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歷史》撰文 郭明正(Dakis Pawan)

　　作者簡介：郭明正，賽德克族，族名叫做 Dakis Pawan，1954年出生于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清流(川中島)部落，為參與“霧社事件”的馬赫坡社后裔。畢業于臺灣師范大學工業教育系，曾任埔里高工機械科專任教師，亦曾參與多項賽德克族德固達雅語的翻譯、出版品編纂與顧問工作，目前繼續從事賽德克族歷史文化的研究工作。

　　電影《賽德克·巴萊》的片名是出自賽德克語“seeddiq bale”的譯音詞句。seediq有兩種詞性，當做普通名詞時有“人、別人、眾人、人類”之意，作為專有名詞時則屬本族的自稱用語──賽德克;bale是“真的、真正的”，因此“seeddiq bale”直譯時為“真正的人”。實則seeddiq bale(真正的人)常用于稱贊、敬佩有作為的人，凡對族群、社會、國家有卓著貢獻者且受到大家的肯定都稱做“真正的人”。

　　2009年底，魏德圣導演籌拍近十年的《賽德克·巴萊》終于開鏡。由于該片的對白主要是以本賽德克語(以下簡稱本族語)來發聲，且本族語幾占整片的九成左右(包括插曲、旁白等)，這也是導演與劇組人員為忠于歷史現場所做的決定。

　　因此，開拍以來我就亦步亦趨地跟在拍片現場“傾聽”該片賽德克語的對白，因我受邀擔任本片賽德克語的指導員及歷史、文化顧問。開拍三天后，我就下定決心要撰寫一本《隨拍札記》，除分享我隨拍的心得與感觸以外，很重要的是要告訴我部落的族人──“在電影《賽德克·巴萊》所演繹的劇情中，有哪些橋段是與我清流部落遺老的‘口述歷史’有相違背之處。”因在拍攝現場我看到了與我所認知的“霧社事件”不同的情節，意識到影像的力量不容小覷。值得慶幸的是，在導演及劇組同仁的鼓勵與支持下，本拙著“《真相·巴萊》──賽德克·巴萊的歷史真相與隨拍札記”，于2011年10月間順利完稿付梓，并由臺北“遠流出版社”出版(繁體中文)。

　　賽德克族

　　賽德克族是由德固達雅(Seediq Tgdaya)、都達(Sediq Toda)、德路固(Seejiq Truku)等三語群的族人所組成，主要分布在臺灣中部、東部及宜蘭山區，包括祖居地南投縣仁愛鄉，移居地花蓮縣秀林鄉、卓溪鄉、萬榮鄉以及宜蘭縣大同鄉與南澳鄉等。臺灣光復至今，賽德克族與臺灣境內的各族群，包括本省籍、大陸籍或臺灣其它原住民族群通婚頻繁，其子女于戶籍族別欄中，注記為原住民籍者亦不在少數;另因就業之便逐次遷居城鎮、都會區者漸增，目前賽德克族的人口約略估計為一萬到一萬兩千人。只因初獲正名，注記族別名稱之戶政作業尚在持續進行中，故較確切的人口數以相關單位所公布者為準。

　　男女平等的平權社會

　　賽德克族的傳統部落是以Gaya/Waya為主、部落意識為輔所建構的傳統農獵社會。Gaya/Waya是賽德克族的律法、是賽德克族的社會規范，該律法與規范是歷代祖先口耳相傳的生活智慧，故亦稱之為祖訓，部落意識則建立在Gaya/Waya的基礎上。

　　賽德克族的部落各有其部落領導人，即俗稱的頭目。除部落領導人以外，部落長老、各傳統祭儀的主祭司、巫醫及文面師等各有其一定的社會地位，因賽德克族的部落領導人并非世襲制，部落長老常是部落領導人的舉薦者。其次是狩獵團及獵首團的解夢者、善獵的男子以及工于織布的女子等亦頗受族人們的敬重，在過去的年代里，他/她們相當于現代所謂的上流社會群。

　　賽德克族語“alang”──有部落、區域及邦國之意。因此，賽德克族的部落并不一定是指單一的部落群體，而常常是由二個以上的子部落所形成。例如沿溪流兩旁的丘陵腹地或沿山棱兩邊的緩坡地，綿延1~3公里可能散布著數個部落;通常會以該地區最早開發之地名為區域名稱，但不一定是部落名稱;或以主部落名作為該地區的名稱，此時的部落名也代表著地區名稱。

　　強烈的“部落意識”是賽德克族傳統部落生活的核心，部落型態的組成基礎及部落族人的互動模式，都由部落意識的凝聚而形成。傳統部落的初始型態是建立在人與人的緊密關系之中，人與人的依存關系逐形成部落的集體意識，這樣的集體意識發展為強烈的部落意識。

　　賽德克族雖屬父系社會，但很多現象卻透露著賽德克族男女平等的平權社會，例如賽德克族人的傳統名字，在子女與父母連名的族規(Gaya/Waya)中，可“子父連名或子母連名”，亦可“女父連名或女母連名”。又若家中無男嗣則可招贅為婿。賽德克族的家庭結構看似男性作主，但在為新生子女命名時或在子女論婚嫁的場合，女性長者的意向往往凌駕于男性長者之上。

　　漢族“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型態，并不完全適用于賽德克族的傳統家庭狀況，因在賽德克族的家庭乃至社會的互動模式中，除較粗重的工作及純男性(如狩獵)性質的庶務以外，幾乎已很難再細分一定屬男性或屬女性的生計工作。在婚姻制度上，賽德克族是堅持一夫一妻制的族律，在族人恪守族律之下，賽德克族的社會幾乎杜絕了同居、婚外情、未婚生子等違犯祖訓的男女異常關系。尤其有血緣關系的男女，至少要經過五、六代之后始可論及婚嫁，這與漢族“親上加親”的表兄妹聯姻觀是完全不同的。

　　文面：至高榮耀

　　賽德克族人堅信“人身雖死，但靈魂不滅，不但不滅，‘他們’還要回到祖靈們永久共同居住的地方去。”這是賽德克族代代口耳相傳的古訓、祖訓，也是賽德克族的“宗教觀”與“生命觀”，有人稱之為“祖靈信仰”。

　　賽德克語“Utux”，今漢譯為“祖靈”，其實Utux是泛指一切超乎自然的力量，所以Utux是神也是鬼、是靈魂也是鬼魂;有人就以此觀點將賽德克族的傳統信仰視為“泛靈信仰”是值得商榷的。因此，當外來宗教尚未傳入賽德克族的部落之前，Utux是他們唯一的宗教對象，他們既不拜天叩地，也不祭祀日月星辰、風雷雨電、山川溪流等自然界的任何事物或現象。

　　不過，盡管Utux是賽德克族唯一的宗教對象，但并未形成因Utux的信仰而產生任何宗教派別、固定的祭拜儀式以及固定的祭拜場所。

　　在賽德克族的傳統文化中，最具強烈族群特質的就是“文面文化”，賽德克族人深信唯擁有文面者，往生后靈魂才能回到祖靈(Utux Rudan)的身邊。換句話說，男子若要回到祖靈身邊就必須要文面，要文面則一定要成功獵首而歸。獵首成功者手掌必留有血痕(呈血紅色)，手掌的血痕是辭世后靈魂要回到祖靈身邊無可取代的烙印。女子也有相同的意涵，善于織布而取得文面資格的女子，其手掌上會因勤于織布而留有血痕，這手掌上的血色是永不褪色的，但在陽世間時“人眼”是無法辨識的。唯手掌上擁有血痕者，在他/她們離開人世后，始能通過“祖靈橋”頭守護神的檢視，她/他們的靈魂才能夠安然行過祖靈橋回到祖靈的國度。這是賽德克族的祖訓，也是賽德克族人終生恪遵不逾的族律(Gaya)。

　　文面是賽德克族人成年與族群的標記，男子表示已具捍衛社稷的能力，女子已具有持家及維護家庭生計及冷暖的織布技能，沒有文面的族人，將難立足于賽德克族的社會。文面是賽德克族人在世時的榮耀、是賽德克族人的成年禮，更是賽德克族人自我認同的族群標記。

　　消失的祭儀

　　賽德克族主要的傳統祭儀有播種祭、收獲祭、祈雨祭、狩獵祭、捕魚祭及獵首祭等，任何祭儀的意象無不祈望族命得以綿延、族運得以順遂發展，其訴求的對象即崇信的Utux，各祭祀團體各自獨立各司其職，祭祀團體的主祭司皆頗受族人的敬重，其社會地位不亞于部落領導人(俗稱頭目)。

　　常言道：“民以食為天”，這是自古人類求生存的自然法則，因此播種祭與收獲祭可說是賽德克族的重點祭儀，兩祭儀的主祭司都采世襲制，傳男不傳女、承繼者的順位依家中男子之排序而定。

　　賽德克族的主要作物中，播種祭與收獲祭的祭祀活動僅及于小米(macu)及黍米(baso)，其它作物不需通過播種或收獲的祭祀儀式，兩祭儀同屬賽德克族農獵時代的重大祭典，是同一區域內賽德克全體族人都要參與的祭祀活動。因居住區域的不同，賽德克族三語群的族人是各自舉行區域內的祭祀活動。

　　但以上所列之傳統祭儀，隨著時空背景的轉換、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及遭受外來文化的沖擊之下，如今已不復存在。我以為，人類的文化會隨著所處環境背景的不同而轉移默化，如何掌握文化固有的本質是我們的責任，如何賦予文化以新的時代意義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

　　賽德克族大事件

　　1895

　　4月17日 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

　　8月25日 樺山資紀發表“欲拓殖臺灣，必先馴服‘生番’”的談話。

　　1897

　　1月 “深崛大尉事件”──探察臺灣橫貫鐵路中部路線的深崛陸軍大尉一行14人在德路固(Truku，今仁愛鄉合作村靜觀部落)附近被殺;日人對霧社地區展開全面封鎖行動。

　　1902

　　4月 “人止關事件”──埔里守備隊與霧社群(Seaediq Tgdaya)在人止關附近發生戰斗，中村中尉以下18人輕重傷。

　　1903

　　10月5日 “姊妹原事件”──霧社群被日軍封鎖多年，在急需補充物資的情況下，日人趁唆使布農族干卓萬社(今仁愛鄉萬豐村)假借物資交換之名，誘騙霧社群至兩族交界之地進行交易。布農族人將他們灌醉之后，趁夜展開攻擊行動。霧社群赴約交易的百余名壯丁中，僅有五六人死里逃生返回部落，造成霧社群慘重的傷亡。

　　1910

　　開始實施“五年理番計劃”。馬赫坡駐在所巡察部長近藤儀三郎，娶頭目莫那魯道(Mona Rudo)之妹蒂娃絲魯道(Tiwas Rudo)為妻。12月 “霧社方面討伐行動”。

　　1911

　　1911年1月9日 “霧社方面討伐第二次行動”。2月 “撤廢南投廳內各社之頭骨架行動”。7月 “霧社一帶原住民企圖反抗”。8月15~9月23日 因上述發生于7月的企圖反抗事件，日方“招待”霧社地區各群頭目至日本「觀光」一個月。

　　1913

　　9月“南投廳全面禁止刺青”。

　　1914

　　2月 實施“斷發”、禁止“鑿齒”。

　　1916

　　12月 近藤儀三郎在花蓮港廳任內失蹤，蒂娃絲魯道(Tiwas Rudo)獨自返回故鄉。

　　1920

　　9月18日 “紗拉茂抗日事件”。起因是泰雅族紗拉茂(Salamaw)群的族人，襲擊當地合流分遣所與捫岡駐在所的日警及眷屬。

　　9月20日 “討伐”行動開始，除了日警之外，霧社、都達、德路固、白狗、馬烈巴、萬大等群亦被煽動參加。

　　10月16日 日人出動霧社群斯固社、荷戈社、波阿侖等社400人包圍紗拉茂群，激戰后雙方互有死傷。

　　10月30日 日人出動霧社群馬赫坡社、荷戈社、波阿侖等社150人進行搜索，發生戰斗后雙方互有死傷。

　　11月10日 部分紗拉茂族人交出槍械，停止反抗。

　　11月18日 霧社群出動125人，砍得25顆人頭后凱旋返回霧社。

　　1924

　　3月1日 泰雅族眉原群(Baala)各社及南阿冷社被集體遷居至今日的部落所在地(新生村眉原部落)。

　　1925

　　2月23日 花岡一郎通過臺中師范學校入學考試，成為霧社地區第一個原住民師范生。

　　1929

　　10月27日 花岡一郎與川野花子結婚，花岡二郎與高山初子(高彩云女士，原名Obing Tado，荷歌社頭目塔道·諾干/Tado Nokan之女)結婚。

　　1930

　　4月5日 花岡一郎擔任馬赫坡駐在所勤務，并任教于番童教育所。

　　8月8日 花岡一郎轉任至波阿侖(Boarung)駐在所值勤。

　　10月27日 爆發“霧社事件”。

　　11月5日 “一文字高地”戰役──此役日人受到教訓，開始以部落間傳統仇恨煽動，并以提供賞金和槍枝彈藥為條件，威脅利誘附近各部落協助日軍的行動。

　　11月10日 都達群總頭目鐵木·瓦力斯(Teymu Walis)在立鷹牧場附近的哈奔(Habun)溪中伏，被起事之原住民擊殺。

　　1931

　　4月25日 “第二次霧社事件”。

　　5月6日 “霧社事件”生還者112戶、298人被強迫移居川中島(今互助村清流部落)。

　　紗拉茂抗日事件

　　發生于1920年9月間的紗拉茂抗日事件，并非如外傳所說的──莫那魯道趁紗拉茂地區的泰雅族部落壯士入山狩獵之際，率領本族勇士屠殺其婦孺。事實上，爆發“紗拉茂抗日事件”時，日警以其慣用的“以番制番、以夷制夷”之卑劣手段，唆使、煽動本德固達雅(霧社)群、都達、德路固、馬斯多邦、馬烈巴、萬大等所有霧社地區(今南投縣仁愛鄉)泛泰雅族群的部落族人參與“討伐”行動。自9月20日至來年(1921年)的10月間，輪番襲擊“紗拉茂”地區部落的泰雅族人有15梯次之多。依當時的交通狀況，霧社到梨山地區僅能翻山越嶺徒步前往，且要通過屬泰雅族領域的馬斯多邦(今仁愛鄉瑞發祥村)、馬烈巴(今仁愛鄉力行村)，若不經日警的從中布局，其他族群是無法通過該地區的。因此，莫那魯道絕對不可能率領本族勇士，恣意進出梨山紗拉茂地區妄殺其部落婦孺，更何況本族與紗拉茂地區的泰雅族幾乎不曾往來;“紗拉茂抗日事件”之前，兩族之間也不曾留下有爭戰的口傳軼事。

土布亞灣之役

　　“霧社事件”爆發后，在日本人的唆使利誘下，都達群的族人開始協助日方進入山林搜索、獵殺賽德克族的起義戰士。1930年11月10日，都達群總頭目鐵木·瓦力斯(Teymu Walis)率領56名族人，發現并尾隨賽德克族12名戰士，準備予以獵殺，于是雙方在霧社東北方哈奔(Habun)溪上游的土布亞灣(Tbyawan)溪谷發生戰斗。對戰之際，鐵木·瓦力斯陣亡。可以說，這是日本人“以番制番”之毒計所釀成的“兄弟對戰”的戰禍，而賽德克族戰士完全是出于自衛。

第二次霧社事件

　　日本文獻資料上所謂的“第二次霧社事件”(亦稱“集中營屠殺事件”)，事實上還是日人“以夷制夷”狠毒陰謀的再得逞。略述如下：

　　賽德克族起義戰士經與日軍警對戰近50日，既遭受不人道的化武攻擊之后，原計約1300人的起義六部落族人，余生者516人(日方誘降或逮捕者)分別被監禁于兩處集中營，一處設于Drodux部落(今仁愛鄉仁愛國中現址)，另一處設于Sipo Suku部落(今仁愛鄉春陽村境內臺灣大學實驗林)，而美其名為“保護番”收容所。不幸的是，余生者陷落日警兩手策略的操弄——他們右手安撫監禁于兩處集中營的幸存者，左手卻慫恿利誘都達族人襲擊兩處集中營。1931年4月25日約凌晨4點左右，都達族人兵分兩路同時夜襲已解除武裝的兩處集中營的族人，兩處集中營頓時成為人間煉獄。于“集中營”內遭到襲擊的起義六部落幸存者，因無力(已解除武裝)反擊而在昏暗的夜里四散逃竄，大都避難至其他部落(含都達群)的親戚家，但日方又將逃散的余生者由各部落押回，再次“收容”于今仁愛農會附近臨時搭蓋的帳篷內。

　　所幸都達群與本德固達雅群，雖因族群獵區之爭時有齟齬，但兩群之間的通婚、往來從不間斷，所以襲擊兩處“集中營”之際，他們有槍(刀)下留人是清流事件遺老們的感受。清流遺老溫克成(Tado Walis)、傅阿有(Tiwas Pawan)及蔡茂琳(Pawan Nawi)等就表示：“Nasi ini lhaling ka seediq Toda ciida ge naka ta wada mthedu，kiya ta naq mtrai ma, seediq Toda ka alang ta Boarung hii duri。漢譯：若都達人當時真要趕盡殺絕的話，我們兩處集中營的族人有可能全部遭害，還好我們雙方一向有通婚之誼，而且我們的Boarung部落也是由Toda人所建立的。”事后，日方卻對外聲稱為“本族群內部的沖突”，自恃可一手遮天以掩天下人之耳目，稱“第二次霧社事件”;起義六部落的余生者經日方“保護”收容之措施后，由516人銳減至不足300人。

　　“集中營屠殺事件”一夕之間震撼整個霧社地區，即刻引起同屬德固達雅群的巴蘭(Paran)及多岸(Tongan)部落族人之悲憤與騷動。若非當時日方在埔里及霧社地區駐扎有一定優勢的兵力，以及巴蘭和多岸兩部落頭目的忍辱負重，力勸族人相忍為族群的未來著想，否則我德固達雅群有可能會因而付出族群存亡的代價。

眉原部落族人之再造之恩

　　當幸存者們再次被“收容”于今仁愛農會附近臨時搭蓋的帳篷內時，期間有今眉原部落(alang Mbgala)的頭目尤給夫·那威(Yukih Nawi)、帖木·西雅茲(Temu Siyac)及一位副頭目來到該“收容所”探望幸存者。事實上，他們來到霧社最主要的任務是，說服起義六部落的幸存族人遷住川中島”，以順利達成日方之所托。以下是清流部落族老的說法：

　　迫遷川中島之前，眉原部落有三位頭目來到霧社探望我們，他們可能是日本人派來游說我們遷往這里(清流)的。當幸存的族人聽說“desun ta na theruy quri hunac。漢譯：日本人要將我們遷離霧社地區”時，沒有一位族人愿意搬離祖居地而他遷。以前的年代，部落之間的事務都由雙方頭目處理，遠從眉原來的三位部落頭目，我們當然要給予尊重，族人們推派以巴卡哈·布果禾(Bagah Pukuh，嘟洛度呼部落頭目)及莫那·西內(Mona Sine，馬赫坡部落副頭目)為首的部落代表與其協商遷住事宜。眉原來的三位頭目大概逗留了兩個晚上才離開。據說，巴蘭(Paran)部落的大頭目瓦力斯·布尼(Walis Buni)及其他本群的部落頭目也為這次的協商結果背書，至此我們要被遷離故土的傳言似乎已成事實。果然沒過幾天(筆者按：1931年5月6日)，我們幸存的族人分兩梯次迫遷至川中島。

　　在這一過程中，幸存者除攜帶著簡單的衣物外幾乎是空手來到這里(清流部落)，即使是族中男子從不離身的獵刀也沒人佩戴(被沒收)，男子后來所擁有的獵刀都是后來才添購的，女子用的織布工具也都是慢慢穩定下來后才重新制作添置。幸存者們初遷至川中島時可謂一無所有，于是眉原部落的族人伸出了“同胞大愛”，供給物資為他們解決吃的問題，撥出人力協助我們建房筑屋。幸存者們起初的耕作用具、作物種子、種苗也都是他們提供的，舉凡食、衣、住等日常生活所需都盡其最大的能力來幫助幸存者。期間更以一戶對一戶或兩戶類似“認養”的方式，輔助他們在艱困中自立更生。

　　幸存者們之所以能在這塊土地上“浴火重生”，除了他們堅忍不屈的精神外，眉原部落族人的“人間大愛”，是身為清流子孫者一刻不可或忘的“再造恩情”。當然，自起義失敗被逮捕、禁于集中營以致流放川中島，尚且能提振當時灰心喪志、絕望求死之人心，除眉原部落族人的適時援助外，不能忽略了巴卡哈·布果禾(Bagah Pukuh)頭目有形與無形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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