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來看，日據后期臺灣的工業化促成了臺灣社會整體經濟結構的變化，體現在農業與工礦業產值比率的變化上，1938年工礦業產品產值已超過了50%，“足征臺灣彼時已非以農業為重心之經濟”張漢裕：《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80，第237頁。。工業產品結構中，1942年輕工業占739%，重工業占261%，后者呈現強勁的上升趨勢。臺灣人口中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從1930年的542%降低到了1943年的495%。張漢裕依據赫夫曼(Hoffmann)比率指標衡量，認為臺灣在日據末期已達工業化的第二階段，亦即進入了初級工業化社會《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80，第240頁。。

　　再來看戰時臺灣總督府三大政策之一的“南進基地化”。眾所周知，臺灣地處日本與南中國及東南亞交通的中心點，是日本南進的跳板，也是日本獲取南方豐富石油和礦產資源的重要通道。日本據臺后，積極以臺灣為基地開展南進(對東南亞)及對岸(對華南)擴張，在這當中臺灣總督府扮演著南方政策的策源地和執行者的角色。1935年臺灣總督府召開“熱帶產業調查會”，“官民一致”地主張強化對南方的開拓步伐，并為此設立了半官半民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作為負責向華南和東南亞擴張勢力的實體。“七七事變”后，臺灣在日本南進中所占的位置愈形重要，隨著日本對外侵略步伐的加快及其在國際社會的日益孤立，對經濟自給性的要求十分緊迫。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編織的“大東亞共榮圈”內，經濟分工體系逐漸被規劃和建立，即由臺灣供給米、糖、電力，朝鮮供應米、電力、金屬，偽滿洲國提供鐵礦、煤炭、大豆，華北提供原料炭、黏土、棉花、鹽，南洋群島提供磷礦、磷酸鹽，荷屬印尼提供石油、鐵礬土，馬來西亞提供橡膠等。 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稻鄉出版社，臺北，1996，第41～42頁。臺灣的地位相比戰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1930年代后伴隨糧食過剩危機而來的日本國內對臺米需求大減，加上世界甜菜糖業的興起及南洋廉價糖的輸入，臺灣作為米糖供應者的地位在下降，“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政策面臨著挑戰。臺灣進入工業化階段后，限于島內資源的貧乏，外來資源的獲取和市場的開拓便成為重要課題，而這又正是南中國和東南亞的優勢所在，“工業臺灣、原料南洋”的轉換格局逐漸形成。因此，向南方的擴張順理成章地成為臺灣總督府的一項主要施政內容，對于戰時臺灣南進政策，第十八任臺灣總督長谷川清在1941年臺灣臨時經濟審議會上做了較為全面的闡述，他說：“現今正舉國家總力邁進中的支那事變和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是我民族未曾有過的大業，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克服任何困難，尤其是在經濟上，必須確立以日、滿、支為主干的包含南方各區域的自給自足經濟圈，推進高度國防國家體制的完成。并且在這一國策推進過程中本島的地位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國防上都顯得日益重要。因此，為了圓滿達成此項重大使命，不僅要謀求農業生產的增強，更絕對有必要進一步期待本島工業化時期的振興即高度化及陸海空緊密結合的交通通信網絡的完備。所幸本島電力煤炭及其他資源、勞動力豐富，且在南進上有著人、物等方面的密切關系，在地利上有著極其有利的優厚條件，在此基礎上，加上物質、技術、資金及內地、外地各方面的積極努力，相信得到飛躍發展乃是可以期待的。”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臺灣經濟年報》，國際日本協會，東京，昭和17，第124～125頁。這也可以看出，南進政策與工業化是相輔相成的，它們一起共同構成了臺灣戰時社會經濟發展政策的兩翼。

　　第七部分工業化與南進基地化(3)

　　在國家政策層面，1936年日本內閣正式將南進列入了國策，臺灣作為南進的橋頭堡，為日本政府和軍方所高度重視，預備役海軍大將小林躋造出任臺灣總督即有就近掌控的意圖。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為切斷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補給線，同時獲得東南亞的石油資源，打破美、英、中、荷組成的ABCD包圍圈，實施所謂的南方作戰，臺灣成為對南方作戰的重要軍事基地。臺灣軍內還成立了“熱帶作戰研究所”，專門就在南洋熱帶地區的作戰進行調查和試驗。臺灣軍第48師團為適應南方作戰進行了相應的裝備更新，隨時準備出兵菲律賓和爪洼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崩壞之研究》，刀水書房，東京，1996，第46頁。。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本空軍就利用臺灣的機場猛烈轟炸了菲律賓的美軍基地，臺灣總督府還配合日軍向福建、廣東、海南島及東南亞各國的日占區派遣了不少的工作隊和后勤支援團體。臺灣作為日本南進基地在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第七部分皇民化運動(1)

　　“皇民化”的提出是在1936年，但正式實施是在1937年，以該年7月總督府禁止報紙漢文欄為皇民化運動開始的標志，加上同期“七七事變”的爆發，使得臺灣社會人心發生了相當大的震蕩，日據時期臺灣歷史亦由此明顯的劃分為另一個階段。所以一般地說，人們將皇民化運動時間定位為1937～1945年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2003，第36頁。。

　　日據時期臺灣的皇民化運動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

　　1937～1940年為前期，稱為“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時期。“七七事變”爆發后，臺灣總督府立刻發布“為因應時局徹底進行精神總動員件”和“華北事件之際特別注意事項”，加緊了宣傳控制。1937年9月10日，通過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及本部規程，在總督府設立本部、組織本部參與會，下設州廳支部、市郡支會、街莊分會，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中心內容為：“從本島的特殊情況出發，將重點放在全體島民對國家的報恩感謝上，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刷新社會風氣，強化后方后援，協助非常時期財政經濟政策，維持治安、衛生，振作島民精神。”島田昌勢：《臺灣國精運動的新開展》，《臺灣時報》昭和14年9月號。顯然，針對臺灣人是漢民族這一特性，在與臺灣人的祖國發生戰爭的歷史背景下，強調臺灣人作為日本帝國臣民的身份特征，要求他們擁護日本帝國的國策，支持其戰爭政策。同年9月30日，總督府在臺北公會堂召開國民精神總動員講演會，運動在全島鋪開。僅以“七七事變”后一年內為例，就有以下主要活動：

　　(1)國民精神總動員強調周：刷新社會風氣，順應時局。

　　(2)國民精神振興周：明征國體本義，體現日本精神。

　　(3)國民精神總動員第二次強調周：顯現肇國精神，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實施國民訓練。

　　(4)國民精神總動員健康周： 健康報國。

　　(5)支那事變爆發一周年紀念：祈愿武運長久，強化時局生活實踐。

　　(6)國民身心鍛煉運動：體育鍛煉，集體勞動效力。

　　(7)國民精神總動員金報國運動：強調經濟戰，要求人民將藏金出售。

　　(8)后方后援強化周：慰靈、祈愿，強化鄰保關系，教化小國民。

　　此外，還刊行各種資料，開辦講演會、講習會、協議會和巡回宣傳等，以收“真正舉島一致之實效”。以后每年都有新內容出現，其實質不外乎試圖“將臺灣的人和地，都成為皇國的真正一環”。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著重于思想宣傳和精神動員，致力于消弭臺灣人民的祖國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大力宣揚“日本是為了建設東亞新秩序而興正義之軍”，進行的是“圣戰”臺灣總督府情報部：《新臺灣》，臺北，昭和16，第41頁。。同時挑唆對大陸人民的敵視心理，試圖轉變臺灣人民對祖國抗戰的向心力。

　　1941～1945年為后期，稱為“皇民奉公運動時期”。1940年7月，日本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10月組織大政翼贊會，推進法西斯民眾運動，1941年，各殖民地先后成立類似組織。臺灣于1941年4月19日成立皇民奉公會，其指導思想為：建設高度國防國家，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顯示日本國體，徹底灌輸皇民精神，使600萬臺灣人民為日本盡忠，“實踐舉島一致的臣道”。日本人號召：“六百萬島民，不問其種族、宗教、生計如何，渾然融合，盡量減少摩擦，拋棄一切對立觀念，形成‘臺灣一家’，以舉萬民翼贊之實。”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臺灣經濟年報》，國際日本協會，東京，昭和17，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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