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臺灣文藝界的全島性組織臺灣文藝聯盟成立，同時出版《臺灣文藝》雜志，隨后還召開了第一回全島文藝大會。有意思的是，這個象征著全島文藝家大團結的組織也是設立在臺中，這顯然與臺中在日據時期本來就是臺灣民族運動的主要策源地有莫大的關聯。從歷史上看，臺灣人爭取受教育權力的臺中中學校事件發生在此，臺灣民族運動的主要領導者林獻堂是臺中人，臺中還被日本殖民者視為不穩思想和行動的多發區域，加上臺中離總督府所在的臺北略遠，殖民政府的控制力相對較弱，因此成為活躍文學家的集中地并不奇怪。河原功：《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連接點》，研文出版，東京，1997，第208頁。《臺灣文藝》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文藝雜志，發表了張深切、黃得時、雷石榆、邱耿光、楊逵、呂赫若等等作家的小說、詩歌、戲劇、隨筆、評論等作品，楊華的《薄命》和楊逵的《送報夫》、呂赫若的《牛車》還被介紹到了祖國大陸，同時也將魯迅、郭沫若介紹給了臺灣的讀者。1935年，由于對人事及稿件審核標準等問題的意見分歧，文藝聯盟內部發生了矛盾，楊逵等脫離聯盟另創辦了《臺灣新文學》雜志，從后者與日本國內左翼運動的密切聯系和刊發作品來看，相對于《臺灣文藝》而言，其激進色彩明顯較為濃厚。譬如1936年12月號的漢文創作專輯刊出賴賢穎的《稻熱病》、尚未央的《老雞母》等作品就因民族意識較濃被當局冠以“內容不妥，全體空氣不好”的罪名遭查禁。再如該刊還出版高爾基特輯號，發表紀念魯迅的文章。古繼堂主編《簡明臺灣文學史》，時事出版社，北京，2002，第103頁。

　　第八部分殖民地文學(5)

　　臺灣新文學發展期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本土作家，其中中文作家有賴和、楊守愚、郭秋生、張深切、朱點人、林越峰、廖毓文、蔡愁洞、周定山、趙櫪馬、徐玉書、林克夫、張慶堂、楊華、王錦江、黃得時、李獻璋、黃石輝、莊遂性等;日文作家有楊逵、賴明弘、張文環、呂赫若、翁鬧、吳希圣、賴慶、巫永福、郭水潭、吳新榮、龍瑛宗、吳濁流、王白淵、吳坤煌、劉捷、蘇維熊、徐瓊等。古繼堂主編《簡明臺灣文學史》，時事出版社，北京，2002，第105頁。基于面向民眾、面向社會、注重鄉土特色的理念，他們的作品，大都反映臺灣基層社會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的揭露了殖民統治給臺灣人民帶來的痛苦及他們的反抗斗爭，如吳希圣的《豚》就描述了主人公阿三一家為維持生計女兒被迫賣春的慘痛經歷;白滔的《失敗》敘述了主人公被警察逼迫而發出要“用我們不屈不撓的果敢毅力于之拼命”的怒吼;張深切的《鴨母》講的是怒不可遏的農民鬧到了村鎮役所;林克夫的《阿枝的故事》表現了臺灣工人起來斗爭的故事。或者是描寫了臺灣人的愛情婚姻和女性在封建主義與殖民主義雙重壓迫下的命運，如毓文的《玉兒的悲哀》講的就是殖民主義教育制度和封建勢力下的愛情的悲劇;馬木櫪的《私奔》講述了女性掙脫封建枷鎖投奔自由的歷程;瘦鵑的《出走的前一夜》更是借主人公的口說出了臺灣婦女的心聲：“卑怯的女子，你愿意當奴隸，當玩物嗎?不，走吧，打斷舊制度的桎梏，跑向光明的前途去吧。”古繼堂主編《簡明臺灣文學史》，時事出版社，北京，2002，第108頁。也有的作品描寫了女性的悲慘遭遇，如郭秋生的《死么》、瘦鵑的《冬夜》等，就述說了“女子被出賣而成青樓搖錢樹”。瘦鵑的《生命的價值》這么描寫小婢女秋菊的生活：“每早起床就要掃地、拭椅桌、換煙筒水、煎茶、排水、洗衣服、洗碗箸、買菜蔬、搥腰骨、清屎桶、當什差、守家門，還要管顧小主人。這么多的工作，都要她一個人擔當。萬一不提防、不小心，還要飽嘗那老拳、竹板、繩子的滋味呢!”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文史哲出版社，臺北，1999，第605～606頁。讀之令人酸鼻。

　　在文學作品的體裁方面，也有了較大的突破。中篇小說、長篇小說相繼問世，如林輝焜的《女之一生》、賴慶的《女性悲曲》、山竹的《突出水平線的戀愛》、呂赫若的《牛車》、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等等。在詩歌方面也出現了不少的優秀詩人，形成鹽分地帶詩人群、風車詩社詩人群和臺灣藝術研究會詩人群。較著名的詩人如王白淵、陳奇云、郭永譚、林永修等。古繼堂主編《簡明臺灣文學史》，時事出版社，北京，2002，第111～116頁。總之，1927～1937年發展期的臺灣新文學進入了臺灣近現代文學史上的繁榮時期。

　　第八部分皇民文學及其他(1)

　　1930年代，特別是“九一八事變”以后，臺灣的政治就已經環境趨向緊張化，臺灣共產黨、臺灣民眾黨乃至臺灣地方自治區聯盟等民族運動團體相繼遭到取締。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臺灣進入戰時狀態，軍部法西斯勢力空氣膨脹，日本在臺灣的殖民地政策開始從緩進的同化政策——內地延長主義轉換到激進的同化政策——皇民化運動。隨之而來的是社會文化環境的急劇惡化，其中的標志性事件就是禁止漢文。1937年4月1日各大報刊登聯合聲明廢止漢文欄，臺灣人不得不接受日文對臺灣社會文化生活的全面占領。

　　在文學界，新的重組也開始了，右翼分子西川滿組織成立了臺灣文藝家協會，發行《文藝臺灣》季刊，該刊運作中充滿了西川滿的個人專斷色彩，且配合總督府皇民化運動的傾向十分明顯。張文環等人憤而退出，另創新刊《臺灣文學》，由于得到大財團三井物產的資助，反倒比《文藝臺灣》更不受財政的困擾而能發表質量較高的作品，一些著名作家如呂赫若、黃得時、工藤好美、坂口零子等都投身到《臺灣文學》陣營。與《文藝臺灣》的皇民化色彩濃郁不同，《臺灣文學》發表的作品主要關注臺灣傳統社會生活，如婚姻、養女、迷信、大家族封建勢力等，其實質是對《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以來一直堅持的新文學運動精神的延續。河原功：《戰時臺灣之文學與文化狀況》，藤井省三、黃英哲、垂水千惠等編《臺灣的“大東亞戰爭”》，東京大學出版會，東京，2002，第300頁。

　　隨著時局的發展，日本殖民者顯然不滿足于對文壇的間接控制，皇民奉公會成立后，內設文化部，以臺北帝大教授、臺灣文藝家協會會長矢野峰人任班長，進一步促進了臺灣文藝家協會向皇民奉公會系統的靠攏。1943年2月設置臺灣文化獎，其中的臺灣文學獎授予西川滿、濱田隼雄和張文環，前二者屬《文藝臺灣》、后者屬《臺灣文學》，如此安排似乎有拉攏臺灣人文學家的意味在內。作為皇民奉公會的機關刊物——《新建設》于1942年10月創刊，該刊的主要功能在于全力宣傳皇民化運動的主旨，徹底灌輸日本精神，召集日臺人作家開座談會，介紹臺灣各地方文化動向，以引導社會輿論。

　　1942年11月1日，臺灣總督府新設官房情報課，該課的主要職責是：“為遂行國策進行有關基礎事項的情報收集”，“指導及啟發輿論”，“作為報道及啟發宣傳機關的指導”。 河原功：《戰時臺灣之文學與文化狀況》，藤井省三、黃英哲、垂水千惠等編《臺灣的“大東亞戰爭”》，東京大學出版會，東京，2002，第305頁。1943年，成立了臺灣文學奉公會，臺灣全體文學家均被納入其中。為了使臺灣的文學為皇民奉公運動服務，1943年11月13日，由臺灣皇民奉公會主辦，總督府情報課、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日本文學報國會協辦，召開了臺灣決戰文學會議，會議主題就是“本島文學決戰態勢”、“文學者的戰爭協力”。會上西川滿首先表示向皇民奉公會獻上《文藝臺灣》雜志，由皇民奉公會來做新的文學刊物的統合。與此同時，短歌雜志《臺灣》、俳句雜志《原生林》也要求“獻上”本雜志。只有《臺灣文學》對所謂的雜志統合表示反對，但迫于時局，隨之不得不停刊告終。1944年4月，皇民奉公會主導的新文學雜志《臺灣文藝》創刊。自此，日據末期除了《臺灣藝術》改名為《新大眾》作為南方戰線的慰問品而存在之外，臺灣島內就只剩下皇民奉公會——實際上是總督府情報課控制下的《臺灣文藝》一家獨霸文壇了。1944年6月，在總督府情報課的策劃下，組織了日臺作家13人赴各地進行生活體驗，“與產業戰士同吃同住一周”，創作出的作品結集編成《決戰臺灣小說集》乾坤二卷，各出版1萬部，在戰時紙張匱乏的年代，這應屬于大手筆的活動了。這次創作活動表明臺灣的作家們受到了行政權力的直接掌控，文學處于被政治利用的狀態。 河原功：《戰時臺灣之文學與文化狀況》，藤井省三、黃英哲、垂水千惠等編《臺灣的“大東亞戰爭”》，東京大學出版會，東京，2002，第3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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