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尤里•普羅科菲耶夫 張樹華譯

　　原編者按：1992年1月20日，鄧小平在深圳語重心長地講道：“蘇聯、東歐的問題，就是出在共產黨內部。所以，對這個問題要有自覺性，老同志尤其要有這個自覺性，長治久安……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下來容易，建設就很難。蘇聯東歐垮得多快!蘇聯這么強的國家，幾個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國不接受這個教訓，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如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新思維’出來以后沒有注意那樣，就會出事。”

　　2011年12月25日，蘇共莫斯科市委最后一任第一書記尤里•普羅科菲耶夫在俄羅斯戰略文化基金會網站刊發《蘇聯解體20年：誰之罪?怎么辦?》一文。文章指出，導致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是三類人：一是蘇聯黨政精英，他們無力應對時代挑戰，一些人甚至走上背叛道路;二是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他們從自身政治和經濟利益出發，目的是要摧毀蘇聯;三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人們，他們不清楚社會政治體制更替會造成何種后果，沒有奮起捍衛國家免于分裂。現將該文完整譯文刊登如下。

　　20年前，在廣袤的歐亞大陸上爆發了一場地緣政治災難，幾乎徹底地改變了世界歷史進程，頃刻間億萬人民跌入了另一世界，并被新生國家的邊界線分割開來。1991年12月25日，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頂上降下來，而升起的則是俄羅斯的三色旗。為此，俄羅斯帝國山河破碎，失去了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近半數人口。蘇聯解體20周年之際，俄羅斯兩大電視臺相繼播放多集紀錄片《蘇聯崩潰》和《帝國瓦解》，我深信后一名稱更符合歷史真實。

　　蘇聯是什么?從地域上說，這是一個俄羅斯帝國，是國民經過數世紀的艱辛，打造出的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北極到帕米爾高原的強大國家。這個曾占據全球六分之一陸地面積的帝國，其精神血脈不僅包括數世紀以來積淀的俄羅斯文化，也包含居住在國土上的其他眾多民族的文化。

　　蘇聯的解體是否無法避免?倘若相信斯瓦尼澤或姆列欽等人的說法，他們極力武斷地說什么，蘇聯解體是命中注定的，計劃經濟應該瓦解，民族矛盾并非人為蓄意制造，而是天生原因造就的。(譯者注：尼•卡•斯瓦尼澤，生于1955年4月2日，俄羅斯人文大學歷史教授，一些歷史題材的電視節目主持人。但斯瓦尼澤的歷史觀點遭到俄羅斯社會一些人的批評，認為他是在“戲說歷史”，宣傳“有選擇的歷史記憶”。姆列欽出生于1957年6月12日，當今俄羅斯歷史類、政論類電視節目制作人，出版過多部通俗歷史類書籍。)

　　然而，事實終究是事實。依據客觀事實，一些著名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得出了與斯瓦尼澤或姆列欽之流完全相反的結論。的確，蘇聯經濟改革和政治體制的更新是必須的，當時缺少及時應對時代挑戰的能力，但這并不意味著非要打碎社會政治制度，破壞一個歷時千年才成型的俄羅斯帝國，毀掉在20世紀的大多數歲月里得以延續的地緣政治實體--蘇聯。

　　俄羅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俄羅斯經濟發展100年》一書的作者瓦西里•西姆切拉在書中列舉了如下事實。在戈爾巴喬夫改革之前，蘇聯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為4%—5%。而在戈氏改革的1986-1990年期間，GDP的年度增幅驟降至2.4%。即便如此，如果維持這一低增長速度，20年后的今天，GDP總量也絕不是現在的1.6萬億美元，而應是4.3萬億美元。這樣也能保證工人的平均月薪能夠達到2000美元左右。在80年代，我國的生產部門投資充足和技術領先。20年之后，即使按2%的年增長率計算，俄羅斯的人均GDP也能達到2-2.2萬美元，與日本相當，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能幻想趕上葡萄牙。

　　我有必要重申一下，當年蘇聯的經濟體制無疑亟須結構性調整，農業、輕工業、貿易領域也應當引入市場機制，而且也需要加強科學技術成果的轉化。只是不應當摧毀整個經濟和政治制度，而是應當實施現代化改革，利用資源潛力。如此一來，年經濟增長達到8%—10%是極有可能的。但事與愿違，黨和政府卻無所作為。按美國中情局分析人員的計算，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經濟占全球GDP的比重為15%~16%。而如今，俄羅斯的份額還不足3%。

　　隨著社會制度改弦易轍，人們的道德準則被破壞。不管怎樣說，共產主義理想畢竟體現的是人類數千年來對公正、互幫互助的美好追求。而如今，這些理想與蘇聯一起隨風而逝。目前，人們只留下一條路：任金錢牽著鼻子走。

　　當然，蘇聯解體木已成舟，由此隨之而來的是兩大永恒的俄羅斯經典之問：“誰之罪?”和“怎么辦?”

　　關于“誰之罪?”。原因有很多，說法云云。擁有1900萬黨員的蘇共和超級大國蘇聯為何一夜之間轟然倒下、土崩瓦解?此間見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首先，蘇聯解體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此前已經有為期數年的準備過程。倘若非得找出罪人，我想主要有如下三組毀滅者。

　　第一組是蘇聯黨政精英層，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數。他們中的一些人行事愚蠢、輕率，另一些人則是有意地充當叛徒，心里十分清楚自身所作所為及其利害關系。蘇共在嚴峻的考驗面前毫無準備，黨和國家領導層末及時更新社會政治體制。這為戈爾巴喬夫推行所謂的“改革”提供了土壤。而正是在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1985-1991年)出臺的一系列政策，導致了蘇共乃至國家的毀滅。下面簡要列舉如下：

　　1.取消憲法第六條，剝奪了蘇共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如此一來，權力和管理便出現了真空。接下來，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在1990年夏天宣告成立，這又破壞了蘇共的統一性。從此，蘇共變為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的聯合體，而不再是蘇聯國家凝聚力的核心。

　　2.蘇聯政府、蘇共中央在經濟領域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對經濟造成了非常嚴重、甚至堪稱無法補救的損害。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蘇聯國營企業(聯合公司)法》，這引發了企業亂漲價;《蘇聯合作社法》的出臺導致了盧布現金流泛濫成災，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核算法》的出臺導致了各共和國以鄰為壑、各自為政。

　　3.導致蘇聯解體的第一步、也是最嚴重的一步便是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俄羅斯聯邦國家主權宣言》。《宣言》明確提出，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的法律要置于蘇聯法律之上。而這份文件的出臺其實是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之間權力爭斗的直接后果。

　　4.當時有些當權派官員直接從事了破壞活動。否則，在計劃經濟情況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出現一下子同時關停所有煙草企業或是洗滌用品生產企業的情況。出現了這種怪事，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商店中貨架空空，而在通往首都的公路上卻滯留著數百輛滿載肉類、食用油和奶酪的貨車。

　　到1991年8月，類似的破壞活動已幾乎大功告成：一是削弱蘇共，二是搞亂國家管理，三是通過急劇降低物質生活水平挑起民眾的普遍不滿。這并非是外部勢力所為，當然，或許他們施加了壓力。這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在三四年間一手釀成的。正是上述所作所為導致了最后的災難。被稱為政變的“8•19”事件是最后一個節點，結果是蘇共遭禁、社會政治制度被翻天覆地改變。

　　如果談到黨政最高領導層的叛變行為，那就應當點到這些人名：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加上簽署別洛韋日協議的那幾位：葉利欽、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維奇以及他們的幫兇布爾布里斯、蓋達爾、沙赫萊、科濟列夫。

　　當然，此處不能不強調戈爾巴喬夫的作用，戈爾巴喬夫是黨和國家的掘墓人。他才是破壞國家統一和社會政治制度的那些行動的倡議者和實施者。正是他在雷克雅未克和馬耳他向美國總統承諾，要解散華沙條約組織和經互會，允許波羅的海三個共和國退出蘇聯，承諾不干涉摩爾多瓦的內部事務。他本應預先制止別洛韋日協議的簽署，當時白俄羅斯克格勃組織已經通報給他這次秘密會議，也準備可以隨時“將其做掉”。白俄羅斯總理科比奇后來坦承：“當時心存疑惑：這從法律上講是叛國罪，因為我們違背了憲法。”他接下來講道：“如果我是戈爾巴喬夫，我就會派一個連的阿爾法特種兵，把我們這些人全都抓到莫斯科監獄里去。”戈爾巴喬夫故意按兵不動，無所作為，放任簽署別洛韋日協議，為瓦解蘇聯畫上了最后的句號。

　　參與瓦解蘇聯的第二組力量是外部勢力。西方一向對龐大的俄羅斯帝國感到恐懼，但又覬覦其自然財富。在先是與俄國、后來與蘇聯對抗的過程中，西方大國尤其是美英兩國，始終一貫的目的是：過去是消滅俄羅斯這個競爭敵手，現在則是防止俄羅斯重新成為競爭對手。為達此目的，西方采用了多種手段。

　　1.中情局艾倫•杜勒斯紀要和凱西計劃。后者被里根和老布什總統積極推行。美國人深知蘇聯經濟因為冷戰對抗而高度緊張，于是趁勢炮制了“星球大戰”的神話，目的是將蘇聯拉入新一輪軍備競賽，徹底拖垮蘇聯經濟。這一伎倆最后得逞。(譯者注：杜勒斯紀要一般指的是1948年8月1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的《美國的對俄任務》文件。俄羅斯方面通常認為，針對蘇聯進行思想文化滲透以瓦解蘇聯的計劃是由后來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秘密實施的。中情局凱西計劃指的是1982年1月30日美國中情局推出的針對蘇聯的一系列秘密行動計劃。俄羅斯方面認為，上世紀80年代初期威廉•凱西任中情局局長的6年間，是冷戰時期中情局在世界各地反蘇活動最猖獗的時期。除美國總統里根外，凱西和中情局是造成蘇聯迅速解體的直接外部原因。)

　　2.美國對產油國施加壓力。蘇聯一直通過石油收入在境外購買消費品，彌補本國輕工產能的不足。最先是沙特阿拉伯為大幅增加全球石油產量而壓低石油這一對蘇聯經濟而言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原料價格。由于石油產量大增，每桶油價從35-40美元迅速下跌至10~11美元，這幾乎接近蘇聯石油開采的成本。這重創了蘇聯經濟，外匯匱乏令莫斯科無法正常進口，導致商店貨架空空，居民不滿情緒高漲。

　　3.西方大國情報機構齊心協力，利用各種活動團體和非政府組織在蘇聯成功組建了“第五縱隊”。蘇聯內部的“第五縱隊”來自于知識分子代表。對此，作家謝爾蓋•扎雷金有一句準確的名言：知識分子應當明白，自己都干了什么，明白自己的所作所為，明白自己言行的后果。

　　在雅科夫列夫領導的蘇共中央宣傳部的支持下，當時蘇聯幾乎所有的傳媒都落入那些鼓吹“必須派”手里。這些人極力鼓吹“不惜一切代價必須全面替換經濟和社會政治制度”。當時大約有50名這樣的“吹鼓手、傳聲筒”，讓這些人在報刊上發聲、在電視屏幕上出鏡，用激進改革的思想蠱惑煽動民眾。這其中就有波波夫、什梅廖夫、利西齊金、謝留寧等人。如此一來，反對蘇聯政權的思潮終于占據了主流。

　　埋葬蘇聯的第三組力量正是蘇聯人自己。大部分蘇聯百姓尤其是大城市居民，對所發生的變化盲目跟從，其實根本不明白其本質，也意識不到后果會是什么。一些人為此感到歡欣鼓舞，還推波助瀾。在中小城市和農村，大多數人則擺出漠不關心的姿態。

　　當時的人們已經為生活所迫，無暇關注到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之間的權力爭斗及其危害。套用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的話來講：“人們對國家未來的社會體制完全無所謂，對他們而言，能夠采購些香腸更為重要。”大家歡迎變革，在他們的頭腦里認為，資本主義就是意味著在商店里應有盡有，而人們的福利仍然會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那樣得到國家的關注。但他們大錯特錯了。蘇聯制度提供了最高水平的社會保障，賦予人們社會樂觀主義精神，而這正是現今俄羅斯大多數人民所缺乏的。

　　綜上所述，導致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包括：蘇聯黨政精英，他們無力應對時代挑戰，一些人甚至走上背叛道路;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他們從自身政治和經濟利益出發，目的是要摧毀蘇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人們，他們不清楚社會政治體制更替會造成何種后果，沒有奮起捍衛國家免遭分裂。

　　關于“怎么辦?”。如今，我們自然無法回到蘇聯，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然而，俄羅斯也不能再像現在這樣茍且生存下去，要保住并開發橫跨9個時區的廣袤領土，僅靠目前的1.4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至少需要2億-2.5億人。而從人口現狀來看，即便形勢在未來出現好轉，這一數字在本世紀100年內也注定無法實現。只剩下一條出路，這便是聯合一部分昔日的蘇聯加盟共和國、如今的新獨立國家。

　　這像是在漫長隧道的盡頭，曙光已在閃現。這便是由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白俄羅斯組成的關稅同盟、統一經濟區。我相信，未來還將有其他國家加入，最終形成歐亞聯盟。哪怕剛開始不是全部，哪怕只是俄國一蘇聯歷史疆域的一部分。

　　(譯者注：尤里•普羅科菲耶夫出生于1939年2月20日。蘇共被禁止之前在1989年～1991年間任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1990年-1991年擔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91年“8•19”事件中雖名義上沒有加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但積極參與并支持，而后遭到葉利欽政權的調查。曾出版《蘇共被禁前后--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回憶》(2005年)，《殺死蘇共——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證詞》(2011年)兩部書，在俄羅斯頗有影響。蘇聯解體后，先后領導幾家大型高科技軍工企業，并從事社會政治活動，擔任“‘祖國’全俄社會主義人民運動”主席團主席、戰略文化基金會主席等職務。)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13期，摘自2012年第47期《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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