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臺北帝國大學教授園部敏的統計，截至1943年2月10日《臺灣經濟統制法令一覽》所列的統制法令計有3大類202種，實施細則、施行令及施行細則70種，統制法令之繁雜可見一斑。統制內容包括一般性統制、物質統制、物價統制、勞務統制、事業統制、團體統制、資金統制、貿易統制和運輸統制等袁穎生：《光復前后的臺灣經濟》，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98，第44～46頁。。雖戰時統制是一般國家保障軍事實力和戰爭運轉的常見形態，但如臺灣地區這般統制之嚴密、法令之苛細卻并不多見，譬如將稻稈及其加工品、落花生、甘薯等等都納入配給統制，統制經濟的廣泛和徹底充分體現了日本殖民者將臺灣牢固地綁在日本戰爭機器上的決心。

　　第七部分工業化與南進基地化(1)

　　殖民地經濟是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大架構的組成部分，是日本的原料來源地、資本投資地和商品傾銷場所，在日本帝國經濟的內部分工里，“工業日本、農業臺灣”長期直以來都是臺灣經濟的基本定位，臺灣是日本的糧倉和糖庫，“戰前臺灣經濟發展以米糖輸出為軸心相當有效率的發展著”溝口敏行：《臺灣、朝鮮的經濟成長》，巖波書店，東京，1975，第161頁。。然而，到了1930年代中后期，臺灣島內外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帶來了其在日本帝國內經濟圈內所扮角色的轉換契機，臺灣開始了它歷史上第一次的工業化進程。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日本的侵華戰爭日漸升級，為了支撐對外擴張及未來與美英決戰的經濟基礎，建立所謂高度國防國家，日本殖民者在臺灣逐漸加強了工業建設，隨著日月潭水電工程的建成，高耗能產業的發展成為可能，日本內地的一些重化工業和軍需工業開始轉移到了臺灣。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海上航路受到封鎖，交通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性凸顯出來，為此，臺灣的經濟自主性和自給性要求提高了，除農業部門外的工業的發展已成為臺灣配合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戰爭的利益所在。加上臺灣自身農業產業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再度高速發展遇到了技術、市場和人口的壓力，也需要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即從以往的專重食用作物(如水稻、甘蔗)的生產轉向工業品及其原料的生產。總之，臺灣經濟的原始殖民色彩需得改變，也就是從單純的資源榨取轉變為進一步發展工業以更有效的利用臺灣的廉價能源和勞動力，從而獲取超額利潤，以符合日本帝國主義戰爭體制的要求。

　　1938年實施的“第一次生產力擴充五年計劃”是臺灣工業化付諸實踐的開端，在工業部分應擴充的對象為硫酸銨、鋁、苧麻布、黃麻部、瓊麻制品、香蕉紙漿、蔗渣紙漿、天然香料、棉子油、米糠油、蓖麻子油、豬皮、牛皮、火柴、洋紙、火石、硝酸鈣、苦汁、堿和機械類等，50%以上為新建產業，要求生產力須擴充2～3倍以上。礦業部門則著重在煤炭和石油原料。其中鋁、工業鹽、電石和硝酸鈣等于電力關聯的產業，與日月潭電廠的落成有很大的關系，同時又可將東南亞地區原料輸入和直接運用于臺灣，發揮臺灣的地理優勢，且與重化、石油、軍需等國防工業密切相關。倚靠經濟統制制度對軍需工業的政策傾斜，臺灣的戰時工業化得到了資金、資源和政府力量的強力支持，據1937～1939年的數字，各類企業的資金用途上，工業始終高居首位，平均為75%;金融機構貸款也是以軍需工業有關者優先得到。工業化所需資金一為政府的投入，次為日資企業的投入，再為動員臺灣土著資本，最后是強制購買國債并將其半數作為工業化的資金。臺灣總督府除了在勞動力、資金等方面的協助外，還直接撥付補助金整頓研究機構、訓練技術人才、擴充交通設施等，參看下表6-1。

　　數字統計顯示，1937～1941年間臺灣總督府投入巨額公共財政資金編列工礦業振興及改善運輸經費預算，可見其推進臺灣工業化的決心，雖然以軍需工業及配合日本戰爭需求為其側重點，但對臺灣工業化進程的促進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在臺灣的工業歷史上，食品加工業(實際就是制糖業)是最主要的工業部門，它利用臺灣豐富的甘蔗原料制造砂糖及其副產品酒精，供應日本國內及國際市場，為日本節約了大量的外匯，給日本經濟穩定增長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工業化階段的臺灣，為配合戰爭的需求，重化和軍需工業是發展的重點，其基礎除了充沛的電力外，由于島內礦產資源的缺乏，還需要從島外輸入原材料。由于臺灣地理位置靠近南方，東南亞成為臺灣工業化的重要資源供給地之一，臺灣的電力、日本的技術加上海外資源相結合，構成了臺灣戰時工業化的主要生態構架。在此一模式下建立的重要工廠包括高雄花蓮港的日本鋁業(原料來自荷屬印尼)、高雄的南日本化學工業及旭電化(原料來自我國東北及臺灣島內)、花蓮的東邦金屬(原料來自南非、緬甸及西伯利亞)、基隆的臺灣電化(原料來自旅順、大連及日本國內)、松山的臺灣電力(原料來自越南、菲律賓)、花蓮的東洋電化(原料來自南洋群島)、高雄的臺灣特殊窯業(原料來自福建金門)、臺北的南海興業(原料來自朝鮮和日本國內)、臺北的臺灣橡膠(原料來自南洋及臺灣島內)等等。張漢裕：《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80，第109～111頁。

　　1941年10月，臺灣總督府召開“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規劃臺灣的工業化和交通發展。會上提出“工業振興方案”和“交通設施整備與擴充方案”，要求臺灣加大電力及煤炭等能源開發，規劃工業區和資金供給，重點發展國防工業和與南方原料相銜接的工業;交通方面，統一管制臺灣交通，重要統制物質優先運輸，加強陸海運輸能力，改善臺灣與日本內地的交通，建設以臺灣為中心的南方交通圈。在這次會議的基礎上制定了“第二次生產力擴充計劃”，對軍需工業的重視程度空前提高，南方資源的獲取也是方向之一。對于臺灣重要產業——糖業也實施了改革，即減少甘蔗種植面積，以濁水溪為界，“南糖北米”，同時促進臺灣各大制糖廠合并。由于臺灣受戰爭影響與日本內地和外界的交通愈益困難，經濟自給性的要求更為強烈，為維護臺灣社會的穩定，臺灣的民生工業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視和發展，如醬油、醋、味精、食用油、藥品、電池、電燈等等，均倡導自行制造，因而消費品工業有了較大的發展。

　　第七部分工業化與南進基地化(2)

　　1943年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受到盟軍的打擊，前線吃緊，對后方補給要求大大加強了，臺灣也在此背景下實施“臺灣決戰態勢強化要綱”，強調急速增強軍需生產、糧食生產，實行國民動員，提供應急勞動力。隨后頒布的“臺灣決戰非常措置實施要綱”，針對臺灣被盟軍潛艇封鎖這一現實，在工業方面更注重利用臺灣本地資源，如制糖業的副產品酒精可供飛機燃料，以及對臺灣木材的利用等。1944年后，臺灣島遭受轟炸，本身就成為戰場，該年8月總督府發布“臺灣戰場態勢整備要綱”，要求將所有設備、技術和人力均投入戰爭使用，緊縮一般民生需求，以應對危局。日據末期臺灣規模較大的新興工廠主要有臺灣重工業、高雄制鐵、前田砂鐵鋼業、東亞造船、起回造船、高雄造船、南方水泥工業、臺灣窒素、臺拓化學、臺灣花王有機、東亞制紙、植松木材、臺中州醬油、南日本漁業統制，行業涉及金屬、機械、窯業、化學、木制品、食品等。

　　日據時期臺灣工業化的績效，從1930～1945年若干工業產品統計數字中即可略見一斑：鋁錠從零到1941年最高12204噸、水泥從121961到最高點1944年的303438噸、堿從零到1944年的6949噸、氰化鈣從零到1941年的12647噸、過磷酸鈣從14154到1944年的25449噸、發電量從179197092千瓦時到1943年最高1195326828千瓦時。以工業產值計，依物價指數折算后1931～1942年增加約60%，可謂發展迅速。然而我們看到，在工業結構上，食品工業一直都是日據時期臺灣工業的主干，1940年前占全部工業產值的60%～70%，1942年也占50%以上。在工業化時期得到重視的化學、金屬、機械三類工業產值占總產值最高僅為22%，各類工業投資中，重化工業的比重隨著工業化的展開而有了大的提升，但亦始終是食品工業占首位。換句話說，臺灣的工業化雖然改變原先一面倒的注重食品加工業——實即制糖業的狀況，優化了工業經濟結構，但臺灣工業的總的態勢并沒有(或者說還未及)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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