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分殖民地教育體制下的臺灣人(1)

　　作為殖民地被統治民族，臺灣人民遭受著不平等的差別待遇。“向來臺灣的教育政策有兩面，即對內地人(日本人)采用積極的教育，而對臺灣人實行消極的教育。”《教育普及運動》，《臺灣新民報》昭和5年8月23日。在初等教育中，專收日本人兒童的小學校相對于專收臺灣人兒童的公學校，師資力量較強，經費較多，1920年代初，小學校有資格教員占教育總數的709%，公學校只占425%;小學校教員薪金平均1099元，公學校教員薪金僅604元，相距達495元之多;小學校平均每個學生擁有教育經費67元，公學校學生為36元，后者只有前者的537%。“臺灣人比住在臺灣的日本人，受著‘賤價的教育’的事實，是沒有懷疑的余地。”山川均：《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收入王曉波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帕米爾書店，臺北，1985，第76頁。教育程度的差別也一直存在，即使到取消公小學校區別的國民學校時代，仍有適用于日本人的第一課程表和適用于臺灣人的第二課程表之分，前者程度明顯優于后者。同時，在臺日人與臺灣人兒童就學率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就在日本據臺22年后的1917年，臺灣人適齡兒童就學率男子為214%，女子為37%，平均僅131%，而日本兒童就學率男女分別為955%和946%，平均為951%。到1936年，臺灣兒童平均就學率艱難的上升到438%，日人則高達994%，二者相去甚遠。

　　在中等學校，以1930年代初的統計可見，小學校畢業的日本人約4500余名，進入中等學校的有2000多名，約占半數。公學校畢業的臺灣人25000余名，進入中等學校卻僅有1000余名，占1/20不到。“臺灣人的初等教育極其不備，而且中等學校入學試驗程度又以小學校為標準，故公學兒童當然不能與小學兒童競爭。”《臺灣人中等教育的危機》，《臺灣新民報》昭和6年4月18日。在日本殖民者的刻意設計下，臺灣人要獲取更高知識的愿望如此難以達成，無怪乎山川均會說：“就多數的臺灣人說，中學校的門戶，事實上是封鎖住。”山川均，上揭書，第77頁。

　　在高等教育上，日本學生占了絕對優勢。日本人內心深處，并不希望臺灣人接受高等教育，因為從荷蘭、印度的例子中已經反映出被統治者知識水平和思想覺悟提高后所帶來的政治風險。共學制實施前，臺灣人在醫學、農林、商業各專門學校學習，其程度雖較日人系統的醫學專門部、高等商業學校為低，但畢竟有相對獨立的系統。共學制實施后，表面上臺灣人與日本人有同等的權利，事實上卻造成高等教育由日本人獨占的有利條件。中等教育入學比例臺灣人已處劣勢，程度又較低，升學考試相當不利，除醫學專門學校和臺南高等商業學校外，我們看到了臺灣高等教育的畸形構成，以下僅舉數例：1928年，臺北經濟專門學校有日生338人，臺生70人;臺中農林學校日生94人，臺生5人;臺北帝國大學日生49人，臺生6人;1937年，臺南工業專門學校日生178人，臺生29人;臺北經濟專門學校日生229人，臺生23人;臺北帝國大學日生128人，臺生59人;1941年，臺中農林專門學校甚至出現日生160人，而臺生僅1人的情形。《臺灣民報》就此尖銳抨擊道：“將臺灣人所負擔的租稅，建設維持學校，然而受教育的恩惠的學生，不但是以收容在臺的日本學生為主，甚至每年由日本內地大批移入學生。如此使臺灣人負擔經費，而教育由內地移入的學生，此豈非明了的教育的榨取。”《打破榨取的教育政策》，《臺灣民報》昭和2年9月25日。

　　日本在臺灣建立的殖民地教育體制，從主觀上講，是為了同化臺灣人民并培養中下級技術人才，以利于殖民榨取機關的運作;從客觀效果上看，也引進了新的教育觀念和科學文化知識，打開了臺灣人的眼界，有一定的積極影響。因此，對臺灣人來說，前者與他們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相違背，勢必引起民族主義的反抗浪潮;后者有助于增強自身對社會的適應能力，提供參與政治、經濟活動的機會，故臺灣人也部分地給予接納。

　　招致臺灣人民強烈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日本殖民者對漢文的壓制政策。日據初期，為了對抗地方傳統書房的影響以將學童招徠到公學校學習，總督府對公學校的漢文教育曾采取寬容的態度。1904年公學校規則頒布后，日語教學開始逐漸占據壓倒的地位。1922年新教育令實施后，臺灣學制進一步日本化，漢文改為選修課，升學考試必須用日文進行，青少年一代懂漢文的人越來越少，臺灣同胞對此憂心忡忡，他們說：“漢字本來是世界上最深奧的文字，不容易明白，而且學生時代既沒有受過漢文教育，那里會懂漢文的理義。漢文這樣難懂又沒獎勵的機會，所以我們臺灣的兄弟自二十年來已經廢棄不慣了。噫!我想到這個地方，淚珠兒直滾下來了!”王曉波編《臺胞抗日文獻選編》，帕米爾書店，臺北，1985，第66頁。于是，文化協會、民眾黨等民族運動團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振興漢文漢字?！杜_灣民報》積極推廣白話文，介紹大陸作家作品，他們呼吁在學?；謴蜐h文為必修課，增加教學課時;文化協會組織了漢文委員會，研商普及漢文方策，開辦講演會、研究會、編輯漢文教科書，民眾黨綱領中則寫進“公學校應以漢文為必修課”的主張。此外，分布各地的讀報社還組織民眾閱讀祖國大陸報紙，中央書局、文化書局大量進口中文書籍以滿足島內的需求?？傊?，“漢文保存，乃是臺灣民族運動的一大眼目”。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帕米爾書店，臺北，1985，第256頁。

　　第八部分殖民地教育體制下的臺灣人(2)

　　前面已經談到，日本殖民者在發展臺灣教育事業時，著重防范由于接受高等教育而刺激臺灣人的政治覺醒，故在高等教育領域處處限制臺人。事實與殖民者的愿望相反，新一代臺灣知識分許多成為民族運動的中堅力量。日本前內閣拓殖局長濱田恒之助不得不嘆道：“臺灣總督府為本島人的‘幸福’而大力教育彼等，盲目地打開了本島人的眼界，結果，反而培養出對日本統治帶來不利的人。今后對本島人為使之同化于日本而施行的教育越普及，這種人將越多，日本的統治便愈益增加不便。這樣，總督府處心積慮，最后卻釀成與期待相反的結果。”濱田恒之助：《臺灣》，富山房，東京，昭和3，第644～645頁。葉榮鐘、蔡培火、蔣渭水、黃呈聰、連溫卿等等，即是此類令日本人頭痛的人物。這表明，日本殖民者的政策是失敗的。

　　不過，致力于推動地方自治的穩健派人士的教育訴求，與祖國派有所不同，他們更注重于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看問題。1928年成立的草屯番仔田共榮會夜學會即較具代表性，其教學科目為國語(日語)、漢文、法律、農業四項。日語請公學校教員授課，按草屯自治運動領導人洪元煌的理解，不懂日語便無法有效參與政治活動，因此并不一味地排斥日語;漢文是臺灣人自己固有的文字，應學習中國白話文，以保持民族性;法律的學習是為了根治臺灣人的“奴隸根性”，促其政治的覺醒;農業科則是學習與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實用技術。 駒込武：《抗日運動中的教育要求與總督府的教育政策》，《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歷史系，臺北，1993。在這里，臺灣人對日本人帶來的新式教育有著自己的理解和適應模式，他們既要求學習漢文來確保民族性不致失墜，又試圖通過掌握日語在既存的架構中找到自己應有的位子，并以此為工具向統治者發難，要求政治權力。

　　就絕大多數普通臺灣民眾來說，他們一方面追隨民族主義者研習漢文，自愿參加各類講習班、研究會，閱讀漢文報紙書籍;另一方面在日語普及運動的影響下，又不能不參與學習日語，尤其是日據后出生、成長的青少年一代，日語關系到他們的入學、升學、求職、升遷乃至事業經營、人際應酬等等切身利害，且身處殖民統治機器的高壓下，因此要完全排斥日文是不可能的。何況日語還是他們獲取新知識，睜眼看世界的途徑。在民族性不迷失的前提下，于閩南語、漢文之外多一種語言技能，也許并不是什么壞事。日據時期初等教育的普及，使得接受日語教育的民眾數量逐年上升，盡管在熟練程度上不盡如人意，畢竟日語作為法定的官方語言，是臺灣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條件。在殖民統治的特殊歷史環境和統治機器的高壓下，臺灣人被動地掌握了日語，這絲毫不代表他們在思想上也認同了日本，相反，祖國在他們的心目中始終占據著主要的位置。他們的心情，由臺中莊遂性的一番話表露無疑：“我在國外和異民族相處時，我心安理得地當一個中國人，在國內和國人相處時，則我心安理得地當一個臺灣人。并以能心安理得地當一個‘中國的臺灣人’而覺驕傲。”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帕米爾書店，臺北，1985，第152頁。難怪日人稱：“(臺灣人)表面上雖說是日本國民，但由于歷史的原因，大部分人卻并未懷有這種心理。”松井石根：《臺灣統治四十年的回顧》，《東洋》(特輯號)昭和10，第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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