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應注意的是日本殖民者對臺灣地方士紳力量的收編工作。我們知道，清代臺灣地方士紳出于墾拓、保護土地、防范“蕃害”之需，組織了不少私人的武裝力量。日據初期總督府在嚴厲鎮壓參與抵抗的武裝集團的同時，對于“順服”的地方士紳的私人武裝開展了收編和利用工作。特別是在防范原住民這一領域，借助民間力量以補殖民當局警力之不足，成為初期“理蕃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以著名的霧峰林家為例，林朝棟在劉銘傳時代就為了樟腦利益而擁有隘勇武裝，日據之后仍得以保留，但控制權逐步為日本殖民者所掌握。1896年3月，臺中縣諭示林紹堂，其隘勇需接受殖民當局的管理，并規定：①隘勇人數為400名，如有變動須隨時報告;②隘勇須聽從官府調遣，不得有暴行;③火藥由地方官稟請總督府軍務局補給。另每月發給2200元為薪糧之費。黃富三：《日本領臺與霧峰林家之肆應——以林朝棟為中心》，《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歷史系，1993。林家的隘勇名義上是保留了，但實際的控制權卻被收歸了殖民當局的手中。林家隘勇后來(1902年)還聽從總督府的調遣，參與了對“南勢蕃”稍來社的討伐，日本殖民者以臺治臺的策略在此暴露無遺。

　　第六部分“蕃地”調查工作的展開(1)

　　臺灣原住民生活在深山地區，早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山地日益開墾，其與漢族人民間的交往逐漸擴大，人們對原住民的認識也開始清晰起來。清代的漢人著作中，就有不少有關臺灣原住民的信息，譬如《裨海紀游》和后來的《番境補遺》、《番社采風圖考》等等，臺灣各地的府縣志中也辟有記錄原住民生產生活狀況的專門章節，為人們了解原住民提供了鮮活的材料。然而，這些早期記錄，從現代意義上來說，還是極不完整、極不詳實的，既缺乏現代人類學的深入考察，同時也缺乏科學數據的支持，浮于表面化和粗線條。因此，日本殖民者占據臺灣之后，在整理舊文獻以為我用的同時，也開展一系列的山地調查工作，以補資料之不足，以敷統治之需。

　　在撫墾署時代，鑒于當時無法進入山地深入調查，當局派人在平地與山地的交界處盡可能的了解“蕃社”的人口和風俗，以月報的形式供執政者參考。兒玉總督時期根據調查結果編制了《蕃社臺帳》和《理蕃概要》。乃木總督時期制定的蕃地業務方針中，也提出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蕃地之踏查及交通”，但這時的調查著眼點還是在于治安和軍事的需要。因此，調查小組的組成上偏向軍人，譬如1896年對紅嶼的調查，1896～1897年對東部縱貫鐵路線(宜蘭—花蓮)等的調查。后來，日本殖民者將此逐漸擴展到原住民全方位的調查，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在部署調查事項時，羅列了近30項有關原住民人口、地理、生產、生活、相互關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包羅萬象的詳細情況，如“蕃社的名稱、人口以及其增減;各蕃社之間的關系;蕃人之間的階級區別以及相互之間的連鎖關系;蕃人生活的狀況;蕃人的職業及其狀況;蕃人槍器的種類;彈藥供需的途徑”等等，乃木總督還對各撫墾署長強調“蕃語研究”和“蕃情調查”是當前緊要任務。藤井志津枝：《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文英堂，臺北，1997，第53頁。總體來看，早期的原住民調查側重于應對殖民統治的迫切需要而展開的，應急色彩較濃厚。這一調查當然也取得了效果，如編制并大幅擴充了《蕃社臺帳》，內務部門還依據調查并從統治需求出發，制定頒布了《蕃界警察規則案》和《生蕃刑罰令案》，從而強化了在山地的殖民統治。此外，早期的調查從統治的需要出發，側重于原住民的戶口、地質、聚落分布和風俗習慣，且由警察為主導，此類調查的鼎盛期為1908～1914年，以《理蕃志稿》的刊出為其標志。作為總督府警務本署主導的作品，所謂的“五年理蕃計劃”占了相當的篇幅。由于收集了大量官方資料，對研究日本殖民者的原住民政策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日本殖民者占據臺灣后，山地豐富的資源引起了殖民當局和日本資本的極大關注，而“蕃地”開發亦關系到日本在臺殖民統治的成敗。然而，這一切都取決于對山地的詳盡了解，正如總督府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所言：“蕃地之開拓，與蕃人處分問題關系密切，——蕃地經營，在乎開發資源發展產業，而向來從事此業之小資本家急于目前利益，未能見其大成，究其原因，凡蕃地產業之經營必須預先查勘實地，一時之利害，偶然之得失，應置之度外。”溫吉編譯《臺灣蕃政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北，1957，第694頁。為此，與前不同的調查方法和調查研究勢在必行，在官方組織的之下，民間力量的介入也成為可能。

　　臺灣的占領為成立不久的東京人類學會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實踐場所，伊能嘉矩的《臺灣通訊》和發表在《東京人類學會雜志》的論文以及著作《臺灣蕃人事情》、《臺灣蕃政志》等，均為早期重要的研究，伊能本人任臺灣總督府囑托，基本上也是半官半民的身份。最初較為正規的臺灣原住民調查機構當數1898年的“蕃情研究會”，出版了《蕃情研究會志》，提出了不少所謂“蕃政”建言，為殖民統治服務的色彩十分濃厚。1900年成立臺灣舊慣調查會，雖主要以臺灣漢族為對象，但也有原住民的資料收集。較具意義的是1901年組建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該會由民政長官后藤新平親自發起，1909年起開展原住民的調查，成立了“蕃族科”，參加者包括森丑之助、伊能嘉矩等36人，人數雖不算太多，卻出版了洋洋大觀的20余冊報告和論著，平心而論，實屬成績顯著。主要出版品有《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調查報告書》(8卷)、《蕃族慣習調查報告》(5卷)、《臺灣蕃族圖譜》(2卷)、《臺灣蕃族志》、《臺灣蕃族慣習研究》(8卷)等。第一部報告書內容包括總說(名稱、區域、支族、社名、由來)，社會狀態(社會組織、階級制度、氏族、家族)、季節行事(開墾祭、播種祭、收獲祭等)，宗教(神明、惡魔、生死觀念、祭典、夢卜等)，戰斗和媾和(出師、媾和、出草、首祭)，住居(家屋、豚寮、建筑)生活狀態(日常生活、農耕、烹飪、買賣、武器等等)，人事(結婚、男女關系、生產、醫療等)，身體裝飾(服飾、刺墨、缺齒等)，游戲及玩具、歌謠及舞蹈樂器、教育、口碑及童話等等，顯然側重于物質文化和生活習慣，對于住居、生活狀態、身體裝飾報告較為詳細，插圖豐富;第二部報告書則著眼于社會組織和親屬關系，對個人、親族、財產、相繼、社會等方面著墨較多，如財產、相繼法制狀態等等。森丑之助的《臺灣蕃族志》則對于臺灣原住民的體質人類學研究頗見特色。 陳奇祿：《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與臺灣土著研究》，收入《臺灣土著文化研究》，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92。

　　第六部分“蕃地”調查工作的展開(2)

　　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成立，將臺灣原住民的人類學研究推向了新的階段，所謂土俗人種學相當于當代的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社會人類學，為當時臺北帝大的特色學科之一，以人種學講座、語言學講座最為有名。1930～1933年實施了對原住民的系統調查工作，并得到了卸任殖民總督上山滿之進的支持。此外，還組織了南方土俗學會，出版《南方土俗》雜志(1940年改名《南方民族》)，吸引日本的人類學家發表不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日本順益臺灣原住民研究會編《臺灣原住民研究概覽——來自日本的視點》，風響社，東京，2001，第39頁。1928年直至光復前原住民調查研究的主要著作有移川子之蔵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岡田謙的《未開社會之家族》、小川尚義與淺井惠倫的《原語高砂族傳說集》、奧田彧的《臺灣蕃族之燒畑農業》、千千巖之助的《高砂族住家研究》、佐藤文一的《臺灣原住種族之原始藝術研究》、國分直一的《祀壺之村》以及散見于各刊物的相關論文。與日據初期相比，這時的原住民研究，開始擺脫為統治者服務的政治框框，較注重科學性、學術性，臺灣原住民研究的中心也從日本國內轉移到了臺灣島內。 陳奇祿，上揭書。

　　在這一系列的研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移川子之蔵攜助手宮本延人、囑托馬淵東一所做的研究成果——《臺灣高砂族所屬系統之研究》，書中探討了臺灣原住民的來歷、遷徙、接觸、融合乃至對立等歷史進程，通過對原住民系譜傳承和口碑資料的分析，首先提出了對臺灣原住民的系統分類，即所謂的九族分類法，其影響力一直延續到現在的學界，被稱為臺灣原住民研究史的“原論”，享有很高的學術地位。日本順益臺灣原住民研究會編《臺灣原住民研究概覽——來自日本的視點》，風響社，東京，2001，第40頁。宮本延人另著有《臺灣的原住民》一書，也對原住民的“各種族”分類給予詳細的描述，并對臺灣原住民移民臺灣提出了自己的假說，認為“臺灣原住民的祖先，是來自呂宋島或對岸大陸的南端”，這一結論應當說還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宮本延人：《臺灣的原住民》，晨星出版社，臺中，1992，第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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