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法西斯統治的強化(1)

　　1937年后的臺灣社會，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而進入了戰時狀態，為適應這一變化臺灣總督也由文官轉為重新由武官擔任，在臺灣的日本統治集團內部軍部法西斯勢力亦空前膨脹，故這一時期的臺灣歷史有人稱之為暴風雨時期。臺灣總督小林躋造提出的工業化、南進基地化和皇民化三大政策目標成了戰時臺灣社會的主流聲音，在物的方面的經濟統制和在人的方面的強制同化浪潮，造成了整個臺灣社會經濟文化的逐漸轉換及臺灣人的思想觀念的部分扭曲，影響極其深遠，其遺害甚至遠播戰后的臺灣社會。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急劇激化，臺灣人原本就是漢民族，中國是他們的祖國，他們在這場戰爭中的態度如何，關系到日本這塊殖民地的安危。小林躋造總督說：“從軍事上觀察臺灣確為我國防上重要據點，——臺灣無論在政治、經濟和國防上都與我國有重大關系，倘若此地居住的日本人沒有作為日本人應有的精神思想，惜力謀私，僅披著日本人的假面具，政治經濟方面暫且不論，國防上便猶如坐在火山口上。”戴國：《臺灣與臺灣人》，研文堂，東京，1980，第208頁。如何使臺灣人民認同這場侵略戰爭，支持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擴張戰略，防范臺灣人與祖國的情感聯系及同情心，進一步撕裂兩岸人民的血脈淵源，正成為擺在日本殖民者面前有待解決的急迫課題。

　　同時，由于臺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南、南洋的擴張中有著重要的戰略地位。隨著美國及國際社會強化對日本的經濟制裁，南方的礦產及石油資源早已納入日本的視野，而臺灣正處在日本至南方資源區的中間點上，是日本南進的跳板。軍事上，后來對東南亞的戰爭也正是由駐臺灣的航空隊轟炸菲律賓美軍基地為開端的。

　　再從臺灣自身的發展看，在日本帝國內部的產業分工上，臺灣是作為提供初級產品的殖民地經濟結構來設計的，長期以來，臺灣向日本國內輸出砂糖、稻米、酒精等原料產品，從日本輸入生產生活資料和消費品，呈現典型的殖民地貿易形態。戰爭爆發后，為適應日本對外擴張和戰爭環境的需要，臺灣自身的經濟自主性被強調了，利用南方資源就近加工以滿足日本戰爭機器運轉的計劃開始出臺。于是，改造經濟構成狀態的任務也加在了臺灣的身上。

　　正是出于以上的背景，日本第17任駐臺總督小林躋造在赴任途中就不失時機的提出了臺灣皇民化、工業化和南進基地化三大政策，這些政策得到了他的后任的貫徹執行，直至日本在臺殖民統治的終結。他說：“第一是臺灣島民的皇民化運動。事變(中日戰爭)爆發后由于軍夫的征用和其他原因，雖然已經收到顯著的效果，但考慮到臺灣將來在日本帝國構成上的重要性，應更加努力。第二是臺灣的工業化問題。臺灣的產業向來以自然成長之農業為中心，然而帝國今后一旦向南支南洋伸張，自然必須將占地利之便的臺灣予以工業化，扶植以熱帶農產物為原料的加工工業，——第三是南方政策的問題。——臺灣乃南方發展及對南支南洋方面經濟進出之據點，必須從此一觀點來考慮臺灣統治。” 《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5月20日，轉引自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稻鄉出版社，臺北，1996，第108頁。

　　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大政策的實施需要一定的社會環境的配合，1930年代后半期的臺灣面臨著島內外激蕩局勢的沖擊，葉榮鐘稱其為“暴風雨時代”，此言并不為過。首先，1910年代中期開始的臺灣民族運動，經過日本殖民當局的反復分化瓦解和強力鎮壓，到這時已經走向衰微，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活動方針集中于向殖民者請求有限地方自治上，逐漸喪失了群眾基礎和反日戰斗力，并且即便是這樣一種叩頭請愿的溫和運動，也遭受日本殖民當局的壓制和取締，最終不得不于1936年自行宣布解散。自此，有組織的政治抵抗運動被消弭了。其次，在殖民宗主國日本國內， 1936年7月內閣通過《第二次總動員計劃書》，進行戰爭總動員，隨著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政治、經濟、社會全面卷入戰爭狀態。國內政治方面，在“二二六”事件后，議會的約束力被大為削弱，軍部法西斯勢力惡性膨脹。對外關系上，在陸軍的大陸擴張主義之外，海軍主導的南進政策也被列為國策，這體現在臺灣現地統治機構的重組上，就是身為海軍預備役大將的小林躋造接替中川健藏擔任臺灣總督，以配合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所謂“高度國防國家”及“總力戰體制”。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稻鄉出版社，臺北，1996，第87頁。第三，臺灣島內政治中，軍部勢力亦日趨膨脹。

　　第七部分法西斯統治的強化(2)

　　1930年代以來文官總督時代的總督府與臺灣軍司令部之間，以及小林躋造作為海軍將領任總督時總督文官系統與以陸軍為主的臺灣軍司令部之間，不時爆發矛盾。臺灣軍司令部往往與在臺日本人右翼團體相勾結，打壓、恫嚇臺灣的廣大民眾，而日本在臺右翼勢力也積極與軍部配合達成強化臺灣統治秩序的目標。典型事例如 “祖國事件”。1936年3月，林獻堂游歷廈門、香港、上海等地，在上海參加華僑團體歡迎會時，說了一句“林某歸來祖國”，立即引起軒然大波。日人報紙《臺灣日日新報》就斥責林獻堂為“非國民”，軍部還指使浪人在臺中公園的集會上公然毆辱林獻堂。這一事件引起了臺灣士紳很大的恐慌，認為“以林某的地位聲望，尚且不免，則我們的將來遭遇還堪設想嗎?” 葉榮鐘：《一段暴風雨時期的記錄》，收入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時報文化出版社，臺北，1994，第382頁。臺灣政治氣氛之黑暗由此可見一斑。第四，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臺灣人民身為中華民族一分子，其民族的向心力使得他們在這場戰爭中自然的站到了祖國中國的一邊，但又由于自身所處的地位和環境，不能公然表達出來，心情之郁悶和無奈是顯而易見的，當時人說過這樣的話：“國人(大陸人民)對于日人，壁壘分明，同仇敵愾，精神上并無苦悶。但臺胞則身心相克，情理矛盾。包羞忍辱，草間偷活的心情，和裝聾作癡，委曲求全的苦衷，若非身歷其境的人，不容易體會得到。” 葉榮鐘：《一段暴風雨時期的記錄》，收入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時報文化出版社，臺北，1994，第337頁。

　　由上可見，當時的臺灣社會充滿著法西斯叫囂和對臺灣人心理及國家民族認同的扭曲，但即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臺灣人民仍然心系祖國，也沒有忘記其自身的民族性。一個簡單的例證就是，在“七七事變”爆發后，臺灣民眾中的主流心態是：中國的抗戰是正義的，中國是臺灣人的祖國，希望中國勝利。“七七事變”后，對日中間戰爭的原因，臺北附近下層民眾曾傳言：“臺灣原來是中國的，以一定的期限借給日本，期限來臨，日本不還，所以導致這次事變。中國是大國，日本失敗是當然的。現在有必要學習中國話了。”這一傳言雖然沒有根據，但它卻折射出臺灣民眾心中隱伏的愿望，即希望中日戰爭是因臺灣而起，并且戰爭的結果能夠導致臺灣地位的變化。在很多臺灣人的心目中，臺灣人是中國人，中國必勝。宜蘭郡礁溪莊的游在添說“中國是我們本島人的祖國”，就為這句話，他被日本殖民當局拘留了29天。有人更直截了當地說：“中國是個大國，日本必敗;中國是我們的祖國，希望中國勝利。”在日本人為慶祝某一戰役勝利而舉行提燈游行時，人們故意將“萬歲”喊成閩南話的“放屎”以表示輕蔑?；貧w祖國是不少臺灣人在這場戰爭中的熱切期望，員林永靖莊等地有人暗中宣傳：“現在中國將奪回臺灣，如果我們起來與日本抗爭的話，不用多久，我們就能夠回到中國的治理之下。”陳小沖：《“七·七事變”與臺灣人》，《臺灣研究》1996年第2期。面對臺灣人民的強烈愛國意識，殖民當局承認島內民心“很不安定”《臺灣年鑒》昭和12，第132頁。。針對這一局勢，臺灣法西斯勢力的代表——臺灣軍首先站出來對臺灣人民舉起了高壓的大棒。盧溝橋事變后的第五天，臺灣軍司令部就“向島民發出重大警告”，7月14日，臺灣軍參謀長對臺灣人的“非國民的言行再次發出警告”?！杜_灣年鑒》昭和13，第13頁。8月日軍發動上海事變后，臺灣正式進入戰時體制，社會愈益動蕩不安，臺灣軍司令部再次森然告誡：“島人陽表忠順，而陰懷不逞，常有非國民之言行，若一旦聞知，即予剪除。” 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時報文化出版社，臺北，1994，第256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