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1934年8-9月間蘇聯召開了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成立了單一的作家協會，結束了文學界分裂的局面。多數作家對此是比較滿意的。他們普遍期望從此能有一個沒有各種無原則的思想紛爭、生活比較安定、能夠正常從事文學創作的時期。可是時隔不久開始了大規模的肅反運動，文學界被卷了進去，受到了猛烈的沖擊。本文就講這方面的事。在這之前先簡略地介紹一下這場運動總的情況。

　　一

　　三十年代的肅反運動大致開始于1936年，1937年達到高潮，1938年逐漸退潮，到1939年初基本上告一段落。有時人們也用達到高潮的1937年來概稱這場運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刺身亡引起的。在對兇手進行偵訊的過程中發現此事與反對派的秘密組織有某些聯系。與此同時，根據所得到的情報，西方的策反和滲透活動有所加強，因此這時已不把與反對派的斗爭視為一般的不同政見之爭，而認為這些人已蛻化成為政治上的兩面派、殺人兇手和特務間諜;已不單純地對他們進行揭露和批判，而是開動專政機器對他們進行鎮壓。從1936年8月到1938年3月，在莫斯科先后對所謂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中心”、“托洛茨基平行反蘇中心”和“右派托洛茨基反蘇聯盟”的首領進行了公開審判并判處他們死刑。各地也懲辦了一批各級黨政領導干部。此外還對軍隊進行了清洗，逮捕和處決了圖哈切夫斯基等軍事將領。大致從1937年起，肅反的范圍擴大到社會各界，發展成為一個清查和消滅所謂的“托洛茨基分子和特務間諜”的大清洗運動。相當多的人被指控為“人民的敵人”而遭到逮捕，其中一部分人被處決。在這場運動中，1934年聯共(布)十七大選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八十三人受到懲辦(“懲辦”原文為“репрессироватъ”，指用判處死刑、徒刑和流放等刑罰加以懲處。過去一般譯為“鎮壓”不大準確，因為“鎮壓”用于人時，通常指的是處決。)根據統計，從1936年到1938年這三年里受到懲辦的總共有一百六十多萬人，其中六十八萬多人被判處死刑。

　　1938年初，聯共(布)中央一月全會已發現擴大化的嚴重問題，開頭只看到大量輕率地開除黨員是錯誤的。1月26日《真理報》專門就此發表題為《為被錯誤地開除的人平反，嚴厲制裁誣告者》的社論，特別指出，有一批謀取私利和向上爬的人參與到了黨內清洗的工作中，這些人為表現自己和求得升遷以及表明自己是警惕性高的黨員，干得很賣力氣，而隱蔽的敵人與他們配合行動，高喊提高警惕性和要求開除毫無過錯的黨員，以掩蓋自己的罪行。社論要求對這樣的人進行嚴懲。11月，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通過正式決議，開始糾正“簡單化的做法”，特別指出有“人民的敵人”和“外國情報機關的特務”打入中央和地方各級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機構，有意歪曲蘇聯法律和制造混亂，毫無根據地進行大逮捕等等。決議禁止內務人民委員部和檢察院進行大規模的逮捕，要求嚴格按照法律行事，并警告這些機關的工作人員如對蘇聯法律和黨的指示稍有違反，將追究其法律責任。在這之后，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被解除職務，糾偏工作全面展開，糾正了不少冤假錯案，僅1939年一年，就釋放了三十三萬人，在整個糾偏過程中總共有八十萬人恢復了名譽。(見A。葉利謝耶夫：《1937年的真實情況》，亞烏扎出版社，2008年，第332頁。)于是這場大規模的肅反運動基本上結束。

　　有人認為，斯大林搞大清洗只是為了消滅自己的政敵和鞏固自己的專制統治，這至少是把這一復雜問題簡單化了。三十年代下半期，蘇聯國內形勢和國際形勢都比較復雜。就國內來說，一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取得重大成就，敵對階級的力量大大削弱，但是還在進行反抗，階級斗爭并沒有熄滅。黨內斗爭并沒有停止，反對派還在進行活動，而且蘇聯當局根據所獲得的情報發現，他們正在與國外敵對勢力勾結起來。而從國際方面來說，蘇聯處于資本主義的包圍中，處境比較困難。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和意大利的得勢，使得蘇聯開始被戰爭的陰云所籠罩。這種情況下，肅清內部的反革命，無論對保持國內穩定和防止敵人內外勾結搞垮蘇聯來說，都有其必要性。可以說，這也是“備戰”的一部分。德國發動侵蘇戰爭后，蘇聯國內沒有發生里應外合的叛變活動，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相當徹底地肅清了反革命。曾在大清洗高潮中任美國駐蘇大使的戴維斯在1941年戰爭爆發后說：“全世界大部分人曾認為1935年～1939年對叛徒的審判和大清洗是令人非常氣憤的和忘恩負義的行為，是歇斯底里的表現。然而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些做法證明斯大林及其親密戰友具有驚人的遠見。”(轉引自《對話》雜志，1996年第4期，第60頁。)當然在說明這場運動的某種必要性和肯定達到一定的預期目標的同時，不能否定其擴大化的嚴重錯誤以及造成的后果，這在后面還要談到。

　　二

　　接下來具體講一下文學界的情況。根據上面所說，肅反運動并不肇始于文學界，文學界也不像軍界那樣進行了專門的清查，而只是受到這場運動的浪潮的沖擊，然而同樣存在擴大化的問題，造成的后果也是嚴重的。根據統計，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選出的一百零一名理事會成員中有三十二人被宣布為“人民的敵人”，而出席大會的五百九十七名代表中，有一百八十人遭到懲辦。(《文學的幸福--國家與作家(1925年-1938年文件匯編)》，俄羅斯政治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第126頁。)大清洗中究竟有多少作家受到懲治，至今未見有根據檔案材料統計的具體數字。蘇聯《民族友誼》雜志編輯部的一位名叫別爾托夫的工作人員多年來根據各種出版物的材料建立了一套卡片，根據他到1988年底收集到的材料，從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犧牲的作家(包括被處死的和死在勞改營的)為一千二百人，幸存者為六百人。(《圖書評論報》1989年1月6日。)

　　上面說過，這場運動重點是清查“托洛茨基分子和特務間諜”，因此文學界過去曾經跟隨過托洛茨基、贊成過他的觀點、參加過托洛茨基反對派的一些活動以及與它有過這樣或那樣聯系的人首當其沖。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簡稱拉普)的一些領導人和骨干分子曾經一度贊成托洛茨基的觀點，甚至參加過托洛茨基派的活動。盡管其中有人早已公開聲明與托洛茨基派斷絕任何聯系，但是這時翻出他們的老賬，進行了懲辦。這些人當中有阿維爾巴赫、基爾順、佐寧、謝利瓦諾夫斯基、阿菲諾蓋諾夫等等。文學團體“山隘”的一些主要成員曾一度贊成過托洛茨基的某些文學觀點，這次也成為“整肅”的對象，其中包括列日涅夫、維肖雷、伊萬•卡達耶夫、扎魯金等人以及他們的“精神領袖‘沃隆斯基。有的人則因他們的政治態度及其創作的思想傾向而獲咎，例如小說家塔拉索夫-羅季昂諾夫、尼基福羅夫，詩人曼德爾什塔姆、帕維爾•瓦西里耶夫、克留耶夫、克雷奇科夫，劇作家特列季亞科夫等等。還有人遭到懲辦是因為頻繁出國或與國外有這樣那樣的聯系而被懷疑有叛國行為，例如小說家皮利尼亞克和巴別爾，新聞記者兼作家科利佐夫等人就是如此。。

　　先比較詳細地講一講關于詩人曼德爾什塔姆的眾說紛紜的”個案“。這位詩人在1933年11月寫了一首猛烈攻擊斯大林的詩，而且這首詩很快流傳開來。1934年5月他因此而被捕。布哈林在寫給斯大林的信中為他求情，斯大林在信上寫了這樣的批語：”是誰給他們逮捕曼德爾什塔姆的權力的?不像話……“(《書刊大檢查--蘇維埃國內的作家和新聞記者(1917～1956)》文件匯編，民主國際基金會、大陸出版社，2005年，第326頁。)于是曼德爾什塔姆被從輕發落，流放到了沃羅涅日。在流放期間他對斯大林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變化，寫了頌揚斯大林的有名的《頌歌》。1937年他流放期滿，回到了莫斯科。一部分作家對他表示同情和支持，把他稱為”受難者“和”天才的詩人“。當時還處于肅反的高潮之中，這部分作家的這種表現被認為很不正常。于是作協理事會主席團責任書記斯塔夫斯基就在1938年3月16日上書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請求他”幫助解決一批著名蘇聯作家對曼德爾什塔姆的態度問題“。(見《明天報》2000年第14期。)結果曼德爾什塔姆再次被捕，被判五年流放，被送往遠東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服刑，同年12月死在那里。根據常理，葉若夫不可能自作主張，對曼德爾什塔姆這位與斯大林密切相關的詩人作出再次流放的決定，肯定取得了斯大林的同意。把曼德爾什塔姆送到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目的之一大約是為了把他與同情和支持他的作家隔離開。

　　科利佐夫的情況富于戲劇性，需要專門講一講。他曾得到斯大林的信任，被派到正在進行內戰的西班牙采訪，寫成和出版了《西班牙日記》一書，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以及法捷耶夫和A。托爾斯泰的贊揚。這位新聞記者一時聲名大噪，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可是不久后他突然被捕，被判處死刑。后來才知道，他被捕是由于當時擔任西班牙國際旅總政委的安德萊•馬蒂的告密。馬蒂給斯大林寫信說，科利佐夫曾與西班牙的托洛茨基組織有過接觸，他的妻子是德國情報機關的特務。被捕后，科利佐夫供認不諱。據西蒙諾夫回憶，他1949年與法捷耶夫一起訪問中國時，閑談中說起了科利佐夫，說直到現在也不相信此人真正有罪。法捷耶夫說他在科利佐夫被捕后一兩個星期曾給斯大林寫過一個簡短的報告，說許多作家和他自己不相信科利佐夫有罪，并要求見斯大林，以便向他匯報文學界對此事普遍的反應。不久斯大林接見了他，問他：”這么說，您不相信科利佐夫有罪?“法捷耶夫回答說，他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于是斯大林反問他：”那么您認為我相信，您認為我愿意相信?我也不愿意，卻不得不相信。“說罷，叫來了助手波斯克廖貝舍夫，吩咐他把材料讓法捷耶夫讀一讀。這材料是科利佐夫的供詞，其中什么都寫了，包括同托洛茨基分子的聯系等等。讀的時候法捷耶夫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讀完后他又回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問他：”怎么樣，現在不得不相信了吧?“法捷耶夫回答說：”不得不相信。“最后斯大林說，如果有人問，又必須回答時，可以把自己讀到的告訴他們。(見K。西蒙諾夫：《我這一代人的看法--關于斯大林的思考》，書籍出版社，1990年，第50～51頁。)科利佐夫的案件說明，文學界著名人士被整是經斯大林同意的，同時他在對他曾經信任過的人不得不采取懲罰措施時也曾表現出無奈。

　　再說一下皮利尼亞克。有人認為這位作家受到懲辦主要是因為1926年發表的小說《不滅的月亮的故事》，其中寫了紅軍將領伏龍芝被迫做手術死在手術臺上的故事，暗示是斯大林為了除掉他強迫他做手術的，斯大林沒有忘記這筆舊賬，趁此機會加以清算。這不過是在斷定斯大林工于心計和陰險毒辣的前提下的一種推測而已。實際上后來斯大林和皮利尼亞克的關系是比較好的。皮利尼亞克曾多次給斯大林寫信匯報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況，提出各種請求。斯大林曾在皮利尼亞克1932年訪問美國前給他寫信提出要求，后來又一次親筆批示滿足他出國旅行的愿望。他在肅反運動中受到懲辦，是因為被控從事間諜活動。另一位作家巴別爾也被加上為法國和奧地利情報機關收集情報的罪名而被捕判刑。可見當時懲辦作家時另一個罪名就是從事間諜活動。

　　三

　　在肅反運動中，并不是所有要逮捕的人的名單都呈交斯大林簽署，在清洗作家隊伍時也是如此。例如上面提到過，曼德爾什塔姆就是安全機關自作主張逮捕的，逮捕令是由該機關的領導人之一阿格拉諾夫簽署的。不過一般說來在懲辦著名人士時，需要取得斯大林的同意和許可。甚至可以作這樣的推測，有些大作家之所以免遭厄運，是因為他事先有過關照。例如布爾加科夫、A。托爾斯泰等人大概因此而安然無恙。斯大林并不十分看重阿赫馬托娃的詩作，大概因為考慮到她的名望，對她采取寬容態度。大清洗前，她曾因第二個丈夫普寧(藝術科學院教授)和兒子列夫•古米廖夫(莫斯科大學學生)被捕而寫信向斯大林求情，請求”還她丈夫和兒子“，斯大林批示釋放了兩人。在大清洗時，沒有觸動這位女詩人。順便說一下，斯大林還保護了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女友莉麗亞•勃里克。1937年軍隊大清洗時勃里克后來的丈夫被判處死刑，作為家屬，勃里克也將受到懲處。斯大林得知后，把她的名字從逮捕的名單上勾掉了。

　　下面講一下詩人帕斯捷爾納克。這是斯大林器重的詩人之一，斯大林曾對他寄予厚望，而帕斯捷爾納克也曾一度崇拜斯大林，寫了頌揚斯大林的詩。兩人曾有過交往。不過后來斯大林對他感到有些失望，開始變得冷淡起來。在大清洗中，大概他由于同斯大林關系非同尋常，沒有受到沖擊。不過曾因表現出獨立不羈，有過一段驚險的經歷。事情發生在對軍隊干部進行大清洗時。在判處圖哈切夫斯基等人死刑后，作家協會起草了一封贊同死刑判決的信，征求作家簽名。帕斯捷爾納克拒絕簽名。作協負責人斯塔夫斯基找他談話，進行威脅，他仍堅決不簽。他的妻子懇求他，他依然固執己見。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很有可能因此而被捕，受到懲處。于是他給斯大林寫信，說他從小形成一種信念，認為自己無權充當決定別人生死的法官。(З。馬斯連尼科娃：《帕斯捷爾納克的畫像》，普里斯采利斯出版社，1995年，第88頁。)據說斯大林知道后，說了這樣一句話：”別動這個遠離塵世的人!“可以說，斯大林保護了他。

　　得到斯大林保護的人，還有肖洛霍夫。這位作家經常直接向斯大林反映他的故鄉出現的各種問題，引起當地的領導人的不滿。肅反運動開始后，他又為受到誣陷的朋友申辯，給斯大林寫信揭露當地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刑訊逼供、制造冤假錯案的行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官員對他恨之入骨，編造了他正在組織暴亂的謊言，準備在適當時機把他逮捕。他得知這一消息后，秘密地繞道到了莫斯科，見到了斯大林，向他陳述了自己受到迫害的事。斯大林找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有關人員當場對質，證明進行政治迫害的情況屬實。于是制造假案者受到了懲處，而肖洛霍夫逃過了一場劫難。斯大林這樣做，不僅只是個人對肖洛霍夫有好感，更多的是考慮到國家和民族需要像他那樣的作家。

　　從以上所說可以看出，受到了對文學界被認為有問題的人與對待黨政軍各個部門的同樣的人的態度似乎有些細微的差別，顯得不那么毫不留情。這一方面大概是由于他重視和愛好文學藝術以及愛才惜才的緣故，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文學界的”異己者“的存在只能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亂，而政界軍界的所謂”暗害分子“的存在，可能直接影響社會的穩定和危害國家的安全，而對斯大林個人來說，是對他的地位和權力的一種很大的威脅。但是盡管如此，文學界仍然可以說是肅反擴大化的一個”重災區“。這種情況的造成，一方面是由于在執法機關和作協領導機關內部有一些人為了表現自己積極和取得信任，利用手中的權力整人，把作家的種種陳年老賬都翻騰出來，大做文章，無限上綱，甚至為了討好斯大林，把某些作家以前在與斯大林討論問題時發表的不同意見和所謂的”不敬之詞“也作為罪證。另一方面，在作家內部由于過去多年的爭論，積怨頗深，運動開始后，進行相互揭發，這也是不少人受到牽連的原因之一。

　　四

　　上面曾多次強調指出，，這次肅反運動犯有擴大化的嚴重錯誤。斯大林作為最高領導人和決策者對此負有主要責任。首先，他沒有對當時的蘇聯國內的階級斗爭形勢作科學的和實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斷，沒有能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以至于夸大了敵情，擴大了打擊面，沒有把本來可以爭取的人爭取過來，而且傷及無辜。其次，沒有嚴格依法行事。當時曾出臺了一系列違背通常的法律程序的臨時性的法規和決定，甚至在一段時間內把生殺大權交給所謂的”三人小組“(”三人小組“由各地黨委書記、檢察部門和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的領導人組成)，聽任他們草菅人命。再就是重用了一些投機分子，這些人為了取得信任和求得升遷，或者為了掩蓋自己的劣跡和罪行，表現得異乎尋常的積極，赫魯曉夫就是這樣的人。有大量事實可以證明像赫魯曉夫這樣的人對肅反擴大化起了極其惡劣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沒有對執法機關的干部進行嚴格的審查，結果混進了一些異己分子，這些人利用手中的權力胡作非為，大搞刑訊逼供，制造冤假錯案。主要由于這些原因，這次大清洗運動在相當徹底地肅清反革命的同時，冤枉了不少好人，造成了許許多多人間悲劇。

　　與此同時，還應當說一下當時的社會情緒。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社會秩序變得比較穩定，生活有所改善，人們普遍珍惜這些，當他們聽上面說有人要進行破壞，不僅支持政府采取的懲辦行動，而且紛紛起來揭發”人民的敵人“，這使得肅反迅速變成一場大規模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有關部門堆滿了各種揭發檢舉材料，其中不免有片面的、不符合事實的、挾私報復的東西，弄得真假難辨。這一點在文學界表現得特別明顯。總而言之，這次肅反也像一般的群眾運動一樣，出現了不少過火現象和難以避免的偏差。

　　盡管如上所說不久發現了這些問題并大力糾偏，但是大錯已經鑄成，而且很難彌補。這場肅反擴大化的受害者有很大一部分是黨政各個部門的領導干部和骨干以及知識界各個方面的精英，因此它造成了人力資源的巨大損失，后果難以估量。而且各種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胡作非為造成了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這使得相當大的一部分人產生恐懼心理，變得謹小慎微，人人自危，喪失了剛剛形成的主人翁感，這使得他們的政治積極性受到很大影響。還有人因而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產生了懷疑。這樣一來，社會主義的思想陣地不是更加鞏固了，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遭到了削弱。而在文學界肅反運動使得作家在實現大聯合后暫時出現的樂觀情緒和歡快氣氛一掃而光，對作家們的心理產生了明顯的影響。他們為了自己的安全，再也不敢大膽地發表意見，更不敢像過去那樣與斯大林進行爭論，開始一味頌揚斯大林，進一步助長了當時已經開始形成的對他的個人崇拜。而在創作中，許多人已不大敢于大膽地揭露現實生活中矛盾和斗爭，害怕被扣上否定新時代和新生活的政治帽子，逐步地形成了粉飾生活的傾向。這對創作來說不能不產生消極的影響。

　　蘇聯國內外有人一直抓住肅反擴大化的問題不放，大做文章，以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首先，西方有人把這場運動稱為”大恐怖“(”Большойтеррор“)，任意夸大、歪曲和捏造事實，制造種種謊言，將其描繪成一場殘殺無辜的聞所未聞的人間慘劇。蘇聯的叛逃分子和持不同政見者也采取這樣的態度，他們進一步把蘇維埃政權建立后直到五十年代處理各種政治案件都歸入所謂的”大恐怖“之中，并且如同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佩哈洛夫所說的那樣，這些”謊言的制造者“在受害者的人數問題上展開了一場”競賽。安東諾夫-奧夫謝耶科認為從1935年到1940年受害者達到一千九百萬人;索爾仁尼琴把蘇維埃時代的受害者加在一起，將人數增加到六千多萬人。蘇聯“改革”年代擔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雅科夫列夫更進一步，說什么蘇聯在斯大林當政年代喪失了將近一億人。他們把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描繪成專制獨裁的極權主義制度，把斯大林說成是殘暴的專制君主，甚至是殺人魔王。他們這樣做對推翻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起了造輿論的作用。

　　那么事實究竟如何呢?1954年2月1日，當時的總檢察長魯堅科、內務部長克魯格洛夫和司法部長戈爾舍寧聯名給中央呈送了一份報告，其中說道，從1921年到1954年因反革命罪而判刑的為三百七十七萬七千三百八十人，其中處死刑的為六十四萬兩千九百八十人。“改革”年代以剛才提到過的雅科夫列夫為首的委員會根據檔案材料研究核實，得出的數字為：從1917年到1990年因反革命罪受到懲辦的為三百八十五萬三千九百人，其中處死刑的為八十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五人。后來不少學者根據檔案材料反復研究和核實，列出了從1921年到1953年歷年因政治原因受到懲辦的人的人數，累加起來，總共為四百零六萬零三百零六人，其中判處死刑著為七十九萬九千四百五十五人。上面提到過，受懲辦者比較集中于1936到1938這三年，尤其是判死刑的達到六十八萬多人，占了三十多年的總數的大部分。總的說來，上述三組數字盡管時限有所不同，然而差別并不很大，比較符合實際和可信。雖然“謊言的制造者”們所提供的數字不僅只包括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人，即使如此，也是大大夸大了的。這里要再說一下雅科夫列夫這位大人物。他似乎對他領導下的委員會得出的結果并不滿意或持有異議，仍認為損失將近一億人，并解釋道，“這個數字不僅包括受懲辦者本人，而且可把他們的受到牽連的家屬以及那些可能出生但是沒有生下來的子女包括在內”(轉引自И。佩哈洛夫：《偉大的遭到誹謗的領袖--關于斯大林的謊言和真實情況>，亞烏扎出版社，2010年，的36頁。)從雅科夫列夫的高論可以看出，他們一伙為了達到誹謗蘇維埃制度和斯大林的目的，已完全不顧事實，達到了挖空心思進行編造的地步。

　　這里多費了點筆墨說明被懲辦者的具體人數，主要目的是為了揭穿流傳的各種謊言和造謠者的卑劣手段，絕沒有為肅反擴大化的錯誤辯護或全盤肯定這場運動的意思。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不容否定。早就應該對這場運動采取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分析態度，把它放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考察，弄清全部事實真相，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只有這樣，才能既穩準狠地打擊敵對勢力的破壞活動，又不傷及無辜，冤枉好人。可是俄羅斯統治集團中的某些人至今仍不忘利用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兩年前，當時任總統的梅德韋杰夫認為社會上相當多的人懷念斯大林的情緒是他實現“現代化”即西方化的障礙，曾策劃搞第三次“非斯大林化”，再一次搬出三十年代肅反運動的問題作為否定斯大林和蘇聯的社會制度的主要依據。由于不久俄羅斯政壇上“王車易位”，此計劃未能具體實施，不過這說明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三十年代的肅反運動，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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