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語典》共分四卷，搜集了大量臺灣話的詞、詞組、俗字和俚語，并加以注音、解析、溯源、舉例，是一本實用價值頗高的臺灣話詞典。譬如：

　　愛困則要睡也。

　　頭家店東曰頭家，田主亦曰頭家。《吹景集》：博戲者立一人司勝負，曰頭家。此系借稱。

　　趁食謀生也。趁呼炭。《方言》：趁，逐物也。連橫：《臺灣語典》卷一、卷二。

　　對于臺灣話的注音和如何文字化的問題，連橫予以很高的期待，他認為“臺灣文學傳自中國，而語言則多沿漳、泉。顧其中既多古義，又有古音、有正音、有變音、有轉音。昧者不察，以為臺灣語有音無字，此則淺薄之見。夫所謂有音無字者，或為轉接語、或為外來語，不過百分之一、二耳。以百分之一、二而謂臺灣語有音無字，何其真耶?”臺灣話的研究在他看來，是在日人殖民統治下“保存臺灣語”的重要途徑，乃“為臺灣計，為臺灣前途計”的大事。連橫：《雅言》三、一。連橫的臺灣語(閩南語)詞典編撰工作為當時的臺灣話文運動及臺灣鄉土文學創作活動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第八部分臺灣話文運動(2)

　　五四運動后，受大陸白話文運動的影響，一部分先進臺灣知識青年如張我軍等開始主動摒棄文言文及舊文學形式，倡導臺灣新文學，他們在《臺灣民報》等輿論陣地發表文章，展開新舊文學論爭，主張進行白話文學的建設及臺灣語言的改造。針對當時文學界脫離民眾的狀況，一些人還提出了文藝大眾化的主張，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出鄉土文學和臺灣話文運動，并鼓吹用臺灣話文來進行鄉土文學的創作。

　　早在1922年，蔡培火即提出以閩南語為書寫工具，用羅馬字拼成臺灣白話來向老百姓普及臺灣話文。其后黃呈聰在極力宣揚應于臺灣推行中國白話文的同時，也認為可以將臺灣民眾日常生活中的語言提煉升華為文字文學，其后連溫卿、賴和、鄭坤五等均發表了類似的看法。至于用臺灣話來進行文學創作，當首推鄭坤五在《三六九小報》上以臺灣話寫的短文。直到1930年，黃石輝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正式表達了對臺灣話與臺灣鄉土文學關系的理解，他說：

　　你是臺灣人，你頭戴臺灣天，腳踏臺灣地，眼睛所看的是臺灣的狀況，耳孔所聽的是臺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是臺灣的經驗，嘴里所說亦是臺灣的話語，所以你的那枝如椽健筆，生蕊的彩筆，亦應該去寫臺灣的文學了。

　　用臺灣話作文，用臺灣話作詩，用臺灣話作小說，用臺灣話作歌謠，描寫臺灣的事物。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轉引自林央敏《臺語文學運動史論》，前衛出版社，臺北，1996，第31頁。這番話引發了臺灣文學界有關臺灣話文及臺灣鄉土文學的激烈爭論。郭秋生以《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與之相呼應，他認為在日語愈益普及臺灣話漸趨衰微的臺灣社會，必須使用言文一致的臺灣話文，只有這樣鄉土文學才能真正深入基層，才能撥動民眾的心弦。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文學界雜志社，高雄，1991，第27頁。與黃石輝提出的編撰臺灣話教科書、詞典并組織研究會主張不同，郭秋生以為不如先整理臺灣本地的歌謠編輯成冊，以供民眾閱讀，這樣才不至于又走入象牙之塔，他說：“于是路旁演說的賣藥兄弟的確會做先生，看牛兄弟也自然會做起傳道師傅傳播直去，所有文盲兄弟姊妹們隨工余的閑暇盡了慰安，也盡可識字，也盡可做起家庭教師，——這豈不是再痛快事嗎?”郭秋生：《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上)，《臺灣新民報》昭和6年8月29日。至于臺灣話文如何書寫的問題，各方則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張用白話，有的主張用羅馬字，有的主張創設新文字。蔡培火即力主推廣用羅馬字拼寫臺灣話，并向總督府申請設立學校“對臺灣人教習臺灣白話字”。《臺灣白話字許可問題，蔡氏被上訪局長》，《臺灣新民報》昭和6年9月7日。黃純青則質疑另做新字會否因臺灣話“往往有音無字，萬一新字過多，反為不便”黃純青：《與郭秋生先生論臺灣話改造》，《臺灣新民報》昭和6年11月1日。。林鳳岐提出從經濟和現實兩方面考慮，“由于歷史的立場，臺灣語言以中國現在通行的白話文做標準”，“推行臺灣音的羅馬字，把他來注漢字的音”林鳳岐：《我的改造鄉土文學的提案》，《臺灣新民報》昭和6年12月5日。。這顯然是一個綜合的提案。然而，在整個日據時期始終沒有一個方案能夠讓所有人、哪怕是大部分人滿意，于是臺灣話如何達到言文一致的問題便延續至今。

　　從臺灣話文運動發生的歷史背景來看，它是一場由臺灣本地先進知識分子發起的、為抵制日本殖民者的日語普及運動、拯救臺灣地區中華文化及閩南語這一中國地方語言文化而進行的民族文化自救運動，是對日本殖民主義同化政策的直接反抗。連橫編撰《臺灣語典》時就是本著這一宗旨，他憂慮的是臺灣話乃至中華文化在臺灣的興衰。臺灣話文運動的主要輿論陣地——《臺灣新民報》在它的社論中也提到：“中國是素稱文教之邦，我們臺灣人是漢民族的后裔”，臺灣文學是一個“地方文學”，應“保持臺灣地方文學的特色”。社說《臺灣文學的整理和開拓》，《臺灣新民報》昭和6年8月1日。鄉土文學論爭的始作俑者黃石輝則稱：在臺灣處于日本殖民統治的特殊歷史條件下，“臺灣在政治關系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性上不能用日本話來支配，為適應臺灣的現實社會情況，建設獨立的臺灣文化”。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文學界雜志社，高雄，1991，第27頁。換句話說，臺灣話文運動是直面日本殖民統治的現實并適應著這一特殊狀況來對抗日語及日本文化侵略的，所謂的“獨立的文化”的內核仍然是中華文化，它具有鮮明的民族反抗色彩。臺灣話文運動的干將郭秋生更是直截了當地指明了該運動的中國地方文化特色，他說：“我極愛中國的白話文，其實我何嘗一日離卻中國的白話文，但是我不能滿足中國的白話文，也其實是時代不許滿足中國的白話文使我用啦。”“中國的白話文可完全在臺灣繁殖嗎?即言文一致為白話文的理想，自然是不拒絕地方文學的特色，那末臺灣文學在中國白話文體系的位置，在理論上應是和中國一個地方的位置同等。”郭秋生：《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下)，《臺灣新民報》昭和6年9月7日。原來，所謂的臺灣話文不過是中國白話文的臺灣地方特色罷了，這就是臺灣話文運動的角色定位。

　　還有一個例子，郭秋生曾云：“關于臺灣話文建設的問題，我這回(1931年)到臺中，訪問莊遂性君，互相交換意見，知道他和張聘三君在十年前即有同樣的提案，他們的自信，不但以臺灣話文為文盲癥的對癥藥，還期待以為臺灣文化的急先鋒，并且引以為完成中國國語之一助，益激勵我輩之不可不貫徹初志了。”郭秋生：《讀黃純青先生的臺灣話改造論》(上)，《臺灣新民報》昭和6年11月7日。在這里，臺灣話文與中國白話文的關系已是如此的密不可分。

　　第八部分殖民地文學(1)

　　日本殖民統治前期，臺灣文學尚處于舊文學向新文學的過渡階段，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是詩人的活躍和詩社的勃興。它的出現，有著復雜的歷史原因。對當時的歷史境況，洪棄生有過這樣的描述：“自古國之將亡，必先棄民。棄民者民亦棄之。棄民斯棄地。雖以祖宗經營二百年疆土，煦育數百萬生靈，而不惜斷于一旦，以偷目前一息之安，任天下洶洶而不顧。如割臺是已。”洪棄生：《臺灣戰記》原序。在他的眼里，臺灣的割讓，怎一個“棄”字了得!

　　日本占據臺灣后，臺灣的政治生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清朝遺留知識分子原先經由科舉考試達到升遷這一傳統通道被徹底阻斷了，他們的前途頓時陷于無望和渺茫之中，由此產生了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憤恨和抵制。在日本人強大的武力和警察網絡面前，又有人感覺無助乃至自暴自棄。臺灣舊知識分子的失落感，使得他們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有國朝棄民的無奈和改朝換代的幻影，有人開始逃避現實，中國傳統的隱逸文化在這一社會劇烈變遷時間段內，自發的萌生了出來;有人借詩言志，詩歌成為他們發泄不滿情緒的一個宣泄口，詩社也成了他們相互聯系、顧影自憐的好場所。在日本殖民者一方，臺灣總督府在強化武力鎮壓臺灣人民的反抗斗爭的同時，也采取了懷柔的另一面手法，籠絡臺灣士紳和知識分子，如頒發紳章，舉辦揚文會等，企圖將臺灣民間的有力人士納入殖民統治的新秩序之中，并通過他們去影響廣大的臺灣民眾。對于臺灣舊知識分子的詩歌活動，日本殖民者從總督到日本官吏中的漢文學家及一般的愛好者，均積極的支持并參與其中，兩者共同托起了日據初期臺灣詩社發展的高峰，從而構成一幅奇特的殖民地文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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