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于房屋設施之損失：

　　臺灣四大港口高雄、基隆、馬公、梧棲(新高)被炸次數最多，除船只碼頭設施被炸毀外，其他船塢各種工廠已毀壞大半，岡山亦已毀滅殆盡，其他如臺南、臺中、新竹、淡水、臺北、屏東、嘉義、臺東等地之損失亦甚重。岡山之人口約2萬，戶數三千余。如以一戶住一棟房屋計算，岡山被炸毀房屋當有二千余棟。高雄當有二萬余棟。依此類推，臺灣被炸設施(據報日月潭電力廠等亦被炸)及房屋當在120萬左右。附表地名被炸

　　次數現有人口

　　估計(萬)備考地名被炸

　　次數現有人口

　　估計(萬)備考臺北440高雄1320基隆211岡山42淡水33屏東36宜蘭14甲仙102新竹410花蓮港14臺中510臺東315大甲13臺灣各地4臺南1317臺灣各機場及港口3港口包括基隆、梧棲、高雄、馬公等臺灣北部1包括臺北、基隆、淡水臺灣

　　西部3包括彰化、梧棲、新竹等地臺灣中部140包括彰化六萬、梧棲四萬等地臺灣西南部110包括嘉義等地(人口10萬人)澎湖馬公37計75156

　　上述統計乃國民政府情報部門根據敵我雙方的相關資料匯集計算而來的，其中包含不少推測估算的數字，因此不一定準確，但作為了解戰爭末期臺灣遭受轟炸的較為形象的材料，還是可以作為一定的參考。

　　1947年11月25日國民政府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翁文灝發表的一次講話中，就接收初期臺灣工礦企業戰爭破壞狀況有過一番描述，可與上述資料互為補充。他說：電力事業方面，“電力設備在戰時因為美軍有計劃的轟炸，損失慘重。日月潭第一、第二兩發電所被炸尤烈”。煉油工業方面，“高雄煉油廠原為日人戰時新建的軍用燃料廠，專事煉油。在剛剛建設將完快要開工的時候，遭受盟機轟炸，以致第一蒸餾裝置及工廠附近五千噸之油槽都被炸毀，房屋機件損毀者很多。而且因為原油缺乏，在本會接收的時候，工作完全停頓”。造船業方面，高雄鐵工所和基隆船渠會社“各廠均遭轟炸，損失甚重”。堿業方面，南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旭電化工業株式會社及鐘淵曹達工業株式會社等，“除南日本化工受損較輕，其余損失均甚慘重”。化肥工業方面，“原有廠房設備損壞都很重”。水泥工業方面，“臺灣水泥株式會社生產能力原為三十九萬四千噸，但在戰時迭遭空襲，加之機器陳舊，產量銳減，日人投降時每月僅產三千七百噸。化成會社在三十三年(1944)重建完成后，最高產量曾達每月七千六百噸，三十四年(1945)遭受空襲損失，產量跌至月產一千六百噸。南方會社原為戰時初建而未完工者，在建廠期間亦遭空襲，機器廠房均有損失”。日據時期最重要的制糖工業方面，“戰爭時期，盟機轟炸，受到損害之糖廠計三十四所。受損情形輕重不等，未曾受到損害的僅八廠而已。所以在光復前，臺灣糖業幾已一蹶不振，處處充滿了敗落的景象”。造紙業方面，“戰爭時期，因盟機轟炸，以上各廠(按指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及士林各廠)房屋、機件損失甚重。加以外洋封鎖，原料方面缺乏優良藥品，如燒堿、漂白粉、松香、明礬等;材料方面缺乏銅線、布及毛毯等。所以在日人投降時，除臺北廠外，其余各廠皆陷入停工狀態”。鋁業方面，“戰時盟機轟炸劇烈，三十三年(1944)鋁錠產量減至七千九百九十余噸。三十四年(1945)三月三日，遭美機集中轟炸，主要設備損毀甚多，被迫停工。是年僅產鋁錠五百九十余噸。花蓮港工場于三十三年(1944)八月間因水力發電廠被大水沖毀，短期間難望修復;同時因盟機轟炸，損失亦重”。礦產方面，金瓜石銅礦“為應付戰爭，放棄產金政策，礦山各廠機械設備被日軍拆遷者很多。機械銹蝕廢壞，多已不能應用。戰時盟軍空襲，銅洞及濾過機等設備，一再被炸，損失重大”。翁文灝：《臺灣的工礦事業》，《近代史資料》總第106號。

　　第七部分臺灣光復(4)

　　翁文灝最后在總結中談到了臺灣光復前后的工礦事業情形，現在看來大致符合當時的實際狀況：

　　臺灣的面積，不過福建三分之一的大小;全省人口，不過與目前上海的人口數相仿;而且境內多山，土地也不算肥沃。自從日本人盤踞臺灣以后，數十年來，對于工礦事業積極經營，其規模之大，不過僅次于東北。所以無論在國防及經濟方面看來，臺灣工礦事業對于整個國家的重要性，乃是不言而喻的事實。可惜在戰爭時期，臺灣工礦事業經盟軍的戰略轟炸，重要廠礦摧毀甚多，損失慘重。自從我國接收以后，整理修復，煞費苦心。加之屢次發生風災，為害甚大。所幸我們各位工作人員都能刻苦耐勞，堅決奮斗，修殘補缺，各項事業已漸復舊觀。一年以來，臺灣全部工礦事業的生產量已經達到戰前最高生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這實在是一件值得我們欣慰的事實。翁文灝：《臺灣的工礦事業》，《近代史資料》總第106號。

　　由上可見，臺灣的基礎設施和工礦企業在戰爭期間受到了很大的損失，中國政府接收之后，一直到1947年，經過不懈的努力，也僅僅是恢復到戰前最高峰的30%。因此，光復后臺灣經濟的恢復和基礎設施的重建工作，仍任重而道遠。

　　在國內，開羅會議后，中國政府立即著手有關收復和接收臺灣的準備工作。1944年4月17日，國民黨中央設計局下設立了臺灣調查委員會，專責此事。委員會主任由陳儀擔任，委員有沈仲九、王蕓生、錢宗起、周一鶚、夏濤聲、黃朝琴、謝南光、謝掙強、連震東和邱念臺等。1944年4月至1945年9月間，先后討論了臺灣行政體制問題、財政金融和教育、農業、工業等。并且舉辦了臺灣行政干部訓練班，出版臺灣資料以供參考。

　　1945年9月，國民政府決定在臺灣實施行政長官制，頒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實施行政長官為核心的權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領導體系，主要考慮在于臺灣經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內外形勢復雜，同時國民黨政權對日本殖民主義在臺殘余勢力的影響力究竟怎樣也心存疑慮。事實上，就是極力主張在臺灣“決不應重襲日本軍國主義之政治手段，而招致熱心歸向祖國同胞之不滿”的人，也同意這樣的觀點：“惟初接管之時，以臺灣仍有敵國殘余勢力存在，奸徒乘機竊發，亦或難免，暫賦行政首長兼領軍事指揮權，以利接受(收)，而安社會，自為事實上必要。”吳健華：《論重建臺灣政制之原則》，《臺灣光復和光復后五年省情》(上)，南京出版社，1989，第85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后，10月，中國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將軍發布命令：“本官所指定之部隊接收臺灣澎湖列島地區日本陸海空軍及其輔助部隊之投降，并全權統一接收臺灣、澎湖列島之領土、人民、治權、軍政設施及資產。”《中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命令》，同上，第151～152頁。

　　1945年10月25日，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中方代表陳儀將軍、盟軍代表顧德里上校、臺灣人民代表林獻堂及日方代表末任臺灣總督安藤利吉、臺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等約180余人就座，陳儀宣布受降命令，并將該命令與命令領受證交給安藤利吉，安藤利吉在投降書上簽字，由諫山春樹上前遞交投降書。完成接受投降儀式后，陳儀即席發表聲明：

　　從今天起，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給中國全體同胞及全世界周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接收報告》，同上《臺灣光復和光復后五年省情》(上)，第162頁。

　　第七部分臺灣光復(5)

　　臺灣光復，舉國慶祝，臺灣島內也如一片歡騰的海洋，“全臺灣數十年來桎梏一但(旦)解除，重投祖國懷抱。其空前歡躍，實難以言語筆墨形容。即臺北四十余萬市民，慶祝此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之日，老幼俱易新裝，家家遍懸燈彩，相逢道賀，如迎新歲，鞭炮鑼鼓之聲，響徹云霄，獅龍遍舞于全市，途為之塞”。《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接收報告》，同上《臺灣光復和光復后五年省情》(上)，第162頁。為了更客觀地反映臺灣民眾對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懷抱的喜悅心情，再來看看身為臺灣總督府特高特務的日本人寺奧德三郎在光復后臺灣島內的親眼所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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