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社是臺灣早期文學界的重要組織，櫟社1898年初創于臺中，1902年開始得到發展，主要成員有林癡仙、賴悔之、林南強、林仲衡等。1906年臺南南社成立，主要成員包括蔡國琳、趙云石、連雅堂等。1909年臺北嬴社設立，參加者有謝汝銓、林湘沅、洪以南等。形成了北、中、南三足鼎立的形勢。其他規模和影響力較小的詩社還有如詠霓吟社、羅山吟社、鳳岡吟社、西嬴吟社、萊園吟社、桃園吟社等等，1902～1920年間詩社總數在60家以上。劉登翰、莊明萱等：《臺灣文學史》(上)，海峽文藝出版社，福州，1991，第293頁。這些詩社的主要活動內容就是“擊缽吟詩”。詩作的基本內容或是針對臺灣淪陷發出感慨，或消極遁世，或無病呻吟。不少人還效仿中國歷代隱士，試圖不問世事，對現實生活采鴕鳥主義。但不論怎樣，在異族占據國土，實施同化政策，并在教育上排斥中華文化、大力普及日語的社會背景下，他們的活動對于保存漢文化，激發人們的故國情懷，還是有積極作用的。至于后期一些詩人附和日本殖民者而發表的一些媚日詩詞，則應予以批判。

　　這一時期日本人的漢詩活動也開展得十分活躍，較為有名的如館森袖海、加藤雪窗、中村櫻溪，乃至于總督兒玉源太郎等，兒玉組織的南菜園唱和，還一時轟動南北。明治維新后日本國內漢詩文社也是較盛行的，僅森槐南(泰二郎)曾參與的漢詩文社就有回瀾文社、白鷗文社、菊坊吟社、星社、柳社等等。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入若林正丈、吳密察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臺北，2000，第111頁。日本據臺后，一些通曉漢文的日本人或歸化日本的中國人作為殖民地統治人才被引入臺灣，于是在部分擁有漢文素養的日本人和臺灣士紳之間，開始了一種以漢文漢詩為紐帶的交際活動。在日本殖民者方面，無非是想借著此類活動以收買人心，軟化臺灣人對總督專制統治的不滿情緒。

　　臺灣的新文學運動發生于1920年代，此時臺灣島內外局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亞洲人民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斗爭日益高漲，日本國內民主自由浪潮洶涌澎湃，進入了所謂“大正民主期”，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也爆發了獨立事件。臺灣島內自西來庵事件后亦逐漸從武裝抗日斗爭向非暴力政治運動轉化，尤其是祖國大陸的五四運動，其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性和隨之而來的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更是極大地刺激了臺灣的知識分子。與外部世界接觸較多的留日臺灣學生首先起來組織啟發會、新民會，與大陸、朝鮮學生及臺灣島內士紳相聯絡，開展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民族運動，隨之創刊的《臺灣青年》、《臺灣》雜志，成為臺灣知識分子發表政見、抨擊總督專制統治的重要輿論陣地。《臺灣青年》創刊號“卷頭之辭”是這么描述臺灣知識分子是怎樣渴望汲取新思想新文化營養的：“我輩在深思熟慮之后，遂有如此的覺悟：即廣泛地傾聽內外言論，該擇取者則不分大小皆采為我輩之養分，并且不惜將養得之力，對內外盡力，正是我輩的理想、應該勇往邁進的目標。我所敬愛的青年同胞!一起起來共同邁進。”《臺灣青年》創刊號，大正9年7月16日。

　　第八部分殖民地文學(2)

　　臺灣青年學子首先汲取了祖國五四運動新文化思潮的營養，向脫離廣大民眾、愈來愈顯現出抱殘守缺特性的舊文學發起挑戰。《臺灣青年》上較早就刊出了有關文學的文章，其中陳炘的《文學與職務》主張文學的任務在于傳播文明思想，負有改造社會的使命，強調的是文學的社會責任;甘文芳的《現實社會與文學》則直接抨擊了舊文人“擊缽吟”的頹廢和無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陳瑞明的《日用文鼓吹論》，首次嘗試以白話文來表述自己的主張，要求改變晦澀難懂、遠離大眾的古文，以白話文來改革文學，啟發民智。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文學界雜志社，高雄，1991，第21～22頁。從中可以看出日據下臺灣新一代知識分子對臺灣文學的最原始的期待，即①揚棄舊文學、提倡新文學;②文學要反映現實、為社會大眾服務;③主張言文一致，對接祖國大陸，使用白話文。1922年《臺灣青年》改刊為《臺灣》，學習五四精神，改革臺灣漢文現狀的呼聲日益高漲，黃呈聰、黃朝琴熱情地介紹了祖國大陸白話文普及的狀況，大聲疾呼臺人不寫日文，不用古文，專用白話文寫信、演講，它適應了民族運動團體文化協會對大眾進行思想和民族意識啟蒙的要求，而與文學本身的契合尚不緊密。

　　真正向舊文學下挑戰書的是留學大陸的張我軍。張我軍(1902～1955)，臺北板橋人，留學大陸北平師范大學，主要著作有評論《糟糕的臺灣文學界》、《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小說《買彩票》及詩集《亂都之戀》等。針對當時以連雅堂為首的舊文學派及其“擊缽吟”日益與社會脫節的狀況，張我軍連續發表了《糟糕的臺灣文學界》、《為臺灣文學界一哭》、《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等等一系列文章，指出舊文學家們“是反對新文學而不知道新文學是什么的人”，對其聲稱新文學主張“漢文可廢”的荒唐言論進行了駁斥。他還將矛頭直指“擊缽吟”，“擊缽吟是詩界的妖魔，是和我在前段所說的‘人為什么要做詩’的原義相背馳的。我們如果欲掃刷清臺灣的文學界，那末非先把這詩界的妖魔打殺，非打破這種惡習慣風潮不可”。張我軍：《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張我軍選集》，時事出版社，北京，1985，第23頁。振聾發聵的吶喊，驚醒了臺灣的文學界。新舊文學的論爭，一方面促進舊詩人的分化及舊文壇的衰微，另一方面，張我軍等人還引進了新文學最新思潮，為臺灣新文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的基礎。更為重要的是，臺灣的新文學進一步明確了其與祖國文學乃至祖國文化的血脈關系，并介紹了祖國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的蓬勃發展狀況，后來還轉載了胡適、魯迅、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的作品，使得臺灣人民能直接感受到祖國文化發展的脈動。張我軍就說道：“臺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什么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臺灣自歸并日本以來，因中國書籍的流通不便，遂隔成兩個天地，而且日深其鴻溝。”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同上，第14頁。顯然，臺灣的新文學運動還有一個很大的任務，就是在日本殖民者的兩岸分離政策下，奮起抗爭并強化溝通臺灣與祖國的聯系，使臺灣文學這一中國文學的支流不斷的得到祖國文化的滋潤和營養。因此，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歷史意義絕不僅限于文學本身。

　　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可分為三個發展階段，1920～1926年為新文學的萌芽期，1927～1937年為新文學的發展期，1937～1945年為新文學的特殊時期——戰爭期。

　　1920年《臺灣青年》誕生，為殖民當局新聞控制下的殖民地臺灣社會的本地知識分子提供了發表政論和交流思想的場所。如上所述，主張改造臺灣文學的最初幾篇文章正是在《臺灣青年》上發表的，而臺灣新文學運動影響下的新一代作家也是以《臺灣青年》及以后改版的《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為主要的陣地，發表他們的作品并贏得越來越多的民眾的認可。1922～1924年，一些新小說開始出現，如追風的《她要往何處去》、無知的《神秘的自制島》、柳裳君的《犬羊禍》等等。追風即謝春木，彰化人，曾任《臺灣民報》主筆。他的《她要往何處去》是臺灣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篇小說，通過對主人公清風、桂花二人由訂婚到毀約的曲折生活經歷的描寫，揭露了封建主義下家庭和婦女的悲哀，提出了婦女解放的命題，正如小說主人公桂花所說的：“這不是阿母的罪，也不是清風的，都是社會制度不好，都是專制家庭的罪。我只是犧牲者之一而已。正如表哥所說，整個臺灣不知有多少人為這制度而哭著。如今我都明白過來了。我要為這些人而奮斗，勇敢地奮斗下去。”劉登翰、莊明萱等：《臺灣文學史》(上)，海峽文藝出版社，福州，1991，第373頁。只不過該小說是以日文發表。柳裳君的《犬羊禍》暗諷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民族運動中的妥協性和動搖性，批判林獻堂、楊吉臣在日本殖民者的高壓政策下退縮的行為，這是一篇政治諷刺小說，體現了臺灣新文學的現代意識及其與現實問題的緊密聯系。在新詩創作上，1925年《人人》雜志創刊，發表了大批作家的詩作。同年張我軍的詩集《亂都之戀》在臺北正式發行。這一時期出現了施文杞的《假面具》、楊云萍的《這是什么聲》、張我軍的《對月狂歌》、《無情的雨》等佳作，詩人們對社會丑惡現象深惡痛絕、對愛情一往情深，詩作時代色彩濃郁，語言既淳樸厚實又韻律躍動，臺灣新詩于茲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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