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殖民地“教化”事業的展開(2)

　　1915年，適用于原住民的教科書《蕃人讀本》出版，編撰方法與漢人用讀本有很大的不同，采用片假名記述，據說是為適應原住民沒有文字歷史的狀況，舍棄平假名及漢字的繁雜，將讀音與文字相統一，于是我們就看到了簡單的一句話就寫成了連日本人也頭痛的樣子：“アノイエワワタクシノガッコオデス。ミンナデアソビマショオ”(那所房子是我們學校，大家一塊玩吧)。松澤員子：《日本在臺灣的統治與原住民之日語教育》，收入栗本英世、井野瀨久美惠編《殖民地經驗》，人文書院，東京，1999。隨著教育的發展，除主要教授日語口語外，還開設了簡單的寫作及語法。蕃童教育所的課程有修身、國語、算數、圖畫、唱歌、體操、實科等，其中國語即日語和實科占課程的大頭，這表明日本人的教育目標在于一面普及日語加上修身以推進將臺灣原住民改造成為日本人的進程，另一面增進原住民的實踐生存能力，試圖將其從原始蒙昧狀態拉出來，實科的內容為：耕作、除草、掃除、制作、栽培、飼耕、裁縫等等，基本上屬于生活必需技能的訓練。

　　除了“蕃童教育所”等初等教育機構，日本殖民者每年還挑選幾名優秀學生送到日本人的小學校與日本人共同學習，表現好的再選送到中等學校繼續教育，在此刻意安排下成長起來的一部分原住民就被寄予同化榜樣的角色。譬如1930年就有159名原住民學生得以在農林、師范，乃至日本國內的法政、商業、農學等學校深造。溫吉編譯《臺灣蕃政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北，1957，第832頁。

　　到了殖民統治的末期，日本當局愈益強化了對原住民學生的皇民化思想教育，在每個“祝日”(政府規定的節日)或“祭日”(神社的祭祀日)，學生要在老師或警察的帶領下禮拜神社，遙拜皇城、奉讀教育敕語。儀式中還要唱特定的歌曲，強化對日本帝國的認同。天皇的“御真影”也要頂禮膜拜，“君之代”要時時傳唱，等等。全面扭曲原住民子弟的心靈，以塑造出所謂“忠良的帝國臣民”。

　　日據時期臺灣原住民初等教育狀況有如下表5-3所示。

　　另據郭錦慧的調查，到了昭和年代，當地的原住民深知“那是強迫的，一定要去念書，不是愿意不愿意的問題”，“每個小朋友都要去上學，不去的很少，除非殘廢”，即使是部分人家境不好，“為了家庭，要幫忙，沒有辦法。大部分的人還是會去念書”。原住民傳統的生活方式此時也發生了改變，原來狩獵活動是他們的重要學習對象，這時卻不必非得進行了。有人回憶說：他的父輩還須堅持打獵，到了他這一代就讀教育所的時候，“打獵就變成大人的事了”。郭錦慧：《論日據時期運行于原住民部落中的規訓權力》，《〈宜蘭研究〉第三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縣文化中心，1998。但像原住民兒童就學率達到100%的情況，應該還只是日據末期這幾年的事吧。

　　學校教育只能規范在學青少年，對于廣大的成年原住民教化工作的展開也是日本殖民者著力推進的重要對象。因此，在社會教育方面成立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團體，如頭目勢力者會、家長會、自治會、婦女會、處女會、青年會、同學會、父兄會、日語講習會、夜學會等，其中以家長會、青年會最為普遍，以自治會參與者最多，1930年統計加入這些社會團體人數達37800人。溫吉編譯《臺灣蕃政志》，臺灣文獻委員會，臺北，1957，第836頁。為在成年原住民中普及日語，國語講習所遍布各山地，1943年有272所，講習生2萬余人。據《高砂族國語講習所規程》稱，目的是為了“使高砂族習得國語，啟發培養其國民資質”。蔡茂豐：《臺灣日語教育史研究》(上)，大新書局，臺北，2003，第599頁。

　　引人注目的是青年團的不斷壯大，在日據后期成為山地原住民社會的主要社會教化力量，早期的頭目勢力者會則歸于消弭。這代表著臺灣原住民社會的內在結構發生了大的改變，日據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力量取代了傳統“蕃族”時代的舊勢力，發揮著主要影響力。據一位宜蘭老者的回憶：“那時青年團影響力很大。譬如對全村的活動都是青年團團長帶領，以前是頭目，那時還是有頭目，但沒有權力，有權力的是青年團長。學生、青年、老一輩的也要聽。他的話就是日本人指使他，他說的話就是日本人說的話，要我們做什么就是什么。”郭錦慧：《論日據時期運行于原住民部落中的規訓權力》，《〈宜蘭研究〉第三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縣文化中心，1998。表5-5日據時期歷年主要教化機構年代頭目勢力者會家長會婦人會青年團國語普及會國語講習所。

　　日本殖民者在臺灣原住民中大力普及日語，效果究竟如何?一則統計數字可資參考，詳見下表5-6所示。

　　看來，直到1929年原住民中通曉日語的人數并不多，大部分統計在內的達到所謂日語普及者，只是學會了簡單的日常問候語。在日據末期的1942年，原住民的日語普及率在50%上下徘徊，雖沒有詳細的分類統計，但達到熟練和通曉程度者相對較少則應當是可以推定的。

　　在所謂日本國民精神培養上，總督府警務局發布的《高砂族社會教育要綱》要求臺灣原住民做到以下幾點：①奉齋大麻，參拜神社，明了神明的事跡;②體會天皇萬世一系的尊嚴和作為日本國民的幸福;③認識到天皇對全國土、國民的統治;④常禮拜御真影;⑤在公眾集會上合唱國歌、遙拜皇宮，在屋外插國旗;⑥在祭日和慶祝日厲行插國旗行動并說明其意義;⑦授予歷史地理知識，宣講天皇之盛德、忠良賢哲事跡、國民的武勇和異民族歸服我統治成為一視同仁的純然日本國民，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試圖把臺灣原住民從思想到行為規范上徹底改造成日本“健全的皇國民”。蔡茂豐：《臺灣日語教育史研究》(上)，大新書局，臺北，2003，第599～600頁。

　　第六部分霧社起義(1)

　　日本殖民當局對臺灣原住民的所謂“理蕃政策”，有其雙重目標：一是鎮壓臺灣原住民的反抗斗爭以掃清掠奪山地資源的障礙;二是通過各種不同類型的教化手段，達成同化臺灣原住民以將之“日本人化”。日本殖民者對此充滿了憧憬，總督府囑托丸井圭治郎就曾滿懷自信地說：“如果教育方法得宜，則不久的將來，能使此十二萬人改造為純然的大和民族。在其自覺同為日本天皇赤子之下，進而令他們擔負本島守備任務，決心作赤誠的日本臣民，并不是難事。”瓦歷斯·諾干、余光弘：《臺灣原住民史——泰雅族史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印，南投，2002，第162頁。事實果真如此嗎?回答是否定的，霧社起義就無情地宣告了日本殖民者理蕃政策的破產。1930年10月，臺灣中部埔里霧社地區爆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原住民人民反抗日本殖民主義統治的起義斗爭，自10月27日至12月8日共堅持了42天之久，這是日據時期臺灣原住民最大規模的抗日斗爭。

　　1930年10月27日，霧社地區泰雅族的邁勃、缽仔侖、荷戈、塔羅灣、羅多央、斯庫等6社在首領摩那·羅達奧的率領下，分路襲擊了霧社周圍的警察駐在所，殺死日警及其家屬，搶奪武器，割斷電話線，破壞交通，然后齊襲霧社。起義者300余人分老年隊和青年隊，分別由摩那·羅達奧和巴沙奧率領，他們攻擊霧社警察分社、郵局、會社及住所，殺死日本人134名，奪取槍械180支，子彈23039顆，火藥2200包。 大驚失色的日本殖民者立即派遣警察和軍隊進行鎮壓，臺灣守備司令官鐮田彌彥親任總指揮官，調集了1305名警察，軍隊1303人，軍夫1563人，還有山炮及飛機，直撲霧社。日軍原以為霧社原住民不堪一擊，但事實卻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山地人不但善用天險的地理防御作戰，且戰術高超又很勇敢，尤其那種不屈不撓與日軍抗戰到底的精神，更使日軍感到無比的驚駭”。陳小沖：《臺灣霧社起義》，《臺灣工作通訊》1994年4期。在優勢日軍的進攻下，霧社原住民退守地勢險要的馬赫坡巖窟內，據險頑強抵抗。久攻不下又傷亡日增的日軍竟冒天下之大不韙，使用毒氣彈轟炸。面對兇殘的殖民者，霧社原住民在抗爭無望的情況下，不愿做敵人的俘虜，以30～40人為一群集體自殺，12月8日，摩那·羅達奧長子達拉奧自盡，霧社起義終歸失敗。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