村人口原先沒有的知識、技能和勇氣。他們不安于現狀，敢于改造現狀。他們認真地開始改造農村的面貌。許多回鄉和下鄉知識青年自己動手給村子里拉上了電，裝上電燈，接上了有線廣播。[57]有了電后，許多地方開始了電力灌溉和村辦企業，使農村的生產有了較快的發展，農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的改善。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知識青年受文革的鍛煉，不愿盲從。他們敢于提問題，提建議，這些都是農村現代化所急需的品質。

　　文革前農村存在著嚴重的貪污和濫用職權的現象，其原因之一是中國農民的政治素質太差。他們好多人沒有文化，不知道自己的政治權利，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政治權力，保護自己的利益。文化大革命中的學毛著運動，實際上是一場政治教育運動，幫助農民了解他們應有的政治權利，并學會使用這些政治權利。紅衛兵運動看似過火，實際上對推翻舊的權力結構、舊的思想意識，建立新的權力結構。新的思想意識是非常必要的。下鄉回鄉知識青年給農村帶來了新知識，新觀念和新作風。他們從人力上為農村政治的民主化和農村生產現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文革中的這三個方面實際上是互相聯系的，互相補充的。它們是促進中國農村政治民主化和生產現代化的三個重要因素，猶如天時、地利、人和。這三個重要因素的存在，為中國農村政治的民主化和產量躍進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礎，并促進生產的大發展，但這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范圍，只能在另外的場合進行討論了。

　　五、否定文革的后果及中國政治發展走向的觀察

　　本文著重討論了文革的積極意義，這并不是因為作者不了解文革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作者不愿談論這些黑暗面與弊端，是因為這些方面已被過多的人過多地討論過。由于他們只談文革的負面作用，不談文革的正面作用，他們實際上嚴重地夸大了文革中所發生的各種弊端，從而嚴重地歪曲了文革的初衰和本來面目。

　　文革結束后的一些中國領導人，從根本上講是不懂辯證法的。他們對文革中的一些過火行為不滿，便把文革中許多好的東西也否定了。把文革中許多起來造反的年輕人打成了三種人，他們要糾正一些錯假冤案，則把許多對案正案也給推翻了。許多老干部在文革中受到一些沖擊，挨了群眾的批斗，并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過去在處理與群眾的關系上顯然不夠民主。讓他們受一點沖擊，接受一點民主教育，對他們本人不是沒有好處的，對中國政治民主化則是很有益的。他們若能接受文革的教訓，擺平與被領導者的關系，就不會再受群眾的沖擊。一些中國領導人在文革中受了大字報、大批判和大辯論的沖擊，就把人民群眾喜愛的這些發表言論的形式全給取消了。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且看今日中國官僚階層的貪污現象。中國政府一再反貪肅貪，收效總是不大，原因就是中國政府不肯放手依靠廣大群眾。依靠廣大群眾似乎又成了搞群眾運動了。實際上群眾運動，無非就是真正的民主運動。無非就是讓人民群眾參予政府，監督政府官員。其實沒有什么可怕。人民的政府，應該接受人民的監督，歡迎人民的監督。

　　實際上搞不搞“群眾運動”，并不依哪一個領導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毛澤東逝世，中國的群眾性運動搞得的確比較多。這倒不一定像有些人所說，毛澤東有好斗癖，以搞群眾運動整人為樂。他恐怕也是無可奈何而為之。貪官污吏猶如自然界的害蟲。害蟲太多，就得想法消滅之。群眾運動猶如自然界的天敵。這種天敵是毛澤東等老一代中國領導人創造出來的。他們比較善于利用這一天敵來消滅貪污這個公害。這些年來中國領導人不再用群眾運動這個“天敵”了，貪污腐敗這個公害無限地漫延開來。現在它已經成為中國發展的大敵。中國領導人也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了。因為放任貪官污吏發展下去，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許多人以為文革是一場失敗了的革命。這要看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從表面上看，文革中進行的許多改革措施都已被推翻或否定了。領導文革的人大都啷當入獄，很多人已經作古。但從實際效果上看，很難說文革失敗了。文革中宣揚的好多民主思想已經在人民群眾中扎根。不是否定文革就可以消除的。且看中國老百姓對貪官污吏表示不滿的語言，幾乎全是文革時的思路和邏輯。[59]毛澤東死后這些年，罵他的文章和書籍車載斗量，可中國工農大眾對他的愛戴似乎有增無減。原因似乎也很明顯，毛澤東文革中倡導的民主政治，似乎很得人心，很讓普通民眾懷念。

　　農村的改革看上去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中國農村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在一些地方，計劃生育工作基本上失控。單干破壞了集體時代建立起來的社區精神，使農民又回到了各人顧各人的狀況。致使一些五保戶沒人照管。[60]農民從這些老人的處境，看到子女是他們防老的唯一依靠。許多農民仍然有五個或六個孩子，[61]并不是他們不明白計劃生育的道理和重要性，而是他們有實實在在的后顧之憂。國家工作人員自己享受各種社會福利，如公費醫療和退休金制度，卻不考慮農民的實際困難，不幫助農民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強迫農民接受他們的計劃生育政策和措施。有的地方出現了抓人，甚至拆房子的作法。[62]這些作法嚴重地破壞了國家和農民、干部和群眾間的關系。

　　農村干部近幾年的貪污越來越嚴重。集體時代建立起來的財務制度被破壞。收支經常是支書一人經管，且無帳可查。[63]許多鄉、村干部早已喪失為人民服務的原則，想方設法多撈一把。這樣嚴重的腐敗現象在文革后還會出現，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否定文革的結果。否定了民眾監督政府的權利，必然造成腐敗。

　　具有諷剌意味的是，中國人在文革中發明的許多先進的民主作法——如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開門辦學，走出去，請進來等——被文革后的中國領導人像垃圾一樣丟掉了，卻正在被西方發達國家所發現，并逐漸采用。中國人自己是否應該深刻反省一下，認真地學學辯證法，把一刀切的毛病克服掉。只有實實在在地認識自己的缺點和優點，才會真正進步。不然，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還會徘徊的。

　　后補：

　　文革結束后的一些中國領導人，從根本上講是不懂辯證法的。他們對文革中的一些過火行為不滿，便把文革中許多好的東西也否定了。把文革中許多起來造反的年輕人打成了三種人，他們要糾正一些錯假冤案，則把許多對案正案也給推翻了。許多老干部在文革中受到一些沖擊，挨了群眾的批斗，并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過去在處理與群眾的關系上顯然不夠民主。讓他們受一點沖擊，接受一點民主教育，對他們本人不是沒有好處的，對中國政治民主化則是很有益的。他們若能接受文革的教訓，擺平與被領導者的關系，就不會再受群眾的沖擊。一些中國領導人在文革中受了大字報、大批判和大辯論的沖擊，就把人民群眾喜愛的這些發表言論的形式全給取消了。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且看今日中國官僚階層的貪污現象。中國政府一再反貪肅貪，收效總是不大，原因就是中國政府不肯放手依靠廣大群眾。依靠廣大群眾似乎又成了搞群眾運動了。實際上群眾運動，無非就是真正的民主運動。無非就是讓人民群眾參予政府，監督政府官員。其實沒有什么可怕。人民的政府，應該接受人民的監督，歡迎人民的監督。

　　實際上搞不搞“群眾運動”，并不依哪一個領導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毛澤東逝世，中國的群眾性運動搞得的確比較多。這倒不一定像有些人所說，毛澤東有好斗癖，以搞群眾運動整人為樂。他恐怕也是無可奈何而為之。貪官污吏猶如自然界的害蟲。害蟲太多，就得想法消滅之。群眾運動猶如自然界的天敵。這種天敵是毛澤東等老一代中國領導人創造出來的。他們比較善于利用這一天敵來消滅貪污這個公害。這些年來中國領導人不再用群眾運動這個“天敵”了，貪污腐敗這個公害無限地漫延開來。現在它已經成為中國發展的大敵。中國領導人也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了。因為放任貪官污吏發展下去，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許多人以為文革是一場失敗了的革命。這要看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從表面上看，文革中進行的許多改革措施都已被推翻或否定了。領導文革的人大都啷當入獄，很多人已經作古。但從實際效果上看，很難說文革失敗了。文革中宣揚的好多民主思想已經在人民群眾中扎根。不是否定文革就可以消除的。且看中國老百姓對貪官污吏表示不滿的語言，幾乎全是文革時的思路和邏輯。[59]毛澤東死后這些年，罵他的文章和書籍車載斗量，可中國工農大眾對他的愛戴似乎有增無減。原因似乎也很明顯，毛澤東文革中倡導的民主政治，似乎很得人心，很讓普通民眾懷念。

　　農村的改革看上去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中國農村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在一些地方，計劃生育工作基本上失控。單干破壞了集體時代建立起來的社區精神，使農民又回到了各人顧各人的狀況。致使一些五保戶沒人照管。[60]農民從這些老人的處境，看到子女是他們防老的唯一依靠。許多農民仍然有五個或六個孩子，[61]并不是他們不明白計劃生育的道理和重要性，而是他們有實實在在的后顧之憂。國家工作人員自己享受各種社會福利，如公費醫療和退休金制度，卻不考慮農民的實際困難，不幫助農民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強迫農民接受他們的計劃生育政策和措施。有的地方出現了抓人，甚至拆房子的作法。[62]這些作法嚴重地破壞了國家和農民、干部和群眾間的關系。

　　農村干部近幾年的貪污越來越嚴重。集體時代建立起來的財務制度被破壞。收支經常是支書一人經管，且無帳可查。[63]許多鄉、村干部早已喪失為人民服務的原則，想方設法多撈一把。這樣嚴重的腐敗現象在文革后還會出現，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否定文革的結果。否定了民眾監督政府的權利，必然造成腐敗。

　　具有諷剌意味的是，中國人在文革中發明的許多先進的民主作法——如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開門辦學，走出去，請進來等——被文革后的中國領導人像垃圾一樣丟掉了，卻正在被西方發達國家所發現，并逐漸采用。中國人自己是否應該深刻反省一下，認真地學學辯證法，把一刀切的毛病克服掉。只有實實在在地認識自己的缺點和優點，才會真正進步。不然，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還會徘徊的。

　　是文革,第一次給中國人民進行了民主的啟蒙!!

　　當然文革中實行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是有限度的。人們不能批評毛澤東和少數受他保護的人。然而這并不致于使文革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受壓抑的時期。

　　民主集中制下只有文革的方式才可能得到民主。

　　【讓他們受一點沖擊，接受一點民主教育，對他們本人不是沒有好處的，對中國政治民主化則是很有益的。他們若能接受文革的教訓，擺平與被領導者的關系，就不會再受群眾的沖擊。一些中國領導人在文革中受了大字報、大批判和大辯論的沖擊，就把人民群眾喜愛的這些發表言論的形式全給取消了。】

　　【具有諷剌意味的是，中國人在文革中發明的許多先進的民主作法——如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開門辦學，走出去，請進來等——被文革后的中國領導人像垃圾一樣丟掉了，卻正在被西方發達國家所發現，并逐漸采用。】

　　事實上，30年后中國人的民主權利不是增強而是大大削弱了!

　　恢復毛澤東時代的“民主監督”制度非常必要。這是預防“官僚主義”、防止“貪污腐化”、保證“國有資產不流失”的有效武器。

　　注釋：

　　[1]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Chinese Socialism," in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經驗》紐約，Sharpe出版社，1989年，第7頁。

　　[2]Jean Chesneaux, "My Fourty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The An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第22卷，1989年7月，第137頁。譯文由本文作者譯。

　　[3]Andrew Walder, "Actually Existing Mao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Chinese Affairs, 第19卷，1988年7月，第155頁。譯文由本文作者譯。

　　[4]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紐約：Afred AKnopf出版社，1984年。

　　[5]Gao Yuan Born Red. (Stanford: Stanford Hniversty Press,1985)

　　[6]Yue Daiyun, To the St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cess,1985)

　　[7]Nie Cheng,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New York: Grove Press,1987)

　　[8]Edward Friedman, "The Flaws and Failure of Mao Zedong's Communist Fundament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第18卷，1987年7月，第148頁。譯文由本文作者提供。關于Edward Friedman早先對文革和毛澤東的態度和看法可參考 Edward Friedman, "The Innovator," Mao Tse-Tung inthe Scale of History, Dick Wilson 編，劍橋大學出版社，1977年。

　　[9]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Post-Mao Refor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148頁。

　　[10]文革研究在中國仍是一個敏感的題目。為了保護與作者合作過的有關人員，本文不使用具體的人名和地名，請讀者原諒。

　　[11]Walder, Actually Existing Maoism, 162頁。

　　[12]丁縣縣志編輯委員會，丁縣縣志，送審稿，大事記篇，第七十一頁。

　　[13]與農民訪談，1995年9月。

　　[14]與農民訪談，1995年9月。

　　[15]與農民訪談，1995年9月。

　　[16]Tang Tsou, Cultural Revolution, 147頁。

　　[17]Protocol 《外交禮儀》Herbert Ross導演， Andrea Sylbert制片，1985年5月發行。

　　[18]農民講，這句話在文革中幾乎天天可以聽到，見到。

　　[19]Walder, "Actually Existing Maoism,"157頁。

　　[20]同上。

　　[21]同上。

　　[22]與農民訪談，1994年8月。

　　[23]Walder,"Actually,"157頁。

　　[24]與農民訪談，1994年8月。

　　[25]與農民訪談，1994年8月。

　　[26]與農民訪談，1995年9月。

　　[27]與農民訪談，1995年9月。

　　[28]丁縣縣志，送審稿，第十九篇十九頁。另見Marc Blecher, "Consensual Politics in Rural Chinese Communities," Modern China,Vol.5, No.1.該文描寫農民參予農村政治活動的情況。

　　[29]與農民訪談，1993年7月。

　　[30]與農民訪談，1986年5月。

　　[31]與農民訪談，1995年9月。

　　[32]Simmon ley, Chinese Shadow, (New York:Viking Press,1977),該書多處談到紅衛兵破壞文物的事。

　　[33]同上，該書多處感驚嘆西安，北京，曲阜，杭州等地的文物古跡，竟沒有毀于紅衛兵的破壞。

　　[34]與農民訪談，1986年5月。

　　[35]與農民訪談，1986年5月。

　　[36]丁縣縣志，送審稿，大事記篇69頁，與農民訪談，1995年9月。 ...華岳論壇 - "http://washeng.net"

　　[37]劉國凱，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M.E.Sharpe,1987)78頁。

　　[38]與農民訪談，1995年9月。

　　[39]與農民訪談，1995年9月。

　　[40]與農民訪談，1995年9月。——

　　[41]丁縣縣志，送審稿，第十九篇，第41頁。

　　[42]與農民訪談，1994年8月。

　　[43]與農民訪談，1995年9月。

　　[44]與農民訪談，1995年9月。

　　[45]與農民訪談，1995年9月。

　　[46]黃驊縣地方志編輯委員會，《黃驊縣縣志》，海潮出版社，1990年，第353頁。

　　[47]與農民訪談，1995，1994，1993，各村農民都提供了同樣的情況。

　　[48]Thomas Berstein, Up of the Mountains and Down of the Vill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5。——

　　[49]丁縣縣志，送審稿，第十九篇，第21-22頁。

　　[50]與農民訪談，1990年5月。

　　[51]丁縣縣志，送審稿，大事記篇，第79頁。

　　[52]王震，說服知識青年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立志把邊疆建設好。《人民日報》1979年2月11日。 [53]Anne Mclare.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1978 & March 1979.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79年第二期，第3頁。 [54]同上，第4頁。

　　[55]與農民訪談，1990年5月。

　　[56]丁縣縣志，送審稿，第27篇;第25頁。

　　[57]與農民訪談，1993年7月。

　　[58]《黃驊縣縣志》354頁，該縣自1978年到1984年進行了多次的否定文革，處理三種人的政治措施。把文革中的一些改革措施逐個否定。 [59]農民訪談，1995年9月。該位農民告訴我說，他對一位縣檢察院的干部說，“你們不要以為老百姓心里不明白，你們吸的高級煙，喝的名酒，坐的進口小汽車，住的小洋樓，你們的錢都是哪里來的?老百姓心里清楚得很。”就連這位檢察院的主要干部也承認，按照毛澤東時代的標準他也早就進監獄了。 [60]與農民訪談，1995年9月。作者親自跟一位五保戶談過。該老人已經87歲，年輕的時候夫婦二個為集體努力工作了幾十年，而且還擔任過大隊和小隊干部。現在老了，集體也解散了。五保制度也不存在了。他八十七歲還得下地干活，村子里的干部連他的稅都不肯給減免，直到他找了多次，1995年才開始給他免稅待遇。 [61]在我考察過的村子里，五、六胎的家庭很普遍。從分田到戶到一九九三年左右，農村計劃生育在許多地方完全放任自流。近一二年又開始緊了起來。 [62]我跟許多被拉倒過房子的農民談過話。

　　[63]農民對此意見很大。我去過的村子，有的沒有帳。有的連會計都沒有。有的雖有會計，也只是掛名，支書把現金都操在自己手里，連收的公糧，也直接存在自己家里。生產大隊的倉庫都給折掉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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