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事后的統計，參加霧社起義的原住民1236人中，戰死或自殺者644人，被搜捕者514人，又因日本殖民者惡意挑唆與霧社原住民有仇隙的陶渣蕃發動突然劫殺，僅剩下298人，霧社原住民同胞幾乎陷于滅絕。

　　對1930年的霧社起義，臺灣總督府是這樣解釋的：因為“蕃人”沒有儲藏糧食，蕃刀也沒有磨，婦女照?？棽坚劸?，兒童照常出入派出所，各家在郵局的存款沒有取出。所以，這次事件只不過是“生蕃”突發性的出草(獵人頭)，而不是蓄意的反抗。事實表明，這是日本殖民者為推諉責任而撒下的彌天大謊。史料記載，起義前的一個星期，霧社原住民即準備刀械，購買食鹽，準備干糧，以便戰時攜帶。起義領導人摩那·羅達奧還與遠近各社頭目頻繁往來，密商起義事宜。各社青年也以打獵為名，向警察駐在所借出槍支彈藥。同時將起義時間定在10月27日日本人舉辦運動會的那一天，因為這天日本人均會到場觀禮，警備松懈，就連每天早晨7點霧社分室與個派出所之間的例行電話聯系也中止了。列席運動會的大部分警察也不帶武器，機會絕佳?？傊磺卸冀涍^了周密的計劃，而絕不僅僅是什么突發事件。

　　霧社原住民的反抗斗爭是在與日本殖民主義在臺灣山地開展資源掠奪及文化同化運動而帶來的矛盾激化的必然結果。如前所述，日本殖民當局一方面頒布諸如《官有林野取締規則》等法令，將山地收歸官有，使得原住民失去了世代采集狩獵的場所。另一方面組織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鎮壓原住民的反抗，采行警察為先導的“理蕃”措施強化在山地的統治，同時實施以學習日語和日本文化為主要特點的同化教育，臺灣的原住民面臨著生存的危機、文化傳承的危機，霧社人民的起義斗爭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爆發的。霧社人民原本就有反抗日本殖民者的傳統，日人稱：“霧社方面原住民各聚落，憑恃天險，夸耀其武”，“每有不遵奉官命之事”，“屢次侵越隘勇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志稿》(宋建和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二卷(下卷)，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南投，1999，第134頁。1908、1910年先后與日本警察、討伐隊展開武裝沖突，最后雖均歸于失敗，但他們反抗之志并未泯滅，“各社頭目青年對日人抱恨頗深”。到1920年代，日本殖民者對臺灣山地資源的掠奪日趨擴展，在霧社，原住民被強迫從事伐木、土木、運輸等勞役，他們的工資只有其他地區的一半，且常常被警察克扣，史料稱：“其對蕃人，強令修路，或為從事警察機關從事勞役，尤其狩獵時期，或耕耘時期，被強制勞役所受損失更大，日人對蕃人所給工資不足本人糊口，且強行扣除一部分義務儲金，蕃人偶有違抗命令則肆行拷打處罰，要之使蕃人所受經濟上之苦痛，有口難言。”此外，日本警察還不顧原住民的傳統習俗，玩弄婦女，“利用職權與蕃婦發生關系，始亂終棄者有之，妨害家庭者有之”，摩那·羅達奧妹妹就是日警的受害者，這嚴重損害了原住民的人格尊嚴。溫吉編譯《臺灣蕃政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北，1957，第873頁。1930年，殖民當局開始實施5年蕃地開發調查，計劃遷徙原住民，奪取其土地為日本資本服務，更使得霧社人民感到了莫大的生存威脅，與日本殖民者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終以摩那·羅達奧長子與日警互毆事件為導火索，起義終于爆發了。事實證明，這次起義集中針對日本殖民者，對漢族人民則采取了友好的態度，只有兩名漢人因穿著日服而被誤殺，這就充分凸顯了起義的民族反抗色彩。

　　第六部分霧社起義(2)

　　霧社起義給予日本殖民者以沉重的打擊，尤其是對于吹噓其“理蕃”成績的臺灣總督府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絕大的諷刺。霧社原住民地區是總督府當局費盡心機企圖樹立的一個“蕃地”模范區，日本國內到臺參觀考察者也多安排到霧社邁勃等社，成為殖民當局對外宣傳的花瓶。參加起義的花岡一郎和花岡二郎，原本是霧社原住民，日本殖民者給他們起了日本名字，主動撮和其婚事，將其作為“模范生”而大加宣傳。起義領導者摩那·羅達奧則曾被邀請到日本國內參觀，試圖以日本的繁榮和強大來恫嚇原住民。然而，霧社起義的爆發，宣告了日本殖民者理蕃政策的破產，同時也顯示了臺灣原住民在殖民者奴役面前永不屈服、寧死抗爭的頑強精神。

　　霧社起義的爆發揭示了日本殖民者對臺灣原住民政策的失敗，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人作為統治民族對被統治民族——臺灣原住民生存權利的剝奪和民族尊嚴的肆意踐踏，在于殖民當局依憑警察專制高壓而不顧及原住民的感受?！杜_灣新民報》就此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敢斷定霧社之變，是十數年來治蕃政策之破綻，又是日本民族統治異民族的失敗之一好實證了。若要追究其真因，近則由該地的警察酷吏虐待所激發的，遠則因高壓政策征服心理所釀成的，所以要嚴格的問責，實不僅止于該地直接關系的警察及上級監督高官，凡抱著高壓政策征服觀念的在臺內地人(按指日本人——引者)，皆要分擔其幾分的責任了。此何以言呢?請看該地蕃人歸服了日本統治十數年，若是施以相當的仁政，他們設使不知感恩，也必不能出此最后的舍命報復。況且他們全不害臺灣人而專敵視內地人，這是證明非似昔日的出草亂殺，實是一種有意識的對內地人報復了，關于此點，內地人如不能幡然自省其身，則必失了統治異民族的度量，如果這樣，則雖得耀武揚威于一時，誰敢保證永久絕無第二第三的霧社出現呢?”《霧社事件清算》，《臺灣新民報》昭和6年1月10日。 民族運動團體臺灣民眾黨也就此通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等，為臺灣原住民的生存權益吶喊呼號：“我黨認為霧社事件系向來肆意榨取及生活上之迫害與駐在警官不正、貪戾、殘忍之處置所激發者。應從速將總督、警務局長、臺中州知事以下責任者撤職，并立即保證蕃人之生活，承認其自由，不阻礙其民族發展之政策，尤其宜乘此機會，對向來為保持官吏威嚴，放任非違亂暴，警察萬能之積弊，加以徹底的改革。”吳三連、蔡培火等：《臺灣民族運動史》，自立晚報出版部，臺北，1990，第431頁。

　　在島內外輿論和內部政治斗爭的雙重壓力下，臺灣總督石塚英藏被迫辭職。與此同時，日本殖民當局的“理蕃政策”也不得不做出大的調整。1931年12月28日，繼任總督太田政弘發布新的“理蕃政策大綱”，要點如下：①“理蕃”以教化“蕃人”，安定其生活為目的;②理解“蕃人”，對“蕃人”之種族、社會組織、習慣、宗教等要有正確認識，以此為基礎確立“理蕃”方策;③對“蕃人”須賞罰分明，俾知國家權力之所在，充實警察實力，使“蕃人”不生輕侮之心;④“蕃人”之教化應矯正其積弊，養成善良習俗，涵養國民思想，且授予日常生活簡單知識;⑤獎勵農耕和集團遷徙，改善經濟狀況;⑥慎選“理蕃”關系人員，以保“理蕃”效果;⑦改善交通，以利產業開發及教化事業;⑧講究醫藥救濟方法，減輕“蕃人”之身體痛苦;這一被后人稱作“一個較符合人性的族群政策”瓦歷斯·諾干、余光弘：《臺灣原住民史——泰雅族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2002，第164頁。，應當說是霧社原住民流血犧牲教訓了日本殖民者后所帶來的待遇改善，也是日人亡羊補牢之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殖民者特別強調了在原住民實施的教育“須致力涵養其日本國民精神”溫吉編譯《臺灣蕃政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北，1957，第880頁。，換句話說，殖民主義同化運動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

　　日據時期的臺灣原住民，相對于清代而言，客觀的說在生活水平、知識更新和習俗改良等方面均有所改善，出草獵人頭的陋習基本消弭，初等教育普及率有了較大的提升，原始的生產方式發生了一定的變革。但是，相對于近代社會快速發展而言，原住民接受的僅僅是初等教育，且以普及日語為主;衛生條件的改善也相當有限，仍然處于落后的狀態下;原住民被強制與漢族同胞相互隔離，甚至不知臺灣割讓后還有祖國的存在;溫吉編譯《臺灣蕃政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北，1957，第891頁。在法律上，原住民不適用在臺灣普遍實施的民法和刑法，有所謂違法事件也不受法院的審理，只由駐在派出所的警察臨機處分，“否定了蕃人的人格地位與權利”。 瓦歷斯·諾干、余光弘：《臺灣原住民史——泰雅族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2002，第150頁。如果說，殖民地下的臺灣，日本人作為統治民族壓迫民族擁有至高權力是一等公民、受壓迫的平地漢族為二等公民的話，那么，原住民就是生存在最底層的三等公民，這就是日本統治下臺灣原住民的實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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