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期臺灣人的日語教育，是近代意義上的所謂“第一次國語教育”。此前臺灣的語言環境較為雜亂，既有北京官話，又有閩南話、客家話、原住民語言。除原住民外，通行的書面語言基本一致，但口語則異彩紛呈，日本人到臺灣的初期嚴重依賴“通譯”居中溝通，十分不利于殖民統治的展開。因此，加速殖民地人民日語的普及也是日本在臺統治的現實需求。日據時期的日語普及運動借助政權機關的強力干預，得以實施并獲得相當的成效。但需明白的一點是，這時的日語是外力強加給臺灣人的語言，就絕大多數臺灣人來說，學習或掌握日語是被動的而非主動的，這導致了他們對日語的領悟能力和記憶意愿相對于日本人來說，要低下得多。1936年曾有位日本人說過這樣的話：“持續四十年的國語普及事業可說徒具虛表，而未具實效，蓋其只可說是學校的國語、日人的國語、國語演習會的國語、廣播節目‘國語普及之夜’的國語、商用的國語等，加以連教師均對之不關心，故學生只在上課時使用，一走出教室，每只使用臺語，其所以成效不彰毋寧是當然之事。”周婉窈：《臺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2003，第87頁。這一批評當然有言過其實之嫌，但它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即日語僅僅是臺灣人的實用語言，而不是他們的思想語言、思考語言，更沒有成為他們的民族語言。今天的人們盡可不必戴有色眼鏡去看這段歷史，就讓事實恢復其本來面目吧。對待會講日語的臺灣人的態度，應該像有人曾經說過的那樣，把他們當作是“留東五十年的老留學生”，光復之后“畢業回國了”。孝紹：《試假定我是臺灣人來提出三項管見》，《臺灣民聲報》1945年6月16日。

　　第八部分殖民地教育體制下的臺灣人(3)

　　臺灣的教育系統是日本殖民者運用政府權力建立起來的，一方面，它以日語、修身、歷史等課目的教學，力圖促使臺灣人常用日語，培養其作為日本臣民所必需的素養，以達到同化的目的。另一方面，則利用手中的統治機器，在教育資源的分配和使用上，制造人為的不平等狀態，對臺灣人和日本人實施差別對待。日本人作為殖民地統治民族，在教育上、繼而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占據支配地位。

　　盡管日本殖民者不時強調要達成“內(日)臺如一”的目標，但正如矢內原忠雄所指出：“蓋在經濟及教育，同化是日本及日本人的利益，擁護這種利益的武器，則在政治的不同化，即專制政治制度的維持。”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灣銀行，臺北，1964，第84頁。換句話說，所謂的同化教育，就是要臺灣人無條件地、單向度地向日本文化同化，是要培養出在政治上沒有權利，經濟上卻能為殖民者創造剩余價值的有文化的奴仆，日本殖民者之所以在臺灣發展教育事業，原因即在于此。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的教育經驗是雙元的，一則有書房的漢學傳統教育及家庭中華文化的傳承，二則有新式學校的近代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輸，因此，兩種文化的撞擊、沖突、摩擦，導致新一代臺灣知識分子的二重性格。他們中有人竭力保持中華文化傳統，吸收近代科學文化知識，并以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的臺灣人”為榮。但在殖民者政治壓迫和統治者優勢文化的沖擊下，有人心生苦悶，感到迷惘，柴田廉稱之為“迷失的羔羊”。柴田廉：《臺灣同化策論》，晃文館，臺北，大正12，第50頁。這應當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心態。在這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也出現了一小部分殖民統治的“協力者”。盡管其中大多包含非志愿的原因在內，但附從殖民統治以求茍安本身仍應予以譴責。少數“協力者”在日本殖民統治架構內曾分得一杯羹，故某些人心底深處的戀日心態非一朝一夕所能消除，其影響亦不容忽視。

　　平心而論，從教育的普及、教育設施的增加和民眾文化水平的提高等客觀標準來看，與清代及同一時期祖國大陸、東南亞地區的縱橫雙向比較，臺灣的教育發展確有其領先的一面。譬如，當時一水之隔的浙江省、福建省學齡兒童入學率便僅為46%和32%。《浙江教育簡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47頁。郭少榕：《民國時期福建小學教育發展概況》，《福建省教育史志資料集》(第九輯)，1992，第159頁。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第一，政治文化上日本殖民者是企圖借教育來同化臺灣人民;第二，教育資源的分配上日本人占據優勢，臺灣人處于“二等公民”的地位;第三，就經濟利益而言，通過對人力資源的培養，日本殖民者在教育領域的投入獲得了高額的回報，相關研究表明，1920～1940年間，日人在農村教育中每支出1元，即可在農業生產上獲取14元的長期社會報酬。劉克智：《臺灣人口成長與經濟發展》，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79，第70頁。因此，日據時期臺灣的教育是畸形的，日本殖民者的教育政策是歧視性的，日本人是臺灣教育發展的最大受益者。總之，日本在臺統治期間的發展項目向人們呈現的是一種“奶牛”效應，即只有費心養這頭“牛”，才能擠出更多的“奶”來喂肥自己，在經濟上是如此，文化教育領域也不例外。

　　第八部分臺灣話文運動(1)

　　臺灣島上的住民除了原住民外，歷史上大都是從大陸的閩南、粵東遷徙過去的，其中又以閩南的漳州、泉州地區人民為主。由此而來，臺灣住民的語言便以閩南語系占主導地位，而以客家與及南島語系輔之。日本統治者在臺實施同化政策和日語普及運動，同時還限制臺灣人使用漢語及其方言閩南語，在臺灣人為的造成了一場閩南語生存危機。20世紀20～30年代，一批臺灣本地先進知識分子開始行動起來，一面為閩南語的生存與復興呼號吶喊，一面嘗試以閩南語進行鄉土文學的創作，由于閩南語即臺人所說的臺灣話，此一運動亦通稱為臺灣話文運動。

　　眾所周知，日本殖民者治臺政策的基本點就在于企圖將臺灣納為日本領土的“真正”的一部分，同時將臺灣人同化成為“真正”的日本人，亦即臺灣日本化、臺灣人日本人化。語言是同化的有效載體，總督府民政長官后藤新平就說過：“(普及日語)是同化的必要手段，如欲使土人(按指臺灣人)的思想、風俗、習慣等與母國人(日本人)相一致，則應首先透由普及母國語這一捷徑來進行。”井出季和太：《南進臺灣史考》，誠美書閣，東京，1943，第122頁。在普及日語的同時，又大力打壓漢語，學校中的漢文課由一定課時的存在變為漸次取消，如新竹廳當局就在1931年宣布取消公學校的漢文科，其理由有二：“一是漢文教育不得不讀臺灣音，很阻礙內地語的進步。其次是利用漢文時間，可以多練習內地語云云。”《新竹州勢調查會又一產物，廢止公學校漢文科》，《臺灣新民報》昭和6年4月25日。學生在校園內講臺灣話也會受到訓斥乃至罰金。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在日據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臺灣青少年，對臺灣話開始生疏起來了。對此，一些臺灣本地知識分子無不為之扼腕嘆息，連橫即曾痛切地指出：“今之學童，七歲受書;天真未漓，咿唔初誦，而鄉校已禁其臺語矣。今之青年，負笈東土，期求學問;十載勤勞而歸來，已忘其臺語矣。今之搢紳上士乃至里胥小吏，遨游官府，附勢趨權，趾高氣揚。自命時彥;而交際之間，已不屑復語臺語矣。顏之推氏有言：‘今時子弟，但能操鮮卑語、彈琵琶以事權貴，無憂富貴’。噫!何其言之婉而戚也!”連橫：《臺灣語典》自序二，臺灣史料文獻叢刊第八種。他認為：“凡一民族之生存，必有其獨立之文化，而語言、文學、藝術、風俗，則文化之要素也。是故，文化而在，則民族之精神不泯，且有發揚光大之日，此征之歷史而不可易者也。臺灣今日文化之消沉，識者憂之。而發揚之、光大之，則鄉人士夫之天職也。”連橫：《雅言》二，臺灣史料文獻叢刊第八種。為此，他以寫作《臺灣通史》的精神來投身于臺灣話的研究工作，“余以僇民躬逢此厄，既見臺語之日就消滅，不得不起而整理;一以保存、一謀發達，遂成成《臺語考釋》，亦稍以盡厥職矣。曩者余懼文獻之亡，撰述《臺灣通史》;今復刻此書，雖不足以資貢獻，茍從此而整理之、發揚之，民族精神賴以不墜;則此書也，其猶玉山之一云、甲溪之一水也歟!”連橫：《臺灣語典》自序二，臺灣史料文獻叢刊第八種。由此可見，連橫撰寫《臺灣語典》的動機在于一方面弘揚祖國語言文化并提振臺灣人民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則借此對抗日本殖民者的日語普及運動及其殖民同化政策。正如他所說的：“余懼夫臺灣之語日就消滅，民族精神因以萎靡，則余之責乃婁大矣。”連橫：《雅言》二，臺灣史料文獻叢刊第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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