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山地原住民的勞動力資源也是日本殖民者榨取的目標之一。據統計，1936年臺灣原住民各族人口分別為泰雅族35600人，賽夏族1500人，布農族18000人，曹族2100人，阿美族48200人，排灣族18000人，卑南族5200人，魯凱族6300人，加上蘭嶼上的雅美族人若干。這些原住民生性淳樸，且對山地的適應能力很強，十分適合于山地開發中從事日本人自身乃至于漢人亦無法勝任的工作。宮本延人：《臺灣的原住民》，晨星出版社，臺中，1992，第95～190頁。日本殖民者便利用這一點，在山地資源的開發中，以極低的報酬驅使原住民為其勞作。在高永清的回憶錄中就有如下記載：“山胞因長年以來的生活環境，在搬運物品時有用背袋背負的習慣。這樣對行走在窄小坡路極為方便，可以說是自然形成的習慣。日本警察卻強迫他們把深山里的檜木木材，用肩搬運。材料的規格大致是十二尺×三·五尺×三·五尺的方木，或六尺×三·五尺×一·尺的木板，也有更大的木材。所有的木材都是建筑用材。山胞因不擅長肩扛，因此用拖曳方式運到指定場所。搬運過程中因為在地上摩擦使方角磨損，不合日本警察的要求。如此一來，山胞在付出辛苦勞力之后，換來的卻是斥責與鞭撻。山胞強忍淚水，忍耐痛苦。而且運搬來的數量是按戶分配，絕無幸免，必須在限定時間內搬完分配數量的木材。是以，身體不適就須拿出相當的代價請人代理，以完成責任額。這實在是非常不合理的事。再者，制材是在深山里，山胞們如分配一天一根，就要清晨二三時出發，運完木材回到家已到晚上七八時，而且一天的工資只有四角或五角。仗勢警察力量強迫要求這種勞動，可以說是當時‘蕃地’所面臨的特殊境遇。”中川浩一、和歌森民男：《霧社事件——突發的大悲劇》，武陵出版有限公司，臺北，1992，第85頁。在日月潭水電工程、道路修筑、森林砍伐等等各個方面，都有原住民遭役使的身影。

　　此外，山地道路的修建也成為日本殖民者掠奪山地資源的重要基礎工程，“修筑山地道路，改善交通，攸關原住民之教化、啟迪，并有助于掌控內山原住民，更與開發山地資源有密切關系”。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志稿》(吳萬煌譯《日據時期臺灣原住民志稿》第四卷)，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南投，1999，第12頁。1921～1925年山地道路修筑情況如下表5-2所示。

　　表5-21921～1925年山地道路修筑情形年別新建干道總長摘要其他干道新、

　　改、修建案1921橫跨臺中州及花蓮港廳間八通關道路32里1919年動工，1921年完工橫跨臺北臺中兩州間皮亞南越嶺道路24里1910年動工，1921年完工新竹州荻坂桃山間道路13里24町1921年動工，1922年完工11件1922新竹州巴朗至臺北州李莫干間道路8里19町1922年間完工臺中州大甲溪道路16里28町1922年動工，1923年完工新竹州北坑溪道路9里28町同上14件1923———19件1924臺東廳內本鹿道路16里18町1924年動工，1925年完工新竹州北坑溪道路延長工程3里18町同上1925新竹州田村臺至結城間道路4里11町1925年間完工29件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志稿》(吳萬煌譯《日據時期臺灣原住民志稿》第四卷)，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南投，1999，第12～13頁。

　　第六部分對山地資源的掠奪(3)

　　臺灣的山地，是原住民各族群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熟悉的山峰、森林、獵場、高架屋，養育著勤勞、善良和淳樸的原住民男女老少。日本人到來后，剝奪了他們的山林、土地，收繳了他們狩獵用的槍支彈藥，派駐警察指點他們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還被迫者參與報酬極低的勞動。山間的礦藏、林木、樟腦被日本資本源源不斷的運走，而自己卻得不到利益。這就是日本殖民者帶來的變化，這就是日本統治下臺灣原住民生存狀態的真實寫照。

　　第六部分殖民地“教化”事業的展開(1)

　　日本殖民者在臺灣的目標，就是將臺灣建設成為日本帝國的一環，將臺灣人改造成為日本人。因此，同化政策是日本在臺統治的一貫方針，對漢族人民如此，對原住民也是一樣。體現在具體策略上就是對原住民“教化”事業的展開。

　　首任殖民總督樺山資紀還在前往臺灣的軍艦上就其施政方針發表的談話時就提出：“唯臺灣乃是帝國的新版圖，未浴皇化之地。加上，島東部由蒙昧頑愚之蕃族割據。故今日入臨該土者，雖須以愛育撫孚(?)為主，使其悅服我皇覆載之仁，但亦要恩威并行，使所在人民不得生起狎侮之心。”藤井志津枝，上揭書，第3頁。也就是說，在鎮壓臺灣原住民反抗斗爭的硬的一手同時有必要采取大日本臣民思想教育、生活改造等軟的一手來爭取民心。所謂“愛育”、“悅服”就是殖民當局對臺灣原住民實施“教化”和軟性同化的代名詞。總督府囑托丸井圭治郎提出《撫蕃意見書》，主張以警察的力量，采軟硬兼施的方法，將“蕃人”改造成為日本國民的一部分。首先從所謂的“歸順蕃”做起，再指向“生蕃”。在政策上，著重點放在教育，從而達成“精神上征服”。同時，對臺灣漢人與原住民長期以來保持的交往也應采取隔離的措施，禁止原住民穿漢族的服裝，不許漢“蕃”兒童同在一所學校學習，禁止漢人與原住民通婚等。相反，卻鼓勵日本警察攜家眷駐守“蕃地”，“‘派出所’不但是一個警察機構，還兼做一個日本的文教中心。實際上，派出所與教育所、醫療衛生所、換番的交易所、懲罰的裁判所結為一體。警察身兼政治、經濟、文化、保健、司法等多種權力的功能”。藤井志津枝，上揭書，第270～271頁。1923年，為表示對原住民的所謂尊重，乘日本攝政宮裕仁親王訪臺之際，將“蕃人”之簡稱改為“高砂族”。

　　日據時期臺灣的原住民教育大致有文教局的“蕃人”公學校和警務局的“蕃童教育所”兩個系統，而以后者為主。早在軍政時期日本殖民者就在山地建立國語傳習所，教授原住民兒童日語。1896年8月，恒春國語傳習所長相良長綱擬于恒春支廳管內“蕃地”豬朥束社設立分教場，此為日人實施“蕃人”教育之始。其發布的招募學童文告，是日本殖民當局開設原住民學校的重要文獻，特摘引如下：

　　恒春國語傳習所長相良為出示事，照得言語文字者，為國之精華，而系治國安民之必要，可成美俗之基。若是言語文字不通，則所有政府之法令及下民之——達而文風教化不能整備，百事業務亦不振興，或恐有惡行任性之徒，誤犯不測之刑罰，故今臺灣總督府于本島各處沖要之地，開設國(日)語傳習所，教習學生，為最有益民生習學之要務。現據以設立恒春國(日)語傳習所，立即招募學生入學，教習國(日)語文字，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所屬民人等知悉，今開列于左各項，各宜稟遵，毋違特示。

　　一、國(日)語傳習所最要者，全以傳教本邦之言語文字，而便民生有益之用，并且養成本邦素有性情為主旨。

　　二、要入學者，年紀從八歲以上起至三十歲以下可準入學。

　　三、要入學者，要往該學堂事務所及各莊總理詢問學內規條，然后稟明入學。

　　四、要入學者，先行稟明入學之期，定限八月二十七日為止。

　　為此，有學者評論說：“在這份告示中，說明了學習日語的重要性：習得日語后不但可溝通政府與民間的隔閡，有助于法令的推動，也可轉移民風而使百業振興。總之是以培養具有日本性情的殖民地人民為宗旨。”宋龍生：《卑南公學校與卑南族的發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印，南投，2002，第31～32頁。這一點在殖民當局在該校召集部落頭目、副頭目及部落內主要人物會議上的一次訓示中也有體現：“學校以學習日語為第一緊急要務，以利日本政令的推行。培養卑南族學生的(日本)‘國民精神’。”宋龍生：《卑南公學校與卑南族的發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印，南投，2002，第35頁。

　　1904年起，臺灣全島各山地陸續成立“蕃童教育所”，對原住民的初等教育開始正式確立。1908年，日本殖民者陸續制訂頒布了《蕃務官吏駐在所之蕃童教育標準》、《蕃務教育綱要》及《蕃人教育費額標準》等，總督府民政長官在給各廳長的指令中還要求“蕃務”官吏駐在所，應基于圖謀親善和疏通之目的，使“蕃人”少年子弟常出入警察駐在所，對他們灌輸大日本的風俗習慣，通過他們影響到父兄。“蕃童”教育所的標準為：一、學生以通學為原則，視地方情形，得收寄宿生;二、教育主要的目的在于導致“蕃人”之日本化，學術屬于次之;三、教育用具以官費設備，必要時貸與備品，而發給消耗品類;四、通學生之午餐及寄宿生食費由官費開支，膳具及寢具由官方貸與;五、授業日數每月約計20日，星期日及依“蕃社”舊慣之祭祀日放假;六、授課時間每日約計5小時，而其1/2以上定為耕作、手工藝。溫吉編譯《臺灣蕃政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北，1957，第824～825頁。由此可見，基于同化政策的日語教育及實用技術教育是日據時期臺灣原住民教育的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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